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公开信论文,性压抑论文,文学论文,葛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题目本应叫做“性、国家、道德、鲁迅的正室、丁玲的同居、萨特的勇敢……与文学”。然而我必须懂得一点行规，人家葛先生的题目多么沉痛和正式：“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见《芙蓉》一九九九年第六期）。午夜两点，我不得不写下一个同样沉重和正式的题目，以期吸引对文学和性都感兴趣，又都爱国的文学老中青少年。
骂人骂经典，或曰颠覆，已蔚然成风。这自然是好的，所谓畅所欲言。葛先生悼词中的卫道士意味真真让我夜不成寐。对于新时代的红……兵先生，我这个闲散之人只能甘冒被称做红小兵小姐的危险了。
既然是一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悼词，自然葛先生已存了一网打尽之心，从作家到作品一一悼来。比起作品，我深深体会到葛先生是更注重人品的。鉴于葛先生的言论实在精彩，在下文中我不得不频繁引述。
第一部分“作家”，第一段，“在这个叫二十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显然，葛先生的文学批评意在“可击”。只需问问葛先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你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人吗？
悲天悯人之后，葛先生尊重逻辑地答道：“很遗憾，我找不到。”这自然是废话。
然后葛先生发表了高论：“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
我的回答简单之极：“不能。”文学大师看的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大师的人品。这只是一个常识问题。
既然大前提下，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们个个“有懈”，世纪末的批评家自然要逐个“可击”。“击”是容易的，“可”是困难的，首先要在“可击”的“可”字上下功夫。且看副教授一一道来。
鲁迅首当其冲，“……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如今虽是太平盛世，葛先生也可走出书斋，终日在长安街上为民请愿，肃反贪官。更何况对于当年鲁迅先生所谈的流血的意义，副教授可能竟没有读过。于是在世纪之末，对我们说，若是当年文人们都去行刺，一个对一个，可杀掉多少坏蛋，中国早就解放了，后世也不用再搞什么文学批评。
因为鲁迅不够爱国，所以“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鲁迅的医学成绩实在不敢恭维”，课堂笔记被老师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师长总是喜欢教诲学生，看来葛副教授的学生们，但凡不好好记录教授课堂上的高见，将来必定是搞不成文学的。
接下来的问题大概是葛副教授最为痛心疾首的。鲁迅“……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说葛副教授不懂何谓半封建社会吧，偏偏“正室”二字又用得那么正气凛然。“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在此葛先生用词谨慎，好像碰到了一个为难的问题，然而为了中国文学起见，又不得不说。关于性变态的常识，推荐葛教授看一下《0的故事》， 那里面的人好像没受过什么压抑。至于夜色将晚，作家们离开书房走进卧室后干的事，与葛先生和中国文学实在没什么干系。
根据葛先生已表现出的常识水平，我妄自推断，在葛先生眼里同性恋也属性变态的一种。这样一来，当今世上大师花名册中可以轻易勾掉一半名字了。然而且慢，葛副教授若有一天成了葛正教授，定是转向研究外国文学的成果。中国作家的人品如此不堪，葛先生怎么研究得下去。外国作家就不同了，譬如葛先生极力推崇的萨特。我奇怪像葛先生这样关心作家腰部以下部位之品德的人，怎么没有买一本描述萨特私生活的书看一看，关心一下萨特的作风问题。或者葛先生一言概之，西方嘛，总是生活腐化。
然后葛先生发话：“让我们再看看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名人吧。”当然啦，写得好但没名气的不在葛先生的悼念名单上。
丁玲，“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尸骨未寒她就在南京和叛徒冯达同居”。国民党、叛徒等词在此都起修饰意，惹恼了葛先生的是，丈夫尸骨未寒，这个女人就和别人睡觉，简直应该投到河里淹死。
沈从文与萧乾的恩怨，葛先生一派天真地自问：“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性命上的理由，逼迫他们这样互相揭发。”或许等您想出了以后再指点现当代文学？文学教授总不能没有历史知识，何况是刚刚发生过的历史，鲜血未干。
