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游学之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之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游学是指文人士子远游异地从师求学，一方面学习知识，扩大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加强社会联系，提高社会声誉，从而求取官职或谋取学术成就。它改变了汉代的学术风气，使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推动了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汉代文化的繁荣。本文试从游学兴盛局面的形成、游学职能和作用三方面，论述汉代的游学之风。
一、汉代游学之风溯源
汉代游学之风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对于“游士”一般解释为从事游说活动的人，这是不够全面的。古代的“游”通“遊”，浮行为“游”，行走为“遊”，故“游”与“遊”都为“行”之意。“遊”据《康熙字典》解释“谓无事闲暇总在于学也”。“遊”又有“友”即“交友”之意。据此，我们认为：“游”即行，又有学习和交友之意，所以“游士”也包括游学求知，广交师友之人。“士”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那时“士”几乎没有不“游”的，这种“游”的活动史书也有称“游说”、或称“游学”的。顾炎武《日知录》“士何事”条说：
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注：《日知录集释》（万有文库本）卷七，第三册，第52页。）
这些游士不但游说各国，宣传自己主张，以求各诸侯国王的青睐，谋取荣华富贵；而且也拜师求学，广交师友，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从而踏入仕途。如：孔子曾游齐、宋、卫、陈、蔡等中原诸国；荀子、邹衍、宋
、尹文、慎到、田骈等曾游学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孟子曾游学孔子孙子思，游历宋国、滕国、魏国、齐国等地；墨子曾四处奔走；惠施曾游魏、楚、宋等国；公孙龙曾游说燕昭王、赵惠王、赵国平原君赵胜；韩非和李斯曾从荀子游学；子夏从孔子游学；李悝从子夏游学；吴起从曾子游学，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无士不游局面的形成，主要由于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列国中争雄，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迫切需求有智能、有知识之士，诱以利禄，招贤纳士，礼贤养士。正如子思所说：“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注：《孔丛子》（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二卷，第22页。）在“学而优则仕”和招贤养士的诱惑下，士则广为游学，发奋图强，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自己聪明才智，在学术上取得成就，以期得到诸侯国王的重用。早期的养士多由各公室把持，如齐桓公曾养游士八十人。春秋末期，不仅公室养士，而且私门也争相养士。齐陈子“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注：《韩非子·外储学右上》。）。战国时养士之风大盛，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均接纳大量游士。私家则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皆养食客数千。士只要有一技之长，都有被收容的可能。养士者为游学者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学术研究环境，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赀养千钟”（注：《战国策·齐策四》。），待遇十分优厚。据史载邹衍为稷下先生，《史记》说他“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视之。”（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出游之士受到尊宠可略见一斑。孔子的学生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子夏的学生李悝做了魏文侯的相国，曾子的学生吴起做了魏的西河守，后来入楚为令尹。鲁缪公也礼敬孔子的孙子子思，并用博士公仪休为相国。赵烈侯也曾选拔牛畜、荀欣、徐越贤士。周威公任用中牟农民出身的宁越为师。齐威王、齐宣王在齐都临淄稷下造高门大屋招待贤士，达“数百千人”（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游士各引一端之术，游说诸侯，一旦见用，即飞黄腾达。儒家如孟轲、荀况，法家如商鞅、李斯，纵横家如张仪、苏秦，都通过游说得到国君的重用和赏识。
文人学士游学求官的职能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拜师。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孔子首创私学，其后出现了许多私学大师，诸子百家纷纷招徒讲学，扩大学术影响。而众多的“士”也从师求学。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进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注：《孟子·滕文公篇》。）；田骈在齐，“赀养千锺，徒百人”（注：《战国策·齐策四》。）；连许行这样一个“为神农之言者”，到小国滕，也有“徒数十人”（注：《孟子·滕文公篇》。）。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率其众徒，辨其谈说”的（注：《荀子·儒效篇》。）。这些从师的士凭自己的知识和名声，踏入仕途，《吕氏春秋·尊师》记载了这种情况：“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同时，当时的大师也有推荐弟子之风（注：齐思和：《战国制度考》，《燕京学报》第24期，1938年。）。