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政府运动兴起时各党派的政治洞见及其分歧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政府论文,分歧论文,实质论文,政治论文,各党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本世纪40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率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为夺取政权而使用的政治权术，抑或是有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各民主党派为何会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一政治主张报以如此高的响应热情，是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完全一致使然，抑或是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见？作为对立面卷入运动的国民党为何会对这一主张持两面性的态度，是仅仅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抑或是有更狡猾的如意算盘？本文力图透过复杂的现象层面，从本质上分析联合政府运动兴起时各党派的政治洞见及其分歧实质，以廓清海内外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战略着眼点
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在1944年9月15日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受中共中央之命（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注：《新华日报》，1944年9月7日。）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我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及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我党所以在此时公开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联合政府能够为顺利完成抗战反攻阶段艰巨的歼敌任务、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当时欧洲战事已近尾声，战争重心移向亚太。日军将其主要兵力集中于中国境内，企图以最残酷的军事打击扭转败局。这就使中国抗战的反攻作战甚为艰难。唯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反攻歼敌为首要任务，以驱逐日寇为第一目标，才能避免战争的拖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更多的损失和痛苦，早日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我党认为，取消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正是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要求。只有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与人民、军力与民力的结合，同时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使抗战胜利获得有力保障。
第二，联合政府能够为改革国家政权机构、实现社会政治民主化奠定良好的起跑线路。我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满足抗战反攻致胜的需要，还有更加深刻明确的政治意图。其基本着眼点是推进国家政权机构的改革，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其社会政治的黑暗落后集中体现为独裁专制的盛行与强化。因而，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要求，并愈来愈合乎时势需要和人民愿望。但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必须经过若干历史阶段的持续努力奋斗，才能取得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党认为，以民主联合政府否定独裁专制政府毕竟是中国历史与政治的一种进步。无论这一进步何其有限都应竭诚欢迎，无论赢得这一进步何等困难都要竭尽全力。联合政府将为现行国家政权的初步改革打开一个突破口，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开辟前进的道路。
第三，联合政府能够为缓和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维护和深化统一战线以实现和平建国寻求合理途径。我党倡导联合政府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即继续保持对抗战胜利作出历史贡献的国共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使之适应于战后中国和平建国事业的实际需要。按照我党的一贯构想，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包括两党战时合作抗日，也包括战后合作建设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但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确定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统一的组织形式，加之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日益强化，国共间的矛盾便随着战争终结逐渐尖锐激化。为了制止国民党利用两党矛盾破坏团结合作，制造全面内战，导致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遭受损失，我党遂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设性意见。它认为，国共合作应是长期、全面而逐步深入的，这种合作有利于国家，亦有利于两党。联合政府如能成立，即可成为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稳定而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两党关系也将因此得以持续和深化。因为，只有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两党才可能找到缓解彼此矛盾的合理途径，进而消除内战危机，结束一党专制，实现一切党派的平等合作和战后中国的和平建设。
由此可见，联合政府主张与40年代中国政局中的抗战、民主、和平建国3大热点问题一一挂勾，环环相扣。我党倡导联合政府旨在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不断深化和发展国共两党关系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这一基本思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和人民意愿，并充分反映了我党力图稳妥而切实地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真挚与坦诚。那种认定倡导联合政府是我党为夺取政权而使用的政治权术的说法是既无历史良知、更无事实根据的。
二、各民主党派赞同联合政府的主张的用意和目的
各民主党派都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它们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抗战；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抗战胜利前后，它们大量地反馈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呼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和公意。当我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时，它们给予了热烈的响应和明确的支持。但是，各民主党派思考联合政府问题的出发点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立足点与我党的联合政府思想有着明显差异。它们竭力赞同联合政府主张的用意和目的大致有3：
其一，以联合政府奠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坚固基石。它们认为，40年代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对于本国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都具有重大影响。战后所要建立的新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必要国家自身有了民主，而后才有参加领导世界民主的资格”（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如果中国仍作为一个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国家存在，则“国际间的民主组织就绝对不能成功，而世界亦不能成为民主的世界。”（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中国若要从根本上彻底抛弃独裁专制而成为民主国家，就必须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国民党的一党政府。联合政府的组织构成虽包括各派政党，但它“必须建立于共同纲领之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纲领”（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必须贯彻“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即“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注：施复亮：《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只有中间性的纲领和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心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注：施复亮：《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其二，以联合政府改革国共两党的根本性质和相互关系。各民主党派认为，“民主的精神就在于容纳‘异’，而折衷于‘同’”（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各派政党协商共存，相互监督，“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钳制，这乃是真民主。”（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和非民主、反民主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中国政体缺乏平衡与钳制的机制功能，也造成了国共两党以党治军、武力党争的特殊性质与彼此关系。中国若要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把国共两党“由特别政党变为普通政党”（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即由不适于民主国家的政治集团“变为民主国家所能容许的组织”（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联合政府恰能担此重任。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恶化并成为“维护即得利益阶级的机构”（注：储安平：“中国的政局”；钱瑞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33页。），希望它“为最广大的劳苦人民造福”，“不啻缘木求鱼”（注：储安平：“中国的政局”；钱瑞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33页。），而“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党”（注：储安平：“中国的政局”；钱瑞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33页。），它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和领导作用”（注：储安平：“中国的政局”；钱瑞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33页。）。所以，唯有联合政府能使“国共双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注：储安平：“中国的政局”；钱瑞升：“唯和平可以统一论”，《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33页。），并最终促成中国政治及政党关系的良性循环。