老舍，“他的死仿佛证明了他的清白，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抵抗，相反是对现实妥协屈从之后依然得不到现实的认可的产物”。钱钟书，“他实行的乌龟哲学、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如果这样的人也能算是文化昆仑，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谈到文革，这位新时代红……兵先生过于义愤填膺，不觉使用出完完全全的文革腔调。于是我们这些受蒙蔽的群众，要知道老舍并不清白，钱钟书假装专心于学术，若抬举了他国家就没什么希望。葛先生真是事后诸葛，站着说话不腰疼，眼里容不得沙子，手里拿着给作家的贞节牌坊，对自己一块也发不出去悲愤交加。当代作家可得小心做人，要知道人生可是一步都错不得啊，即使决绝地离去或是老人真诚地忏悔都不能平息葛先生的怒火，不知钱钟书又该怎样对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有见呢？是与一位红卫兵讲理被活活打死呢，还是给运筹帷幄气度非凡的领袖写封信？
想来葛先生痛恨鲁迅没有成为徐锡麟，钱钟书当不了张志新，总而言之，葛先生不喜欢文人终究成了文人。继而葛先生提醒大家“想一想萨特”，“……积极参加和声援一九六八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对学生示威的行为表示赞赏……同样是一个作家，和人家相比，我们这些作家有什么？人家那是二十世纪的良心，我们呢？我们的作家在干什么？”葛先生恐怕忘了一九六八年咱们的学生在干什么。恐怕忘了二十年代，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是为何而写的。然而葛先生不能原谅鲁迅没有以身殉国。好像萨特也没有想过刺杀希特勒，并且在仗打得最厉害时，创作了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作品。另提一句，萨特不仅对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十分赞赏，对咱中国同时代的红色风暴也曾是青眼有加的。对此，葛先生定说，人家不了解情况嘛，“当局者清”才是正理。
悼词的第二部分叫“作品”。葛副教授要对我们“先说语感”。
巴金的《家》中一段文字让葛的学生们大笑不止，“世界上还有这样不堪入耳的文字”？副教授的学生们想来年轻，看过的文字恐怕不算太多，很可能没有看过红宝书，也没来得及看他们师长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鲁迅“作为一个绍兴作家，他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对此，推荐副教授读杨朔的散文，大白话十分流畅。庐隐的《海滨故人》和冰心的《超人》是“不忍卒读的”，并且葛副教授特意在这两个名字后加上括号“来自福建”。因为“北方作家在这方面好些，他们对现代白话汉语的把握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白话汉语本身就是以北方方言为语汇来源的。这方面老舍还说得过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这个人是真正说中文的中国作家。其他的作家都有点儿洋鬼子腔，或者是土老冒儿——他们没办法脱离他们的方言，或者脱离他们的外文阅读惯性，用真正的汉语语言表达思想有疙瘩”。
葛副教授很喜欢用“真正”这个词，作为文学评论家，哪天葛先生赞扬一位作家时（当然，这种机会很少），评语当是如此：某某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写的是真正的汉语，更可贵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而不是性变态者），他真正地爱国（表现在一出了奸人他就去行刺）。这个人还很可能是北方人，因为“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想必这么多年，葛先生在南京和上海难以读到“真正的汉语语言”，葛先生不想调到北京来吗？这儿满大街都在说现代白话汉语。又请问什么是真正的汉语，有“真正”的汉语、英语、法语吗？方言色彩正是汉语的丰富性所在，而没有变化，不引进外来资源的语言是一潭死水。要找纯正，或许葛先生应该攻读拉丁文。
既然有方言色彩写作的作家是“土老冒”（注：土老冒是北京的方言，所以对葛先生是真正的汉语），其他作者都有点儿洋鬼子腔（葛先生好像生活在清代），所以，葛先生有了一段精辟的结论：“鲁迅的涩、周作人的枯、巴金的嫩、郭沫若的粗、赵树理的俗、张爱玲的直……总之，我无法找到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原来说到语感，葛副教授找的是“真正”和“文质彬彬”。说鲁迅“涩”我早已料到，我却再也料不到周作人的语感原来是“枯”，张爱玲这一等一的玻璃心肝人的语感竟然是“直”的。本来我心灰意冷，想来中国文坛再也无人可入葛副教授的眼了，岂不会心急成疾。没想到葛副教授挑来挑去，终于找出一个人，“他的颠覆性写作完全来源于他对语言的良好感觉”。我道是谁，各位看官，那就是王朔。我对王朔的写作并无恶意，只是挑他来承担“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是否有些不伦不类？为了入葛先生的眼，我劝全国的作家迁居到北京，多练几年北方方言，让自己的语感文质彬彬起来。