如，曹公子为墨子弟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注：《墨子·鲁问》。）。二是游说。一个很平凡的“士”，只要游说成功，为国君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得到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大臣。例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孙痤的家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便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为魏人，入秦后也做到了秦惠王的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吏史举的家臣，入秦后也做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蔡泽也都因游说而做了秦昭王的相国。秦国的情况如此，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可见，士通过游说显示出自己的才华，从而沽名钓誉，获取高官厚禄。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培养了大批行政人才，他们在政治上和舆论上极力反对氏族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墨子首先提出了“尚贤”主张，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倡议变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打击和革除分封与世官制度。在“游”的实践中，使他们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成为社会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各国的变法几乎都是游士主持的。同时“游士”之风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诸子百家根据社会实践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创立各种学术的和发幽阐微者也几乎都是“游士”，为统治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各种思想体系。我们以稷下游士为例说明“游士”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作用。史称稷下先生千有余人，但姓名可考者不过十六七人。然而，就在这寥寥十余人之中，《庄子·天下篇》所论古代十二子中，名列稷下的便有五人（宋、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几居其半。荀子身到稷下，其《荀子·非十二子》篇评论战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六派思潮，与稷下有关的凡三派四人（宋、慎到、田骈、孟轲）。以人数言是1/3，以派别言则恰好一半。
综上所述，先秦“游士”之风，对汉代游学之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秦游学诱以利禄和教育发展的游学条件也正是汉代的游学条件。不同的是，先秦官吏选拔制度还不完善，需要“士”直接“游说”国君，以进入仕途，而汉代自武帝确立了察举征辟制度，是经过推荐入仕的。从游学职能上讲，汉代基本上没有先秦“游说”的职能，主要是游学求知和谋取仕途。从游学结果看，先秦和汉代有其相似之处，即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行政人才。总之先秦通过“游学”把教育与学术，教育与仕途结合起来，扩大了选拔人才的途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汉代游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二、汉代游学兴盛局面的形成
汉代游学兴盛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游学人数多，二是游学者涉及地域广，几乎遍布汉代各个郡国。据笔者考查两汉文献，择其典型游学者制成《汉代游学状况表》：
从表中所列106名游学者看，西汉武帝以前10人大多是承袭战国以来游学之士，以所学游说诸侯，求取官职，称为“游”，即使用“游学”一词，也很少有寻师求学的性质。如陈平家贫好读书，伯父“纵平使游学”，娶富人张负女，“资用益饶，游道日广”（注：《汉书·陈平传》。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汉代游学状况表》中的各个资料来源。），在里中为社宰。游学者籍贯仅限中原一隅，游学地区亦局限于地方诸郡国。自西汉武帝到王莽执政，游学人数增至44人，尽管有些游学者仍有交往谋职的性质，但是寻师求学的性质逐渐加强，而且游学求知与交往谋职二者趋于一体。游学者的籍贯区域渐次由中原向四周扩展，明显地形成几个中心：齐鲁、中原、巴蜀等。游学的地方也由郡国向全国的政治、文化学术中心京师长安集中，44人中有32人是到长安求学的。从光武帝刘秀建国到东汉灭亡，游学者51人，来自全国三十多个郡国，游学者籍贯又进一步扩大，中原的南阳、汝南、颍川，巴蜀和齐鲁仍保持领先地位，而酒泉、会稽、吴郡、岭南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游学之士。甚至西南夷的牂柯郡也有游学之士，桓帝时，郡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游学地区是地方郡国和京师洛阳，以游学洛阳者为最多，达37人，且主要是游太学。由此可见，汉代游学之风有一个形成过程，由西汉到东汉其风愈来愈盛，这与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从政治上看，西汉初年，废除了秦政苛法，儒家经学的传授和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如传《易》的田何，传《尚书》的伏生，传《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等，在当时都是专经的权威，弟子众多，学术影响极大。但是高祖、惠帝、高后时公卿皆用武力功臣，孝文帝稍用文学之士，好刑名之学，景帝不任儒生，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屏官徒问，未有进者”（注：《汉书·儒林传》。）。及汉武帝即位，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注：《汉书·儒林传》。）。在京师设太学，置博士弟子员（太学生）50人，博士由自发招收门徒，而变为政府下达给博士弟子名额，学习儒家经典，经考试合格即授以官职。这样，只有攻读儒经，才能“学而优则仕”。公孙弘、平当、匡衡、萧望之、翟方进等人皆以儒生登相位。而太学荟萃了全国的经学大师，既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又成为全国的官吏培训中心。到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
