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两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3-0001-07
大部分科学研究一般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提出有助于发现与观察各种有趣现象的新理论及排除各种方法论疑惑；第二个阶段，解释各种现象的内部活动方式及确定它们内在的机制。第一阶段还在进行中，第二阶段就开始了，因为科学解释主要依赖于有关领域的资料的扩展及新现象的发现。许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以这种方式进行。在第一个阶段预测和发现新现象的过程中，提出及修正理论，但在第二阶段的研究开始之前，这些理论主张的内在机制常常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现象的发现，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开始了，研究者为这些新现象提出各种相互对立的解释，假定的机制成为争论的主题，并对这些机制提出了各种相互对立的解释，这将长期激励着科学研究，导致新现象的进一步发现。只有时间和耐心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争论，科学范式有时候会发生改变，最终出现关于机制的科学的一致意见。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分成这样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的研究一般是发现各种心理现象中的文化差异，提出能够预测这些文化差异的理论，第二阶段的研究一般是通过确定在两个或多个人口中不同的能够解释心理功能差异的重要变量，寻求对观察到的文化差异的更准确的解释。下面将论述这种划分方法怎样有助于理解关于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对心理科学的贡献。
一、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一阶段的最明确的目标是：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心理过程中的差异的程度。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关于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只是在这个阶段进行。这个阶段的研究对这个领域的科学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一)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第一阶段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发现那些在其中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尤为明显的特定的情境。各种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经常是不确定的，不都是作为主效应出现，只有在某些背景变量出现的时候，它们才是明显的。例如，处于荣誉文化中的人们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更具有攻击性，而是在他们的荣誉受到藐视的场合尤其容易表现出攻击性[2]；新教徒的行为伦理对于关系并不鼓励一种总体上更独立的态度，文化差异只有在新教徒与非新教徒从事同一工作任务时才会出现[3]；东亚人并不总是比西方人更偏爱直觉推理策略，在完成抽象任务时对形式推理显示出与之同样的偏爱与技能[4]。总之，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许多研究，目标在于探究各种心理过程对于各种情境变量的敏感性及文化差异是怎样经常只表现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中。第二个重要的关注点是进行一系列研究以排除那些对文化差异的反事实叙述。进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特有的挑战就是关于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出现了许多独特的方法论关注[5]。对于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心理学家来说，这一系列广泛的方法论的人为因素很重要，因为它们使跨文化比较研究本身自行发展成为一项事业。试图确定文化差异的效度代表了第一阶段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
(二)发现心理现象中的文化差异
最近在文化心理学中的理论与经验发展，使得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不得不去注意有关北美的研究结果能否类化到其他的文化背景的问题。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已经做出了关于它们将会在其他文化背景中得到复制的程度的预测。此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从文化心理学领域重新出现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心理过程中得到证实的文化差异的范围尤其令人惊讶，甚至对于文化心理学家自身来说。例如，在一些基本的心理过程方面，已经发现了许多明显在理论上有意义的文化差异，如当浏览图画中的景色时的眼动、注意、颜色、空间与时间知觉、数字推理、无声思维的性质、对高度主观的幸福感的偏爱、心理失调如抑郁和狂食症的表现、对高自尊的需要及对形式推理的偏爱[6]。这些研究项目已经证实了甚至在心理加工的基本水平上，文化也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为复杂。预测到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其他一系列的现象中，这些现象包括人们怎样处理矛盾、回避和接近的倾向性、自我概念、道德直觉和推理、情境归因和气质归因的倾向性、对自我做出的选择或由他人做出的选择的偏爱、友情和敌意的性质、认知失调、对中心物体和背景物体的记忆、追求独特的动机、某些以范畴为基础的归纳推理、情感经验的日常变异性、生活的步伐与时间透视、对在最后通牒对策中的判断的偏爱、控制感、对用暴力行为对抗侮辱的偏爱，等等[6]。在儿童发展的早期也发现了这些系统性的文化差异，这进一步说明了文化经验是怎样深入地渗透于我们人类的心理生活。
