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当代劳动的转型及其实质
吴 韬
内容提要 ｜ 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是描述当代劳动转型的关键词。然而，这一转型是否从本质上超越了马克思的工业劳动叙事，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以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这一转型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超越，并在此基础上要求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概念；而以福克斯和莫斯可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则认为这一转型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定向，并指认了前者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双重缺陷。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对“机器论片段”、“一般智力”以及“工业劳动”的不同理解，呈现出技术迷思与数字资本主义有机统一的时代特征。
关 键 词 ｜ 非物质劳动 数字劳动 工业劳动 一般智力 技术迷思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与劳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意大利自治主义代表人物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 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三部曲”将这一变化的实质指认为“非物质劳动”，并结合“诸众”和“共同体”两个概念从理论上讨论这一新变化的内容、实质和可能的历史趋势。21 世纪ICT 产业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催生了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的出现与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其核心表现为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当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新形式，即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在本质上是否超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定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新的劳动方式与资本的关系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围绕这两个问题，西方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而争论的实质涉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理解。
3.1.2 个人出版物的海外传播现状 对于个人出版物来说，作者由于长期在某一国家从事武术教学工作，对该国的语言较为了解，能够保证语言的表达更加准确，但是出版物中的教学内容却缺乏标准。当前，许多在国外从事武术教学的教师，武术习练背景参差不齐，许多没有赴外教学许可的人员也在传播中国武术。由于教学人员自身业务素质的不足，导致其出版的纸质教材或视频影像中，教学内容不标准，动作错误频出，为中国武术的海外传播带来了阻碍。
一、“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理论出场：斯密、施托尔希与马克思
从严格意义上说，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还是其内容的探讨都并非始于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史的阐述中，这一概念就已经出现，并集中于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划分（以下简称“斯密划分”）的批判。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这一划分，究其根本而言，在于斯密划分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并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生产能力的。”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37 页。 因此，后来政治经济学家们对斯密划分的批评在马克思看来，要么没有理解这一划分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要么就根本没有理解这一划分本身。而在这些人当中，作为“二流人物中最出名的”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引起了马克思的特别兴趣，因为他是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之后第一个利用新材料反对斯密划分的经济学家。而施托尔希对斯密划分的反对则是基于他的“内在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区分：“斯密……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对非物质价值和财富作出应有的区分。”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345 页。 也正是在这一区分中，施托尔希首次使用了“非物质”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所谓“非物质价值”这种提法与斯密划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对立，斯密与施托尔希关注的对象并不完全融合，只有部分交集，因此，马克思认为其实问题本应止于此。但是考虑到与施托尔希类似的批评层出不穷，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对基于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区别来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性观点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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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针对“非物质的”这一表述。马克思认为撇开施托尔希论述中那些机智的见解，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一定的经济权力关系时，施氏的区分只是一种非常抽象而无法切中本质的描述性语言，只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一陈词滥调的新的表达方式。而斯密划分则牢牢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一定的物质生产”，2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24 页。 