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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在他的文章《内在的诗歌真相》中，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众”／“公众”相对立起来，并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应对一个所谓“公众之所以背叛诗歌”的文学事实负主要责任。这是相当恶劣的文学小动作。在20世纪新诗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论战，都会涉及“民众”／“公众。”“民众”／“公众”可以被指认为一种读者理论吗？如果不是，那么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样的称谓便显得十分荒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则相当复杂。很少能有一种诗歌批评，在将“民众”／“公众”作为一种潜在的读者理论去鉴别诗歌的价值时，会像20世纪中国新诗批评这样犯下大量幼稚而武断的错误。在30年代，人们指责卞之琳、戴望舒这样的诗人脱离“民众”／“公众”；在40年代，人们则指责穆旦、袁可嘉这样的诗人脱离“民众”／“公众”。差不多每一次，在将诗歌与“民众”／“公众”对立起来时，新诗批评都在其中设置了一个个体与集体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并相应地预设了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历史价值取向。但是，“民众”／“公众”，作为一种读者反应理论，它真的能衡量出诗歌的艺术价值吗？如果追问“民众”／“公众”的客观性的来源和身份构成，以及它是经由怎样的批评指认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它的实质不过是一种轻佻的论战武器。即使诗歌批评能有效地将它指陈为一种读者反应理论（截至目前，这样的批评仍踪迹渺然），那么，“民众”／“公众”也不适合用来判别诗歌。因为作为一种批评尺度或术语，它太含混，太不稳定，也过于随意。所以，谢有顺所谓的“还诗于民众”，或者像沈奇所宣称的诗歌应具有的“化大众”的功能，不过是蒙昧主义的诗歌幻觉。从艺术道德上讲，作为一种现代诗歌，新诗的道德就在于它比其他任何文类更有能力创造出它的读者。严格地说，新诗的读者从来就不是一个被指定的、既存的文化实体或社会群体：这就像毕加索的绘画创造出了观看绘画的新的主体一样。
硬将“知识分子写作”说成是“渴望与西方接轨”，是谢有顺散布的另一个浅薄的流言，其目的是为一种文学反感推波助澜，以便用一种粗糙的本土化立场，来裁决新诗与西方诗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目前流行的本土化立场，由于它指涉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对文化差异的强调，因而颇能触动各种文化势力的认同感。而实际上，这是在重弹“诗歌的民族性”的老调，并且天真地以为在新诗的写作中存在着一种绝对的独创性，可以受新诗和西方诗歌关系的制约。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倾向，即将新诗和西方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偷换成中西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以便促成一种非理性的本土化立场，瓦解新诗在它的传统中通过艰苦努力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视野。而据我所知，“知识分子写作”虽然充分利用了新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个有益的诗歌资源，但并不迷信：事实上，归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最早表示了对80年代“走向世界”的文学目标的警惕。
另一种抹黑则带有独断论的专横：就是蓄意将“知识分子写作”和诗歌的日常性对立起来。而我们知道，在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的分歧衍变成一种诗歌分野之后，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和对日常事物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朦胧诗人共通的艺术经历。可以说，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先锋诗人，已普遍将诗歌的日常性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资源，一个有待于大力拓展的经验领域。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种共通性，只是在标识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时才显得有效；它本身并不指涉一种真理话语，不能将它绝对化。它只是为当代诗歌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动力。就此而言，我不能同意把诗歌的日常性引申成一种关于诗歌的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来取缔当代中国诗歌的多样性，似乎诗歌的日常性是当下中国诗歌唯一的人间正道。我还不能同意，把诗歌的日常性和诗歌的本质混同起来。而从批评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阐释性的，而不是命题性的。这样的混同显然是一种文学上的无知。
在某种意义上，我赞同加强对诗歌日常性的探索，但是不赞同把诗歌的日常性看成是诗歌神话。以往的中国新诗写作确实存在着严重忽视日常经验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学意识方面，但即便如此，对诗歌的日常性的挖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甚至不能解决诗人个人所面临的创作问题。诗歌的日常性，严格地说，是一个风格问题。它吸引诗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催生风格意识不断变化。就写作的实践形式而言，诗歌的日常性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表现：它可以是描绘性的，也可以是讲述式的：它可以是一个故事或一个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场景。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它可以被作为一种共通的群体特征或创作倾向来指认：但如果用它来辨认诗人个人的风格，它很可能只是一个指涉艺术趣味的问题。就我本人的创作经历而言，我更喜欢让诗歌的想象力在日常经验和冥想沉思之间充满张力的空间内驰聘。无视大地固然是不对的；但是仅仅“返回大地”也是不够的。诗歌，就它对细节的兴趣而言，可以是地理学；但是更为普遍地，就它和人类的能力的关系而言，诗歌是形象的人类学，是语言的宇宙学；它包涵大地，也接纳天空，甚至更远的地方。
将“知识分子写作”和知识／知识话语等同起来，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丑化行为。谢有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无法卒读”；沈奇则更恶劣地宣称“知识分子写作”是“图解知识”，“而图解知识和图解政治也没什么两样”，这已近乎文学诽谤了。“知识分子写作”并不等同于知识／知识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我本人也致力于倡导诗歌的非知识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诗歌的非历史化；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语言实践，将诗歌从现代知识的罗网中解放出来。从表面上看，这和谢有顺的表述——“把诗歌从知识话语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很相近。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一种文化立场上的相近。而深层的分歧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在范式的意义上，诗歌仍然是一种知识，它涉及的是人的想象和感觉的语言化。此外，我同意伽达默尔的看法，在现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是通过一种写作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将诗歌从现代知识的话语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涵义，努力将诗歌重新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换句话说，诗歌的非知识化，主要是使诗歌摆脱对现代知识的依附状态；其目的是捍卫想象力对存在的描绘与解释。这项工作并不导致诗歌的反知识，而是要将诗歌建构成一种关乎我们生存状况的特殊的知识。也不防说，现代诗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是通过持续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实验，将想象力塑造成了一种执着于自由关怀的知识。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