帝未又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皆免除徭役和赋税，各郡国设置教官五经百石卒史。到成帝末年，太学生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注：《汉书·儒林传》。），据颜师古注，这是在太学生常员之外，另增加的学生名额。从太学生中考试录取的人数也有增加，“岁科甲科四十人为郎，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注：《汉书·儒林传》。）。光武帝刘秀曾在太学学习过，爱好经术，“未及下车先访儒雅”，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注：《后汉书·儒林传》。）。据《后汉书·儒林传·赞》载：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千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这说明自光武帝以后，游学日盛。顺帝时增建太学校舍240房，1854室。扩大入太学的途径，增加太学生名额，“试明经下弟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注：《后汉书·儒林传》。），诸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注：《后汉书·儒林传》。）这“三万余生”中就有不少是游太学的，并非太学生常员。汉代地方郡国也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不仅教授生徒，而且推广礼教，移风易俗。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地方郡国守相重视学校，广推教化。西汉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率先在治内实行文教政策，一是选拔年轻聪明的少吏受博士业或律令业；二是在成都建立学官，三是用对学官弟子的尊崇、优待、擢用等方法劝诱郡人。结果数年之后，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昭帝以后，颍川太守韩延寿、黄霸，南阳太守召信臣等地方官大力推行儒学教化，当地风气得以逐渐改变（注：《后汉书·地理志》、《汉书·循吏传》。）。西汉末年，这里游学京师人数已相当多，刘秀集团中出身于南阳、颍川的骨干人物，青年时代游学京师的就有10人。东汉初年寇恂为颍川太守，“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注：《后汉书·寇恂传》。）。大约在章帝时，鲍德为南阳太守“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
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注：《后汉书·鲍永传》。）。此外还有汝南太守何敞、王堂，南阳太守刘宽等人，也致力于社会教育，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注：《后汉书·王敞传》、《后汉书·王堂传》、《后汉书·刘宽传》。）。中央到地方文化的发展，为游学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汉代私学也较为发达，经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也有很多名儒身居官位，仍收录弟子，罢官后还家仍讲学授徒。如董仲舒在晚年致仕以后，就在家专门著书讲学。大经师收徒教授，学生人数一家常有数百，多者乃至数千上万。如牟长任博士及河内太守期间，受学诸生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余人；马融教授诸生，常有千数；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者一万六千人；李膺从蜀郡太守免官归家，教授生徒常千人；郑玄游学*
里，学徒相随数百千人，晚年远道来学者仍数千人。从中央到地方众多的著名经师，招收学徒，为游学的发展提供了师资。同时汉代的选官制度为游学对提供了功名利禄的诱饵，成为游学的极大动力。汉代官吏选拔采用察举征辟制，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和明经都是以通经为基础的，东汉顺帝时郡县推荐的孝廉还要考试儒经，即“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注：《后汉书·左雄传》。），明经举荐到中央要进行对策考试，也要试经学，公府征辟亦要精通儒家经典。可见，这种选官制度要求文人士子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通经，二是有一定知名度，被达官贵人推荐，而游学既求知，又扩大了社会交往，为入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功名利禄就成为游学的动力。