到致安年柯夫信中连续使用“一定的”来强调特定的历史情境，3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 页。 再到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所强调的“本质的差异”，4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 页。 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劳动过程时强调“简单劳动过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远远不够的”，5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1 页。 具体历史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以贯之的观点。在对施托尔希之后纳索•威廉•西尼耳（Nassau William Senior）和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的批评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具体历史差异性的本质重要性。因此，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比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区分更能切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历史特征。
其二是关于对“生产性”的理解。施托尔希之流舍弃具体历史特征的做法不仅无力切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还容易使许多具体概念在这一抽离中成为空壳，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附庸。“生产性”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这些反对者看来，斯密对生产性的理解过于狭窄，依反对者的观点，除了直接为资本劳动具有生产性之外，其他间接或服务性的劳动也应当具有生产性。马克思指出，这样一种看似扩充生产性内涵的观点实际上使得这一概念不仅无法切中资本逻辑，也使得这一概念本身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从最一般，最抽象的层面来谈论生产，那么人的任何活动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生产性的，“人本身是他自己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产生影响的情况，都会或大或小地改变人的一切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的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产生或多或少的决定作用。”6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350 页。 因此，理解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特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而斯密划分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而远远高于施托尔希等人的划分方式。
维尔诺比科奥尔卢吉尔更激进，认为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作为全新的劳动范式，突破了资本逻辑的统摄，从而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定向。按照维尔诺的观点，劳动新范式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来自技术本身，并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机器论片段”对这一趋势已经做了前瞻性判断：“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98 页。 在维尔诺看来，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因此，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社会的基本尺度将失去意义，2 Paolo Virno,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 2007, p.4. 今天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已逐渐成为正在展开的事实。而一般智力在今天也以“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3 Paolo Virno,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 2007, p.6. 的方式呈现，它意在表明，活劳动，即“语言能力、学习倾向、记忆、抽象与联系以及自我应变的能力”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将成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而这些认知能力却无法被固定到机器中。因此，大众智能的特点是外在化、分享和共同性。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马克思把‘普遍智能’设想为一种科学客观化能力，设想为一种机器系统。‘普遍智能’在这方面固然重要，但它不是一切。我们应该将普遍智能的维度作为活劳动的属性而存在，而不是将普遍智能体现在机器中。今天，普遍智能首先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4 [意]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82 页。 也正因为此，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发展的政治预言并没有同其技术预言同时实现。
二、从非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资本逻辑的颠覆
以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哈特、奈格里以及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为代表人物的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劳动的非物质化发展不仅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产业劳动的新特征，而且在劳动与技术的结合中塑造了能够超越资本逻辑，具有自主性的新主体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萌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这一政治潜能被非物质劳动的最新形式——数字劳动——推向了极致。
