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的内涵、评价体系及在我国工业领域的表现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产能过剩论文,评价体系论文,内涵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部分工业领域频繁出现“产能过剩”现象。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始终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言，多数工业品仍处于短缺状态，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产能过剩”。另一种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和化解，政府不必要过多关注和干预。本文认为，前一观点忽视了远期需求与即期需求、潜在需求与现实需求的差异。而后一观点忽视了我国体制机制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的特殊国情。一方面，我国仍处于体制机制转轨的过程中，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完全确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赶超发展的任务，特殊的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局限，因而，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现象呈现出一定的非市场特征，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效协作进行调节。针对上述产能过剩的争论，为了更加科学全面地看待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本研究试图结合我国的体制机制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实际情况，既深入分析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问题的一般规律，也客观考察我国具体国情下产能过剩问题的特殊性，通过科学定义“产能过剩”的概念和内涵，确立判断和评价体系，研究分析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类型与表现特征。
一、“产能过剩”的界定和评价体系
(一)“产能过剩”的界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一般均衡的出现往往是短暂的、相对的，而不均衡则是长期的、绝对的，产能过剩时常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一般而言，一定程度的产能富余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从正面效应来看，产能富余有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发挥，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促进技术与管理创新，提升消费者福利，调节和平滑需求波动等；从负面效应来看，过度的产能富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非有效配置，市场价格大幅下滑，企业效益状况恶化，失业增加，并间接导致银行坏账增多以及金融风险等。因此，本文认为，当产能富余超过一定限度，并导致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时，即出现了“产能过剩”。
根据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产能过剩”可划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性产能过剩”。一般而言，当经济走向萧条或衰退时，需求萎缩可能导致多数产业领域的富余产能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形成“产能过剩”；而当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时，富余产能减少，“产能过剩”得到化解。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派生产能过剩的同时，也通过价格下跌到供应下降再到需求上升等调整的路径，为自动调节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这种由经济周期引发的“产能过剩”，我们称之为“周期性产能过剩”。而在经济周期的影响之外，由其他因素作用而形成的“产能过剩”，我们称之为“非周期性产能过剩”。“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时，部分落后产能由于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而形成富余产能，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我们称之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往往出现落后产能的相对过剩和先进产能的相对不足共存的现象。此外，在不同的国情环境中，体制机制和政策等非市场因素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市场供需关系，使产能利用水平变化脱离经济周期而形成“产能过剩”，我们称之为“体制性产能过剩”。
当前，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受到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混合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在多数工业领域出现的产能过剩往往表现出“周期性产能过剩”与“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的“混合型”特征。因此，正确对待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既要结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考察我国的特殊体制和发展阶段特征。
(二)“产能过剩”的判断和评价体系
基于上述对“产能过剩”概念的界定，判断和评价“产能过剩”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根据产能利用率对产能过剩程度的评价；二是对产能过剩正、负面效应的判断和评价。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充分条件。
1.产能利用率与产能过剩程度。“产能利用率”是表示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指标，可以最为直接地反映产能过剩的程度。该指标对市场需求(价格)的反映较为灵敏，统计数据的监测和披露应该具有一定的频度和连续性，才能真实有效地反映产能利用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美国、日本等国家上世纪70年代前后就开始了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美国将产能利用率作为产能监测的核心指标，美联储每月收集代表制造、采掘、电力、燃气的295个行业的数据，计算出工业产能指数和产能利用率，每月15日前后公布上月的产能指数和产能利用率。其时间序列值反映了行业产能利用程度的变化，对美国有关部门政策制定、企业投资导向非常重要。日本经产省定期公布包括工矿业生产指数、生产能力指数、生产开工率指数等来衡量与评价工业活动情况特别是产能利用状况。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对工业领域各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监测和评价，既有助于宏观决策部门从总体上把握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服务；又有助于企业了解市场供求信息进行正确的微观决策。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测和评价“产能利用率”的统计体系，对于工业领域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的判断并没有十分可靠的、连续的和系统的“产能利用率”数据进行支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对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进行分析和判断时，除采用有官方统计的年份“产能利用率”数据外，只能寻找其他一些连续的、系统的替代指标数据来进行计算、分析和判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合理范围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别，用“产能利用率”的数值大小来判断该行业是否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只是其中的必要条件，还要充分考虑产能过剩带来的正、负面效应。
