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旗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旗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现有又写上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发展，有力地保证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指出我们党的旗帜上写着三个伟大的名字，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高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的旗帜表明党的共同理想与信念，表明党的奋斗纲领与目标，表明党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表明凝集全党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七大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上了自己的旗帜；党的十四大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上了自己的旗帜。七十多年来，党经过无数艰难险阻，从一个几十人的默默无闻的小党，发展成为今天一个有着五千多万党员、领导十二亿人口的中国的执政党，正是因为高扬了这面伟大的旗帜，从而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高扬这面旗帜，决非偶然。本文试图对这三个伟大名字写上党的旗帜的历史过程和条件、规律和特点、三者之间关系以及重大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外来文化反复选择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国运日衰。无数仁人志士纷纷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人们选择的是“西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1917年前后才开始转而选择社会主义学说，但“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当时并不明确。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一派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此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思潮中，一枝独秀，真正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并进而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属于异质文化。它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选择、接受和认同，有多种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提供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一套完整纲领和蓝图，而且还指出了达到理想社会的具体途径，指出了观察国家命运的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高扬对资本主义批判和革命的旗帜，使它较易为对西方文明具有复杂矛盾心理的中国人所接受。由于西学东渐是和西方列强用坚炮利舰敲开中国大门同步进行的，这就使中国人不得不思考：“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特别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又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属于西方工业文明但又对它持批判性审视的马克思主义，就以其革命性、批判性而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青睐。三是由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介，中国人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在国情上有许多方面和中国相同或者类似，只是中国更落后。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这一范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新希望。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架起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经济落后国家的桥梁。四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可以找到联结点。如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辩证法、重视能动性的发挥、重视人和社会的改造以及共产主义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大我”的集体意识、实学传统和实用理性、《易经》和《老子》中的朴素辩证法、重视道德自觉和教化作用并将内圣与外王之道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对社会和人的积极入世态度以及“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思想都不无相通之处，较易实现对接和融合，并实现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期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经过思想阵线严重斗争的。当时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二十年代初发生的几次大论战几乎都与此有关。胡适、张东荪、梁启超、曾琦等人都借口中国经济政治落后或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空想”，鼓吹“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这些论战，有力地回答了中国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高高飘起。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虽已解决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但对如何才能真正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这一更带根本性的问题，长期却未能很好认识和解决。“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否即意味着完全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不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怎样结合？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运用到中国时，要不要具体化、中国化，怎样中国化？如此等等，这是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接踵而来的另一大课题。对这一历史课题的回答和解决，将在党的旗帜上写上另一个伟大的名字。
建党后党内多次出现右倾和“左”倾错误，归根结底无不和这一课题有关，和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有关。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共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党的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没有自觉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承担了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重任，实现了“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27年毛泽东到井冈山后，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1930年前后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在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及其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并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正反面经验进行总结后，他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辟了“以乡村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这期间他实际上发表了两组文章：一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另一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本本主义》，它们首次提出了“相结合”的原则和“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也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这一原则，没有对这一原则提到思想路线高度的自觉深刻认识，就不可能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理论。三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已开始成功地解决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历史课题，毛泽东思想也相应开始产生。这是第一阶段。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要求，标志着如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6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②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具体化为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达到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系统化、理论化。
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至1945年党的七大，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历史课题的最终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毛泽东思想的始初阶段。延安整风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进一步统一为主旨的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开始为全党所公认和接受。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著名论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另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即理论和实际分离。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批评教条主义者们“无的放矢”，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③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真正能“用得了”，就需要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产生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出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理论、新著作。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是对建党以来二十余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运动的最高要求和总结。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认识大大提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理论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先是学术理论界，后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对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酝酿命名，这就逐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它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发展的逻辑结果。1943年党的高级领导人王稼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分别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5年5月党的七大召开，刘少奇作了《论党》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正式将它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在党的旗帜上郑重地写上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名字。
党的旗帜上写上毛泽东思想，有极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真正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已中国化，在东方一个大国得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理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的党，发展为成熟的党，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表明中国革命找到了的自己正确的独特道路，这是胜利之路，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路；它还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探索，终于解决了什么叫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如何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实现了“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不仅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写上了毛泽东思想。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课题，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党的旗帜上写上毛泽东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实现“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但是这一成就并没有结束“相结合”的历史任务，而只是开辟了“相结合”的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着。新的实践、新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新飞跃。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四人帮”的覆灭，使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新的革命和长征。在历史转折关头，党的旗帜问题重新成为关系党的命运和前途的关键问题。举什么旗，怎样举旗，再度成为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点，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新的革命，一方面要求党进一步举起写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举起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另方面，要求就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和如何继续高举党的写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一尖锐而又迫切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正是邓小平同志解决了这一历史新课题，在捍卫党的伟大旗帜的过程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来看，新时期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旗帜问题，多次谈到“丢不丢旗”、“是否斫旗”和“打谁的旗帜”等问题。对“旗帜”即理想、信念的关注，可看作是新时期贯穿他的思想的一根红线。同时我们还看到，1977年至1992年的十五年间，他解决党的旗帜问题大至分为前后关连的两大阶段：1977年至1982年十二大召开前的五年，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大思路，他主要集中精力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从1982年十二大的开幕词至1992年的南巡谈话，他的重点在于使人们“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即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一阶段反映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之中；第二阶段主要反映在第三卷之中。
新时期为什么他首先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呢？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七大以后，党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思想问题。特别是当时面临三种情况：一是毛泽东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二是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长期进行歪曲、割裂与庸俗化，用语录术把它搞得支离破碎；三是毛泽东逝世后又出现了华国锋等人鼓吹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按既定方针办”，反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毛泽东没有做过的新事”。这就使要不要继续高举写有毛泽东思想的党的旗帜、如何高举这一旗帜的问题显得异常突出，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邓小平是如何解决这一复杂而艰巨的历史课题的？如何做到既开辟新的事业，开始新的革命，又不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了一个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就不仅回答了要不要高举而且回答了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一条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一条是“在新的历史下加以发展”④。这两句话，总起来就是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其方法是：用毛泽东思想本身来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⑤。这个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就是毛泽东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正是以恢复、坚持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突破口，来着手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问题的。
