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正面、真实国家形象的高端平台——2003～2009年总理记者招待会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者招待会论文,总理论文,形象论文,真实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政府日益重视政治传播，善于利用发达的媒体管道推广自身形象，提升自身政治传播影响力。也越来越重视与社会舆论、国际舆论的良性互动、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加强了政治公关的力度。这些新变化从中国政府发言人制度的迅速推进可以得到证明。本文选择2003～2009年，也就是温家宝担任总理职务至今，每年“两会”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为样本，从记者招待会问题的主体结构、提问类型等环节入手，对其进行政治传播学解读，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特征，分析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中国对外传播理路。
记者提问的主体结构分析
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提问常常代表其身后国家（地区）或者媒体自身的立场。在记者招待会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在一个公共传播平台上表演，话语之间的对话或较量具有比较丰富的意义。总理记者招待会，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记者招待会，在这一平台上发出的声音，其意义更不同寻常。从这7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媒体、国家以及提问数量等变量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和特点（见表一）：
1.中国媒体占据主场地位
2003～2009年的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中，共有13个国家（地区）50家媒体的记者提问。其中，中国内地媒体有8家，比例达到16%，如果加上中国香港8家(16%)和台湾8家(16%)媒体，获得提问的中国媒体比例达到48%。而在内地媒体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4家，获得了最多的提问机会。中央电视台的提问次数有7次，人民日报有6次，新华社有5次。每次记者招待会有11～15位记者提问，平均是13位，不无巧合的是：每次都有4位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约占30%，这个比例与提问数量的比例基本持平。另外，我们发现，除了2006年的记者招待会中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首先提问之外，其余都是由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国权威官方媒体的记者获得第一个提问机会。中国媒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比重。可见，中国媒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是绝对的主场角色。这也是中国媒体记者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展示身手的难得机会。
2.西方强势媒体多受关注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发现：美国有6家媒体提问，获得14次提问机会；英国有2家媒体，获得6次提问；德国4家媒体，获得5次提问机会；法国3家媒体，获得4次提问机会；日本4家媒体，获得7次提问机会；俄罗斯2家媒体，获得4次提问机会；印度有2家媒体，获得4次提问机会。其中，美、英、德、法、日、俄六国媒体，共获得了40次提问，占总计91个提问中的44%。特别是美国媒体，是除了中国内地的媒体之外得到提问次数最多的，平均每次招待会有2次。美国记者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中都得到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更多的提问机会，他们的问题往往会比较敏感，会受到关注。在国外媒体中，美国的CNN、美联社、华尔街日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日本的NHK、法国的法新社、俄罗斯塔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等，都是提问次数较多的，这些也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世界舆论走向。从总理记者招待会提问情况看，我国政府也充分认识了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并给予重视，在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人也倾向于尽量多给这些媒体提问机会。
记者提问的类型分析
1.问题分类
在这7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中外记者提出了总共121个问题，平均每个媒体是2.4个问题。记者招待会规定一个记者一次提问最多不超过2个问题，但有的记者为了珍惜机会还是一次性提出了2个以上的问题。各媒体记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各自媒体的要求，提出的众多问题涉及范围甚广。我们对记者的提问进行了分类，这使分析更加明确。
在有关新闻主题分类的文献研究中，已经有过很多相关研究，Mickiewicz(1988)的论文和“NHK新闻研究和调查(1990)”、Kim(2003)的研究中都做过对新闻主题的分类，但基本上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主要板块之外，根据各自国家的情况和研究需要加了一些要素。其中，Kim(2003)和Kang(1990)的分类标准相对来说比较符合本研究，这里主要依据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对记者招待会的提问类型进行分类（见表二）。
我们把提问分成四大类：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犯罪／事故／灾难等。然后在这四大分类里面再进行细化，分成具体的小类型（见表三）。我们在进行类型细分时，结合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追加了一些类别。比如国家“统一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话双方都很重视。除此之外，提问的记者所属的国家（地区）和媒体名称也是很重要的信息，需要全面分析其相关内容。
2.分析结果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现象：
2003～2009年的温家宝总理的7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中，记者们的提问主要集中在国内政治、国外政治、统一、外交、经济、农业、法律、教育、事故等范围内，而对卫生、宗教、科学技术、劳动、体育等话题只字未提。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外交等三个类型，分别出现的次数为24次、30次、24次，占总提问数的64.5%。从提问类型来看，经济问题（30次）是最大的热门话题。可见经济问题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近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即可得到充分显现。
出现频率比较少的是教育、事故、灾难、环境等方面的提问，分别只出现过1～2次。这些教育、灾难、环境问题都是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或香港媒体提出的，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媒体没问过类似问题。在温家宝总理任职的这7年中，中国遭遇到了SARS、特大雪灾、汶川地震等严重灾害的考验，但这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成为核心话题。媒体在这种场合，似乎对灾害的兴趣不大，特别是西方媒体。
亚洲国家媒体记者的关心大多都集中在外交问题上。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印度的媒体的提问大部分都是有关两国关系的问题。日本的提问中有5个是关注中日关系。近几年里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出现的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的恶化，带来了中日关系“经热政冷”的现象，日本媒体对中日关系表示很大关切。印度媒体的提问中有4个关注的是中印两国关系。随着两国边境问题的谈判重新启动以来，经济交流日趋频繁，贸易额增长迅速，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在这种大环境下印度媒体对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很感兴趣。新加坡、埃及、南非的媒体各获得1次提问机会。他们的提问立场基本是从各自的国家立场出发的，比如说，新加坡媒体关心的中国同周边国外交的问题。南非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问题，尤其关心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相反，美国和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媒体的提问类型相当广泛，诸如“89政治风波”、“文革”、人权、民主、新闻自由、死刑制度等较敏感的话题，多次出现在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新闻制度、价值观与中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他们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自由的不理解，喜欢纠缠不放。西方媒体还分别就当年的新闻焦点，提了不少尖锐的问题。如，人民币汇率、国有银行改革、反腐败、股市、物价等。近几年来，中国的股市暴涨，物价上升迅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近年来一直给中国很大的压力，促使人民币升值。美国的CNN对中国的军事状况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有关军事的2个提问都是由CNN提出的。