其三，以联合政府确立中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地位。各民主党派认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中国结为盟国的美国与苏联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其间的对立与磨擦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趋于严重。中国若要保持其独立地位与自主权利，就应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而若要使“中国成为中和性的国家以介乎美苏之间，则必定先把中国的政府变为联合政府。”（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联合政府最能“表现中国在国际上的中间性”（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如果中国“不幸竟演为一党政府”（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则必将“引起国际间的纠纷与烦闷”（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所以，联合政府不仅是中国内政的理想出路，而且有助于中国确立其在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的有利地位：既能获得美苏援助以加速本国建设，又有调和美苏关系以维护世界和平。
综上所述，各民主党派确信“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注：张东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237～240页。），这表明它们对中国政局的现状和趋势具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崇尚欧美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宪政体制，更期望在中国确立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国家政权及政治制度，他们试图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模式加以适度变换，使之适合中国政治的需要。他们视联合政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石，并准备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以完成、实现其阶级使命和政治理想。
三、国民党对于联合政府主张的两面性态度
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是联合政府运动的主要对象，而作为中国政坛主要大党的国民党本身起初并未被排斥于我党所倡导的联合政府之外。因此，国民党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于联合政府运动的发展及结束便具有相当明显的影响。对于我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国民党一开始持反对和拒绝的立场，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其态度又有所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由于美苏两国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吸收其它政党的代表以扩大其基础，召开由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以结束军事冲突，运用和平、民主方法实现国家统一并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又由于抗战胜利前后，建国问题迫在眉睫，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呼吁即刻组建联合政府，国民党便暂时不能对联合政府抱有极端强硬的态度。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更因为其全国内战的各项部署尚未完成，国民党遂同意主持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探讨联合政府、民主宪政等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不便公开拒绝联合政府主张，它就把注意力转向寻找种种借口以拖延联合政府的组建，采用种种手段来保持其对联合政府的绝对控制和实际操纵。国民党深知，各党派参加的真正民主联合政府必然要对其独裁专制形成致命威胁，因而只有把联合政府纳入其一党意志的轨道，才能使其赖以生存的独裁专制得以持续。不仅如此，国民党还企图借助联合政府为独裁专制装饰起民主桂冠和合法花环，从而欺骗国内外舆论，达到所谓“以不变应万变”的目的。
不难看出，国民党对联合政府的态度具有两面性。表面上，它表示接受国际社会的忠告，尊重国内外舆论的要求，并愿意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与各党派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磋商，甚至许诺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全国人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82页。）实质上，它是要在联合政府的外壳之下维护独裁专制的内核，使联合政府由对独裁专制的威胁转化为掩护独裁专制的屏障。
四、各党派对联合政府分歧意见的实质
由于各派政党处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其对于联合政府的构思设想和原则主张便不尽相同，甚至尖锐对立。就分歧的实质而言，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是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致赞同战后中国决不能继续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独裁专制的国家，但对于中国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它们的观点并不相同。各民主党派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力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全面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我党却主张战后中国应确立“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页。），实行“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即便我党所倡导的联合政府在成立之初具有旧民主主义性质，但这并不表明我党认可中国建立旧民主主义的国家。我党认为，联合政府的性质必须且必然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根本变化，最终完成向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过渡，从而使战后中国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二是中国是否应实现政治民主化。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是国共关系的主题内容，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在两党关系中的地位显有不同。抗战时期，争取民族独立是国共关系的最高内涵，两党合作主要在这一层面上形成、发展。尽管双方存在矛盾争端，但当其发展到某种极限，不论真诚或被迫，双方都会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回到合作轨道。所以，战时国共合作以民族独立为判断是非的最高准则，受其制约，两党关系在争执分离的外在形式下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内在统一性。抗战结束后，国共关系的重点由民族独立的最高层面向国家民主的更深层面过渡。国家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而且直接牵涉到各阶级及其政党间的利益调整。我党认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势在必行，其首要任务是对国民党政权实行彻底改革，即以各党派联合政府代替国民党一党专制。而国民党认为，中国只能维持一党政权。国家政治民主化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由其来确定民主改革的方针步骤，同时确保其对于国家政权的绝对垄断。否则，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要求都是颠覆政府、破坏合作的借口。因此，国共两党在民族独立问题上尚能找到基本的共同点，而在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却极难一致。双方由此产生的严重分歧显示了两党深层关系中所隐含的不可调和的尖锐对抗性。
总而言之，各党派对联合政府的不同主张实质反映着它们在把中国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使中国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凸现出它们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在国家政权重组和阶级利益调整这一非常时期的冲突。这些分歧和冲突预示着联合政府运动的进展过程中必然会爆发尖锐、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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