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极权主义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进行，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不断地增多。这当中既有现实社会需求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学术界寻找新的灵感源泉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本身，也正在出现种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尤其是其研究范式的变化。
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德（Andrew G.Walder）教授在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西方学术界中关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基本范式的概括性表述，不过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范式一词，而将其称之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三种形象，即极权主义的形象、群体论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形象”。在1989年出版的由斯达克（David Stark ）和维克多·倪（VictorNee ）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建》（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tutions）一书中，两位主编写了导论性的一章，题目就是《走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分析》。他们对有关范式的转换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一次明确地将第三种范式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范式”，同时将第二种范式冠之以现代化理论的范式。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中， 娜·哈尔本（Nina P.Halpern ）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有关研究范式的变化进行了回顾，哈尔本对范式的演变问题得出了大体同样的结论。
在三种研究范式中，极权主义无疑是出现得最早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当时主要是应用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只是偶尔在研究社会主义苏联的时候使用这种研究范式。将这种研究范式普遍应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大体是在50年代；到了60年代的时候，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学、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的有关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研究范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这种范式形成的基本原因。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经济的竞争、军事的对峙、意识形态的互相攻击，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基本背景之下，极权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范式，而这种范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对于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斯达克和倪进行了如下的概括：这种范式所强调的是，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垒，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以及领袖个人的影响力。这种范式的最基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列宁主义的政党对整个社会实施总体性控制，控制的手段则是全面的恐怖和党支配下的等级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摧毁，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很难存在自主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过程。
就学科而言，这种研究范式更典型地体现在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所做的研究之中。哈尔本认为，在50和60年代的时候，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方面，包括这种制度的结构和过程。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刘易斯、舒尔曼和鲍大可等人的研究都是引人注目的。这种极权主义的范式假定存在着一个基本上团结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能够执行他们所一致同意的政策，并对人民实行有效的控制。在这个时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的；第二，无论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动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动员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第三，人们对体制和领导人服从的基础是什么。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对正式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描述，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最好途径。
沃尔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则讨论了极权主义这种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他认为，极权主义这种形象强调的是党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秘密警察的作用，各种强制性的控制手段等。极权社会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到党与其积极的支持者之间的纽带的性质。在这种极权主义的观点看来，党与支持者之间的纽带是一种事本主义、意识形态型的，是以认同为基础的。即使是在革命之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效忠，往往导致对权力精英和意识形态的过分认同和依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没有其他的认同对象可供选择时，就可能发生上述现象。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原子化。也就是说，凡是不直接妨碍党的目标的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这种社会否认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区别的合法性。任何不是以党为对象的效忠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个人只有过与一个共同的权威的联系而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中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原子化的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需，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人民进行总体性动员，而这种动员恰恰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后，对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的依赖会逐步减少。
二.现代化理论或多元群体理论的研究范式
在有关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范式演变的讨论中，在称谓上分歧较大的是对第二种研究范式。对这种研究范式，斯达克和维克多·倪将其称之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沃尔德将其称之为群体论的范式，简·奥伊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将其称之为利益群体的范式，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多元主义的范式。但尽管如此，从其论述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利益群体的范式，还是多元主义的范式，都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本的基础的。实际上，从60年代开始，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话题。
