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麻烦”能解决么?
范志勇 宋佳音
[摘要 ]罗默批判所涉及的宏观经济学的“麻烦”可以被区分为外生周期分析模式和参数估计技术瑕疵两个层面的问题。对宏观经济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外生周期分析模式只关注冲击在经济体内部的传递过程,而非探索经济危机的根源。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能力看,主流宏观经济学都不能解决无法预测经济危机的问题,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真“麻烦”。尽管如此,随着对冲击传导机制理解的深入,宏观政策实践仍然有助于增强经济系统对外生冲击的抵御能力。相反,参数识别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则相对容易解决,且在不断改进过程中。
[关键词 ]外生周期理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危机预测;宏观经济政策
一、前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社会各界对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注] ① 本文中所谓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是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New Consensus)。 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经济学家内部也曾经就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等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除了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般讨论之外,近期还有许多专门针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反思,其中尤以罗默(P.Romer)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影响最大。[注] ② Blanchard,O.“Do DSGE Models Have a Future?”.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16-11,2016;Korinek,A.“Thoughts on DSGE Macroeconomics:Matching the Moment,but Missing the Point?”.Working Pape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5;Romer,P.“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Working Paper at New York University,2016. 这一方面是由于罗默本人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他不仅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是时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在文章中罗默除了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周期理论,特别是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及后续发展起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进行了技术方面的批评之外,还点名批评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存在为了“友谊”而放弃学术“客观性”的现象。罗默的批判给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带来的不仅是一场“技术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场“信任危机”。
罗默批判主要围绕宏观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部分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将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无法解释的外生冲击,从而将经济周期的原因与结果“本末倒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参数识别方面存在技术不成熟和结论不稳健等现象。这个问题实际上属于宏观经济学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注] 为了叙述简便,下文将罗默批判的两个问题简称为宏观经济学的两个“麻烦”。 与之前的批评性文章多是流于在思想和分析范式等层面上的交锋不同,罗默批判的要害之处在于,其指出了主流宏观经济学框架至少在纯技术角度也存在问题。虽然思想和分析范式方面的问题是更加基础和根本性的,但由于学术话语体系的不同,主流宏观经济学往往可以对这个方面的批判“充耳不闻”,但对于技术层面的错误却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因此,罗默的批评显得更加有力度。
国内相关研究对于罗默批判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对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评由来已久。[注] 吴遵杰、陈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与问题》,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1)。 这派观点认为罗默批判进一步支持了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学术话语体系的批评实际上并未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学术批评要建立在相同的方法论和学术语言体系基础之上,否则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不完美,但的确包含了有价值的思想,难以全盘否定;第三,更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者给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和改进意见,在新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之前,旧理论的地位无法被取代。另一派观点主要来自主流宏观经济学,针对罗默的批判,这派观点认为主流宏观经济学虽有不足,但从根本上来看并没有遇到颠覆性的大麻烦。例如,陈彦斌和陈惟认为,DSGE模型仅是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该以局部的错误而否定宏观经济学整体的价值。况且从宏观经济学理论近百年的发展史来看,宏观经济学理论对重大经济事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并且能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推动理论的进步,因此宏观经济学并没有遭遇脱离现实的麻烦。[注] 陈彦斌、陈惟:《从宏观经济学百年简史看“宏观经济学的麻烦”》,载《经济学动态》,2017(1)。 那艺和贺京同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的“麻烦”仅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各个时期遭遇的无法解决实践问题的暂时性困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恰恰是不断对微观基础进行修正以解决各种“麻烦”的过程,他们还特别介绍了行为经济学对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贡献。[注] 那艺、贺京同:《从“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看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载《经济学动态》,2017(7)。
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忽略了罗默批判所涉及的两个问题是分别属于方法论层面和技术层面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批判所涉及的DSGE参数识别技术不成熟以及其他批评所针对的DSGE模型未包含金融部门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对其进行改进的难度并不大。而罗默批判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即主流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外生冲击的问题,则将是长期困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短期内几乎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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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对于近年来日益成为DSGE模型参数识别主流的贝叶斯方法而言,其结果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稳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结构性参数的识别结果主要受参数先验分布的影响,而不反映真实数据的特征。卡诺瓦和萨拉发现,滥用贝叶斯模型,包括无法准确反映参数不确定性的先验分布,可能会掩盖识别过程中隐藏的问题。奥纳特斯基(A.Onatski)和威廉姆斯(M.Williams)发现结构性参数的识别结果严重依赖于模型对先验分布的设定,结构性参数的识别结果会由于先验分布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注] Onatski,A.,and M.Williams.“Empirical and Policy Performance of a Forward Looking Monetary Model”.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10,25(1):145-176.鲍迈斯特(C.Baumeister)和汉密尔顿(J.Hamilton)通过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市场供给和需求特征进行研究时发现,当采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即便样本数量趋于无穷大,需求弹性的估计结果也主要是取决于研究者所人为设定的先验分布而非样本观察值。[注] Baumeister,C.,and J.Hamilton.“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of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Incomplete Identification:Revisiting the Role of Oil Supply and Demand Shocks”. NBER Working Paper No.24167, 2018.
