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白领论文,结构论文,职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育社会分层的理论传统
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研究传统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布劳、邓肯在分析美国社会结构时认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中，个人的教育程度极为重要和关键，但他们的理论分析中并没有明确将教育因素作为一个分层维度来看待。来自马克思和韦伯传统的阶级结构理论，则把教育或技术资格看成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重要依据。比如奥林·赖特用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认为生产领域的剥削关系是形成社会阶级的基础，而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与资本资产共同构成剥削关系的基本因素。赖特根据人们对这三类资产的拥有状况来划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不过，赖特关于教育或技术资产具有作为剥削基础的分层意义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攻击，他自己也没有解释清楚教育、技术资产拥有者是如何剥削没有此类资产的人的。来自韦伯传统的吉登斯认为，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基础是个人讨价还价的市场能力，主要有三类：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占有，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以及体力能力的占有。吉登斯的思想似乎是专门针对市场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至于非市场社会或非完全市场社会中教育或技术资格是否具有同样的分层意义，则言之未详。
更为具体地分析教育对阶层结构形成意义的是R·柯林斯。他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文凭主义。文凭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所谓自由职业者和在庞大的工业、政府、教育和工会等科层制组织中工作的人。而那些自由职业实际上是文凭制度的创造物：“正是由于文凭制度的兴起，这些报酬优厚的职业得以自成体系，并提高了收入”，使自身专业化。所有这些受惠于文凭制度的职业的获得，需要通过对教育文凭的投资，而文凭反过来被用于购买免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的工作职位。柯林斯还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文凭社会”的产生，指出教育中的阶梯建构在整个社会地位大序列之中，而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社会之中，而且作为进入的壁垒设置，教育与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形态、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变迁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重视。管理上的革命和由商品到服务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使人们注意到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开始走上社会阶梯的顶端。伯纳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指出，在技术社会里，权力的重要范畴是职能而不是所有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演变与更替将不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是两者都被“经理”阶层所取代，经理们将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将以优越的专业技术为基础来建立权力。在未来社会阶级结构问题上，丹尼尔·贝尔也同样持能力至上的观点，他认为，“技术能力成为实际权力的一个条件，高等教育成为取得技术才能的手段，其结果在权力方面有了一种转移”，社会主要机构中成员的招募将以技术能力为首要条件。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权力和地位按照能者统治的逻辑发展，“后工业社会”也将是以受过教育的天才人物居先之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二、教育与阶层结构的划分
笔者并无意在这里就我国社会阶层划分提出一个什么框架，但为了下面分析的方便却又必须对阶层结构划分做出说明。笔者基本的思路是结合戈德索普以职业类别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模式和赖特以资产占有状况为基础的阶级模式，并着重考虑到教育在阶层划分中的作用，粗略区分出如下几个主要的社会阶层：体力劳动者阶层、低级白领阶层、中高级管理者阶层、中高级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户阶层及包括军人在内的其他职业阶层。这个阶层划分的特点是：第1～4个阶层中，其拥有的教育资格资产具有由低到高的等级序列。
教育作为明确的社会分层维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十分明显。科举制度既衡定人们在教育阶梯中的等级地位，又与权力、财产的等级地位合而为一，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社会中阶级地位的划分标准。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分层维度的社会体制被打破，但教育与权力系统的联系这一重要的社会分层原则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直到1952年高等教育制度中的重大调整，采用前苏联以专业技术为培养目标、以理、工科为教育重心的教育体制，才明确地割断了文官与教育序列的传统联系。
与此同时，专业技术资格教育得到加强和发展，新的社会分层机制开始衍生和发展。改革以前，由于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限制，具有教育、技术资格的人员规模占总体就业人员中的比例一直很小。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的科学技术人员人数只有435万，集体所有制单位中科学技术人员大约有150万，两项相加占全体就业人员中的比例大约只有8%。改革以后，高等教育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到1996年，根据全国性抽样调查，城市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已达17.6%，其中受过中等专业技术教育以上者的比例维持在85%左右。对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根据其在技术职称系列中的地位高低，又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技术人员三个阶层。
在我国社会中，另一个高等教育程度集中的职业群体是管理人员阶层，包括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以及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和经理阶层，调查结果显示，这部分人当中大约分别有25%、26%受过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相对来讲，这个职业群体比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要低2.5年左右，但也高出一般体力劳动者3年。作为管理阶层，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拥有类似于O·赖特所阐述的组织资产，拥有组织赋予的管理权威，在组织管理的序列阶梯中，根据他们拥有组织资产的多寡，笔者也将他们划分为高级、中级、低级管理人员三个阶层。
由于低级技术人员比低级管理人员具有较多一点的教育或技术资格资产，但在组织资产方面则稍微逊色，因而在社会经济中的生活机会方面大致具有相同的境遇，笔者将他们一起归为一个阶层，称之为低级白领阶层。与此相应，笔者在下面的分析中也将中、高级技术人员和中、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合称为中、高级白领阶层。
体力劳动者阶层不仅是以出卖体力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人群，而且也是拥有教育或技术资产、组织资产、资本资产最少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包括工人、农民以及商业、服务业等各类服务业人员。
私营企业主是大多是大财产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资产，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个体户传统的分类属于自雇佣者阶层，因而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来看待。此外，笔者将包括军人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单独列为一类。
三、向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流动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策略
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渐进的社会改革和市场过渡是我国社会中形成一个以较高的教育文凭资格为特征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条件，但在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凭资格对进入这个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意义。从改革初起，进入这一阶层的教育资格标准经历了一个由较低的文凭资格向正规高等教育文凭资格发展的过程。换句话说，形成中的中高级白领阶层，一直在逐步提高和确立进入该阶层的教育文凭壁垒。这种情况既与我国社会改革过程特点相关，又与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有紧密联系。由于中高级白领阶层在形成过程的这种设置文凭壁垒的倾向的存在，教育对进入这一阶层的作用突出，从而使职业本身的路径依赖关系减弱。正是由于普遍的教育文凭资格的强化，在渐进的市场过渡与制度变迁时期，一方面由于白领职业阶层不再局限于体制内企业和单位之中，另一方面体制内权力集中和调动社会资源来干预体制外单位人事安排的能力受到市场的约束，从而使个人所具有的体制内社会资源（权力背景因素）对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促进意义减弱。
