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森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他的森林意识，表现了他创作的独有个性。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其一，他的森林意识的形成与他生活的经历与时代条件有关；其二，他的森林意识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作者对当代日本社会的一种认知方式；其三，他的森林意识作为独特思维的宇宙，形成了文学创作中的三种特征，极具审美价值。
〔关键词〕 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森林意识
1994年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文学院，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不平静的心情，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成为此奖设立以来第91位新得主。
如果把这位大奖的荣膺者与其他一些世界文学大师如肖洛霍夫、阿格农、泰戈尔、川端康成等，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都对自己的家乡情有独钟，都曾以故乡为题材，饱蘸乡情浓墨，挥洒出惊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在大江的创作中，家乡——森林，不单是题材，是背景，而是形成了他所独有的创作个性——森林意识。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他家乡的森林乔木构造的辉煌耀眼的阶梯，把大江送上了世界文坛的顶峰。因此，研究大江，研究大江的作品，就不能不研究他的森林意识，正如王中忱先生所说：“森林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1 〕
一
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森林意识，是他的成长经历、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他的文学追求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大江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漱村。 这是一个远离喧闹的城市，四周被茂密的森林所环绕的偏僻的小山村。大江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但15年的家乡生活，却横跨了两个时代。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本具有不彻底性，而在这偏远之地封建社会影响的遗留更为严重，特别是泛神论的自然观和日本式“部落”的传统观念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童年，确切地说，在10岁之前，他的家乡观念、森林表象，比他头脑中的任何其他东西都鲜明、突出、且神圣美好。可以说，这是日本前民主时代给他的遗产。但是，就在他10岁那年，被尊崇为神的天皇在广播中以普通人的声调宣布日本战败投降，大江为此感到震惊，原来稳固的封建堤坝动摇了。12岁时，他进入了新制度的大漱中学，开始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处在两个时代交接点上的少年大江，对当时生活及其变迁的体验和记忆十分深刻，并成为他后来创作的不竭源泉，如他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我也毫无异议”。〔2〕
然而，对大江森林意识形成的理解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或者说是肤浅的。因为，成年的大江，毕竟走出了停留在中古时代的封闭的森林山村，步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置身都市，而其创作思维和情感仍返归孩提时空的大江，之所以对森林独钟不移，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他对理想的人生和社会的追求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大江虽有深刻的家乡观念，但他决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作家，而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具有强烈正义感和社会理想的社会活动家。1963年他曾参加关于原子弹爆炸的调查，谴责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给日本该地居民造成灾难。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并旗帜鲜明地站在这一正义斗争的前列。即使在端典领奖时，他仍再次重申他的坚定立场：“如果把放弃战争誓言从宪法里删去，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牺牲者最彻底的背叛。”“我们不能忽视如何去拯救死神威胁的人类，如果忽视，就是渎职行为”。在日本，长期存在企图抵赖战争罪行，改变宪法，删去放弃战争誓言的右翼势力，这种势力还得到日本政府一些要员的支持。他认为，天皇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战后几十年，天皇制仍然存在。他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势力在亚洲的扩涨。然而，这一条约由于日本统治集团的维护而不能废除。总之，日本现代都市社会，与他的关心人类命运的民主主义主张大相径庭，与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格格不入；他的内在情感和心灵世界不能在都市得以抒发和表现。于是，他把他所熟悉的、能够寄托和表达他的思想的森林山村，作为其创作的题材和舞台。诚如他自己所说：“四国的森林峡谷小村——是我可爱的家乡”，“是我创作的源泉”，“几十年来，我反反复复一直在写作我的家乡”。〔3〕可见， 正是大江本人的经历和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同大江的理想追求的尖锐矛盾的酿造、撞击，形成了这位作家所独有的创作思维——森林意识。