此外，许多文化差异尤为重要。元分析揭示了东亚人和西方人之间对于自我提高效应存在着较大的效应值(平均d＞.80)[7]、对于认知差异存在着中等偏大的效应值(平均d＝.60)[8]。元分析还揭示了东亚人和西方人之间对于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自我报告价值观测量中的文化差异，存在着较小的效应值(对个体主义来说平均d＝.39，对集体主义来说平均d＝.24)[9]。总起来说，在一些对反映内隐的心理倾向的行为的比较研究中，文化差异倾向于较为明显；而在一些用主观的李克特量表明确地测量自我报告的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则倾向于较不明显[10]。
总之，在过去的20多年中，已经确定的心理现象中的文化差异的范围得到了显著的扩展。许多研究结果是随着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最近的理论发展而出现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独立型与互依型自我建构之间的区别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些理论发展，与其他日益增多的有关在基本心理过程中得到证实的文化差异的资料一起，使得心理学家在假定来源于单一人口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心理普遍性时开始犹豫不决[11]。
(三)提出关于普遍性的理论
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第一阶段的研究，在证实跨文化差异方面与证实跨文化相似方面同样重要。这样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确定心理现象属于特定文化的程度或具有心理普遍性的程度[11]。在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下，研究者在心理学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无视文化的倾向，认为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此外，因为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经常是进化解释的重要假设，所以这种无视文化的倾向与进化的解释具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并试图解释清楚特定的心理现象可能是怎样进化的。例如，关于积极的自我肯定需要是否具有心理普遍性。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把积极的自我肯定当作自我提高，而自我提高通常被操作定义为相对于关于自我的消极信息更关注于关于自我的积极信息的倾向[12]。根据这个操作定义，很明显来自西方文化的个体被激发具有积极的自我肯定，因此，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中，西方人都显示出一致的与显著的自我提高(平均d＝.86)。相反，对东亚人来说，同样的研究方法却显示出一个中等程度的效应值(d＝-.02)[7]。如果主要不是由于疏忽，把积极的自我肯定需要操作定义为自我提高，对生活在东亚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来说，似乎非常缺乏说服力。研究者根据在西方人中获得的关于自我提高的一致性证据，对于这种动机的出现提出了许多进化的解释。例如，假定(1)作为统治等级制度内部个体社会地位改变的标准[13]，(2)作为个体社会关系脆弱性的晴雨表[14]，或(3)击退起源于意识到个体的必死性所产生的存在焦虑的令人衰弱的效应[15]而选择自我提高动机。但是，当考虑到东亚人明显的相对缺乏自我提高动机时，尤其当考虑到对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死亡这些事件的关注，东亚人似乎至少应该与西方人一样强烈时，这些理论就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其实，对心理过程起源的令人信服的进化解释，需要在一个普遍性更明显的分析水平上，或在心理过程在其中进行的那些条件下，来考虑这些过程的适应价值[11]。例如，还可以把积极的自我肯定界定为努力成为在其所在的文化中被认为是适合的、有价值的和重要的那类人[16]。在这种分析水平上，积极的自我肯定需要就有可能具有心理普遍性，因此，对这种动机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进化解释应该在这种分析水平上进行。总之，第一阶段的研究所发现的文化差异，强调了一种分析水平，在这种分析水平上，提出的进化解释可能是最成功的。
二、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一)对文化变异的解释
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扩展心理学的资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可论证的是，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二阶段为心理科学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因为第二阶段的研究试图揭示各种文化差异背后潜在的心理机制，从而能够解释这些文化差异产生及持续存在的原因。
1.对群体差异的理论解释
理论上，人类群体之间的心理差异可以根据三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排除了方法论人为因素之后)加以解释：(1)接触不同的地区生态环境，可能导致潜在的心理机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诱发的文化)；(2)人们可能通过鼓励向内群体成员学习的社会学习过程获得某些心理倾向(传播的或流行的文化)；(3)在基因频率方面的人口差异可能与某些特定的行为倾向相联系(非文化的遗传学变异)。
接下来，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每一种可能性。
