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安事变与中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仅仅从这一角度考察西安事变，似乎不能完全说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历史地位。所以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不平凡作用。
一 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结果。
鸦片战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西方工业文明的炮舰，即使中国人备尝苦难，又使中国人第一次感到“夷”的先进，萌发出向西方学习的观念，由此迈出了“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产生于国难深重之时，因此，学习西方现代军事装备，力图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课。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标志着中体西用论的穷途末路。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东亚强国的事实，又使部分中国人意识到，封建君主专政的政体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于是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中华民国建立后，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先进的精神养分。但由于来不及甄别、筛选，各类思想都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都拥有一批追随者，各派别之间为孰是孰非而彼此攻讦，大加争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思想逐渐社会化、世俗化，从而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加速了中国人转变的进程。
当然，由于传统思想的顽固性以及清政府的愚民政策，近代以来，思想观念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广大下层人民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还是相当迟缓的。但是，传统观念毕竟是打破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已为时不远。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人已在自身现代化的轨道上艰难跋涉了近一个世纪，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已远非清季曾、李、左可比。以张学良将军而论，张出生于封建军阀家庭，其青少年时代正值新旧政权更替及新旧两种思想大论争的时期。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反映在张学良的文化人格上，就表现出既保守又开放的特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家庭背景，张学良结交了一批英美朋友，他在接触西方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承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洗沐，这使他能轻易地摆脱掉封建传统的束缚，“呼吸着许多在传统式的中国家庭、尤其是象张作霖这样草莽绿林家庭所缺乏的气息。”〔1 〕与此同时，张学良还与革命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及先进知识分子相友好，这有助于他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中国社会，使他逐步树立了“本个人之良心，努力以救中国”的信念〔2〕。他说，“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 只是狭义的为了自己吗？决不是的！我们要为大众而活着，为国家而活着”〔3〕，“为了国家可以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要作一番事业， 就要先把这种牺牲自我的人生观确定了”〔4〕。他这里的国家观念， 是以“大众”为重要内容的新的国家观念，与传统的忠于君主个人的国家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现代人”的国家观念。正是这种进步，才使得他“为了国家民族”〔5〕， “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6〕，这是现代人理性的表现。这种现代人的理性， 不仅表现在张学良身上，更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身上。这种人的现代理性的树立，是西安事变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
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们认同的华夏文化共同体，是一个“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7〕， 以及一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给予他们秩序与和平”的大德大智的“天子”〔8〕。鸦片战争以后， 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甲午战后日本加入）的蹂躏，亡国灭种的阴云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的历史就是围绕着建立“现代多元世界中一个特定政治实体的中国人的国家”这一主题而展开〔9〕。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萌生，而且随着危机的加深不断深化。鸦片战争后的几次重大转折，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与此相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式的特定意义上带有了政治性”〔10〕。
如果说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还带有许多传统的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运动这一场“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11〕，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迅速觉醒。30年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以废约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运动的高潮五卅运动来看，上海人民喊出了“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在华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等口号，体现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法权平等观念，与义和团运动时的“扶清灭洋”、“保清灭洋”等口号在民族主义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30年代以后，日本的威胁日益逼近，民族主义的内容转向抗日御侮。一二·九运动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渲泄民族主义感情的最好表现。一时间，抗日救亡的呼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一浪高过一浪，但从总体上看，广大下层人民参与运动的出发点，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在行动上也表现为一种本能的趋从。因此，这一时期广大下层人民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尚处于朦胧状态。尽管如此，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仍然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至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12〕。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与一切“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现代民族主义发生尖锐的冲突和矛盾〔13〕，这就在无形中减弱了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资源”，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再次，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西安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传统的“家天下”理论使广大下层人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人们只知“君权”，不知“民权”。孟子虽然说过“民为重”，但却丝毫没有以民为主的意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世界文明的沟通和渗透，中国第一次有了“申民权”的呼声。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旗帜，都进一步萌动和激发了这种内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
然而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中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进行民主政治生活的培育和训练。但是，民主观念一经产生，它所迸射出的诱人光辉是无论如何不会被忘却的。虽然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并未停止。如1925年的国民会议运动，就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不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会议能否如愿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代表，我们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的过程中，在与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相斗争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参加了中国的民主建设运动。仅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参加促进会的会员就达几十万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国民党一党政治弊端日益暴露，加上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危机加深，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扩大民主，开放政治。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在不触动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的有限度的开放。这集中体现在专家参政上，即允许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知识分子进入到外交、经济、教育等政府部门，表明国民党封闭的政治体制开始松动。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发生的。民国以来，中国人历经数次民主运动，民主观念已大为增强，对政治参与的兴趣日益提高。在日本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急之时，在民族主义感情的促动下，人们纷纷点评时政，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这对张杨二位将军的思想产生相当影响，他们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复兴”，绝不能“一错再错”，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14〕。这样，民主观念在民族主义的整合作用下，就成为西安事变发生的有利条件。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和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使全面抗战的时间提前，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杨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基本上得以实现，抗日救亡正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国民政府和各党各派都把抗日作为头等大事，一致认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各民主党派及各社会团体还创办了大批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报纸刊物，教育和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强调要“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转变为全面、全民族抗战”〔15〕。
