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岐梅[1]2001年在《晚清改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鸦片战争后的巨大变局，晚清社会先后出现了保守、改良和革命叁派的分歧。其中改良派主张在体制内推行自上而下有步骤有程序的渐进变革，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一、晚清改良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改良”的概念分析。晚清的改良与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即：都是要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实现近代化。但两者所采取的方式、变革的轨迹、具体过程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不同。在晚清，先有改良，待到此路不通时，才有革命的发生。 (二)改良思想的主要内涵。改良道路的选择，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在中国，近代化的基本要求是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二者之中，又以经济工业化最为迫切，必须予以优先发展。晚清改良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改良要求，大体上反映了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在经济方面，他们提出了发展军工企业，重视科技发展和重商等思想；在政治方面，他们提出了重视人才，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宣传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 (叁)改良要达到的目的。从整体上看，改良思想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从改良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目标。然而，改良在经济层面收效较多，在政治层面收效甚少。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改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认识规律的决定作用，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封建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政治改良思想本身存在的缺陷是比较重要的几点。 (四)改良的步骤与进程。晚清改良思想是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展开的，改良的进程也不是事先预定的，而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酝酿阶段、以经济改良为主的阶段、转向政治改良的阶段和以政治改良为主的阶段。御侮、自强和救亡是晚清改良的主要动力。 二、晚清改良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基本道路选择是“向西方学习”。这是由后发引进型近代化所决定的，而 i 且当时别无选择，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五四”后中国人开始“走俄国人的路”，才 有了第二种选择。改良与革命在“向西方学习”这—点上是殊途同归的。“向西方学 习”是以“师夷”的形式出现的，具有被迫性，乃不得已而为之。 （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体中学”。鹏改良鹏家坚持“中体”“中学”的 鄙撇向，剃将资本主双“用”与髓主双“体”联接起来，这在理论 上就有问题，不能直圆其说。并且，重要的是，在实际操作中，重“中体”，轻“西 用”，造成“中体”与“西用”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改良的失败。 （叁）辫删据雕统的变易观、公羊叁世说和肌论。中国传统变易观 和公羊叁世说属于“中学”的范畴，社会进化论则属于“西学”的内容。改良思想 家用资产阶级进化论对传统变易观和公羊叁世说进行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而在 理论依据上表现出中西杂揉的特点。 （四）基本方式方法是体用呐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改良在u内进行，是理 性的、有序的、和平的、渐进的，这比较容易为人l】所接受，可以减少社会震动， 《 应该是可取可行的。革命贝不然。革命是在体制外进行，是3［giltli的、无序的、暴 力的、激进的，不易掌握，一旦失控，往往造成巨大破坏。换言之，革命的“成本” 往往要比改良大得多。所以，在社会还可挽救的前提下改良应是首选方案；如果社 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或统治者拒绝改良，形成死结，那也只gtw诸革命了。 叁、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几点思考 深刻反思晚清改良的经验教衫11，我认为，对于正确处理当前改革中面临的一些 问题，诸如，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问题，舆论宣传与人j］思想观念转变 的关系问题，基本道路选择与基本价值取向的关系问题以及改良与革命两种方式的 关系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启迪乃至于警醒的意义。
马蕊[2]2014年在《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方传教士报刊带来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及西方先进政治体制也是这一时期传入到中国的。报刊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情况如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报刊民主传播内容是否发生了异化？这都促成了本文的形成。本研究以晚清时期的报刊为研究对象，以1840年至1911年为主要研究区间，对这一时期主要报刊中有关民主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晚清时期，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特别是1895年以后，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新型报刊杂志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尊重，影响容易扩散，这种新型报刊通过介绍新思想，对政治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以此类精英报刊为本研究的主要对象，能够反映出民主在晚清报刊中的流变，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民主的看法，影响着这一概念的发展。