与福克斯彻底的资本从属观点不同，塞尔哈特•科奥尔卢吉尔（Serhat Koloğlugil）认为数字劳动极具张力，既包含资本限制的基本结构，又具备超越这一结构的崭新要素。以数字劳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形成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劳资关系的全新元素：其一，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再像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样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具有民主化的倾向；其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和知识被强制具体化到固定资本中的状况被打破，经由互联网而相互连接的个体所形成的“集体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抵制任何形式的排他性使用；其三，数字时代商品的消费不是工业商品的排他性消费，甚至从根本上反对排他性和竞争性；最后，生产和商品的要素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是市场机制，而在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免费投入到数字使用价值的生产中，形成乐于分享的数字经济文化。正是这些新元素，使得一般智力就其内在逻辑而言，具备跳出资本增殖逻辑的可能性：“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特征使一般智力具有摆脱资本的定向、控制和管理而自治的能力。换言之，生产数字使用价值的‘非物质劳动’展现了一种创造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集体的/社会化的经济的历史趋势。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分享经济却无法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经济’运作”。2 Serhat Koloğlugil, Digitizing Karl Marx, Rethinking Marxism , vol.27, 2015, p.125. 数字非物质劳动构成了集体的和共同劳动的生产力，作为网络化的一般智力，这一劳动形式具有自治的潜力，而资本则力图重新控制并利用这一新劳动形式获取剩余价值。与哈特和奈格里一样，科奥尔卢吉尔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描述的经典劳资关系的解体，而是“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与劳动者智力的和认知的技艺相关联”。3 Serhat Koloğlugil, Digitizing Karl Marx, Rethinking Marxism , vol.27, 2015, p.128. 在数字经济中，真实抽象的基础不再是“抽象劳动”，而是“抽象知识”。在其主要形式“对等协作生产”（peer production），数字经济体现的是生产资料的分享、共有和社会化。由此，活劳动在创造抽象价值的初始阶段就具有公共性质，无法对象化到生产资料之中，数字劳动的核心是思想的合作，这一合作的成果作为网络一般智力将成为各种实践的有效基础。资本的强制剥削对象在数字时代已从抽象劳动转变为抽象知识，资本面临的一个基础问题就在于如何将数字经济有效地纳入资本增殖逻辑之中，即如何有效控制抽象智能产生的免费开放的数字使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允许数字劳动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利用这种公共性资源并从中获利。
（一）重提非物质劳动概念
拉扎拉托是自施托尔希之后，将非物质劳动概念重新赋予理论内涵的理论家。与施托尔希的抽象划分不同，拉氏使用这一概念描述当代劳动的新特征，并将其指认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在拉氏看来，随着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提高，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神经机械学和计算机控制的技能，因此，传统劳动形式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劳动，即“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1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39 页。 非物质劳动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体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劳动的新特征。就生产过程而言，参与式管理的出现，工人不再被动而是主动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不过，这种表面上的参与在拉氏看来不过是泰勒制的现代版本，而且更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因为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力图控制劳动过程本身，甚至“要在价值的生产中寻求控制劳动者的个性与主体性”。2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41 页。 就消费过程而言，拉氏认为非物质劳动重新定义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由于非物质劳动生产的主要是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其产品具有完全不同于物质性产品的新特征，即非物质劳动主要是“赋予需要、想象和消费者品味等元素一种形式，而这些产品反过来又变成了需要、想象和品味的有力生产者。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独特性既在于它并不在任何消费行为中被消耗掉这一事实，亦在于它扩大、转变和创造了消费者‘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3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43 页。 因此，非物质劳动产品的消费非但不会消灭产品本身，反而是在这种消费中不断建构新的消费需求。拉氏认为，这种对沟通和信息的极端依赖性甚至重新定向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产品的构思开始，消费者已经被铭刻在产品的制造过程里。在以往的观念中，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消耗掉商品，然而现在消费者不再局限于消费商品。相反，他或她的消费在跟必要的条件和新产品相一致的情况下都会具备生产性。消费因而首先是一种信息的消费。”1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46 页。 因此，后工业企业和经济都建立在对信息的操控之上。
哈特和奈格里将拉扎拉托的非物质概念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中，奈格里指出：“伴随着工厂模式普遍化而来的是劳动过程的本性和特征方面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即智力的、情感的劳动，科技的劳动和电子人（cyborg）的劳动。”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anys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10. 在《诸众》中，奈格里进一步将其主要形式限定为两种：“第一种形式主要指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譬如解决问题、符号的和分析的工作以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图像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产品。我们将非物质劳动的另一种主要形式称之为‘情感劳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同，情感既指涉肉体，也指涉精神。事实上，像快乐和悲伤这样的情感所揭示的，是整个人体组织中的生命现状，它既表征了肉体的某种状态，也表征了思维的某种模式。”3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5, p.108.