其次，汉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游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齐鲁周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农业开辟很早，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水利工程设施兴建较早，在西汉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发达区。就人口分布而论，葛剑雄的研究表明：华北平原、关中盆地、四川盆地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6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西汉末到东汉，南阳、颍川、汝南一带社会经济繁荣。宛、阳翟都是较大的都市，有着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这一地区水利设施也很多，农业比较发达，人口密集为游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由前表可以看出，这些地区游学的人数较多，如，西汉末年，游学京师的南阳人刘秀、刘縯、刘嘉、刘隆、邓禹、朱祐、卓茂、张堪、阴识等人大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总之，汉代文化教育政策、选官制度为游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游学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而经济的繁荣为游学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促成了汉代游学之风的兴盛。
三、汉代游学的职能
汉代游学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拜师求学，二是交往以谋职。
（一）拜师求学，丰富知识
汉代欲求利禄和有所成就，就必须读书求知，而知的来源首先是书籍，当时得书甚难，“训诂名读，皆由口授”，习经求知必先求师。其次游历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也是求知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司马迁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正是发挥了这种拜师求学的职能，丰富了文化知识，精通儒家经典，为荣华富贵创造了基本的文化素质条件。
汉代游学者或拜私人教授为师、或拜太学博士为师，跟随着著名的经学家习经研儒，在游学中发展自己的智能，试举例如下：司马相如被蜀郡太守文翁派遣到京师“受七经”（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相如传》引《索引》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游齐诸生之间，北游燕赵中山。梅福“明《尚书》《春秋》”。夏侯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蔺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熟”，是著名的《尚书》、《论语》专家。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兒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朱云“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萧望之到长安求学，学齐《诗》，“又从夏侯胜问《论语》及礼服”。张禹学从沛郡施雠，受《易》；又从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翟方进“读经博七受《春秋》，至十余年经学明习”。何武从博士学《易》。师丹从匡衡学《诗》。光武帝刘秀在王莽天凤中，到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略通大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注：《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这说明刘秀在长安求学，不但学习儒学经典，而且也研究朝廷下的政策法令，为他日后建立帝业和治理国家奠定了文化基础。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由于广求良师，“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王充“博众流百家之言”。崔骃“通《诗》《易》《春秋》”，“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崔瑗“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刘陶“明《尚书》、《春秋》”。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制作俟造化，术数穷天地”，成为东汉的“阴阳之宗”，可谓全面发展。马融“博通经籍”。蔡邕好辞章、术数、天文，妙操章律。李固“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今古，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李固传》、《后汉书集解·张奂传》引谢承《后汉书》。）。卢植“能通古今”（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卢植传》引司马彪：《续汉书》。）。张奂“博通五经”（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李固
传》、《后汉书集解·张奂传》引谢承《后汉书》。）。郭太“博通典籍”。任安“兼通数经”，又精究图谶。张训能诵《春秋左氏传》。包咸“习鲁《诗》、《论语》”。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范冉精《易》与《尚书》。李郃“通五经，兼河洛风星”。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唐檀“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华佗“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
上述诸例说明，汉代文人士子通过游学，从经学大师学习，不但精通儒经，成为鸿儒，而且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习得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为他们发展学术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广交师交，谋求名利