二、外生周期理论范式——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真“麻烦”
罗默批判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周期的外生冲击形成理论,他认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是所有当事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由所谓的外生冲击造成的,况且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连外生冲击的内涵和外延都无法解释清楚。那么,看似荒诞的外生冲击理论是如何进入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呢?
(一)外生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
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是“外生冲击”加“内部传导”的分析模式,该模式被称为“弗里希-斯拉茨基”(Frisch-Slutzky)模式。该研究模式的理论基础来自弗里希(R.Frisch)和斯拉茨基(E.Slutzky)两位计量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研究,更早的理论源泉甚至可以追溯到维克赛尔(K.Wicksell)。[注] 弗里希因在经济周期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斯拉茨基则是苏联时期的一位统计学家。由此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周期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数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实证研究方面的影响。Frisch,R.“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 in Dynamic Economics”.1933.In Gordon, R.and L.Klein(eds.).Readings in Business Cycles .Homewood,Ill:Richard D,1965;Slutzky,E.“The Summation of Random Causes as the Source of Cyclic Processes”.Econometrica , 1937,5(2):105-146;Wicksell,K.“Review of Goda och dåliga tider”,by Karl Petander.Ekonomisk Tidskrift ,1918,pp.66-75.受维克赛尔外生周期思想的影响,弗里希假定外生冲击在经济系统内部传导的过程中会不断被削弱,而新的冲击又源源不断地引发新的波动,从而奠定了现代主流均衡周期波动的基础。斯拉茨基更是通过规范的数学方法建立了现代经济周期研究中“外生冲击”加“内部传导”的实证分析模式。[注] Zambelli,S.“A Rocking Horse That Never Rocked:Frisch’s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39(1):145-166.
“弗里希-斯拉茨基”模式之所以能成功跻身主流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方法找到了能够在形式上模拟经济周期的数学工具——线性随机差分方程。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周期最明显的特征是“周期性”(cyclicity),即经济波动从波峰(波谷)回到正常状态后并不会停留在正常水平,而是向下一个波谷(波峰)方向运动,从而出现波峰与波谷交替出现的现象。斯拉茨基发现,只要在总供给或总需求方程中引入一个可以表示为线性随机差分方程的外生随机冲击,且差分方程自回归系数不是远小于1,就可以很好地模拟出经济周期特征。此外,还可以通过方差、协方差等统计工具对经济周期本身以及各宏观变量在经济周期中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注] 该随机线性差分方程的基本形式为:x t =αx t-1 +ε t ,其中α 略小于1,ε t 为白噪声随机变量。Sørensen,P.,and H.Whitta-Jacobsen.Introducing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9.因此,“弗里希-斯拉茨基”模式迅速得到普及。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尚未找到其他的能够对经济周期进行定量描述的数学工具。[注] 经济学家也试图取消外生的随机冲击ε t ,将随机差分方程变为非随机差分方程形式x t =αx t-1 ,但在这种理论模型假设下,经济波动将从非稳态形式向稳态单调收敛,并停留在稳态,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消失。
(二)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内生周期理论和外生周期理论的争论
虽然“弗里希-斯拉茨基”模式所代表的“外生冲击”加“内部传导”的经济周期分析框架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都认同该分析模式。罗默也并非批判外生周期理论的第一人。主流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内生周期理论与外生周期理论的争论,这两种理论代表着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的发展方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就认为经济周期具有内生性质,“加速数”理论正体现了这一思想。[注] Zambelli,S.“A Rocking Horse That Never Rocked:Frisch’s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39(1):145-166.在“加速数”理论模型中,投资被定义为消费品需求及其增长率的函数,只要消费需求增速出现下降就可能导致投资的绝对下降。“加速数”理论模型被概括为其中y (t )表示投资,x (t )表示消费,表示消费对时间的导数,m ,μ 分别是两个参数。然而弗里希指出,在代表“加速数”理论的微分方程中存在两个变量(y (t )和x (t )),变量个数大于方程个数,导致模型具有未定性(indeterminate)。该结论不仅使“加速数”理论和内生周期理论受到巨大冲击,而且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方向,从此之后,外生周期理论便逐渐成为主流。