从极权主义范式向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斯达克和维克多·倪指出，在冷战结束以及越战期间，学术界的气氛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对极权主义范式的批判性重新估价。这些批评指出，由于极权主义的范式将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原子化的、凝固的、停滞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排除了这些社会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模式也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多样性。有些批评者更尖刻地指出，极权主义的模式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比较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夜晚同资本主义的白天进行比较，在这样的跨社会比较研究中是得不到有意义的结论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和探索新的理论框架的工作开始了。从事这些工作的学者虽然仍接受了极权主义范式关于党和国家对社会实施全面控制的观点，但他们认为，这种状况造成了没有预想到的、与其原本目标不一致的结果。1967年和1968年，在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的赞助下，共产主义比较研究计划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来从事有关研究工作。后来在这个委员会的赞助之下，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长达两个月的专题研讨会，最后的结果就是由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主编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变迁》（1970）（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一书的出版。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一旦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种价值观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在一篇系统的论文中认为，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罗文塔尔看来，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成功会强化自然的、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而这种增长与革命的热情越来越无关。他将在西方社会中发现的现代化逻辑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认为，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将反映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分析革命和大众动员是如何让位于常规化（routinization）和工业化的时候， 将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看作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的一步。 在科层化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将现代技术和现代价值观的引进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如果不考虑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可以认为，此时关于“工业化逻辑”的争论已经取代了过去关于“极权主义逻辑”的争论。
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相并行的是利益群体的范式，或称之为群体理论范式，或多元主义范式。简·奥伊指出，与极权主义模式不同，利益群体范式为共产主义政治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形象。利益群体范式最早出现于对苏联的研究之中。这种范式认为，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就开始在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在这种范式看来，国家只是一个各种利益群体追逐自己利益的舞台。这种形象很类似于多元主义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使用“制度多元主义”这样的术语来对之进行描述。在他们看来，在这种“制度多元系统”中，利益群体，特别是行政精英在影响着决策过程。在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有人使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工人、农民、学生等大众群体是如何参与政治的。将利益群体理论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基本上是始于70年代，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理论。在这种理论模式中，研究的重点是各种利益群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现代化理论与多元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乌托邦的目标必然会消失。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样子对自己进行重建。因此，他们认为可以用从分析西方民主国家时引申出来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因为这两个体系已经越来越相似。极权主义的范式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互相对立的两极，现代化理论则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与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同的道路上。
沃尔德在对第二种形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强调了极权主义形象与群体论形象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两种范式之间，主要不是体现为观点的对立，而是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描述。许多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认为，在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减少之后，会出现一种多元主义的群体竞争。也就是说，多元竞争与极权主义是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甚至也可以说是极权主义逻辑演变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最初的原子化状态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拥有并追逐他们各自的共同利益。因此，这种多元主义的群体竞争虽然与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情形是极为相似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竞争是发生在政治控制的框架之内的。就具体的形态而言，与西方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的区别在于，这些群体的活动并不是正式组织起来的。但尽管如此，这些群体的基础同样是群体身份和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趋向代表了一种向资本主义趋同的趋势。
使西方学者将注意力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转向多元主义群体的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和表面化。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是使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关注点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哈尔本指出，文化革命促使西方学者去努力解释这场新发生的动荡，并分析这些事件对体制运作的影响。这些新的事件以及新的资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制度运作的理解。这些学者好像在突然之间发现中国原来存在着精英冲突和社会紧张，而这种冲突和紧张无疑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限制条件。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冲突及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努力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建立模式。一些学者开始从精英的观点来分析政策的制定，另外一些学者则在讨论精英政治的派系的、官僚的或代际的模式。同时，由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爆发，使得一些学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群众的层面上，特别是分析红卫兵运动中的社会分裂。这个时期虽然也有人从组织观点来分析政策的制定，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并不占支配地位。哈尔本认为，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与此前的研究成果的不同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承认精英冲突的存在；第二，认识到作为行动者的精英和民众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非正式过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将西方政治中的多元主义模式应用到对中国的分析上。在这种模式中，可以通过辨认主要的竞争性群体或竞争性的利益的方式对政策的制定进行解释，然后再去分析哪些行动者是最有力量的。这个时期西方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是，识别精英和民众分裂的脉络，然后分析不同群体的相对力量。隐藏在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就必须分析不同的利益及其冲突，特别是精英中的不同的利益及其冲突。
三.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形成