本文运用历史事件方法来考察中、高级白领阶层个体成员的流入过程，进而结合改革的历史进程来解释和分析教育资格对形成这个社会阶层的意义。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1996年完成的一次大规模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记录了被访者的职业经历，便于用历史事件方法进行职业地位流动的研究。
（二）模型与变量选择
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是我国社会向上流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对影响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因素的分析，笔者首先借用的是蕴涵于传统的地位获得模型中的思想。布劳—邓肯在分析美国社会职业结构时指出，影响人们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可以分为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在构造分析模型时，他们主要选取个人教育水平和初职代表自致性因素、选取父亲教育和职业来代表先赋因素。这个模型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一直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将个人的初职纳入模型，可以考察个人生涯中主要的职业路径依赖关系的强弱以及地位的累积效应，将父职纳入模型则可以测度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关系。但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了解释教育阶梯与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关系，笔者在构造模型时选用的是指示变量或有序变量，而不采用连续变量。为考察地位流动的代际影响，我们建立了父亲是否为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指示变量，并将父亲教育分为高中以上、高中以下以及私塾教育三个层次。教育程度是本文分析和解释的重点，我们在这里将被访者教育分为初中及以下、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高等职业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等五类。
除了选择传统的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外，我们还将被访者在观察时点上的权力背景（该变量的操作定义为：联系密切的亲戚朋友中是否有科级以上干部）、政治身份（是否是党员）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在社会资源分配从主要由再分配者掌握的社会向市场取向社会的过渡时期，权力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形成应该具有不断变化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中运用历史事件方法所采用的统计模型是：
这里，r[,jkp](t)表示在(t,t+Δt)之间的时期p，由非中高级白领职业状态'j'，向中高级白领职业状态'k'转换的风险概率(hazard rate)。β[,jkp]表示对解释变量X(t)进行估计的回归系数，本文对此采用的是最大对数似然估计的方法进行估计。在分析过程中，根据抽样设计和被访者家庭中16-69岁的成年人口数进行了加权处理，而列出的事件数则未加权。
（三）发现与解释
表1 不同时期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风险率的最大对数似然估计
注：这里教育资格变量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对比组是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普通高中的对比组是中等职业教育和初中以下两组人群，高等职业教育的对比组是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和初中以下三组人群，正规高等教育的对比组是所有前面四组人群。
对改革不同时期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风险概率的最大似然估计（见表1）使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在不同的改革时期有着非常不同的作用。在改革初期（1978-1985年），中等职业教育相对初中以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相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下教育水平来说，在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过程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其风险概率分别是对比组的3.8倍和2.7倍。在改革中期（1986-1990年），普通高中相对中等职业教育资历者和初中以下教育水平者的优势凸显出来，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也骤然增强，其风险概率分别是对比组的8.6倍和7.6倍。到了90年代，普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对优势较改革中期有明显的下降，而原来一直没有显示出相对优势的正规高等教育文凭拥有者，相对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者（包括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及以下）的优势明显扩大。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在改革初期，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主要优势人群是拥有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资格者，而到了改革中期，伴随着初等职业技术教育资格明显被排斥，高等职业教育资格拥有者的相对优势显著加强，并使正规教育系列的高中教育文凭拥有者也开始跻身进来，但这两类优势文凭资格在进入90年代时，其优势地位则又让位于正规系列的高等教育。
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1951年，为了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目的，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非正规教育与正规教育并举的教育体制框架，职业教育对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曾一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两个序列并行的教育体制被“文革”所破坏，改革以后的教育体制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被“文革”割弃了的职业教育序列。高考恢复初期，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占据了很大部分招生指标，由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较短，因此改革前期职业教育成果的发展速度远大于正规高等教育，这就使得尤为短缺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更多地依赖于职业技术教育。
改革中期，人才短缺的矛盾有所缓和，中等职业教育文凭在改革初期占据的就业领域受到正规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文凭的排挤，其优势地位下降成为必然。而另一方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用人原则也在此一时期出台，大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同时在政治上坚定、积极要求进步的下层干部被选拔上来，这不仅使得高中学历在这个时期的相对优势凸显出来，也使政治忠诚对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意义大大超过改革前、后两个时期。进入9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从“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到“自由择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深化改革，使得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大，在就业市场上的文凭优势也很快显现出来。同时由于大批体制外单位的兴起，提供了文秘、计算、出纳等多种服务性职位，为中等职业教育文凭资格持有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这类人进入白领职业阶层开辟了晋升的渠道，从而他们相对初中以下职业的优势重新显现出来。
在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成长阶段，由于对文凭资格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构成阶层性拒斥壁垒的因素的重要性或者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权力背景因素的优势从改革前期的3.2倍下降到90年代前期的2倍；初职即进入白领职业轨迹者，相对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向上流动到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优势也在缓慢下降。而例外的是对父代的职业继承关系在90年代显现出来，这也许正是这个阶层迈向成熟的一个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