2.效应分析与对产能过剩的判断。多数工业行业在发生产能过剩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我国制度建设尚不完备、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判断和评价是否产能过剩不能单纯从经济效应来分析，还必须从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方面进行评价。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我国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经济效应可以从工业品出厂价格、企业效益水平、亏损状况等方面来反映，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可以从资源浪费、就业减少、金融风险、环境影响等方面来反映。利用相关指标进行产能过剩效应分析时，要考虑比较不同经济周期运行条件下指标值的变化，进行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动态分析。另外，还需考虑行业特性、发展阶段、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1)经济效应评价指标。经济效应可以从工业品出厂价格、企业效益水平、亏损状况等方面来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市场效应的变化往往会直接反映在产品价格的涨跌上，而产品价格的涨跌与产能利用的变化则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产品价格下降会使产能利用率下降，保持较低水平的产能利用率目的是为了减少供给，从而稳定价格，使其不再继续下滑。当价格上涨时，供给自然会随之增加，产能利用率也会提高；而当产能利用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供给大量增加时，价格又会回落。一般而言，价格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会呈现交替上涨或交替下降的特征。但在有些行业中，价格也可能由于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不随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而变化，如部分垄断行业或政府干预行业，价格与产能利用率相关性也许较弱。
而产能过剩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用企业效益水平、亏损状况等方面来反映。具体执行中，经济效益水平可以用成本费用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等指标考察，企业亏损状况可以用企业亏损面等指标考察。当某一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下降时，如果经济效益水平也在大幅下降，企业亏损状况恶化，表明该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加大；如果经济效益水平和企业亏损状况变化幅度不大，表明该行业产能过剩的风险不大。
(2)社会效应评价指标。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性，还可以选取一些反映社会效应的指标来评价某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如资源浪费、就业减少、金融风险等方面，可以相应地分别用闲置资产、失业人数、银行呆坏账等具体指标评价。当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大，而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调节时，需要政策的适当干预和调节。
(3)环境效应评价指标。对于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评价产能过剩还需要考虑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即环境效应。具体可以运用行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水平等指标来考察。当一个行业产能利用水平较高而环境负面效应较大时，该行业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产能过剩，因为如果将过高的环境负面效应合理地计入企业内部成本后，价格上升可能使需求下降从而改变供需关系形成现实的产能过剩。
此外，要准确判断和评价一个行业产能过剩程度和类型，在运用定量指标的分析外，还需要结合体制机制、市场环境、产业阶段等方面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定性判断。
二、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及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济运行机制不断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另一方面，多数工业产品的供需关系由短缺经济下的供给约束走向需求约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行业领域中，产能过剩现象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近年来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总体特征
1.“周期性产能过剩”与“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约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94年之前为计划主导阶段，我国初步摆脱短缺经济，多数工业品仍然存在较强的供给约束；1994年之后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进入体制机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阶段，多数工业品走向了供大于求为常态的需求约束，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现象时常发生。由于缺乏系统的、连续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这里只能用市场价格和企业效益指标来间接判断近年来的工业总体产能过剩变化情况。计算显示，1995年到2009年，GDP增长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48，GDP增长指数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相关系数为0.54，也就是说，工业品市场价格和工业企业效益水平与GDP变化的相关性依然不强。可见，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工业品总体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程度依然不高，一定时期内，除了受到经济周期影响，使部分工业领域发生了“周期性产能过剩”外，还由于受到诸多非周期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在部分工业领域发生了“非周期性产能过剩”，也就是说“周期性产能过剩”与“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并存。