人类群体居住在非常不同的生态区域中，这些生态区域对于解决同样的人类生存问题，可能诱发不同的认知倾向，因此，对区域环境的反应，心理倾向也是不同的。对于这种主张有两种说法：诱发文化能够出现，是因为不同的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心理过程，或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Tooby和Cosmides[17]提出了当不同的区域环境激发作用于同一潜在的心理过程时，行为变异就会出现。为了说明诱发文化怎样起作用，他们论述了同一食物分享机制可能怎样导致不同的文化模式，这取决于寻找食物的难易程度。经常难以找到食物的地方，就会形成平均主义的食物分享模式，并且会严厉惩处囤积居奇行为；但当食物的供应相对稳定时，就不会这样。与之类似，Gangestad、Haselton和Buss[18]运用诱发文化来解释择偶偏好中的文化变异。他们表明同一潜在的对于具有健康标志的个体的择偶偏好，与某一生态学线索相互作用，结果就产生了文化变异——在依靠他人供养的人比较普遍的地方，潜在配偶身上标志健康的特征比在那种现象不怎么普遍的地方更受重视。Miyamoto[19]等人的关于视觉环境的不同的认知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了诱发文化还可以部分解释东亚人与北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他们发现日本视觉场景甚至在美国人中也能够诱发整体认知倾向。
使文化能够传播的复杂的认知能力，如各种社会学习类型，是产生群体间大部分固定差异的主要动力[20]。在原型上，传播的或流行的文化就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文化心理学家所认为的文化[21]。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活在类似环境中的在遗传学上类似的人们可能拥有从他们的群体中其他人那里获得的非常不同的信念、习俗和心理倾向。当信息在社会上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如模仿与教导，还有作为一种交流过程，如流言、交谈与讲故事的副产品得以传播的时候，文化就出现了。人们获得并传播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随后会以某些深刻的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虽然对于传播过程怎样引起文化差异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调查研究，但文化心理学家考察的大多数文化差异都符合这个范畴。
对在文化之间发现的心理差异的一个有争议的解释是，它们可能来源于人口之间在基因方面的变异。因为伴随着群体差异的生物学解释的经常是种族主义与征服的不幸历史，因此，应该小心地考察这种可能性。行为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揭示，在任何一个人类人口中，许多心理特质和倾向在中等以上程度上是可遗传的[22]。但是，人口内部的可遗传差异并不表示人口之间的可遗传差异，指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人类群体在遗传学方面绝对是相互类似的，可能虽然群体内部的许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遗传的，但大部分群体之间的差异可能主要应归因于社会上的传播机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持续发现许多在人口之间并非偶然性不同的基因，这些基因包括与不同血型、肤色、乳糖不耐症和对疟疾的抵抗力有关的基因。因此，在两个文化群体之间发现的一些差异，有可能来源于两个人口之间的特定基因的差异频率。
2.对文化变异的近解释与远解释
在第二阶段的研究中，区分对文化差异的近解释与远解释也是很重要的。这两种解释水平对于理解文化差异怎样在人口中产生与持续存在是重要的和相互补充的。远解释即历史分析，主要涉及到在文化上可能产生稳定的思想与行为模式的社会、经济甚至地理因素。近解释主要涉及到个体层面的心理过程，包括通过这些历史发展形成的信念、知识、社会经验和心理倾向，这些信念、知识、社会经验和心理倾向在个体水平上是可识别的，并直接包含在心理方面的文化差异中。对文化差异的远解释在本质上不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它需要多学科的方法或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合作。这些合作并没有超出它的要求，还能够为心理模式提供富有成效的深刻见解。对于文化差异的远解释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Jared Diamond[25]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这本书里，他把现在在财富、科技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地区差异追溯到早期的地理因素，例如可驯养的动物与可移植的植物的可获得性，还追溯到海岸线的形状与重要的大陆中心线。再考虑一下Nisbett和Cohen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描述了当前在美国南部存在的荣誉文化可能怎样追溯到到达那个地区的第一批欧洲殖民者的以游牧为基础的经济。对于近解释来说，可以通过人们的不同的社会倾向来解释他们的认知差异，这是近解释的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东亚儿童在一个紧密的强调相互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网中社会化，因此形成了互依型自我倾向。相比之下，西方儿童在一个强调独立自主的关系松散的社会关系网中社会化，因此形成了独立型自我倾向。互依型自我倾向可能转变成对背景敏感的信息加工，而独立型自我倾向可能鼓励关注于目标对象的信息加工。跨文化研究的证据与这种假设一致：信息加工的分析模式在人们更为独立的西方文化中更为普遍，而信息加工的整体模式在人们更为相互依存的东亚文化中更为普遍[26]。总之，在远解释层面与近解释层面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不同，第二阶段的研究对促进这两种解释层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研究的方法策略