到80年代的时候，不但对极权主义模式，就是对现代化和利益群体理论，人们也越来越不满意。而且面对苏联、东欧和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这些理论范式明显缺少解释力。与极权主义模式的预言相反，这些社会并不是进一步地强化所谓的极权主义因素，而是已经开始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与现代化的理论不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其精英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而是如何在组织上重构其经济。当然，新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局限于旧范式的适应性问题，而是在于一些基本假设的根本不同。
有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形成，是与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日趋扩大。在经济学中，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市场失效这样的现象，于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迅速兴起；在政治学中，公共选择理论对理性选择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因为理性选择理论往往忽视了制度的约束；在社会学中，则将经济行为和组织的生存模式置于制度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斯达克和倪认为，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以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一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它考察了像家庭和新属群体这样的社会制度、支配着经济交易的文化传统，以及像国家、工会和厂商这样的正式组织是如何塑造市场的。
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新制度范式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新制度范式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从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既不像极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混合经济”的理论就典型地表明了这种独特性。斯达克和倪认为，新制度主义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要求：第一，任何想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过程和结果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中独特的制度安排；第二，不能将全部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党和国家精英，必须研究经济社会以及经济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之中，从属群体、大众文化、社会网络、市场、企业家、组织创新、政治结盟、地方行政以及利益表达的新的形式，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范畴。
对于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形成来说，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东欧，特别是对匈牙利经济运作所做的研究，起了一种开创性的作用。他的于1956年夏天完成、195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经济行政管理的过度集中化》，就是以对匈牙利企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的。这是一项严格按照经验研究的模式所进行的研究。在科尔奈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短缺经济学》这一著名的著作中，科尔奈为分析诸如投资周期、次级经济、计划讨价还价等重要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尔奈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科尔奈看来，短缺是计划经济核心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工厂所面对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企业对于成本和价格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工厂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自己的财政状况是无关的。正是由于这一个特点，软预算约束下的工厂对资源和投资几乎有着无限的需求，而无需考虑这种资源的利用和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划算。
科尔奈认为，这种经济体制具有一种制度化的父权制（paternalism）的特征。工厂的生存是受到国家的保护的， 而与工厂的绩效无关。工厂的发展是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的，他们负责配置资源，而资源的配置则以官僚程序为基础。由于预算的约束是松懈的，并没有压力促使工厂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和投资，相反，一些因素倒常常促使工厂无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和投资。比如对工厂规模扩大的鼓励，对实物产出量增长的鼓励，都促使工厂的领导人千方百计地争取资源和投资。就此而言，工厂对资源的需求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种持续性的资源饥渴症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周期性短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市场上的需求下降的时候，工厂就会减少生产或停产；而软预算约束下的工厂，则是不考虑成本地进行生产，只有当这种生产超过可以动员的供给的时候，其增长才会停下来。因此，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需求约束”，计划经济则是一种“资源约束”。
斯达克和倪指出，科尔奈的经济学理论对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最大贡献是，他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像“短缺”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概念，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运作过程是极为重要的。科尔奈的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模式，而且其本身是高度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
如果说，科尔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沃尔德则从企业中的权威关系的角度研究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位组织。
沃尔德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单位组织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存在一种组织性依附。这种组织性依附具体表现在对企业的社会与经济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和对上司的人身依附三个方面。在这种特殊依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威关系。在韦伯看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权威，都涉及到如下的因素：特定的规范与意识形态主张，服从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利益，由权威模式造成的冲突的特有形式。沃尔德认为，韦伯所指出的权威关系中的上述三个因素，实际上涉及到有关权威关系的制度安排。而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所谓“同意”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同意，实际上是指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服从。而这种服从是任何一种权威都必须具备的前提。也就是说，凡是权威都涉及到一种心照不宣的同意，然后这种同意又潜移默化地转变为一种对权威的接受。沃尔德认为，这种同意实际上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由社会构造的同时又是高度分化的合作、习惯、服从以及规范性接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模式就是关于权威的制度文化，或者说是界定同意结构的条件。