本文通过全面梳理晚清报刊对民主思想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厘清报刊对“民主”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早期的发展传播情况。基于此，本文分六章对晚清时期报刊民主思想的传播与流变进行了梳理。绪论部分讨论了媒体与民主关系研究的背景、晚清报刊对民主传播与发展的研究现状，为本文奠定了研究基础；第一章研究早期传教士及其报刊对民主思想的引介，在中国近代史中，报刊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传教士报刊带来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在中国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刊之前，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刊对“民主”概念的引入，是作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指称出现的，这个时候的民主一词并没有带有其他衍生的意义，且此时由于国人闭关锁国的排外心理，传教士报刊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为先进官绅阶级与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契机；第二章研究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民主思想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第一个段落，是外力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也是以民主政治为主体的西方政治文化初步传入中国并为国人接触和认识的起步阶段，这种认识与起步，是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分不开的，尽管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刊的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但其报刊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介绍在客观上却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萌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传入的西方知识，特别是西方先进民主政治理念，对当时迫切需要寻找救国途径的国人来说，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资本主义买办产生了一些的影响，且这些影响是与中国的时局密切相关着的；第叁章研究早期国内报刊对民主的刻板译介及阐述，在鸦片战争后的时代要求中，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与洋务派报刊将作为零星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加以发挥，在内心深处开始对西方的“先进民主”产生了朦胧的向往，但是反映在国人报刊中的对“民主”的态度确是抵触的，而报刊之中大力提倡“民本”、“民权”，实际上便是对西方“先进民主”的中国式的解说，而对“民本”、“民权”的追求实质上也是对西方民主的朦胧向往与渴望，是在中国封建君主社会中希望得到政治参与权的一种异化；第四章阐述了维新派报刊中民主民权观的理性与激进对抗，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主政治话语，有强烈鼓吹自由、民主、富强的，关注人权与民主，也有希望通过探索“西洋诸国勃兴之本源”以言政敷政，要求“明定国是”、“开设议院”，要“开民智、兴民权”，宣传内容强度虽有差异，但是却将变法这一思想传播开来，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思想之中，为后来分流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五章研究戊戌政变之后立宪派报刊的传播内容，他们开始趋于理性与保守，希望通过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走渐进式改良式的民主道路，通过报刊发动请愿运动呼吁政治改革；第六章对20世纪初报刊民主传播的分流进行了对比分析，甲午战败之后，除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之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认为改良维新并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以叁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与改良派进行论战，两股政治势力在清末民初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革命”与“君主立宪”的争论，一度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的主流思想，而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这一时期对民主思想的系统引入与传播之声虽然被埋没，但是也是中国报刊民主思想传播的一支分流，在20世纪初期报刊中流淌着。晚清时期报刊民主观念的传播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是功利性的。在晚清这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这个不断发生着改变急需新的思想与理论养分的干涸环境中，西方的民主观念被直接拿来便用，国人并未注意到西方民主观念背后的深层次的发展与流变，仅仅看到了作为一种表象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西方强大的原因被国人简单地认为是先进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因此作为表象的西方先进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便被国人不加消化地拿来便用，即便是早期披上的传统外衣，还是后来直接地进行民主革命的呼唤，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的传播都是为了“救亡图存”这一终极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因而带有碎片化、表面化、功利性的。