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泽民科技创新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创新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1)02-0014-04
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始终敏锐地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并根据新形势和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作了新的发展,提出了科技创新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和进步。
一、科技创新是民族之魂
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未知世界的规律,技术的本质在于发明改造客观世界的新手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新的发现,达到新的认识,创造新生事物,因此,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江泽民系统地思考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他论述道:“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再一次证明,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1](P207)在科技创新系统中,知识创新是指新的思想观念和公理体系的产生,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学就的提出,其直接结果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技术创新,主要是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的产品,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其直接结果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体制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经济、科技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所有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没有新的理论学说和公理体系,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为知识创新和体制创新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体制创新则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江泽民一再强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跟不上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1](P55)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创新活动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智慧、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公元纪年前1800年,世界共有重大科技成果62项,中国占了44项;公元纪年后1400年间,世界共有154项,中国占有92项。当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里苦苦挣扎时,中国却步入了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在宋朝达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然而,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始终停滞在经验主义和原始性理论阶段,没有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中华文明却逐步走向衰落。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一深刻的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总结,也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中的经验总结。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一些一度被国际社会看好的新兴国家带来了重创,而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稳定亚洲的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金融危机的出现,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不注意科技创新、没有形成稳固的国家安全防范体系,过多地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江泽民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充分注意。一度被国际社会看好的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严重倒退,说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分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仅仅靠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品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努力提高本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1](P133)
二十世纪,是知识不断创新、科技突飞猛进、世界深刻变化的世纪。“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1](P145)自邓小平在1978年主持召开了我国科技史上空前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永载史册的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之后,中国的科技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成果40多万项,是改革前30年总和的20多倍,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卫星遥感地面站等多项大型基础设施。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面、多方位的系统,包括了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的"863"计划、“火炬”计划,有直接面向经济建设,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星火”、“丰收”、“燎原”等重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还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对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现在,我国已成为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算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
目前,国际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较早地认识到生产力、科学技术与人才之间的关系,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他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念念不忘“人才”二字。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3]江泽民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人才—科技—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强调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科技创新的关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P35)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中,劳动者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作为劳动者中专门从事科技事业的一部分,通过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进入了机器生产的狂飙时期,第二次技术革命,将人类历史由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力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知识、科技在生产中的地位由以前帮助生产变为直接的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工具、生产产品,掌握了高新技术的科技人员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空前突出。由此可见,“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1](P23)
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要显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员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那就是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具体地说,首先,积极跟踪国际高科技发展动向,实现我国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本世纪80年代以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群体迅速崛起,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和变化。面对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我国一方面要尽快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抢占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性发展。这些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人才是关键。“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我国要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年轻人才脱颖而出。”[1](P197)其次,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社会生产力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持。但也要看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我国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在30%左右,形成产业的只有5%左右,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30%。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那种靠资金推动、消耗资源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种转变归根到底要靠加快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实现。再次,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产生高度的综合,表现为多层次、多维度的学科交叉与渗透,更表现为横断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群的不断涌现,科技创新在现时代主要在综合化的领域中出现。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都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基于科学的论证,深入的探讨,广泛吸取科学家和有关专家的意见,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民主性,才能为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科技工作者要想不断创新,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也要不断加强学习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1](P45)
三、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保障
科技创新实际上就是将新的科学技术注入经济过程,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体制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对科技系统的质态、量态、空间分布与时间运转等影响,引起生产力的变化。要加快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发展,必须在一定体制创新和政策环境下才能形成,“关键是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围绕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行体制创新。”[1](P211)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政府起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一种政策调控、间接干预和优质服务体系,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空间,解决诸如风险融资、中介服务、产学研合作、信息支持、产业结构等问题。体制创新是促进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基础,它通过优化创新环境,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科技创新的能力,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我国的体制创新任重道远,要改革传统科技体制科技与经济的分离,机构的重复设置,条块分割,各成体系等种种弊端,是需要下大力气的,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这种现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还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
第一,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由于长期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企业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十分薄弱。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投入,仅占销售额的3%,而国外一些与此相当的企业,科技投入已占销售额的20%左右。由此可见,造成我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就是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不够,没有有效地利用科技资源。江泽民指出:“要优化科技力量的布局和科技资源的配置,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分工合作,使技术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1](P155)
第二,科技体制创新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所谓“稳住一头”就是稳定和保证重大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科技攻关任务和社会公益性研究,使之持续发展,形成以一批精干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主的高水平科研体系。所谓“放开一片”,就是要调动大批科技力量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力推进应用开发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积极发展和扶持多种所有制、多种组织形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和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第三,建立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科研人员管理制度。要引进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科研机构的人事改革,由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要实行以全员聘任制为主的多种用人制度,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科技人员要竞争上岗,实行企业的劳动用人制度。改革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科研机构应实行按岗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分配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绩效优先、按劳分配和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使广大科技人员的收入符合其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贡献。”[1](P155)要继续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规范评奖标准和方法,提高奖励力度,鼓励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调动和保护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第四,建立开放式的科技体系,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制。保持开放是科技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在科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开放就是要扩大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科技的进步也需要中国”,[1](P208)在交流和合作中才能做到优势互补,取人所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放式科技体系必须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制,不仅仅靠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还需要企业和社会增加科技投入。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支持高技术企业进入股票市场,进行市场融资。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作用,扩大科技信贷投入。要鼓励境外企业、科研机构及其组织来华兴办独资、合作、合资科研机构。开放式的科技体系,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制,将给科技创新注入不竭的动力,长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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