二
我们徜徉于大江文学的长廊，始终有强烈新奇的森林意识相伴随。每件珍品，闪烁着他的家乡背景的光环，再现着四国森林小山村世代流传的故事；活动其间的也是森林中的人物。山村习俗和部落生活在这里表现得那样浓郁。蕴寓其中的对人类自由和责任感的探讨与抒发，更令人沉思、感奋。这种独特的创作意识，使大江作品充满魅力，使读者流连忘返。
《饲育》是大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发表于1958年的著名小说，描写了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故事：轰炸日本的美国飞机在森林坠毁，黑人飞行员跳伞后为村民所捕。山民们把这个“黑怪物”当作一般动物关进地窑里饲养，渐渐地饲养与被饲养者之间消除了敌意，孩子们为他松绑，陪他在森林中散步。黑人与当地村民亲密相处，相互关心，不同肤色的人们过着万年一系的牧哥式的部落生活。然而，政府要将俘虏押离山村。黑人拽住小孩拒捕，孩子的父亲用铁砣砸死了黑人，小孩由此产生了困惑，大病一场。作品揭示了残酷的现实与神话中的乐园之间的矛盾和反差，描写了神话世界的破灭，凝注了作者对人类困境的关心。
1967年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样是以故乡四国的群山、森林为舞台的。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勾画了三幅离奇神秘的画面。其一，主人公鹰四带领青年抢劫超级市场的故事。其二，回忆密三郎和鹰四的哥哥S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袭击朝鲜部落的故事。其三， 万延元年膺四曾祖父的弟弟领导农民暴动的故事。小说把现实与历史重叠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新神话。作品中森林的恐怖神秘，表现了现代人的困惑不安。密三郎与从美国回来的弟弟膺四一起离开城市返回故乡的森林山谷，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怀疑而要求回归土著的反现代论倾向。
《同时代的游戏》更是一部寄托作家乌托邦“森林意识”的佳作。大江自认为此书是他“最怀念的小说”。如果说，大江的其他作品是以森林为背景的，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是把森林作为描写的具体对象。作品别出心裁，设计周密。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具体明确的人物，而是由既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六封信构成。主人公“我”对妹妹（森林）讲述培育森林和山村的历史以及家族的发展史。作者在一个平面上展开三个不同时间的故事。一是几百年以前古代山村的创建过程。二是昭和初年山村与日本军队爆发的战争。三是现在“我”参加的反体制运动。作者通过叙述村庄——国家——小宇宙的神话与历史，创造了无限大的宇宙空间，让森林的创建者与破坏者，在同一空间展开多层次多方面的格斗。作品反映了作者的乌托邦理想与日本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第四封信“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赞颂了敢于和强权做斗争的农民英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大江在《向着文学的未来》中谈到：“未来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头脑中就是公社。大家都作为一个集体成员，大体了解大家在做什么，不加以限制，这种公社才称得起美好的村庄”。可以说，这是大江对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明确扼要的描述。所以，在他的若干作品中，森林就成为这种理想社会——“公社”的载体。在1986年发表的《M／T森林的奇异故事》里，对象征“公社”的森林浓墨重笔，大加歌颂和赞美。在1987年发表的《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中又写道：我的义兄是我小学的老师，住在森林，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公社”。为了人类的新生，我必须有一个令人怀念的场所。这个存在“公社”的场所正是森林。即使在大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准备挂笔封墨，不再涉足文坛时，他宣布，他的挂笔之作《燃烧的绿树》三部曲，“仍是描写生活在那片森林丛中乡亲们的故事……”。
纵览大江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可见，他是从森林起步，以森林为创作源泉，以森林或森林中的人与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因而，他的作品充满着森林峡谷的乡土气息。不仅如此，在大江文学中，森林不是作为生物或景物存在的，而是被赋予了极其深刻，十分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是大江理想的象征。他明确指出，理想的乌托邦，就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4〕在《同时代的游戏》里， 森林是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再生”之地。在《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和《洪水淹没我的灵魂》中，森林又作为核时代的“隐蔽所”。其次，森林是产生大江的一种独特的认识的源泉。他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具有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而处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则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和开放性。但是这种文化被主流文化所支配和压抑。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突出出来，就会在传统主流文化中引入异质，从而使人们获得认识日本社会的新方式。据此，大江独树一帜，把“边缘”意识，或者说“森林”意识，引入小说创作方法，提出了“边缘——中心”图式，主张“从边缘出发”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探索人类的命运，寻找拯救现代文明，使其“再生”新途径。这种新的认识方式和方法，为大江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三