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两次较大幅度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波谷分别出现在1998-1999年和2008-2009年，分别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同一时期，我国工业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效益水平波动的频度明显高于经济周期波动，工业品市场出现过四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分别发生在世纪之交、2003-2004年、2006年和2009年，也就是在上述时期内，部分工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在世纪之交和2009年的产能过剩与当期的经济周期同步，属于“周期性产能过剩”。1997年以来，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多方面深层矛盾的发展，我国经济开始面临持续几年的通货紧缩困扰，在总需求不足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作用下，一些部门产能利用率下降并面临价格走低、经营亏损和库存积压问题。从1997年到1999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三年均低于100，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也最低降至3%以下。1998年国家统计局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中，一半左右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经济再次进入周期性低谷期，国际需求萎缩和国内总需求不足加剧了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此外，2003-2004年和2006年前后，在经济处于繁荣和过热的条件下，也出现了工业出厂价格大幅下滑和企业效益水平回落的现象，也就是部分工业领域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产能过剩风险，这一时期的产能过剩现象，并未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保持一致，具有明显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特征。不过应该看到，尽管1994年之后，工业成本费用率出现过一定的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向上增长的态势，从侧面表明，这一时期部分工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现象的同时，必然有部分领域产品供需衔接较好，企业效益水平较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在工业领域产能过剩与产需平衡或者产能不足同时存在。
2.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发生的频度相对较高，产能过剩具有阶段性。数据研究表明，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近年来我国工业品产能利用水平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产能过剩发生的频度相对较高。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工业、经济普查相关数据，少数行业协会报告会员企业数据以及我国产业政策部门有关文件提供的数据等多种途径，有关研究整理了个别年份“点数据”，其中包括涉及各类行业领域的46种工业产品587种样本，假定样本存在正态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979-2009年的所有样本大体可用“均值86.7、标准差29.2”的正态分布描述。去除150%以上的样本，可用“均值82.8、标准差21.3”分布描述；1998年后的产能利用率，全部276样本下，大体可被“均值89.8、标准差29.1”的正态分布描述。去除150%以上的样本后，剩下样本数为263个，“均值85.3、标准差20.9”。
同时，对美国从1948年到2009年、共有50多个行业和对象、30303个月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大体表现为平均值81.07，标准差8.25正态分布；对欧盟27国(EU27)1985年至今、国别季度数据共2239个数据进行分析，总体分布均值为77.9，标准差8.3。分行业、分国家共32388个数据，正态分布均值78.7，标准差10.3。经过比较后不难发现，反映我国产能利用水平波动状况的产能利用率标准差则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的水平，也就是我国工业品产能利用水平的年度间差异较大。较大的产能利用水平波动现象一定程度体现了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和体制机制转轨的特殊条件。作为尚未完成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长期的增长过程中，工业品市场面对较多的变数，市场主体难以形成准确的市场判断和预期；同时，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机制转轨时期，与成熟发达经济体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诸多非市场因素干扰也一定程度削弱了市场信号对产能利用水平变化的及时调节作用。不过，比较而言，我国工业品总体产能利用率均值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指标，反映了30年间我国总体产能利用水平相对较高。也就是说，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由于我国多数产品需求仍处于不断的增长阶段，在过剩与不足的动态变化并相互抵消后，产品总体供需状况较好。可见，近年来我国部分工业领域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二)不同工业行业类型的产能过剩表现特征
近年来，我国轻工业与重化工业供需形势及其变化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重化工业产品需求增长加快而市场波动较大，轻工业市场需求增长较缓而市场波动较小。1995年到2008年，我国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总体水平高于轻工业，但波动幅度也明显大于轻工业(见图2)。轻工业行业一定程度反映了处于成熟阶段且市场化程度较高产业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特征，而重化工行业则反映了处于成长阶段且市场化程度较低产业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特征。
图2 近年来我国轻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轻工行业呈现较明显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轻重工业交替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居民消费还处于满足“吃穿用”阶段，初级消费品需求是拉动该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轻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以满足人们初级消费为主的纺织、家电等轻工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产品供需状况迅速从短缺型向平衡和富余型转化，部分轻工业领域率先出现了开工不足、产品库存积压等状况，以彩电、冰箱等家电制造业为代表的轻工产业首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同时，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市场竞争加剧，轻工产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产能利用水平总体保持了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过剩现象相对较为普遍。1995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70多种产品中，产能利用率较低的15种产品中，有11种属于轻工行业，而在产能利用率较高的25种产品中仅有1种属于轻工行业；在2004年国家统计的主要工业品产能利用率来看，情况亦是如此(见表4)。
