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殷墟发掘的主将李济——纪念李济先生逝世廿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殷墟论文,主将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济（1896—1979）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抗战前殷墟发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
李济，字受之，后改济之。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1907年随父到北京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李济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在清华念书将近八年，1918年自费留学美国。先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社会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转入哈佛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获博士学位。
1923年李济回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开始了他从事科学考古事业的生涯。1925年李济受聘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当时清华刚刚改制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聘请他为人类学讲师。李济和著名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时执教于该院，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地质学家）调查并发掘了山西省南部夏县西阴村灰土岭遗址，这次活动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8年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广泛罗致人才，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等人的推荐下，李济离开清华到了由傅斯年所长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着手主持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从此开始了李济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
新成立的史语所，把清华研究院留下的三个主要支柱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分别延聘为一组（历史组）、二组（语言组）、三组（考古组）的主任。清华研究院在1927年王国维沉湖，1928年梁启超离校后，研究生人数大减，已不大容易维持了，1929年正式结束。
从1928年到史语所直至1979年去世，李济五十一年的工作没有离开过他的这个考古组。尽管这期间他兼任过多种职务，但他的根基始终扎在考古组，1934年李济继傅斯年之后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1947年他辞去此兼职。
1948年年底李济随史语所迁往台湾，到台湾后他亲自创办了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并兼任系主任10年。1955年李济任史语所所长，此职务任了18年。李济于1973年退休，1979年8月1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4岁。他的荣誉称号有研究院院士、史语所终身研究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
李济一生著作等身，自1922年至1978 年半个多世纪里， 他发表了150种左右的专著和论文，其中一半以上是专门研究安阳殷墟发掘的， 另一些研究人类学和古代史的论著也汲及到殷墟问题。
二
1923—1928年在南开大学和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期间，从事了两次考古发掘和一次考古调查。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获得了不小的成绩——发现了西阴村彩陶遗址。这是中国人自己用科学方法独立进行的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虽然在经费上是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但发掘权、论文发表权、出土器物所有权和保管权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以清华大学为代表）。
1928年，清华大学国家研究院因王国维过世和梁启超离去而改组，李济在同年去美国跟弗利尔艺术馆商谈继续合作事宜。同年冬季，李济回国，在广州与傅斯年晤面并作了长谈，接受了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与弗利尔的合作事宜也就随之转到中央研究院。
李济于1928年11月到职，立即在12月1日奔赴开封， 会见已在安阳进行了试发掘（即第一次发掘）的董作宾，向他询问了甲骨文出土的情况，共同商定了第二次发掘的计划，并于次年3 月开始领导了第二次发掘。从此以后，李济就担任了安阳历次发掘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团从1928年10月13日开始第一次发掘起，一直工作到1937年6月19日第十五次发掘结束止，经历了十个年头， 由于史语所的搬迁工作以及出国讲学等影响，自第七次发掘后李济就没有常驻安阳，只是在发掘期间去视察和慰问同仁，但李济对发掘工作的指导却一直不曾中止，如1935年的第十一次发掘，正是梁思永主持侯家庄西北冈大墓发掘的关键时刻，梁造了一个比以往大5—10倍的经费预算； 李济为支持这一重要行动，在南京为此直接奔走，并获准动用他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的事业费来资助侯家庄的发掘，最后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卓越成绩。又如，当侯家庄西区四个大墓见底，东区发现大批车器时，李济正在筹备中央博物院的院址建设，他于百忙中还专门购置了电影机带到安阳，给以后的发掘进一步留下了宝贵的电影记录。再如，1936年春季第十三次发掘结束时，发现了H127坑的大量带字甲骨，李济闻知后，特别从南京兼程赶来现场指导，为使这个坑的原状得以保护作了果断的决策。
抗战前安阳殷墟近十年的发掘，除发掘小屯及侯家庄西北两个主要遗址外，还发掘了后冈、四盘磨、王裕口与霍家小庄、高井台子、侯家庄南地、武官南霸台、四面碑、大司空村、同乐寨、范家庄等十个遗址，并调查了遗址六十余处。
安阳殷墟经过九年多时间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有计划发掘，出土了大量实物（甲骨刻辞近25000片，陶器碎片近250000 片——复原为全形的器物1700件，青铜器1000余件，几千具人骨和大量的兽骨……），收获是极为丰富的。
三
作为抗战前安阳殷墟发掘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李济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这些资料把中国的可考历史推前了几百年，确定了殷商文明居于东亚有文字历史之首的地位，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通过对殷墟考古工作的领导，李济等人多年持续地把近代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实际运用于中国遗址的研究上，从而使近代考古学有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事实上，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些主要活动家和领导人，多数是从殷墟发掘的田野中走出来的。
李济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1950）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决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式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家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因此，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为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而奋斗。他做了扎实的开拓工作，坚持了严格的科学标准。