大江作品的主题，往往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及在被封闭的“墙壁”中求生存的状态。但是，当我们研读他的作品时，会强烈感到他对与“自我”相对的“非我”的关照；对与“闭塞”相对的整个人类广大“空间”的注目，给人一种超越自我和封闭的力量。他所描写的“森林”，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生存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那种既相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双重关系，并深入探索现代人类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内涵，使大江的森林意识具有如下特征：
1.文学与政治的统一
大江的森林意识，是一种创作意识。但它决非一种仅存在于书斋、与社会政治毫无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东西。如上所述，由于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心，使他运用想象力把文学与政治不同质的两个世界联系起来，在文学创作的森林意识中，翻卷着政治的波涛。他说：“我的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以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我毫不怀疑通过文章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5〕所以， 在他描写森林的每部著作中，森林意识与社会政治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在《饲育》中，他描写了由于与外界联系隔绝，致使山村的孩子们把飞机视为“大鸟”，他们不知战争为何物。但是，战争毕竟存在，并且打破了山村的封闭和宁静。继黑人降临，又发生了政府要押解黑人离村、黑人拒捕，众人争夺等幕幕政治活剧。山村古老的田园牧歌生活与日本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如果说《饲育》的切入点，是从森林的宁静到宁静被打破，那么，《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切入点，则是直接从政治——鹰四参加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失败——切入，再到回归森林。而且，在这篇小说里，森林不是万世宁静，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暴动、通奸、乱伦和仇杀的孽海。其意图在于引导人们走出不安的森林，表现出作者对人类前途的焦虑。《同时代的游戏》主人公“我”，虽然生活在森林，但却参加了日本现代的反体制运动。《洪水淹没我的灵魂》中，生活在乌托邦社会的主人公也参与了对日本当代社会的政治批评。《燃烧的绿树》里生活在这片绿丛中的乡亲们同样抵抗着日本社会“近乎疯狂般的蹂躏”。这些作品都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包括对战争、天皇制、日美安全条约的见解。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江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21世纪……”。不过，他不是使用政治概念的语言，而是将政治问题植入人性的深层，通过作家的想象世界——森林，展示现代人的政治斗争。
2.森林与城市的连结
在一般文学中，森林总是与古老神话、与传统、与封闭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前者是后者的象征。但在大江的森林意识中，却不是一个封闭的古老传统的圆圈，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意识流程。它的一端，或者说它的源头在森林，而另一端在作为现代社会象征的城市。这与大江生活的经历与体验有直接关系。他是从森林走出来的作家，那森林小山村口传神话般的故事，在他生命中显示重要的意义。但他又发现自己在东京的现实生活和森林中小山村的神话之间正在被撕裂。如同他自己所说：“在强烈的紧张关系中，用语言再建自己生机勃勃的小宇宙，这就是我的文学事业，一方面植根于森林中的神话世界，另一方面不脱离东京的现实生活，在两者紧张的磁场上，建立的小宇宙，即文学。”〔6〕大江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森林以及日本传统文化和村落 共同体抱着密切的亲情，他把树木森林看作“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故乡的媒介，而一生捕捉不放”。他植根于森林，又超越森林，植根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他从古老神话的传统中营造他的文学宫殿，但在宫殿里却传递着现代社会的信息。《饲育》的镜头，一直面对着森林小山村，然而，它所揭示的却是山村部落与日本城市的一种紧张对立关系，作品凝注个人的深切体验，描写神话世界的破灭，表现了人类在现代城市中的困境和不安，探寻人性的复苏。在《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中，作者把死于非命的老师安排在获得新生的场所——森林。显示了大江对城市文明的厌恶，表现出作者乌托邦理想的寄托所在。《同时代的游戏》中，只有徐福式的人物，才能带领村庄—国家—小宇宙的人们去创建未来的文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要描写的是历史，是传统美的被破坏，是森林的恐怖神秘。然而，作品的起点是城市，落点则是对整个新人性的期盼。表现了作者对于现代社会产生的失落和理想中的回归。总之，与作为现代和开放象征的城市紧密连结，从而使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森林”实现升华，成为超越历史和封闭的媒体，是大江“森林意识”的本质特征，也是大江文学产生巨大感人力量的源泉之一。