而不可否认的是，晚清报刊对民主思想观念的传播，对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静[3]2013年在《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做出过重要的探索,他的宪政思想及其演变历程不仅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宪政思想的总体趋向,其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更集中展示了近现代中国宪政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在介绍梁启超宪政国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并梳理其学术渊源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和宪政主张形成与转变的思想历程,力图揭示其思想的意义、局限及其现代启示。1902年前后,梁启超放弃了“天下大同”的理想,转而认同民族国家为最高的人类团体,自此,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在总的取向上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变,这两次转变将其思想历程基本分为前、中、后叁个时期。前期,即1902年前后,梁启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内接受和改造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以期在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框架中实现国民与国家的同一性,激发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感和铸就国民的共同意志,其思想表现出多种倾向并存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中期,即1903—1917年,梁启超放弃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转而接受德国国家理论,以此解除了前期思中潜在的人民“公意”对于国家目标的制约与规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下,借用国家有机体学说重新解释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明确了国家主义的立场。此时,个人、宪政制度在实质上都成为国家追求其目标的工具,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的生存和富强成为首要的目标。后期,即1918年以后,基于民初共和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以及对一战后欧洲的考察,梁启超认识到达尔文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危害,在国家观上,以世界主义的价值关怀重新确立了对国家的价值规范与约束。梁启超一生追求在中国实现立宪政体,但他却从来没有从西方宪政原有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来构想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这种集体性、整体性的目标追求中,工具性的宪政制度并不能成为有效的手段,所以对民主的追求不可避免地超越了宪政的制度建设,而对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改造就始终成为其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追求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梁启超在政治改良的路线方面,在全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多次转变,但实际上在全民主义的政治路线中始终潜伏着精英先进的自我意识和圣贤崇拜的倾向,这种圣贤崇拜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进一步发展为对权威主义的期盼和依赖。所以梁启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总是不稳定的。梁启超多变的思想历程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国家”作为一种具有垄断性武力的政治组织,在规范意义上必须受到某种更高价值的约束,否则国家就会成为失却灵魂的“权力机器”,完全背离人们组建国家的本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为了促进人群的安全、保障公共生活、仲裁人们之间的纠纷而产生的,它不是为了发扬特定的文化传统、或实现特定的集体目标而存在的。所以,虽然在当今世界,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现代国家的建设还有着更加确切的内容,即现代性价值取向的确立以及宪政制度的建设。而只有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宪政的制度建设才能获得动力和持续性的机制；只有把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传统的伦理规范区分开,宪政的价值维度才有可能真正得以确立。
刘雪扬[4]2017年在《媒体立场与晚清文学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区别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报刊出现了。作为当时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近代中文报刊对中国文学的演进产生了影响。考察晚清涌现出的各类报刊,可以发现它们的产生都基于不同的媒体立场,媒体立场不同导致了报刊的形态、面貌、内容、办刊宗旨等的各不相同,也直接影响到了报刊所刊文学作品的不同。所以本课题以晚清报刊以及报刊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概括出晚清比较重要的四大媒体立场,分章节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简要概述了该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该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的范围界定等。正文分别从传教士报刊、维新改良派报刊、保守国粹派报刊、商人报刊以及小报四个媒体立场入手,总共用四章的篇幅分别进行分析和论述。第一章,西方传教士宗教立场——传教士报刊。传教士是晚清首个创办中文报刊的群体,他们在利用中文进行文学翻译和创作过程中受到本国母语的影响,为晚清文学带来了欧化气息,在寓言故事、翻译小说、戒陋俗诗和颂教诗上都有一些新的做法和突破。第二章,维新改良派政治立场——改良派报刊。改良派是紧接着传教士进行办报事业的团体,也是国人独立办报的起点。他们受传教士报刊的启发,认识到报刊在传播新思想上的作用。利用报刊刊载政论文、诗词、小说,力图将政治理想熔铸其中,也因此给报刊文学带来新变。第叁章,国粹保守派学术立场——国粹派报刊。