(三)随机差分方程成为主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工具
第二,从客观上看,在经济学研究高度数学化和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大趋势下,主流宏观经济学目前尚没有放弃该模式的能力。由于主流周期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在形式上都是将外生随机冲击作为经济系统发生变动的原因,因此,现有的经济周期分析模式不仅可以分析外生冲击在经济体内部的传递过程,还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为理论模型提供貌似科学的现实依据。如果宏观经济学理论放弃外生冲击的分析模式,立刻就会面临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分裂的状况。即便理论经济学家可以找到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也无法通过实证方法进行验证。除非数学家在随机差分方程之外能找到对经济周期进行实证研究更好的方法,否则经济周期理论恐怕仍将长期处在外生冲击理论阶段。
应该看到,尽管随机差分方程使得主流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在形式上得到了高度的契合,但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中两者却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理论模型中,外生冲击被定义为对应变量或参数的超预期变化,但导致该非预期变化的原因是未知的。在实证研究中,例如各种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外生冲击被定义为导致被解释变量变化的未知因素的新信息(innovation),而所谓的未知因素包括除解释变量之外的所有变量及其函数。在实证研究中只要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或者预测能力有限,就有必要将宏观模型的供给和需求冲击视为随机变量,从而表明宏观经济模型仅能预测平均状态下的供给和需求。[注] Sørensen,P.,and H.Whitta-Jacobsen.Introducing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9.
(四)经济周期理论短期内能摆脱外生周期理论范式么?
尽管外生冲击使得随机差分方程可以很好地模拟经济周期的波动性特征。但主流宏观经济学以外生冲击作为经济周期发生原动力的分析模式也招致了很多批评。萨默斯(L.Summers)认为,RBC模型既没有讨论外生冲击的来源和本质,也没有在微观层面上找到外生冲击重要性的客观依据。[注] Summers,L.“Some Skeptical Observations on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986,10 (fall):23-27.既然外生冲击模式无法揭示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那么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为什么还要坚持采用这种分析模式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三种潜在问题是弱识别问题。假设存在唯一的θ *使得g (y ,T ,m 1,θ *)=0,但是存在一个结构参数的可行子空间Θ†⊂Θ,使得在该空间内任何结构参数θ 都能使距离函数g (y ,T ,m ,θ )足够小,那么,结构参数θ 就被称为存在局部弱识别问题。如果对于所有的θ ∈Θ都存在上述现象,结构参数θ 被称为全局弱识别。弱识别问题的存在表明,虽然可以得到且正定,但是海塞矩阵按照升序排列的特征值非常小。
在当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随机差分方程不仅是经济周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也是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主流经济周期理论通常认为,在没有外生冲击的时候经济会收敛到所谓的“平衡增长路径”或者“稳定状态”,外生的随机冲击会造成经济对稳态值的暂时偏离,从而形成经济波动。将外生冲击设定为自相关系数小于1的线性随机差分方程,不仅可以体现暂时性冲击的基本特征,还可以模拟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特征,满足理性预期的基本假设,因而成为外生周期理论首选的分析工具。在最初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中,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被作为外生冲击引入模型。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包括价格粘性和市场摩擦等越来越多的外生冲击被引入模型。例如在斯梅茨(F.Smets)和沃特斯(R.Wouters)那篇被认为是对DSGE有重大突破的文献中引入的外生冲击多达7个。[注] Smets,F.,and R.Wouters.“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A Bayesian DSGE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97(3):586-606.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DSGE模型又将金融市场冲击等新的随机变量引入模型。通过引入外生冲击,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外生冲击在经济体内部的传导过程上,即各种冲击的“传导机制”,而不是外生冲击或者是经济波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争议与发展