然后“再说文体”。鲁迅的《野草》“和尼采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了太多的相似性”，而“只要我们看清了胡适和庞德、曹禺和奥尼尔、冰心和泰戈尔、巴金和左拉……之间的特殊关系，上述中国作家在文体上的成就我们只能降一级来看”。首先，请葛副教授少用一点“我们”，多用一点“我”，用“我们”有点中央电视台的语感。其次，照这么说，众位作家真是不必再写了，写来写去都和国外作家有“特殊关系”。一名中国作家的写作成长，就算与外国作家没有关系，与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人之间也必定有关系，除非他是没看过书就写字的天才作家。为什么受外国作家影响就惹怒了葛先生呢？西方作家之间就没有互相影响吗？要我说，中国作家跨越重洋地接受影响，正大大丰富了中文文学。看来从今后翻译家真得费一番苦心，外国人的作品须得直译才行，千万别翻出文字风格，免得让中国作家模仿了去。
于是，葛副教授“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是创造了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既有表现图式，又不同于外国文学史上任何文学表现图式的独特的文学表现新图式的”。此话虽然拗口，却像是三岁儿童说的。这与“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一样可笑。独创性是在继承之中进行的。若葛先生以为独创即一切都是新的，那只能发动一场文学大革命。
终于葛先生言说了“大结局”。“二十世纪中国，有的只是两种写作。一种是青春期冲动性写作，写感性、写冲动，以情感为中心……另一种写作则是思想型写作。”看来中国文坛，只有小孩子和老头子。
前者在当代“我们可以看到舒婷、顾城、朱文等等”。虽然葛副教授“比较欣赏这部分文学，它至少是本真的，属人的，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感情成了生命的中心，个人成了价值的源泉……”然而终究“难成大气”，因为“情感上飘忽不定，观点、立场完全取决于一时的好恶，缺乏统一的信念和为信念献身的精神”。看来“以情感为中心”、“个人成了价值的源泉”的写作还是颇得葛先生欢心的，但前提是情感不要“飘忽不定”，要忠实到底，观点立场须善恶分明，树立“统一的信念”。为成“大气”，这番教导朱文可要切记在心。
再说“思想型写作”。“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对于这一点，鲁迅早年是没有什么认识的，他自己就曾经讲愿意听将令写将令文学……当然鲁迅对这种文学观晚年是有反思的……”葛副教授是真读不懂鲁迅的苦心，以为自己比鲁迅明白呢，还是忘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作家头脑中‘文学必须为人民解放事业做贡献’的观点已成定论，他（周作人）再想纠正已经来不及了，此后文学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
看完此番话，真不知中国作家们究竟该如何写作，如何做人，葛先生苦口婆心“文学的本质不是思想而是审美，文学并不能担当经国大事的重任”，“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实在太坎坷、太悲哀了，文学家没有一块地方可以安心搞他的唯美主义”，所以鲁迅既应去刺杀清廷走狗，又该“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硝烟中安心做学问，而学问中不可带烟火气。或者应该学习周作人？
最终，葛先生仰天长叹：“我们（又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沉重吗？”葛先生自己沉重好了，干吗又拉上别人。天天拿着放大镜和贞节牌坊寻找大师，寻找“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和“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既有表现图式，又不同于外国文学史上任何文学表现图式的独特的文学表现新图式”，葛先生小心沉重出病来，不如打着灯笼去外国找找看。
葛先生的语感和文体倒是前无古人的，想来是不想受他人影响，不想和别的作家发生特殊关系，因而自成一派，可叫做“红……兵先生派”。至于什么“表现图式”，倒是分外鲜明的，段落清晰，主题分明，中心思想突出。这点上葛副教授不愧为老师，可以自己给自己打分。
我虽小女子一个，没甚善恶之分，也没葛先生爱国，却也懂得点道理。葛先生这般红卫兵式地谩骂侮辱我尊敬的人，这般牵强附会爱国、私生活和文学，这般无赖地肆意底毁，这般不解“文革”人事，实在于文学十分有害。要骂人也可以，先学学鲁迅是如何骂的。要批评作家人格也行，推荐一篇李锐先生的文章《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看看什么是有道理的批评。
附：由于葛红兵先生的悼词实在精彩，我多有引述，若得了稿费，当分葛先生三分之一。
另附：我的文体定和鲁迅发生了“特殊联系”，我倒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意写给葛先生看的，好让葛先生下次骂人时学一点“嘻笑怒骂”，别再那么满腔悲愤，大义凛然。至于我的文章结构，却是仿副教授的，虽然我不想与副教授发生“特殊联系”，但我也念过小学语文，实在没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