区别于晚清西化的潮流,国粹派力主保存国粹,在其所办刊物上体现出复古倾向,推动了诗歌复古和骈文复兴,同样丰富了晚清文学的形态。第四章,商人商业立场——商业报刊和消闲性小报。商人出于对利益的追逐,在报刊文学中主打消闲娱乐,迎合中下层读者。在所刊文学内容的选择上突出娱乐性世俗性和都市化,为晚清文学增添了市井气。每个媒体立场的办报活动都有着不同的目的性。在基于办报办刊基本的职业操守上,传教士报刊以传教为主要目的、改良派则意在宣扬政治理想、国粹派关注于保存国粹激发民族精神、商人则始终瞄准利益的获得。本文站在晚清各种办报主体的视角立场,运用文献研究、文学理论辅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研究晚清报刊文学,对晚清各类办报主体的办报意图、办报主张、办报思想等有个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晚清不同媒体立场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论分析,全面清晰地研究晚清文学多样性以及文学近代化进程。对晚清媒体立场和晚清文学多样性的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总结归纳。希望通过这几个章节的论述,能够对晚清这几大重要的媒体立场及所办报刊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和阐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晚清文学的多样性特征以及晚清文学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向近代文学转型的种种特点。
刘怡冰[5]2017年在《胡适、傅斯年戏剧改良思想研究—兼谈1918年<新青年>戏剧改良家们的戏剧思想论》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直是中国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研究中的重点之一,该时期改良家们对“戏剧改良”这一口号有各自的理解和认识,持不同态度,于是产生了虽同为改良,但方式不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戏剧改良家之中,有很多人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使得他们的改良主张或多或少体现着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若要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改良情况,必须要了解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改良家,以及他们改良思想形成的过程、原因。具有留日背景的革命思想家陈独秀创办了进步刊物《新青年》,留美归来的胡适在上面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这一时期戏剧改良运动的大幕,之后北大才子傅斯年在吸收了胡适的新思想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戏剧改良观,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与其它学者、思想家们积极讨论,推动了该时期的戏剧改良运动。本文首先对中国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的叁个阶段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对胡适、傅斯年戏剧改良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加以分析,在明确各自的轨迹之后再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两人戏剧改良思想的相似性、差异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最后,通过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各自戏剧改良思想观点的研究,分析1918年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戏剧改良论战对胡适、傅斯年思想的回应。总之,以本文为论据,重新研究胡适、傅斯年两人以及其他戏剧改良家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戏剧改良思想,有助于对那一时期戏剧改良运动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对当今戏曲理论研究者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陈鹏辉[6]2016年在《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03-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严重侵犯了中国在藏主权,西藏危机空前。1906年,清廷派具有爱国维新意识的张荫棠入藏"查办事件"。张荫棠到藏后,在整饬吏治、惩治腐败的基础上倡言改革,大刀阔斧地开启了以"收回政权"为宗旨的藏事改革。在清末西藏地方危机空前的特殊时期,张荫棠开启的藏事改革对近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清末一个重大事件,张荫棠藏事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而目前对此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以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化,以期推进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以张荫棠驻藏奏稿,有泰、联豫等驻藏大臣的驻藏日记、奏稿,以及相关大量翔实的汉、藏文及外文一手史料为依据,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深入全面的解读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核心史料,将张荫棠紧紧围绕坚决抵御侵略、"收回主权"的藏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相辅相成的七大方面:一是以"以崇体制而重事权"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二是以"兴办实业"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叁是以"编练新军"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四是以警惕"西藏独立"为核心的外事斗争;五是以"兴学开报馆"为核心的文教改革;六是以提倡与践行"卫生新风"为核心的卫生事业改革;七是以劝导"藏俗改良"为核心的民俗文化改良。研究中不仅着力展现改革的整体图景,同时对各项具体改革措施的历史关联性进行深刻探讨。其次,本文是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化。