DSGE模型中的参数识别问题是罗默批判的第二个焦点。与经济周期的内生性问题相比,模型参数识别(identification)是更贴近技术层面的问题。[注] 本小节关于DSGE模型参数识别问题主要围绕罗默批判的内容展开,未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 当模型参数识别存在瑕疵时,基于这些方法得到的参数识别结果可能是不稳健的。这意味着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些经典结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错误结果基础之上的,从而为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埋下潜在的隐患。目前DSGE方法在宏观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都较少对其中所涉及的参数识别问题进行诊断和检验,对识别方法中存在的技术瑕疵关注更少。罗默的发现对于我们准确认识DSGE模型提供了借鉴。
(一)DSGE模型中的参数识别
在主流宏观经济模型中,各类经济主体最终的行为均通过模型的最优条件和预算约束方程得到描述。卡诺瓦(F.Canova)和萨拉(L.Sala)指出,在DSGE模型中最优条件可以表示为如下方程组形式:
A θ E t x t+1 =H θ +B θ x t +C θ x t-1 +D θ E t z t+1 +F θ z t
(1)
z t =G θ z t-1 +e t
(2)
其中,x t 表示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向量,z t 是外生变量向量,e t 是随机冲击。[注] Canova,F.,and L.Sala.“Back to Square One:Identification Issues in DSGE Model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9,56(4):431-449.A θ ,B θ ,…,H θ 均是由结构参数向量θ 决定的参数矩阵。无论是对模型进行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需要对模型中的参数θ 进行识别。
参数θ 包含两种类型,一类是反映模型稳态特性的参数,例如贴现因子、风险回避系数等等;另一类是反映模型动态特性的参数,如外生变量的自相关系数等。第一类参数通常采用校准的方法来设定,第二类参数则通常采用估计的方法来确定。校准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使模型的理论矩特征(主要是二阶矩)尽可能与观测数据的矩特征一致来得到DSGE模型参数的识别值。这种方法在DSGE模型发展的早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其主要缺陷在于参数设定多是主观模拟的结果,缺乏理论基础。第二类参数常用的估计法有极大似然估计法、广义矩估计、模拟矩估计和贝叶斯估计等方法。早期的DSGE模型所使用的估计方法主要是完全信息的极大似然估计法。[注] 极大似然估计法分为四步:(1)将线性化DSGE模型表示为状态空间模型;(2)用观测方程将不可观测变量与可观测变量联系起来;(3)通过卡尔曼滤波得到关于模型参数的似然函数;(4)通过最大化似然函数来得到模型的参数值。 通过极大似然函数方法对结构性参数进行识别时,似然函数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多维度矩阵,而且还可能包含局部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扁平化等问题,这些给参数估计带来了许多困难。近年来贝叶斯方法日益成为DSGE模型的主流参数估计方法。贝叶斯估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操作上也更加具有可执行性。贝叶斯估计方法首先设定参数的先验分布,然后再根据贝叶斯原理对参数进行事后估计和修正,从而使参数估计更加有效。贝叶斯估计即使是在小样本下也具有无偏的性质,这使得贝叶斯方法在DSGE模型参数识别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二)DSGE模型参数设定和识别方法的争议
借助最小化“距离函数”的方法,卡诺瓦和萨拉的研究较早关注了DSGE模型中潜在的参数识别问题。[注] Canova,F.,and L.Sala.“Back to Square One:Identification Issues in DSGE Model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9,56(4):431-449.所谓距离函数,是指在研究内生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响应时,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例如VAR)所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与基于DSGE方法所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之间的距离。其具体形式可以定义为:
对IMS技术的网络框架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是将SIP协议作为中心的分布式网络架构,因此在研究中要从SIP协议入手对IMS技术加以研究,对协议中定义的多种对象在IMS网络各种网元中融合和改进情况形成明确的认识。
g (y ,T ,m ,θ )=(ir d (y ,T )-ir m (m ,θ ))W (T )(ir d (y ,T )-ir m (m ,θ ))′
(3)
其中g (y ,T ,m ,θ )为距离函数,y 是数据向量,T 是样本个数,θ ∈Θ为结构参数向量,m 是DSGE模型,Θ是结构参数的取值空间。ir d 和ir m 分别表示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和DSGE模型生成的脉冲响应函数,而W (T )表示权重矩阵。结构性参数θ 的估计值(θ *)通过令的方式得到,同时还需要检验对应的海塞矩阵的特征。通俗地说,参数可识别要求距离函数在真实的结构参数处(θ *)存在唯一的极值,并且在参数所有可能取值范围内都具有足够大的曲率(curvature),即足够“弯曲”。在参数识别过程中可能涉及三种潜在问题,分别被称为“观测等价”、“局部识别不足或局部部分可识别”以及“弱识别”问题。