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他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二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完满而妥善地解决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掌握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将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理解。“完整准确地理解”的最终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1978年以来，邓小平反复讲“新的历史条件”问题，反复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⑥强调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是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要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的回答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他痛感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和徘徊，痛感中国由于闭关自守而造成经济落后和贫困的不发达状态，决心结束过去、开拓未来。他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例如对外开放，“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⑦针对有人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成是“斫旗”，他尖锐地指出“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⑧这就旗帜鲜明地划清了真高举和假高举的原则界线。
他在提出“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一重要思想的同时，1979年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概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奏。1980年他又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⑨标志着在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将脱颖而出。他关于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发展就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表明即将诞生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1977年到1980年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多次论述，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基础。在起草这一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又作过多次谈话，继续集中回答要不要高举和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说：“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告诫全党：老祖宗丢不得。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时，他又指出，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在他的“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思想指导下，全党迅速地达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就为在党的旗帜上写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在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课题之后，从1982年起，邓小平又开始着手解决另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一课题的解决，是紧紧围绕“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进行的，它同样涉及要不要高举和如何高举党的旗帜的问题。
为什么1982年后他要提出和解决这一课题呢？
第一，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
邓小平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从农村经济改革到城市经济改革，从特区开放到沿海大中城市开放，走了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路。到1984年，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⑩尽管如此，这条新路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在一些人中仍存有某种程度的疑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同时，1984年又是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一年，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一种革命”的观点。同年十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告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决定》确认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一次重大突破。邓小平对这个《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11)他指出，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些“新话”、“新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了解它们不是离经叛道，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必须先搞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样，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对理论的需要。
第二，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真正坚持。邓小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12)发展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的社会主义。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1984年他在进一步系统论述这一理论时，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3)后来他又多次谈到：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4)“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5)
由此可见，从1980年开始，他提出“搞清楚”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提出和论述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而这又与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直接相关。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第三，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反击八十年代国内外诋毁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需要。
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消失了”、“失败了”、“没有用了”的论调甚嚣尘上。国内从1977年后也一直出现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极少数人“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为此，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八十年代他反复讲“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他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他又专门谈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对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指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就实际上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近百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
我们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我们，苏联搞了几十年，对这个问题“也吹不起牛皮。”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社会主义将在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率先取得胜利，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却首先在俄国、中国这样一些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把马、恩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他们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特殊条件而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区别开来？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很好认识到这点。直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才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它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解，中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四人帮”荒谬地说，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邓小平批驳说：“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16)把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作为经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面临如何真正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课题，并在成功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更加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又要再次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当年的重点在于搞清楚马、恩的社会革命理论，使之与中国实际结合，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今天的任务则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搞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使之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两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搞清楚”的侧重面不同，“相结合”的具体内容不同。这是两代领导核心在处理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的不同之处，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特定时代的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上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写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党打什么旗帜，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由中国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党的旗帜上写上这三个伟大的名字，是历史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从近代屈辱走向未来辉煌的标志，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也是党在理论上成熟和发展的标志。党的旗帜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旗帜。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与信念，代表了他们“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孜孜不倦精神，说明他们确实不愧为民族的脊梁和良心。
二、党的旗帜上三个伟大的名字，既是相互依存、一脉相承的统一整体，又是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它们之间具有历时性、阶段性的递进关系。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它们的共性、统一性。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而是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党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第一个名字，就不可能写上第二个、第三个名字；反之，不写上第三个名字，今天党也不可能真正高扬写有第一和第二个名字的旗帜。它们的差异性在于：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差别反映了它们产生时具体时空条件的不同。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定义为与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非常正确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运动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党的旗帜上三个伟大名字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不仅是量的积累，而且是质的飞跃。旗帜上出现新的名字，意味着“相结合”的历史性新飞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党以无畏的气概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毛泽东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而不在意或不去顾忌什么“民族主义”、“闹独立性”、“离经叛道”以及和马列主义“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之类的罪名；那么，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在自己的旗帜上郑重地写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百年大计、达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纲领的需要，其正确性和伟大意义同样将为实践和历史所证明。
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的共同规律是：它们都是在捍卫和维护党的原有旗帜过程中逐渐成熟的，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提出和解决如何高举党的旗帜问题时脱颖而出的。自觉提出旗帜问题，表明解决它的时机已经到来和成熟。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当然不是简单的回答，不是无关宏旨的回答，而是有关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回答，是有关我们民族解放或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问题，这就必然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也就必然在党的旗帜上添加新的伟大名字。
在写有三个伟大名字的党的旗帜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将胜利地迈向未来二十一世纪。
注释：
①《马恩选集》第3卷，31页。
②延安《解放》杂志第57期36-37页。
③见《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10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二卷，149页；297页；121页；128页；128页；312页；179页。
(11)(12)(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三卷，63页；116页；291页；65页；83页；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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