汉代以利禄诱导文人士子读经，但单纯读经还远远不能获取名利，精通经典只是具备了踏入仕途的文化素质，还必须有人推荐，要有人推荐就必须广交师友。游学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师友关系，提高了知名度，或被征聘或被辟为僚属，或被举荐为孝廉、明经、从而踏入仕途或成为当世名儒。试举例如下：西汉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博士。司马相如以文学事景帝为郎。朱云精通《论语》，为博士。梅福游学长安，归家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彭宣拜张禹为师学《易》，举为博士，而张禹为皇帝师，荐宣为右扶风，官至大司空。张禹通经，任博士，教太子《论语》，官至丞相。翟方进到京师游学，精通《左氏春秋》，“诸儒称之”，射策甲科为郎，任博士，官至丞相。据《汉书·儒林传》载，不少游学之士成为通经硕儒，官至丞相和三公的。如，兒宽为御史大夫，孔光为丞相，韦玄成、公孙弘为宰相，蔡谊为丞相，严彭祖为太傅，贡禹为御史大夫等。西汉文翁为蜀郡守，遣郡县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长安受经，学成而还，任以郡职，有的升任中央官。张叔精通天文灾异，为《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他在长安游学时结识的朋友，以同学为纽带结成一个稳固的官僚集团，齐心协力，建立了东汉王朝。鲁恭以传《鲁诗》成为当时名儒，连任司徒要职。郭丹以名儒被大司马吴汉辟为僚属，官至司徒。刘隆以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事，任全国最高军事长官达8年之久。桓荣在长安学《欧阳尚书》，弟子豫章何汤以明经选为太子师，汤荐其师桓荣，拜议郎，授太子，其后子传父业，皆为帝师。周磐以名儒举孝廉，拜为谒者。杨终被征诣兰台，任校书郎。崔瑗与张衡游学京师，结为知友，共同切蹉学问，与经学家马融和窦章等人，互相激扬名声，使张衡名扬京师，公府争聘，郡举孝廉，南阳太守鲍德聘他为主簿，同郡刘珍建议他校书东观，大将军邓骘欲辟为幕府，安帝以“术学”征拜为郎，任太史令，官至河间相。崔瑗也被连辟公府，官至济北相。张皓游学“与广陵谭粲、汉中李郁、蜀郡张霸共结为友”（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张皓传》引《益部耆旧传》。），归州仕郡，辟大将军邓骘府，官至司空。刘陶游太学时，曾上书皇帝请用名士朱穆、李膺等人，反对铸大钱，声名远扬，举孝廉，任顺阳长。马融为当时名儒，大将军邓骘闻其名征召，任校书郎，官至南郡太守。蔡邕游学，举一反三，被桥玄辟司徒府，校书东观。李固游学京师，究览典籍，结交英贤，四方之士慕*
名而来学京师，司隶、益州并辟，举孝廉。延笃被桓帝以博士征为议郎，著作东观，任侍中。卢植游学毕，归家教授生徒，征为博士，历任郡太守。张奂辟大将军梁冀府，举贤良对策第一，擢为议郎。魏朗初辟司徒府，再迁彭城令，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贾彪举孝廉为新息长。何颙与贾伟节、郭林宗相友好，显名京师。郭林宗游学洛阳，见河南李膺，遂相友善，名震京师，“故适陈留乃友符伟明，游太学则师仇季智，之陈国则亲魏德公，入汝南则交黄叔度”（注：谢承：《后汉书》卷第四，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张训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任议郎，官至大司农。孔僖通《春秋》，拜兰台令史，校书东观。包咸举孝廉，拜郎中，授皇太子《论语》。景鸾“少与广汉郝伯宗、蜀郡任叔本、颍川李仲（季），渤海孟元叔，游学七州，遂明经术”（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景鸾传》引《华阳国志》。）。崔琦、高彪皆以经学第一，举孝廉任为郎。范式被举茂才，官至荆州刺吏。李郃善星占，举孝廉，官至司徒。唐檀举孝廉任为郎。董扶公府辟，举孝廉。华佗举孝廉，公府征辟皆不就。
上述诸例说明，汉代游学之士在游学中扩大了社会交往，沟通了文化信息，谋取了职位和名利，为他们发展学术文化提供了政治和物质保证。
四、汉代游学的作用
汉代游学发挥着求知和谋职二项重要职能，在东汉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加强了文化交流，改变了汉代学风，提高了学术水平，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促进了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教化工作，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汉代官学学的是今文经，对经文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所设博士各以师法、家法教授，弟子也要严守师法和家法，形成门户之见，专己守残，互相攻击，妨碍了学术发展。西汉末年至东汉末，古文经学重视考据，治学严谨，虽未正式立为官学，但古文经学利用私学和占据官学地位的今文经学相对抗，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其社会地位逐渐超过了今文经学派。当时的游学之士，他们学无常师，兼古今经文，融合各家学说，成为通儒。他们广采众说，遍注各经；自出新意，著书立说。突破了师法和家法的束缚和古今文经的界限，非以前那些专守一经，墨守章句可比，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由专习一经到兼通各经，由注释发展到考据，自由探讨，刻苦钻研，自成一家，全面发展，突破了经学的内容。例如，王充游学太学，“好博学而不守章句”，师事班彪，并常在洛阳书摊上看书，结果成为一个博通百家的大学问家。夏侯胜“非问一师”，成为著名的《尚书》和《论语》专家。郑玄精通《京氏易》、《公养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遂成通儒，遍注群经，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崔瑗和张衡，学无常师，兼众家之长，不但精通儒经，而且对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马融“少而好问，学无常师”，遍注群经，经学大师郑玄、卢植皆为其学生。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不守章句”。这种学风，冲破了章句对士人头脑的束缚，活跃了学术气氛，促使一大批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涌现出来。这些游学之士，凭借自己学得的渊博的知识，和游学中广交师友取得的社会声誉，很快地脱颖而出，取得社会的承认，踏入仕途，或为皇帝出谋划策，成为卓越的行政领导；或任职守相，造福一方，或成为博士、私人教授传播文化，或著书立说，钻研科学，成为有名的学术专家，推动了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试举例如下：梅福为郡文学，彭直、夏侯胜为博士。