针对各方的批评和误解，哈特和奈格里进一步指出，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指认这一变化可能比较模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生命政治劳动”，即“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生活本身”。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5, p.109. “ 生命政治”意在强调将社会区分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不同向度所赖以确立的界限日益模糊。但“非物质劳动”这一表述除了模糊性这一缺陷之外，比生命政治更能表达其指涉的内容，并更准确地描述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非物质劳动成为具有支配性的霸权劳动。所谓“支配性”依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每一个经济制度中总有一种劳动形态相对于其他形态居于霸权地位，霸权形态的劳动不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是表现在它对其他劳动形态施加影响并改变后者。犹如一个漩涡，以绝对的中心性质将其他一些劳动方式卷入其中。正如当年以英国为代表的大工业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劳动就质的方面而言已成为霸权，并且决定了其他的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今天的劳动和社会必须信息化，必须变得明智、富于沟通、富有情感。”5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2 页。 劳动形态如此这般的变化带来的是生产过程的彻底重构，依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非物质劳动将生产组织的线性流水线关系转变为网络分布结构的无数的、不确定的关系。信息、沟通和合作成为生产的规范，而网络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而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革命主体：“诸众”，其劳动方式完全避开了资本的剥削逻辑，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潜在的革命主体。
（二）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这张图所示，资本控制数字劳动的关键就在于先期无偿提供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并通过雇佣少量劳动者对这一平台进行维护和更新。随着大量用户免费使用这一平台，用户成为数字劳动者，他们的大数据被平台吸收并加以分析，这就是生产过程II。通过这一过程，消费者作为数据的生产者进入资本积累，最终形成的商品被福克斯称之为“网络产销合一型商品”，其实质是用户信息和使用习惯的大数据，这些数据以高于先期投入的价格卖给广告商完成资本积累，而广告商则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消费者，并分类投放定向广告。
柳枝纤细，迎风摆动，如同少女纤细的腰肢，人们根据柳树的这一特性，将柳枝比喻为少女，出现了“柳腰”、“柳眉”等大量的词汇，文学作品中也常常用柳来指代女性，其实这是人们“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符合中华民族的修辞认知。
相控阵超声技术发展已有20多年，初期主要用于医疗领域，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其在工业无损检测中的应用成为现实。其主要原理是通过控制超声声束的偏转与聚焦，通过有限的阵元有序排列构成的换能器阵列中各阵元的激励时序，调整各个阵元发射信号的波形、幅度和延迟来改变声波到达物体内某点的相位关系，实现空间的叠加合成，完成超声声束偏转和聚焦。其工作原理图如图3。
因此，虽然马克思由于讨论斯密划分而涉及非物质劳动这一说法，但是：一方面，马克思在对热尔曼•加尔涅（Garnier Germain）和西尼尔等人的批评中就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说法，但仅仅将其理解为一种日常用语而非严谨的经济学概念，其基本内涵大致等同于精神生产、服务型行业；另一方面，如果将其严格地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那么这一概念由于过于抽象无法切中资本逻辑，因而远不及斯密划分。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梳理中，虽然因为斯密、施托尔希而多次提及这一说法，但从未将其真正纳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体系中。
三、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毫无疑问，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劳动变化的某些最显著的特征，这种现实的捕捉与其对《大纲》的独特解读相结合，形成了自治主义者独树一帜的理论风格。然而，一方面，他们对所谓“机器论片段”、“一般智力”和“工业劳动”等概念的解读本身就是颇有争议的；因而另一方面，这种对劳动非物质化和数字化的描述是否从本质上超出马克思的工业劳动论述就成了一个有待澄清的命题。
（一）被曲解的“机器论片段”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追随者所高扬的“机器论片段”在中文第二版的《大纲》中归属于“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结合上下文，不难发现，马克思写作所谓“机器论片段”的目的是对詹姆斯•梅特兰•罗德戴尔（James Maitland Lauderdale）之流的批判，分析混淆机器的物质存在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所带来的理论上的荒谬，并在此基础上，严格区分具有解放人类劳动时间潜力的机器体系和作为资本增殖手段并且是“固定资本的最恰当的形式”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93 页。 的机器体系。罗德戴尔之流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分析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经济权力关系时，没有进行合理的抽象，这种抽象首先就要求将物的自然属性和从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属性进行科学的分离和重组。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所反复强调的观点。进一步看来，这种分离和重组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合理的抽象层次，并将不同层次的分析统一起来，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即是处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和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6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 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182 页。 两种理解方式的问题。具体到对机器体系的理解，自治主义者没有处理好机器的双重属性之间的关系，将作为机器体系外在的生活形式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相混淆，进而赋予机器体系以超出资本逻辑的理论设想，这种理论设想与诸众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超越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政治愿景。