除了经济周期等因素外，轻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较大程度上源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结构性产能过剩”特征较为明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需求结构不断调整升级。一方面，以基本消费品为代表的一些轻工产品市场趋于饱和；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断由低端、低附加值产品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转换，在此期间，部分轻工行业未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而及时升级调整，形成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共存的现象。当前，我国多数轻工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环节，在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过剩的同时，仍有部分高端产品需要进口。
一般而言，轻工业一方面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以加工或装备型设备为主，其市场进入与退出相对容易，并且经过多年的所有制改革，我国轻工业的国有资本比例较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近年来，我国轻工业的产能利用水平相对较为稳定。由于没有系统的、连续的产能利用率数据支持，本研究选择固定资产净值产出率来代替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通过对2001-2008年全部工业领域36个行业的产能利用波动系数进行排序(见表5)，多数轻工产业产能利用波动系数较小，也就是说，由于市场相对成熟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轻工行业产能过剩通过产能的相应进入或退出得到一定的自我调节。对于轻工行业而言，产能过剩必然产生了一定的资源浪费等负面效应，但应该看到，近年来持续较低的产能利用水平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行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有利于行业国际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
2.重化工行业呈现较明显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特征。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带动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主导时期。重化工业发展明显加快，钢铁、汽车等产品成为投资热点，更多的产业资本流向了重化工业领域。研究数据显示，2003-2008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显著加快，达到28.0%，比1997-2002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比1991-1996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而且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重工业行业投资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70%以上，包括原材料工业在内的重化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使得其生产能力迅速扩张，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8年的57.1%提高到2008年的71.3%。在这一时期，需求的高速增长使重化工业产品产能利用率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1995年重化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多数在60%以上，2004年多数在70%以上。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重化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发生的频度明显加大。这一时期，重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产能利用率各年份之间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轻工业。从八个重化工业行业来看，在1998年到2009年间，多数行业的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和企业成本利润率水平出现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见表6)，相应地出现过几次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一方面，由于以装置型为主的重化工企业(主要是原材料企业)点火以后不能轻易熄火，导致其产能调整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存在一定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重化工业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产品供给的弹性相对较低，产能的增加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意味着产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资产专用性较强，产业退出壁垒较高，产能很难在短期内减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国有资本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也成为助推重化工业产能利用水平波动加大、产能过剩频繁发生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在投资体制不健全和地方政府高投资冲动背景下，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往往成为产业发展的首选而备受重视，而且多数重化工业国有资本比重较高，不健全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往往使企业片面追求市场份额和企业规模，而忽视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市场需求信号变化反应较为迟钝。尤其是在我国环境约束还不强的情况下，很多企业较好的经济效益指标是通过透支环境或者说是在环境等外部效应没有内部化的情况下实现的。
注释：
①比如用“固定资产净值(原值)产出率”来代替“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
②“1984年社会总供需差额为819亿元，1994年为3275亿元，1996年由负变正为3391亿元。”见李江涛《“产能过剩”——问题、理论及治理机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7页。
③卢锋：《不恰当干预无助于治理产能过剩》，《金融实务》，2010年第1期。
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从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调整为加快发展轻工业。在1979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宗旨已经成为当时政府经济工作的主题之一，并对轻纺工业的发展制定了“六个优先”的政策。
⑤产出用剔除价格因素的主营业务收入替代，产能用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替代。
⑥曹建海等：《中国工业投资中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1、84页。
⑦在这之前的12年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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