参数识别的第一种问题是“观测等价”现象。即如果存在两个不同的DSGE模型(m 1,m 2)及其对应的结构参数(θ ,ξ ),当θ 和ξ 分别取特定的值θ *和ξ *时,可以使得g (y ,T ,m 1,θ *)=g (y ,T ,m 2,ξ *)=0,那么将无法对两个DSGE模型及其结构参数(m 1,θ )和(m 2,ξ )进行区别,这种现象称为观测等价(observational equivalence)。产生观测等价现象的原因在于总体距离函数不存在唯一的最大值,从结构参数到简化式模型之间的映射不具有唯一性,因此,从选定目标函数的角度看,无法对具有不同经济学含义的结构模型进行区别。
目前,仅仅依靠大型核电站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不同区域电力需求和非电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展先进的小型和中型反应堆(small and medium reactor,SMR)以满足广泛的需求,并开展了研究工作[5-7].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有关报告,在6个国家有13个SMR在建造,同时大约有45个革新型SMR正在开展研发工作.浮动核电站(floating nuclear power plant,FNPP)由于功率水平不大,也被列入了SMR的一种.
第一,从主观上看,主流宏观经济学没有放弃该分析模式的意愿。正如上文所揭示的,主流经济周期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而只是解释外生冲击在经济系统内部的传导机制。经济学家不断将各种冲击作为波动的传染源(propagators)加入模型,试图使模型所得到的宏观变量波动特征尽可能与现实相一致,从而最大化模型的解释能力或者给定特定冲击时的预测能力。既然外生冲击的分析模式非常适合主流宏观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目的,同时主流周期理论亦没有动机去寻找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在主观上没有放弃该分析模式的意愿。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下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小节分析主流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的外生周期理论范式问题。从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外生周期理论跻身主流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改进时面临的困难,从而阐明外生周期分析模式将是长期困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真“麻烦”。第三小节讨论主流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技术层面的问题,主要介绍DSGE模型的参数识别问题,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模型以及将宏观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相结合的最新研究进展等。第四小节介绍金融危机之后宏观政策实践对经济周期理论的弥补。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原题:The 1906earthquake and a century of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earthquakes and their hazards
众多研究业已发现,无论是传统的参数校准方法,还是现有的极大似然估计和贝叶斯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均存在诸多缺陷。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DSGE模型中貌似严谨的识别方法由于自身的局限或者掺杂了过多的人为因素而使得参数识别结果的稳健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然而大多数应用性研究往往只报告参数识别的结果,明知识别过程中可能隐藏问题却只字不提,罗默认为这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家圈内的潜规则。[注] Romer,P.“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Working Paper at New York University,2016. 事实上,随着专门进行DSGE模型分析的软件被日益广泛地采用,DSGE模型应用的门槛不断降低,这可能导致其严谨性进一步被削弱了。这些现象应该引起宏观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针对参数识别这一技术方面问题的探索一直没有止步,并成为近年来DSGE模型研究中较为活跃的领域。例如,曲(Z.J., Qu)和特卡琴科(D.Tkachenko)在模型结构性参数可决定条件下(determinacy)给出了参数局部可识别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其后的研究又给出了同时兼顾参数可定与未定(indeterminacy)条件下的局部识别条件。[注] Qu,Z.J.,and D.Tkachenko.“Identification and Frequency Domain Quasi-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Lineariz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Quantitative Economics ,2012,3(1):95-132;Qu,Z.J.,and D.Tkachenko.“Local and Global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in DSGE Models Allowing for Indeterminacy”,2012,http://people.bu.edu/qu/dsge4/DSGE-0513.pdf.