自治主义者特别强调技术和工人自治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马里奥• 特隆蒂（Mario Tronti）在回顾意大利自治主义的产生历史时，特别强调了意大利独特的政治环境，即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已经被资本腐蚀，成为工人的对立面，因此，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特征：不依靠共产党、不依靠工会、更不依靠资本家。这种历史气质成为贯穿自治主义者始终的独特特征，在《集结》（Assembly）中，哈特和奈格里甚至已经开始思考资本转型时期如何在避开旧式革命弊病基础上，领导诸众重新开启革命的可能性。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ssembl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XXI. 然而与这种对革命主体的特别强调和着重分析不同，自治主义者对客观性的资本主义统摄结构的把握却显得过于单薄，特别是他们对“一般智力”及其在资本生产中所发挥的结构性作用的理解颇有简单化之嫌。
（二）被高估的一般智力
即便在《大纲》中“一般智力”只出现一次，但其本身却被马克思以英文形式着重标出，而自治主义者对机器论片段的追捧又特别地依赖于对一般智力的理解。在维尔诺看来，一般智力应当被理解为智力一般，即思考的能力本身而非其产物，它固然有客观化到机器中的部分，但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维尔诺看来具有不受资本控制的特点，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依托一般智力的新的劳动主体具有超越资本逻辑的可能性。然而，这种乐观的主体性哲学却是以断章取义地理解“一般智力”的内容为代价的。在《大纲》中，一般智力是作为马克思对固定资本分析的第一层次在结尾部分出现的，2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102 页。 目的在于描述作为固定资本的一般社会知识的非资本形式，以与其在资本的形式规定中的那种矛盾性和从属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带来的后果就是马克思对固定资本的第二层次分析：一方面资本在利用一般智力的过程中将其固定资本化，从而产生剩余人口，另一方面则是一般智力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二者的统一形成了机器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与工人劳动的愈加繁重和呆板之间极富张力的局面。
由式(7)可知,由于各油缸几何参数(缸径、杆径等)均一致,各油缸大腔的压力相等,各小腔之间的压力也相等,从而导致油缸各吊点的力都相同.
因此，数字技术及其基础上的数字劳动不过成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积累最优化的有力工具。不仅如此，如同工业资本一样，数字时代的资本同样利用各种意识形态来遮蔽自身的剥削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交媒介以参与性文化和新民主的方式呈现。包括谷歌、脸书和YouTube 在内的新兴互联网企业依托定向广告形成全新的资本积累方式，而这一方式的完成同时也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些平台是彻底全新的，是经济民主和共享文化的表现，从而形成所谓WEB2.0 的超资本逻辑效应；其二是剥削以玩耍的形式出现。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吸纳过程的剥削性隐藏在玩耍的结构中，数字劳动建基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界限的模糊，数字劳动者在例如维基百科这样的平台上的工作具有某种娱乐的性质，而人们在休息时间为社交媒介制造了大量数据商品，从而具有生产性质。工作和娱乐在这个意义上紧密交织，形成所谓“玩劳动”（playbour），由此，人的所有时间都被卷入资本积累的进程之中。在这两个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福克斯指出，虽然“后工业社会”、“信息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概念都从某个侧面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但从根本上讲，上述措辞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间接地服务于资本增殖。
收付实现制，又称“现收现付制”或“现金制”，指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支出的会计核算基础。凡在当期实际收到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均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凡是不属于当期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均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不断成熟，非物质劳动取得了数字化的方式，即数字劳动。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中首次指出：“免费劳动产生于此，即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转变为生产性活动，这种活动在被愉快地接受过程中遭受着无耻的剥削。”6 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t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 vol.18, 2000, p.37. 泰拉诺瓦将此类劳动者称之为“网奴”。安东尼奥• 卡西里（Antonio Casilli）则认为数字劳动主要指“社交平台、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使用者的日常网络信息活动”。上述两种定义实际上从属于奈格里和哈特主张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之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没有描述数字劳动的具体形式，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界定了数字劳动与资本增殖逻辑的本质关系：“数字劳动是数字工作的异化形式……数字工作和数字劳动作为广义的范畴涵盖一切涉及生产数字媒介技术和内容的活动。”1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Routledge, 2014, p.351.