第二阶段的研究不但会使我们理解各种文化变异背后潜在的心理机制，还会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些研究工具，用以澄清特定心理过程背后的这些心理机制。
1.包含特质测量的中介研究(Mediational studies)
这种研究策略涉及到有关理论建构的特质测量，以考察这些特质能否作为文化差异的中介。在这种研究策略中，首先在第一个测量中确定某一文化差异(如，窘迫感)；然后在第二个测量中再确定另一文化差异(如，互依型自我建构)；第三，在一个预测到的倾向上表明这两个建构(即，窘迫感和互依型自我建构)是相互联系的；第四，从概念上来说，将会表明一个建构(如，互依型自我建构)中的文化差异可以作为解释另一个建构(如，窘迫感)中的文化差异的中介。根据这种研究策略，许多不同的研究探讨了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个体主义与高度主观的幸福感、独立性与自我提高、整体思维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及自尊与相似吸引效应之间的关系。
但是，通过上面描述的相关研究策略确定中介者的这些努力，并不总是特别有效。Spencer、Zanna和Fong[4]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在许多情境中，实验研究策略在发现潜在心理过程方面比相关研究策略更好。尤其在理论化过程难以被确切测量的情境中，实验研究策略可以为中介变量的确定提供更有效的方法。因为通过种种跨文化比较所特有的方法论人为因素，使得文化建构的测量大打折扣，而且对于文化建构的测量常常没有提供良好的测量等价依据[5]，所以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使用相关研究策略可能是不明智的。Matsumoto和Yoo[6]认为，文化建构，如独立型-互依型自我建构的测量在方法论方面尤其值得怀疑，因此，这会减弱它们在中介设计中的效用。此外，特质测量记录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思维与行为的自我反省意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心理过程明显地处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因此，言语报告可能存在许多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参与者不可能直接内省他们自己的信念、价值观或心理过程，或因为认知与情绪的原因，他们可能(经常是无意识地)曲解或歪曲他们的反应。这对文化的研究来说尤其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声称影响心理加工的文化变量(例如，习俗、剧本和非专业理论)是不言而喻的，是处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用Kitayama[7]的话来说，“文化对于人类如同水对于鱼类”。例如，美国人更倾向于喜欢独特的外表[8]，或东亚人更倾向于依赖亲属相似性认知策略[9]，这些倾向对处于那些文化中的人们来说，大部分是无形的，只有通过直接的文化对比，才会变得明显。对人们偏爱独特的外表或依赖亲属相似性认知策略的自我报告测量在揭示文化差异方面，不可能像通过实验对比对这些现象的测量一样可信，或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使用特质测量方法来测量文化变量的试图经常因人们不能准确地报告他们的文化信念和习俗而大打折扣。实验策略能够避免特质测量中所固有的问题，虽然它也有它自己所特有的局限性。
2.实验研究策略
探讨潜在机制的一种经常使用的实验策略就是启动一些假设在文化之间不同的建构，然后判断它们是否会导致某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更像另一种文化中的人们那样反应。例如，逐渐增多的实验研究证据表明暂时诱发独立型与互依型自我倾向以可预测的方式影响分析与整体加工思维模式[10]。在一系列研究中，Kuhnen[11]和他的同事首先用独立性(思考你与家人和朋友的不同)和互相依赖性(思考你与家人和朋友的相似)来启发德国的参与者。然后在一个无关的认知任务中测量参与者的反应。结果表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激活导致了更多的场独立性，而互依型自我建构的启动则导致了更多的场依赖性。因此，研究证明了独立性与互相依赖性和在其他跨文化研究中确定的知觉差异的种类具有因果关系。其他许多研究也使用了这种启动方法来确定作为文化差异基础的机制，例如：互相依赖性对敌意体验的影响；互相依赖性对承受金融风险的影响；互相依赖性对预防动机的影响；互相依赖性对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辩证倾向对自尊的影响；特异性对独立的自我描述的影响；复杂的视觉景象对场注意的影响。
研究者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实验或准实验方法来确定作为文化差异基础的机制。其中一种方法是在文化之间确定某些明显不同的重要经验，然后测量较多地接触这些经验是否会改变人们的某些心理变量。例如，Koo和Choi[12]假设接受中医训练将会培养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学习中医的韩国学生比相近专业但没有接受中医训练的学生更强烈地相信一种循环的变化模式并考虑到更广泛的解释因素(这两者都是整体性推理的特征)。更明显的是，会出现这样一种纵向的趋势，即接受中医训练时间越长的学生，他们的整体性思维倾向越强，而且在排除了年龄差异之后，这种趋势仍然存在。与之类似，Kitayama等人[13]推论出自我提高(self-enhancing)和自我改善(self-improving)倾向形成于参与了特定的鼓励这类倾向的文化情境。他们发展了一种情境取样技术，以证明当美国人想象自己处于日本人的情境会变得更为自我改善，即对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更为敏感，同样，当日本人想象自己处于美国人的情境会变得更为自我提高，即对与自我有关的积极信息更为敏感。这样一种方法还可以用来确定与不同心理过程相联系的各种情境或社会经验的确切特征。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Heine等人[14]检验了自我改善动机中的文化差异与能力的增殖理论相联系这个假设。他们把一个任务出示给研究参与者，这个任务包含不同的指导语：要么说明测量增殖的能力，要么说明测量以实体为基础的能力。结果表明以测量增殖能力为指导语的任务导致美国人更像日本人一样反应，即对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更为敏感，而以测量实体能力为指导语的任务则导致日本人更像美国人一样反应，即对与自我有关的积极信息更为敏感。通过指明人们所反应的信息种类，他们就能够确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实行的不执行策略。使用另一种技术，Heine、Takemoto和Moskalenko[15]研究了自我批评动机是否与客观的意识状态相联系。他们通过让人们站在镜子前面控制一种客观的意识状态，结果发现镜子导致美国人更像日本人一样反应，即对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更为敏感，而日本人几乎没有受到镜子的影响，这表明了他们更经常地处于一种客观的自我意识状态。这些实验策略是相似的，因为它们控制或测量的都是观念或经验的可提取性，并假设这些观念或经验在一种文化中比在另一种文化中更经常地被提取。