沃尔德接着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工厂中的有关制度文化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因素他将其称之为庇护主义系统。沃尔德指出，在这种制度文化中，核心的特征是一种庇护关系网络的存在，这种关系主要是存在于工厂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之间。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西方的某些企业中也是存在的，但相对来说并不普遍，人们往往将其归之于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而不是其正式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的单位中，这种庇护纽带并不纯粹是“非正式组织”或个人性的关系网络。相反，这种庇护主义系统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单独存在的，这种关系受到官方的支持，是其组织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的真正含义在于，他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积极分子不仅会积极响应领导人的号召，而且会协助干部做许多工作。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积极分子对他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一些工作任务就无法完成。因此，在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之间往往存在良好的关系。而积极分子的工作也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一些表现好的或有能力的积极分子将被提拔到办公室工作。因此在这种关系中实际上是存在一种交换，付给积极分子的报酬除了提升之外，还包括其他许多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好处。第二个因素是工人内部的区隔。纵向的庇护关系的存在，造成工人内部的区隔。这种区隔集中地体现为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对立，这种沿垂直关系形成的区隔，要比由报酬和技能造成的横向差异更为明显。沃尔德认为，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差异，实际上反应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积极分子的生存策略是积极竞争取向的，也就是说，要努力达到领导提出的最高行为标准，并由此换来利益的回报；非积极分子的生存策略则是消极防御取向的，即努力达到领导提出的最低的行为标准，以防止领导给自己穿小鞋。在分析积极分子的作用的时候，沃尔德注意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即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对立，具有一种维护领导者权威的功能。积极分子往往将非积极分子的情况汇报给领导人，即打“小报告”，这样就会在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形成怨恨的情绪，这种怨恨情绪有时候可以将非积极分子对领导人的怨恨从领导人身上引开，引向积极分子，从而使非积极分子与领导人的关系不至于过分紧张。第三个因素是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纽带的存在。这种关系虽然也会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但基本上是一种事本主义的关系，是明显以利益交换为取向的。沃尔德特别注意到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的存在，具有一种强化政权的合法性的作用，因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存在，个人就多了一种追逐自己利益的手段。当某种规则、政策和体制不利于某些人的利益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去采取政治性的行动去反对这些规则、政策和体制，而是在其运作的过程中，通过与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来求得某些变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不过多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公正和平等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总存在利用关系网避开不公正的规则的可能性，这是人们习惯于安于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运作的研究当然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这远不是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其主要的内容。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处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的演变，匈牙利社会学家撒列尼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市场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分析中，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明显来自人类经济学家普兰伊。撒列尼用普兰伊的再分配概念来描述科尔奈的分析预算过程。撒列尼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收入和住房等方面的不平等都是由再分配过程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而再分配过程则是由官僚配置系统进行的。撒列尼对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贡献就在于，他认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有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维克多·倪则将撒列尼的再分配经济的概念和基本假设加以扩展，从而形成了市场过渡理论。倪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斯达克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研究应该关注于制度的构成，而不是对其中的一些因素进行比较，他采用一种反射对比的方法来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厂商。在厂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的经济中，有关劳动力的不确定性通过科层内部的规则降低了。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系统的不确定性则是由科层环境造成的，工人和管理者通过内部市场交易互做反应。如果说撒列尼的理论对认为市场经济会扩大不平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斯达克的理论则表明，资本主义厂商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套科层规则，其逻辑更多的是分类性的而不是交易性的。
斯达克和倪认为，如果说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提出了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概念的话，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调查的机会则使得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得以对经济制度嵌入于其中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直接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的模式以及组织的运作。在农村所进行的对党的干部访谈表明，农村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世界，农村干部是在一种复杂的交换义务的网络中进行自己的工作的。对城市企业所进行的深入访谈表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所呈现的并不是一种专制主义的形象，而是一个讨价还价和对立的舞台。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对工厂、农村和邻里等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过程的关注，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变迁原因的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使人们必须注意处于国家和党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多极理论虽然对将统治阶级看作是同质的、不分化的实体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认为即使在同质性的组织社会中也会存在组织间的冲突，但其对利益群体的研究主要是限于官僚精英的层面。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则强调从属群体和领导人的行动是如何影响组织的运作过程的。新制度主义特别强调对社会中的从属群体的研究。新制度主义对从属群体的强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背景，这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
与极权主义范式的假设不同，新制度主义范式并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国家已经完全吞并了社会，相反，新制度主义范式非常关注从属群体的抵制对国家官员的限制。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所谓“二次经济”的研究。在新制度主义看来，“二次经济”的存在是提高从属群体灵活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二次经济”的扩展不仅会限制国家官员的活动范围，而且会成为新制度的摇篮。
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有趣的变化趋势。在对西方国家的研究中，近来的趋势是强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认为国家和政党制度并不是直接由阶级和社会利益集团塑造的。换言之，是由强调社会转为强调国家。而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趋势恰好相反。过去人们几乎完全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和党组织，现在则开始关注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关注社会中的制度是如何对国家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范围施加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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