(三)DSGE模型的新进展
金融危机之后,主流宏观经济学在其自身可扩展的范围内进行了改进,主要体现在将金融部门、金融摩擦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引入经济周期模型中。除此之外,随着行为经济学等非主流学科日益受到关注,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将行为经济学融入主流宏观经济模型。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表明了金融部门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危机爆发之后,大量文献开始将金融部门纳入传统的DSGE模型中,格特勒(M.Gertler)和清泷信宏(N.Kiyotaki)以及布伦纳迈尔(M.Brunnermeier)等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总结。[注] Gertler,M.,and N.Kiyotaki.“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Credit Policy in Business Cycle Analysis”.In Friedman,B.,and M.Woodford(eds.).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3A,Amsterdam:Elsevier,2011; Brunnermeier,M.,Eisenbach,T.,and Y.Sannikov.“Macroeconomics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A Survey”.In Acemoglu,D.,Arellano,M.,and E.Dekel(eds.).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T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在这些研究中,借款方(包括家庭、厂商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成为放大金融市场冲击的核心机制。此外,何(Z.He)和克里希纳穆尔蒂(A.Krishnamurthy)、布伦纳迈尔(M.Brunnermeier)和桑尼科夫(Y.Sannikov)以及格特勒(M.Gertler)等人还将金融市场的高度非线性特征融入DSGE模型,用于描述金融市场上突然产生和非连续变化的金融恐慌现象,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注] He,Z.,and A.Krishnamurthy.“A Macroeconomic Framework for Quantifying Systemic Risk”.Chicago Booth Research Paper No.12-37,2017;Brunnermeier,M.,and Y.Sannikov.“A Macroeconomic Model with a Financial Sect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104(2):379-421; Gertler,M.,Kiyotaki,N.,and A.Prestipino.“A Macroeconomic Model with Financial Panics”.Working paper,2017,http://www.econ.nyu.edu/user/gertlerm/GKP2017_oct_10.pdf.
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造成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宏观经济在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异常表现”的根源在于其微观基础模型过于依赖理性假设。行为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拓展个体理性假定的方式对主流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改良。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系统阐述最初见于阿克洛夫(G.Akerlof)的研究。[注] Akerlof,G.“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92(3):411-433; Akerlof,G.“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97(1):5-36.阿克洛夫指出,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将广泛的市场摩擦因素引入模型,但是关于经济行为的心理学或社会学因素却仍被置于考虑范围之外,这使得主流宏观经济学在其自身逻辑结构内很难再做进一步理论拓展。那艺和贺京同总结认为,行为宏观经济学对主流宏观模型微观基础进行改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主流模型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进行重建。例如佩西(W.Pech)和米兰(M.Milan)放弃了理性预期概念,并假设经济主体通过特定而简易的“经验法则”或者“直觉推断法”(Heuristics)来形成预期。二是将个体学习机制引入预期形成过程,德格洛瓦(P.De Grauwe)将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假定为异质性的,并且通过试错来选择适用性最强的直觉推断预期形成方法,从而产生自适应学习机制(Adaptive Learning)。三是将实验经济学引入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研究。[注] 那艺、贺京同:《从“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看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载《经济学动态》,2017(7); Pech,W.,and M.Milan.“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Journal of Socio -Economics ,2009,38(6):891-902;De Grauwe,P.“Animal Spirits and Monetary Policy”.Economic Theory ,2011,47(2):423-457.