3.利用假定的潜在文化过程的影响
第二阶段研究的另一个方法论策略就是利用来自传统被比较人口(例如，东亚人与西方人)的假定的潜在文化过程(例如，场独立性—场依赖性)的影响。如果可以根据场独立性与场依赖性的程度，来解释在分析与整体思维模式方面东亚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那么在场独立性和场依赖性方面存在差异的其他文化在分析与整体思维加工方面也应该显示出类似的差异。Kuhnen、Hannover和Roeder[11]分别调查了来自两个个体主义文化(即美国与德国)和两个集体主义文化(即俄罗斯与马来西亚)的参与者，以检验这个假设，发现研究结果与在知觉加工领域中的这个假设一致。即，俄罗斯人与马来人显示出更高水平的整体思维，而美国人与德国人则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分析思维。新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场独立性和场依赖性，考察可以解释认知中的文化差异的另外的文化可利用性。Miyamoto等人[16]的研究表明：(1)通过客观测量和主观判断断定，随机取样的日本场景比随机取样的美国场景在直观方面更为复杂；(2)在一个接下来的任务中，接触日本场景的日本参与者和美国参与者比那些接触美国场景的日本参与者和美国参与者更可能表现出整体加工的思维模式。
4.三角验证策略
另一种有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策略。这个策略包括两个步骤：第一，在两种文化A和B之间考察一种心理现象，这两种文化在一个理论上有价值的变量1上是不同的。第二，加入一种文化C，它在来自前面的文化A或文化B的另一个在理论上有价值的变量2上与文化A或文化B是不同的。因此，文化A和文化B在维度1上是不同的，而文化A或文化B与文化C在维度2上是不同的。这种研究策略使包含在心理差异中的特定的人口变量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在民间生物学推理方面关于根据范畴进行归纳的研究，说明了这种研究策略在解释文化差异方面的可利用性。例如，Medin和Atran[17]证实了与美国大学生不同，危地马拉的玛雅乡村居民和具有生物学专业知识的美国人(公园维修工人)在关于植物和动物的归纳推理方面通常并不使用多样性现象(即，前提范畴越不同，把这些前提范畴归类的推论范畴的归纳推理越有力)。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深入生物学世界是导致人们偏爱生态推理的重要因素，而缺乏生物学专门知识，人们则回到多样性启发法。
总之，最近几年，根据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扩展早期发展的理论基础，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被用来寻找作为文化差异基础的机制。第二阶段的这些研究虽然还处于初期，但在某些方面却加深了我们对心理机制的理解。
三、结语
尽管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在现有理论对观察的指导作用的程度方面意见不一致，但他们都认为大部分科学似乎都按照这个顺序走向成熟。Rozin[27]认为，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对于任何处于发展中的科学来说，是其科学进步的关键要素，对这类研究的不必要的限制可能会破坏一门学科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的希望。这一阶段的研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因为在日益增多的一系列文化中，研究者将会建立越来越多的理论及考察越来越多的心理现象。随着第一阶段研究的进展，研究者将会描绘出一副日益详细的情形，这个情形是关于哪些心理过程的运行最易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哪些心理过程的运行最不易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因为难以预测哪些心理过程最易受到文化变异的影响，所以没有任何研究可以来替代连续的、纲领性的第一阶段的研究。第二阶段的研究试图解释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是怎样产生并持续不变的。它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紧密相连，因为在心理过程中的真实的文化差异为突出潜在的心理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探讨潜在机制的跨文化研究在心理学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理清倾向于共同存在于某一特定文化，而在其他文化中不是共同存在的多个变量的影响的最好的研究方法，也许是唯一的研究方法[28]。例如，为了评价自然发育成长与学校教育对认知发展的相对影响，就需要第二阶段的跨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发育成长与学校教育处于同一个时期，但比如说，在某些小规模文化中，二者不是处于同一个时期。通过比较某一西方文化中儿童的认知发展与某一儿童在其中不能经历正规的学校教育的文化中儿童的认知发展，就可以理清这两个变量对认知发展的相对贡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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