张禹为郡文学，升博士，撰《张氏论语》。翟方进为博士，刘歆、田隆从其学术数。扬雄在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著《长扬赋》、《甘泉赋》等文学作品，作《法言》、《太玄》等思想著作，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又著《方言》一书，记述各地方言。又仿《苍颉篇》编《训纂篇》。司马迁游历全国“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任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为撰写历史名著《史记》奠定了材料基础。郑玄游学十余年，归家为乡里教授，“学徒相随数百千人”，潜心著述，融汇经今古文诸说，遍注群经，今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中《毛诗》、《三礼注》即采郑注。又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以反驳何休。另注《周易》、《论语》、《尚书》和纬书，撰著《六艺论》、《驳许慎五经异议》等。桓荣曾“客受弟子江淮间”。王充著述丰厚，撰《论衡》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目的论，捍卫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他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人的生命和精神也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根本没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严重的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灾异谴告、鬼神的迷信。肯定汉代文化的进步，批判“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大胆地写出了《问孔》《刺孟》等篇，反对把儒家经典变为教条。仲长统游学于青徐并冀之间，了解民风民情，著《昌言》，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强调“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注：《群书治要》卷四五。），这里的“天道之学”显然是指当时谶纬迷信而言。否认“天命”，揭露天下由治而乱，“乱世长而化（治）世短”，与统治阶级“熬天下之旨膏，斫生人之骨髓”的关系。崔骃、崔瑗父子都是著名文学家，崔骃著《达旨》等，崔瑗著《南阳文学官志》、《河间相张平子碑》等。刘陶著《中文尚书》、《七曜论》、《匡正老子反韩非复孟轲》等。张衡在文学和科学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天文著作《灵宪》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以及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地球远近的关系。他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在五七言诗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马融遍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孝经》诸经，使今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他还兼注《老子》、《淮南子》。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赵女，对魏晋清谈家的破弃礼教有一定的影响。蔡邕与唐溪典写定“六经”文字，著《独断》、《补后汉书》等书。延笃著《仁孝论》、《止李文德书》、《战国策音义》等书。卢植游学毕，归家为教授，征为博士，撰《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书。任安游学归家乡里，教授诸生。张训教授诸生，与蔡邕奏定六经文字。景鸾著述丰厚，主要有《易说》、《交诗》、《礼略》、《兴道》、《月令章句》等论著。杨仁归家任乡里教授。赵晔著
《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卫宏著《汉旧仪》。程曾归家任乡里教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王延寿撰《灵光殿赋》，崔琦作《外戚箴》等。樊英任博士和乡里私人教授。唐檀归家教授，著《唐子》二十八篇。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施针用药，简而有效。神龟撰《汉中耆旧传》，段恭撰《天文书》二卷。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游学之士任博士或私人教授，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他们著书立说，在众多学科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不仅推动了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甚至有些学术文化成果影响到当代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汉代游学之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越来越浓厚，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游学之士尤为众多。游学之士广交师友，学无常师，广采博览，知识渊博，加强了学术文化信息的交流，形成了一种勇于开拓创新，不受章句束缚的新的学风，使他们成为著名的学术专家，赢得了社会的良好声誉，从而获取名利，踏入仕途，教授生徒，传播文化，培养人才，著书立说，精研学问，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文化成就，推动了汉代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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