在举国抗战思潮鼓舞下，广大下层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逐步从一种本能的趋从状态上升到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体行为。行动的出发点，也从经济角度转向政治考虑。这种政治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以抵御外侮、追求国家独立为主要目的，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并积极参与抗日斗争；二是指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表现为追求自主人格及政治自由，战后广泛的民主运动正是这一意识在现实中的绝好实践。可以说，民族主义情绪经过政治动员而产生的巨大力量，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一个推动力。
其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进一步的提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一致抗日等主张。1937年2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将“武力剿共”改为“和平统一”，确定修定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方针，表明国民党在对待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民族抗战领导的新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各种社会力量也在共赴国难的前提下，对国民政府采取合作和拥戴的态度。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成立，下设国防参议会，以收集思广益、支持抗战之效。当时被邀作为参议员的，有中共代表毛泽东（未到）、周恩来，救国会代表沈钧儒、邹韬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李璜，乡村建设派代表晏阳初、梁漱溟，教育界代表黄炎培、张伯苓、胡适、傅斯年，军事界代表蒋方震，外交界代表施肇基以及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徐谦。从参议员组成人员看，国防参议会大致容纳了国内各抗日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具有一定的民主参与的意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同年4月， 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员由各省市代表、蒙藏代表、华侨代表，以及“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中，“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的人担任〔16〕。1938年7月，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按照参政会组织原则，国民参政会有议决权、审决权、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权、询问权和建议权，但它没有直接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人事任用的权力。而且参政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批准后，才能交有关部门实行。因此，国民参政会虽职权广泛，但对政府并没有多少约束力，它只是一个民意的议政机关。
但是，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仍然具有开放民主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各种社会力量，“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17〕，它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和旨意迅速下达和执行，使人民的呼声和建议，能够及时地反应”，它虽然“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却是“战时的相当民意机关”〔18〕，标志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同年9 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省临时参政会组织条例》。此后，省、县各级临时参议会和乡、镇等各级临时代表会议都逐步召开，这是全国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初步开端。
再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起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作出决议， 为保存国家经济力量，拆迁上海工厂到内地（以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江、浙等省企业也陆续内迁），由政府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协助组织实施。9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统管工厂的内迁与安置工作。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统计，截至1940年， 由官方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械材料70900吨，技术工人12080人。在内迁工厂中， 机械业占40.4%，纺织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电器行业占6.5%，食品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业占0.24%，其它行业占12.1%。其地域分布以四川为主，占54.7%；其次是湖南，占29.2%；陕西、广西、云南及其他省份也都有一部分。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对各工厂进行整顿，到1940年底，70%的内迁工厂先后恢复生产。
对于战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采矿业和冶炼业，国民政府极为重视。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派出人员，在川、陕、滇、黔、赣、湘、甘、宁、康等省寻找铁矿点，并由行政院经济部划分矿区，进行开采冶炼。仅在四川省就创办了8家较大规模的冶炼厂，10余家小型冶炼厂。湘、滇、黔、桂、粤、赣、陕、甘等省也各有一两家冶炼厂。这极大地缓解了前方战事和后方生产生活的急需。
为满足战争需要，重庆国民政府也大力发展大后方交通运输业。铁路建设方面，主要修筑有湘桂路（衡阳——桂林），以后又修筑桂林至柳州段，柳州至全州段，1943年修到独山，1944年修到都匀；滇越铁路昆明至叙府段，昆明至曲靖段；陇海路，由宝鸡续修到天水。公路建设方面，主要修筑了4条国际交通线，即桂越公路、滇缅公路、 中印公路和甘新公路。国内主要线路有昆明经贵阳至重庆线，再由重庆经芷江、沅陵、柳州至桂林；此外还有康青路、南疆路、川滇东路等。内河航运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仅四川省新辟航线就有1900多公里。
大量沿海工业企业的内迁，以及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不仅满足了抗战时期经济和军事的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沿海与内地工业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对未来新中国经济的行业分布具有相当影响。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并为未来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做了准备。
注释：
〔1〕[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文版），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2〕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报》。
〔3〕张学良：《怎样纪念国难严重期中的国庆》，1936年10 月10日。
〔4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球队暨东北大学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谈话》，1934年4月13日。
〔5〕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
〔6〕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7〕[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文版）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8〕转引自[美]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9〕〔10〕[美]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1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页。
〔1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
〔13〕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
〔14〕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5〕《全民周刊》第10卷，第10期，1937年11月11日出版。
〔1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8页。
〔17〕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18〕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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