李济参加殷墟工作伊始，就跟同仁们约定：一切出土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收藏古物。这条不成文的规约他自己身体力行，至死不渝。不但十五次的殷墟发掘中贯彻了这个规约，而且这已成了中国考古界和博物馆界的一个可贵传统。他的学生夏鼐（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考古学家）后来领导大陆上的考古队时，最早也是向同仁宣布这一条规约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对古文物的保护和实际田野工作的开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殷墟出土遗物及其科学记录的整理、保管和历次的搬迁，李济始终肩负主要责任（直至1972年底退休之时），除了抗日战争初期仓促转移的一部分零碎器物和人骨、兽骨方面的损失外，绝大部分出土物保存完好。就是这样，李济在50年代以后还深以当年没能保存下一些炭块和炭化物而感到内疚（由于碳素十四测定法的出现）。在他的经管下，史语所的殷墟出土器物没有流失到外国人手中（现在台湾），可以说这是李济等人的一大功劳。
李济一生著作等身，研究的方面较多，但有一半以上是专门研究安阳殷墟发掘的，这些论著可以分为十个方面：
1、有关殷墟总论方面：
《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英文版，1980年中译本二版；《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57年）；《安阳》（1977年英文版，1982年日译本初版）；《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77年）。
2、发掘报告：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1930年）；《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1933年）。
3、文化层序：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1929年）；《小屯与仰韶》（1930年）；《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1944年）；《由笄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侯家庄墓葬之时代关系》（1958年）。
4、人骨：
《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1954年英文版，1985年中译本）。
5、石器：
《殷墟有刃石器图说》（1951年）。
6、陶器：
《殷墟陶器初论》（1929 年）； 《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1952年）；《殷和先殷小屯陶器研究》（1955年英文版）；《小屯第三本·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1957年）。
7、铜器：
《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1933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中篇》（1948年、1949年）；《豫北出土青铜勾兵分类图解》（1950年）；《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下篇》（1964年）；《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下篇》（1966年）；《殷墟出土斝形器之研究下篇（1968年），《斝的形制及其原始》（1968年）；《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下篇》（1970年）；《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下篇》（1972年）。
8、其他工艺：
《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1948年）；《跪坐蹲居与箕器》（1953年）；《殷墟出土的工业成绩——三例》（1976年）
9、美术：
《殷代装饰艺术的不同背景》（1955年英文版）；《殷商时代的陶器与铜器》（1957年英文版）；《安阳遗址出土之狩猎卜辞、动物遗骸与装饰纹样》（1957 年英文版）； 《安阳出土器物纹样分解数例》（1959年英文版）；《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1959年）；《殷周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形器的花纹所引起的几个问题》（1963年）；《殷周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1964年）。
10、葬俗：
《俯身葬》（1931年）。
关于李济其他著作中涉及到殷墟的问题和论述，这里就略去不计了。
四
李济是一个成绩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爱国知识分子。李济在学术研究上愿意寻求国际接触和合作。他认为学术上的国际交往至关重要，主张学术开放，相互交流，这在他考古生涯的长期岁月里有过许多例子。他用英文写的一些著作，也是为了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的考古成就和交流经验。但他始终维护中国对自己古物的主权，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应当保护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从他早年跟弗利尔艺术馆打交道时开始，到1936年至1937年古物运伦敦展览和1961年至1962年古物运纽约展览，李济一贯坚持维护古物主权的主张。在他的力争下，原拟在美国“长期”展览的古物，只送展一年。
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李济参加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为顾问，以专家身份调查并收回抗战时期被劫走的文物，取得了重要成绩。他最为抱恨的就是——虽经多般努力，珍珠港事件前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失踪的“北京人”头骨始终没能查到下落！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事业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李济直到晚年仍是深感遗痛的。
李济在晚年时，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教育工作，在他培养的青年一代考古学、人类学工作者中，有一些后来到国外留学后留在外国，他对此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赞成青年人在更好的条件下深造，但同时又为科学界优秀人才的外流而伤感。
李济在中国考古事业中度过了自己的漫长的一生。尽管在晚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亲自看到中国广大土地上考古工作的新的收获和进展，没有看到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考古新资料，但他是很关心并注意大陆上的考古事业的。50年代初期，当他得知郑州二里岗商代重要遗址的发现时，他“跑了半个世界”想要搜集有关的资料和照片，来印证自己早年的某些推论。从50年代后期的文章直到最后一本大型著作《安阳》，李济都程度不同地引用了大陆考古界有关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他在60年代有几篇文章几乎全是探讨大陆的考古新发现所引起的问题的。
李济晚年多种疾病缠身，但做学问的雄心不减，年届八十仍坚持每日清晨写作四小时以上，尽可能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他还计划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再写一本跟他的博士论文同名的书——《中国民族的形成》，回到他将近六十年前立下的志愿上去——重返体质人类学的领域，“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遗憾的是，这件事最终未能实现。
李济逝去已经二十周年了。这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古器物学家留下了等身的著作。他在开创现代中国考古事业上筚路蓝缕的功绩是不可没的，他对殷墟发掘和殷商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应当永远记在我们学人的心中的。
1999—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