既然主流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只能研究个别变量超预期变动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或预测经济周期,那么,在政策层面上是否就无法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呢?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金融危机表明宏观杠杆率越高,金融市场在外部冲击下表现的就越脆弱。危机之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层都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在政策实践中,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已经被用来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相互搭配,共同维护金融稳定。
四、领先理论发展的政策实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将金融市场加入模型或者融合行为经济学等非主流理论,这些改进只是在进一步细化经济体对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除非放弃“外生冲击”加“内部传导”的分析模式,否则,主流宏观经济学依旧无法找到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并实现预测周期的目标。
参数识别的第二种潜在问题是“局部识别不足”(locally under identified)或“局部可识别”(locally partially identified)现象。一方面,如果在DSGE模型m 中包含结构性参数θ =[θ 1,θ 2],并且Θ=[Θ1,Θ2],对于任意的θ 1∈Θ1⊂Θ1,都有g (y ,T ,m ,θ 1,θ 2)=g (y ,T ,m ,θ 2)。也就是说,结构参数θ 1取值的改变并不会影响最终得到的距离函数,因此参数θ 1无法被识别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局部识别不足。另一方面,对于结构参数θ 1∈Θ1⊂Θ1和θ 2∈Θ2⊂Θ2,如果存在连续可微函数f ,使得距离函数g (y ,T ,m ,θ )=g (y ,T ,m ,θ 1f (θ 2)),例如模型中参数θ 1和θ 2成比例,这种情况下参数θ 1和θ 2无法在识别过程中被区分开。这种现象被称为局部部分可识别。造成局部识别不足和局部部分可识别的原因均是由于距离函数的海塞矩阵在结构参数最优值处不满秩造成的,其中
(2)通过DEA模型对静态数据测算表明:2016年与2009年相比,创新效率的提升主要由规模效率拉动,纯技术效率并没有太大提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下降,反映出纯技术效率不高是抑制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尽管主流宏观经济学无法发现导致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对各种外生冲击传导机制的研究发现,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可以提高经济系统对外生冲击的应对能力。针对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被分为逆周期政策工具和解决金融体系集中度和关联度的政策工具两大维度。逆周期政策工具主要通过在经济的繁荣时期建立足够的资本缓冲来实现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功能;解决金融体系集中度和关联度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对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采取额外的高监管标准。
据统计,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共64个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人数突破新高,共20.77万人,与2015年相较而言,同比增幅高达13.6%。此增速显然高于来华留学生平均增速。为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政府及高校提供的奖学金也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倾斜。2016年,政府及高校给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占据全部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61%左右。其中,超过2000名巴基斯坦籍留学生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获得奖学金[2]。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人数为31.72万人,占全部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64.85%。
随着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政策实践,需要宏观经济学理论为政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然而,在证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于降低金融危机有效性的问题上,DSGE模型是通过将更多的宏观层面上的金融指标冲击引入模型,通过模型显示当宏观审慎政策对这些宏观金融变量的变化做出反应时,实体经济对金融冲击的响应更小,由此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博(D.Beau)等在模型中引入随机贷款价值比(loan to value ration)来反映贷款与抵押品价值比例的关系,发现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贷款价值比上升对通货膨胀等实体经济变量的影响。安格利尼(P.Angelini)等在模型中引入了对银行资本的随机冲击,并发现经济的杠杆率越高,经济系统对金融冲击的响应越剧烈。国内的研究如王爱俭和王璟怡在DSGE模型中引入了房地产价格和银行资本两个外生金融冲击,在房地产价格和银行资本超预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对这两个外生冲击做出反应,则有利于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注] Beau,D.,Clerc,L.,and L.Mojon.“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Banque de France Working Paper,2012,No.390;Angelini,P.,Stefano,N.,and F.Panetta.“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ECB Working Paper,2012,No.1449;王爱俭、王璟怡:《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载《经济研究》,2014(4)。
融资约束、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郭宏毅 袁易明(43)
五、总结
尽管罗默批判曾经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引起剧烈反响,但是除了将金融部门纳入DSGE模型和对参数估计方法进行改进之外,DSGE模型仍然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最流行的分析方法。本文将罗默批判中所涉及的宏观经济学中的“麻烦”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外生冲击”加“内部传导”周期模型无法发现周期根源的麻烦,另一个是DSGE模型参数识别不稳健的麻烦。其中,前者属于分析模式层面的问题,后者属于分析技术层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发展历史的梳理发现,“外生冲击”加“内部传导”外生周期模型之所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数学形式和实证研究方面的优势。借助自回归系数小于1的随机差分方程形式,主流经济理论模型不仅可以将理性预期纳入分析框架,定性分析未被预期到的暂时性冲击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还可以在实证研究中较好地拟合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特征。除此之外,本文的主要结论还包括:
第一,主流周期理论实际上研究的是外生冲击在经济体系内部的传导机制而非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因此,即便将金融部门或者行为经济学理论引入模型,充其量是更加精确地描述外生冲击的传导过程,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周期理论无法预测经济周期的问题。通过随机差分方程,经济学家可以对经济周期的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因此,在给定周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周期传递过程的条件下,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完成经济学家的目的。
以(63,57)RS码为例进行仿真,此时m0=log2(63+1)=6,选取本原多项式为p0(x)=x6+x+1,生成多项式为g0(x)=x6+α59x5+α48x4+α43x3+α55x2+α10x+α21.首先生成1000组码字,将其转化为二进制比特流形式,并加入误比特率为ε=0.005的错误比特,然后按图2所示的流程进行识别.对本原多项式p(x)进行遍历,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当m=6,p(x)=x6+x+1时,所有y1,i值均大于门限T1.因此,选取这一组参数进行后续第二次判定.
第二,在经济学研究高度数学化和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大趋势下,主流宏观经济学目前尚没有放弃外生周期模式的能力。除非数学家在随机差分方程之外能找到对经济周期进行实证研究更好的方法,否则外生经济周期理论仍将长期处在外生冲击理论阶段。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放弃DSGE模型,而是仅从技术层面对该模型进行完善和修补。
第三,针对模型参数识别问题的改进过程一直没有止步。此外,包含金融部门、放松理性预期假设或者结合行为经济学等近年来成为DSGE模型研究中较为活跃的领域。相对于无法预测经济周期的根本性麻烦而言,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不可克服的真麻烦。
第四,尽管在DSGE框架下主流宏观经济学无法预测类似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随着对危机传导机制理解的加深,有助于通过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增强经济体系对外生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高校是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其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体制都会影响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学的重点内容,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基层党建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部门,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教学价值,是现代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职责。
Can the “Troubles ”of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be Solved ?
FAN Zhiyong1,SONG Jiayin2
(1.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troubles” of the main stream macroeconomics defined by Paul Romer into two sub-categories.The first one is a fundamental defect that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attributes the business cycles and crises to unexplainable exogenous shocks.The second one is a technical flaw that the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s are not quite robust in DSGE models yet.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ainstream business cycle theory is just the most full-fledged form of the exogenous shock business cycle theory at present.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cycle theory,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reason why the exogenous shock business cycle theory defeats the endogenous business cycle theory and becomes the mainstream is not because it reveals the reasons behind business cycles but it supplies the mathematic tool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n business cycles.The mainstream business cycle theory focuses only 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exogenous shocks.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mainstream macroeconomists to accomplish the job of finding out the real causes of business cycles and predicting the economic crisis, no matter how sophisticated their models look like.This is the real trouble of the main stream macroeconomic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e solved by itself.Even though,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is useless in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crisis at all.With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ogenous shock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re still helpful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economy system against exogenous shocks.
Key words : exogenous business cycle; DSGE; crisis prediction; macroeconomic policy
[作者简介 ] 范志勇: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宋佳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9)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研究”(2015030102)
(责任编辑 武京闽 )
标签:外生周期理论论文;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论文; 危机预测论文; 宏观经济政策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