这种张力并没有随着一般智力的非物质化和数字化而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与赤裸裸的工业劳动相比，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以更加隐蔽和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服务于资本增殖。
由此可见，一般智力从来没有如其字面意思的真正一般化，而是始终受到资本的制约、塑造和引导。3 Tony Sm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p.173. 而基于一般智力的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化劳动不仅在质上从未超出资本逻辑，而且在量上也从来不曾发挥决定性作用。自治主义者看到了劳动方式的变化，却忽视了资本在根本上的制约性，低估了资本形式规定的连续性，从而不过是在资本拜物教的范围内强调了社会劳动的创造性。而数字劳动的公共性和超资本逻辑如果从更广的范围内，即ICT 产业的全球分工角度来看，具有极大的地理制约性：“维尔诺和维塞隆纳都没有讨论地理性的劳动技术分工，其中创造性的知识劳动被垄断在‘核心区域’，而低端的标准化劳动被外包给‘边缘’地区。”4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Routledge, 2014, p.253.
福克斯以ICT 产业为例，详细分析了数字劳动的困境。围绕着ICT 产业展开的整个产业链形成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数字劳动，泰拉诺瓦强调的社交平台层面上的数字劳动不过是整个数字劳动产业的冰山一角，并且不是最重要的形式。从广义上看，数字劳动涵盖了ICT整个产业链，体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全球构架的剥削结构：“资本主义媒介和文化由全球生产模式塑造。（在这一模式中）家庭工作者和消费者购买商品并积极地再生产劳动能力，为媒介进行受众劳动；用户在网络上产生数据商品；贫穷国家的奴役劳工为硬件生产开采矿藏；中国的低收入童工、妇女和其他劳动力在极端恶劣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电脑、电话的硬件组装；高收入的过劳的软件工程师为谷歌或微软这样的公司工作；欠发达地区的知识劳工则为西方媒体和传播公司的分包公司制造、传递、评估或编辑文化内容和软件；女性低收入者则集中在客服中心或其他服务工厂提供通讯服务；如此等等。”1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Routledge, 2014, p.112. 不难看出，在福克斯这里，数字化作为劳动的“一定的”历史形式本质上仍然受制于资本积累和强制剥削的逻辑。福克斯认为，虽然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劳动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数字化劳动具备跳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潜力，恰恰相反，数字化技术意味着劳动以新的方式嵌入资本积累之中 ：2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Routledge, 2014, p.102.
（三）被低估的工业劳动
通过上述对机器论片段和一般智力的分析，不难看出，自治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使得他们过于急迫地宣称马克思理论过时，并怀着过度乐观的革命情绪，建立起一套更为薄弱的分析理论。而比对“机器论片段”和“一般智力”概念处理更为致命的是，自治主义及其追随者从来没有认真处理一个更为本质和基础性的概念，这就是被他们无数次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工业劳动”概念。从《帝国》到《集结》，奈格里虽然不断对非物质劳动概念进行微调，但基本意义始终包含两个层次：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以及情感性劳动，而劳动非物质性则主要来自于其产品的特征。这一定义看似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界定的优点，但却带来了更多的深层问题。
首先，非物质劳动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这一定义没有从本质上超越工业劳动的内涵，而且没有有效地区分生产的不同层次。确实，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我们可以说劳动生产物品、服务、社会关系和人的主体性。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同宏观意义上的人类生产区别开来。如前所述，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在第一次接触到非物质性这一术语时将其降为日常用语而并不直接用于理论分析体系之中的原因，这种抽象层次的混乱一旦用于学理层面，将会导致混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与一般人类生产的普遍性。因此，当奈格里强调通过产品，而不是通过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和阶级对抗之间的关系来规定劳动的社会历史性，就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产生了根本分歧。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中，马克思正是经由劳动过程的批判性分析才剥离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特征。相反，虽然奈格里和维尔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他们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其实质却是偏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方法。
其次，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并非如自治主义及其追随者所言般地成为统摄性的劳动范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即劳动的全球地理——技术分工的角度看，如同尼克•威斯福德（Nick Dyer-Witheford）和福克斯所言，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的统治性地位仅限于发达国家的白人劳动者，而这种布局的形成恰恰是以大量传统工业劳动和各种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为基础，从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耀眼的一环。1 Nick Dyer-Witheford, Empire, Immaterial Labor, The New Combinations, And The Global Worker, Rethinking Marxism,vol.13, 2010, p.13. 退一步说，即便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确实具有某种“霸权性质的劳动形式”，然而这种霸权性和趋势性并不和超越资本逻辑形成本质的对立，正如大卫•卡姆菲尔德（David Camfield）所言“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最高权力与一种类型的劳动成为霸权是两个不同分析层面的问题”。2 David Camfield, The Multitude and the Kangaroo,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15, 2007, p.37. 卡氏进一步认为，这种霸权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有问题，在历史上也充满争议。工业劳动即便是在19 世纪的英国也没有影响和排斥手工业和工场等劳动方式。因此，将一种类型的劳动视为社会霸权性劳动在资本主义任何时期都行不通，恰恰相反，各种劳动类型通过劳动能力的商业化而服务于资本增殖。