3.虚构与现实的重叠
大江的“森林意识”，是他独特思维中的宇宙。它有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从遥远的古代到眼前的现实，从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到现代霓虹闪耀的城市无所不包。而且，无论他笔下的时空足迹何处，也无论两种或多种事物看似如何悖谬，但总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大江把虚构与现实紧紧重叠。正如瑞典文学院在谈及大江获奖原因时所指出的：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他注重把现实引入小说，又致力于非现实的虚构，这种虚构，并非作家的凭空想象，而是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是古老的神话传承。虚构与现实之间，既截然分明，又巧妙重叠，从而创造了一个通常测量仪所无法估量的偌大的时间和空间场，使大江文学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神采飞扬。在《饲育》中，小山村的自然是那样优美，同时又非常粗犷；那里的村民是那样淳朴和善，同时又不乏狡黠和残酷。在作者眼中，“部落”就是“乐园”。他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泻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把过去农民暴动与现实青年抢劫超级市场；畸形的现代人与正常的过去人交织在一起，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人类应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的思考。在《同时代的游戏》中作者描写到村庄—国家—小宇宙在开创期遭遇的50天梅雨期，50天大怪声期，50天的战争期等，这些虚构怪诞的传承故事，貌似于现实社会是剥离的，实际上与战后50年日本社会发展变革是重叠的。作家正是通过这一视点导入自己独特的领域，并超越自己设定的虚幻世界，完成一个新的真实的观照世界。作者在其理论著作《为了新的文学》、《小说方法》中反复表明：因为小说的虚构本质、想象能力和陌生化方法，使它可以于貌似绝对真理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于人们机械麻木的惯常感知与思维模式之外，发出另一种声音，从而提供一条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途径。使他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开创了一个新奇的充满活力与力量的宇宙，使之与众不同，独树一帜。
综上所述，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是他本人经历和日本社会现实互相作用的产物。这种意识使他的作品笼罩着神秘古老的气氛，但其内在的对政治和现实的关注，又使之在古老气氛的表层之下奔腾着与读者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主题与思考，使他的作品既有原始般的肃穆和庄严，又富有现代气息和现代式的滑稽、幽默和讽嘲的色调。从而使大江本人成为世界文学的巨星，使大江文学成为最为独特的世界文学珍品。
Oekensaburo's Forest Consciousness
Zhu Hongsu
Abstract Oekensaburo is the Japanese writer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94.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th-ree as pects of his forest consciousness,which manifests hisunique creative individuality:(1) his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times he lives in,which result in his formulation of the fo-rest consciousness;(2) his forest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inhis creative activities——a new way of knowledge of the thenJapanese society; and (3) the specific aesthetic value of hisforest consciousness——a unique cosmic thinking——as a lite-rary creative form.
* 本文1997年1月15日收到。
注释：
〔1〕王中忱：《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 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页。
〔2〕大江健三郎：《占梦师》。
〔3〕大江健三郎：《我的文学之路》，见《读卖新闻》1994年9月13日。
〔4〕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5〕大江健三郎：《我在暖昧的日本》，1994年12月7日。
〔6〕大江健三郎：《对于作家文学是什么》， 见《外国文学》199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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