一是从清末西藏地方面临英国俄国等侵略的严重外部危机;清朝驻藏官员的腐败,西藏地方上层的矛盾,以及驻藏大臣与十叁世达赖喇嘛矛盾等方面,分析清朝中央政府在藏主权与治权的挑战,深刻阐述特殊历史背景下张荫棠藏事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二是注重张荫棠各项具体改革措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重点探讨改革的与时代、尤其是与内地社会发展的联系性。叁是深入把握西藏地方政局与改革的关系,在阐述各项具体改革措施时充分关照以十叁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对改革的影响,以及改革对清末西藏政局的影响。四是把张荫棠藏事改革与清朝的传统治藏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从清朝治藏思想角度深刻阐述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意义及影响。五是从清末边疆治理以及清末西藏建省论等多维视野下对张荫棠藏事改革予以审视。再次,借鉴近年来史学、民族学、边疆学、政治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观点、新视角,对张荫棠藏事改革的一些措施进行深刻阐述与解析,并总结经验得失与规律。最后,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充分关照西藏地方的历史主体性,以近(现)代化的视角,深刻阐述张荫棠藏事改革对促动西藏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作用,以及改革与后世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性。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以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时空为切入点,阐述晚清国内形势及清末西藏地方的危机,清末新政以及"筹藏"呼声等,重点探讨改革与时空结构的内在关系。第二章分别阐述张荫棠入藏"查办事件"的具体场景,·藏事改革的时机与面临的挑战;以及整饬吏治等,并对张荫棠不断思考,逐步形成的改革大纲进行扼要的宏观勾勒。第叁、四两章具体研究藏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事、教育、卫生、民俗七大方面展开,研究中不仅注重探讨改革内容本身;也充分关照改革思想的来源。总之,研究中注重从横向上重点把握改革全貌,从纵向上扼要探讨各项改革的历史关联性。第五章深刻分析阐述改革的结局,以及张荫棠离藏之后的藏事改革。第六章从清朝治藏思想、清末边疆治理、清末西藏建省论以及近代西藏地方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下,审视张荫棠藏事改革。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是清朝最后10年中,治理西藏的重要举措,尽管除"收回政权",其他改革措施的效果对清王朝本身未及彰显,但在清朝覆灭民国肇始的历史大变革中,诸多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改革措施对西藏地方进入新的中央政府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并且改革拉开了西藏近(现)代化的序幕,对后世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李新士[7]2013年在《郭嵩焘洋务观研究》文中认为洋务运动,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由仿造西方枪炮和船舰开始,进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而进行的一场自强运动。当大多数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而对西方深闭固拒时,对湖湘理学有深厚研究的湘军首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把洋务当做当时之急务,治国平天下之一大端。曾国藩和郭嵩焘把湖湘学派所强调的“义理与事功”并重的特征给予充分的发挥,把军国大事都列为格物之范畴和外王之事业中。由于曾国藩去世较早,于洋务理论尚无太多的探讨。郭嵩焘的后半生几乎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并且以理论思维见长。郭嵩焘对洋务倾尽心血,他的洋务观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是一个本末兼有的自强理论体系。郭嵩焘的洋务观与湘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发挥湘学的创新精神,把王夫之的“天下惟器”、“道丽于器”的哲学观与晚清现实相结合,提出了在“西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的情况下,改变为政之道。基于此,他不是仅对晚清之诸多衰败现象进行肤浅的批判,而是穿越历史,从晚晴回溯到叁代,对专制制度下,扭曲的教育、经济、政治进行了究根问底的剖析。他作为第一位出使英法的大使,以开放胸怀和寻求破解自强之道难题的问题意识,对西方的教育、经济、政党制度和科学技术、人心风俗,做了相对深入的考察。对比中西,郭嵩焘在理论上初步完成了,像中国这样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他提出了叁个为本的自强计划,那就是：人心风俗为本,工商为本,政教为本。具体在各个领域,他提出了融合中西的改良方案。在教育领域他提出了,把传统经典与西方科技现结合的教育方法,改变数千年来,读书只为利禄的畸形做法,把读书与做人义理和事功相结合,为营造良好的人心风俗做准备。在经济方面,他对专制王朝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辛辣批判,指出了这种政策的虚伪性,结合对西方的考察,他提出了经济自由、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措施,对李鸿章和张之洞所推行的官督商办经济模式予以反驳。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对英国的君民相维系的政党和议会制度很是赞赏,对英国的法律所要求的人人平等,尤为羡慕。同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所宣扬的以德治国提出质疑,认为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希望学习西方,并发挥中国传统中曾存在的国政公之臣庶的优良传统。但他并不急于倡导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而是强调用叁百年时间陶铸人心风俗。在对外交往方面,他最早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外交思想,已经走出天朝的天下观念,竭力主张对西方国家要以平等的观念对待,放弃已经无用的华夷观念,建立诚信、平等、和平的外交原则,发挥传统中善待远人的优良作风,继承传统中重视邦交的开阔包容风度。在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争论中,他对守旧派的顽固立场予以痛斥,也对洋务派的迷信炮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政教为本,制造炮舰为末。他的富民理想、经济自由主张和政治改良思想,对早期改良派有比较大的影响,可以算是早期改良派的先驱。他对西学的接纳,对中学的反思,为近代新学的早期建构有着不也可替代的影响。