最后，回到被边缘化的物质的“工业劳动”。当自治主义者认为“工业劳动已经丧失了霸权地位，并让位于非物质劳动”3 M 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5, p.108. 的时候，他们没有仔细斟酌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87 页。 不难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工业指的是“由社会化的、协作的、共同的劳动操作的，围绕机器体系这一生产有机体展开，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商品生产”。2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43 页。 按照这个定义，非物质劳动概念和数字化劳动的内涵并没有从本质上超出这一维度，而仍然是工业劳动。至于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化劳动所具有的那些超出传统工业劳动的新特点，如前所述，要么是非本质性描述，要么在实质上仍然受制于传统的资本剥削逻辑之中。自治主义者特别强调的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界限的模糊，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精益工作的组织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使得有酬工作强度更大、时间更长，更不受法律制约以及与其他‘社会时间’更加协调。”3 David Camfield, The Multitude and the Kangaro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15, 2007, p.45.
四、技术迷思与历史唯物主义
实际上，这种对技术单向度的崇拜并不局限于自治主义者，而对新技术可能引发政治后果的过度期待也从来不是自治主义者的专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自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首次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的技术发明来指认科学与技术对社会整体的颠覆性推动是一种历史惯性。如电视的发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线电视在把人们联合起来方面具有其他技术所无法比拟的潜力，它将带来无处不在的双向沟通，并有可能开创出一个由电子民主控制的连线社会”。4 [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 页。
记录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计算并发症的发生率;调查患者的满意情况,统计患者的满意度。对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科技的深度发展，这种历史惯性的最新形式则是对以“云空间”、“大数据”以及“物联网”三大技术为核心5 Vincent Mosco, Becoming Digital: Toward a Post-Internet Society,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2017, p.4. 的网络社会的憧憬。其实，无论是电话发明之前的电报和电气化，还是其后的广播、电子计算机与数字技术，人们总是不断地、历史健忘性地对最新的技术寄予厚望，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将其称之为“迷思”。迷思同样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崇拜的事物最初与自然奇迹有关……后来，当自然让位于技术，崇拜就逐渐与人造世界相联系。”6 [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4 页。 其合法性在于：迷思是一种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永远无法化解的心理回应，从而将技术从平凡的机器部件的世界中超脱出来，使之充满活力。这种心理回应的最新表现形式就是对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典型的数字技术的崇拜和神化，并在赛博朋克文化中达到高潮。然而，数字化迷思的相对合理性无法掩饰其根本性缺陷：对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当迷思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所裹挟，迷思本身将以彻底的技术拜物教姿态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From Immaterial Labor to Digital Lab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Labor and its Essence
WU Tao
Abstract: Immaterial labor and digital labor are key words to describ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labor.However,the question whether this transformation essentially goes beyond Marx's industrial labor narrative lies in the focus of academic debate.Scholars of Italian autonomous Marxism emphasize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surpasses Marx's classical theory, and on this basis, they requi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Fuchs and Mosco believe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not exceeded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int out the former’s double defects in history and theory.The essence of this debate lies in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Fragment on Machines", "general intellect" and "industrial labor", which reveals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myth and the digital capitalism.
Key Words: immaterial labor; digital labor; industrial labor; general intellect; myths of technology
作者简介 ｜ 吴韬（1986—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杭州 310023）
（责编：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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