李生滨[8]2005年在《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鲁迅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显学,鲁迅前期的思想研究,也积累了不少前辈学者和鲁研专家的各种探讨和研究成果,但是,迄今未有清楚和明确地提出“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这样重大而整体性的研究课题。而鲁迅的丰富和鲁迅的复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出于晚清又超越晚清的现代性文艺思想和人文理想的生命追求。回溯晚清思想文化,观照鲁迅思想文化个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更是本课题最大的挑战性和开拓性意义所在。 本文是一个从文化与时代转换的意义和视角来做的人物个案研究,主要是从晚清历史和文化思潮的背景上,来考察鲁迅文化选择、文化实践、文学素养以及思想文化个性形成等相关问题。这一方面是从“以人而论”和“以时而论”相结合的角度,考察鲁迅之所以成长的思想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旨在讨论晚清思想文化对鲁迅的意义和影响。“以时而论”,是想对晚清特殊而复杂的时代风貌,在总体关照的基础上,做一些较为细致的考察;“以人而论”,是对作家个体的思想形成、文化修养以及具体的艺术风格,进行具体的批评分析和讨论。 论文共分八个部分,主体部分分别是“关于晚清思想文化背景与鲁迅研究”、“近代中国与鲁迅的维新思想”、“晚清文艺启蒙思潮与鲁迅的文化选择”、“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形成”、“鲁迅个性化追求及其人文思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超越”等六章。集中而言,论文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近代历史和晚清思想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与塑造。晚清不仅是新旧交替思想驳杂的历史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递延嬗变的多元价值社会。民族的忧患,社会的动荡,思想的维新,小说启蒙的文艺思潮,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化活动方式,影响并塑造了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独特品格。 第二,晚清思想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的鲁迅思想文化个性,在整个鲁迅的思想发展和文化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总体倾向性。在晚清和“五四”的文艺启蒙、新文化建设运动中,鲁迅自觉地走向了一个自由文人——边缘知识分子的文化
余宗艳[9]2011年在《《孽海花续编》探微》文中研究说明《孽海花续编》是陆士谔承接曾朴小说林二十回本《孽海花》,按照金松岑、曾朴原定六十回回目续写而成,展现出晚清自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的时代风云变化,并折射了晚清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和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相比曾朴真善美叁十五回本《孽海花》和燕谷老人张鸿续至庚子时代的《续孽海花》而言,陆士谔算是完成了曾朴的“未竟之志”,其《孽海花续编》的问世才使《孽海花》成了一部首尾齐全的着作。然而在《孽海花续编》与原书《孽海花》的承传关系上,一些大学者竟将陆士谔的《孽海花续编》与《新孽海花》相混淆,从而产生对《孽海花续编》“不称”、“风马牛不相及”的“误读”,再加上《孽海花续编》由于涉讼及禁毁等原因而流传不广,以至其为后世所不屑且鲜有学者涉猎。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孽海花续编》创作时代背景、写作动机、版本情况及思想内容等的叙述,使学界能全新深入地认识这一续书;并且注重从内容、思想、艺术叁方面重估《孽海花续编》与《孽海花》的承传关系,揭示出《孽海花续编》的文化、思想、艺术价值;最后,从整个晚清改良小说和陆士谔一生的创作历程来看《孽海花续编》的近代独特性,即对晚清改良小说的最后祭奠。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陆士谔小说研究的青睐,并给予陆士谔《孽海花续编》一个公正合理的定位。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陆士谔和《孽海花续编》”。因前人对陆士谔的生平研究较多,所以第一节主要是从考察他的生平事迹及政治思想入手,探寻其思想心态的蜕变;第二节,对《孽海花续编》的时代背景、创作缘起、版本情况及思想内容作较为详细地叙述,以便于下文的论述。第二章“辨析文坛对《孽海花续编》的‘误读’”。笔者在查阅有关《孽海花续编》的着述中,发现近现代文坛大家鲁迅、阿英、张赣生、范伯群等都将陆士谔《孽海花续编》与《新孽海花》相混淆,从而得出“不称”、“风马牛不相及”等误解。本章将分为四节,逐一进行系统地梳理,还原《孽海花续编》的真相。第叁章“重估《孽海花续编》与《孽海花》的承传关系”。本章将从内容、思想、艺术叁方面比较,揭示《孽海花续编》对原书的文化反思和现实批判精神的承继、讽刺艺术的借鉴与变通、中西合璧艺术的继承发扬,以彰显《孽海花续编》的文化、社会、艺术价值。第四章“《孽海花续编》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对晚清改良小说的祭奠”。分为两节:一是在新旧文学转型时期《孽海花续编》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作品思想倾向上的近代独特性;二是从晚清新小说创作历史和陆士谔一生的文学创作看,《孽海花续编》对晚清改良小说的祭奠情怀。本文所引《孽海花续编》和《孽海花》原文,均出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的《新孽海花》(该书收录了陆士谔的《孽海花续编》与《新孽海花》)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孽海花》。因引文较多,文中将不一一标注页码。
刘觅知[10]2015年在《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叁大儒。基于明朝灭亡的残酷教训,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壮情怀,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王船山一生着述丰富,体系庞大,他的着作现今大部分收录在《船山全书》中,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交友活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各方面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证和研究,学界将这一类的学术性研究泛称为“船山学”。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着名思想家王充、张载等人的理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理学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修正和总结,称得上是宋明理学的终结者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相比顾炎武、黄宗羲等其他明末清初学者的研究,近代以前,对王船山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船山学的传播范围也相对狭窄得多,直至到了19世纪中晚期,由湖南开始才出现了一股波及全国的研习船山学的热潮。而且可以明显的发现,近代船山学研究的发展与近代中国许多社会思潮的产生相伴相随。在近代几次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中,都可以发现王船山学术思想活跃的踪迹。理学经世思潮兴盛时,主张治学和为政都要关注社会、要讲求实效的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理学经世派将王船山视为儒学道统的传承者,积极弘扬船山学理学经世的主张和见解；维新思潮兴起后,倡导民权、抨击专制的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则积极肯定王船山趋势更新的发展观和变革理念,积极为社会改良运动造势；民主革命思潮发展起来后,主张民族革命、弘扬国粹的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刘人熙等大力宣扬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适应革命排满的需要；及至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后,主张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积极复兴儒学的熊十力、钱穆、贺麟等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船山学来构建适合近代社会发展的的哲学体系；而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嵇文辅、侯外庐、张岱年等学者又努力挖掘和弘扬了船山学里蕴含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们身处不同地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学术观点、政治见解也各有千秋,但他们均能够将王船山视为自己的同道或益友,积极从船山学中汲取养料,为他们倡导的社会改良运动或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些仁人志士们的学术思想中或人格情操里.都或多或少可以发现受船山学影响的痕迹,船山学受到近代如此多的学者的青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情。同时船山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恰好还吻合了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本文即以船山学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认识到历次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船山学的内容,也推动了船山学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船山学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和转型,但同时船山学也积极地促进了近代社会思潮的活跃,并且还为近代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从学术思想方面做出来贡献。因此本文把近代的船山学研究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个案,试图通过剖析这一阶段船山学发展嬗变向度和转型机制,来透显近代社会各主要思潮产生、兴盛和衰老的过程,以及进一步探究在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的情况下,近代知识群体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对中西文明所做的沟通和融合,并力图揭示作为传统文化精粹之一的船山学,曾经给予了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今天在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弘扬船山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 晚清改良思想研究[D]. 刘岐梅. 曲阜师范大学. 2001
[2]. 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D]. 马蕊. 上海大学. 2014
[3]. 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D]. 唐静. 南开大学. 2013
[4]. 媒体立场与晚清文学多样性研究[D]. 刘雪扬.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5]. 胡适、傅斯年戏剧改良思想研究—兼谈1918年<新青年>戏剧改良家们的戏剧思想论[D]. 刘怡冰. 上海戏剧学院. 2017
[6]. 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D]. 陈鹏辉.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7]. 郭嵩焘洋务观研究[D]. 李新士. 南开大学. 2013
[8]. 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D]. 李生滨. 复旦大学. 2005
[9]. 《孽海花续编》探微[D]. 余宗艳.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10]. 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D]. 刘觅知. 湖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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