台湾的媒体最关心的是两岸关系，有7个提问是问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促进两岸关系的具体措施和构想、反分裂国家法等问题。香港的媒体比较关心经济问题，尤其关心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的支持措施、对香港的期待以及香港的经济发展前景等问题。
不过，媒体关注点在不同时间、空间语境中会存在差异。在不同年份，中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新闻焦点以及话题框架是不同的。同时，不同媒体的国家立场及媒体立场也存在差异。这些因素会影响每年记者招待会的话题结构。
2008年的“两会”期间，在西藏发生的暴力事件成了2008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西方国家的媒体连续出现了4次提问：西藏暴力事件问题、国外抵制北京奥运会风波、武力干预示威游行等。在2008年以前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西藏问题并没有受到重视，没有记者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过这个问题。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氛围，与以往比起来，显得有点不同。温家宝总理开场白中就直奔主题，强调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基调：面对金融危机，信心最重要，希望把这次记者招待会开成提振信心和传播信心的会。在2009年12个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中，共提出了20个问题，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提问直接或间接地涉及金融危机问题。如此密集地关注一个主题，这在以往6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是罕见的。即便在多事之秋2008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的提问议程也没有如此集中。可见，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舆论的深度影响。在2009年的“两会”上，腐败、就业、教育、医疗是代表委员以及社会公众关切度很高的问题。但是，反观2009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这类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只有一个记者的提问涉及就业问题，还是由日本媒体记者提出的。4家中国媒体的提问并没有直接涉及上述两会焦点话题。
结论
通过这些年来的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总理记者招待会是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高端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国际形象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在努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建设。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之一。对于中、外媒体而言，一年一度的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一个备受期待的重大媒体事件。中国总理在一年一度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和政府形象，向世界直观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
2.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传播正面、真实的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优势地位。从上面的统计中即可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在记者招待会上十分活跃。如CNN、华尔街日报、美联社、NHK、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级媒体，在国际传播舞台上的身影十分活跃。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这些西方大型媒体往往左右着国际舆论的走向。由于存在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壁垒，西方国家的强势媒体对中国的了解、理解还不充分，时常会表现出或显或隐的傲慢与偏见。对此，中国政治家在捍卫国家立场的同时，正面、务实、耐心地向这些国际大媒体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
3.国家级主流媒体占据主导性地位
不无巧合的是：在这7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国内媒体中的主角。特别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提问次数有9次之多。这些国家级媒体一向在国内政治传播舞台上，影响力巨大。他们的表现关乎中国舆论的宏观走向。因此，上述主流媒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主导位置可以理解。但每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见不到地方媒体或其他小型媒体记者的提问。这种由国家级主流媒体垄断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局面，还需改变。
4.政治传播技巧日显成熟
记者招待会上的记者提问，涉及到中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境外媒体记者，经常抛出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应付难度很大。这些敏感问题，是考验发言人政治传播技巧的试金石。从容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有很高的传播技巧。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并没有回避这些棘手问题，而是正面应对，有理、有节、智慧地予以回应。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自信和智慧。
5.不同媒体的问题框架存在差异
在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身上，都或深或浅地体现了特定国家或者媒体利益立场。这就造成了媒体、记者提问框架的差异。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往往是带着不同的问题框架来发言的。因此，在记者招待会上，来自不同媒体、国家（地区）的记者的提问，不可能在同一的框架中唱“同一首歌”。各唱各调，往往是记者招待会的常态。这对发言人的驾驭能力构成不小的挑战。不过，总理记者招待会正好也是一个消除误解、消弭分歧的传播平台。如果处理得当，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增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理解，改变媒体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促进不同问题框架之间的理解和对话。
相关链接
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撰文《谁在向总理提问》，对温家宝总理任职以来召开的7次记者招待会进行了统计。
他的统计发现，7次记者会中，温家宝最多的一次回答了15个问题，是2003年他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召开记者会，最少的一次回答了11个问题，是在2007年，恰逢其上届任期的最后一年。他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中新社提问的时候，新华社就不会获得机会，反之亦然。
文章分析认为：类似《经济日报》、《农民日报》这样的大陆专业媒体获得提问机会，一般认为是总理当年对某一问题特别重视，比如2006年提问的《农民日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这个主题。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媒体问的多是宏观性问题，一般是“将要采取什么措施完成某目标”，或者“某问题将继续采取什么措施”这样温和的提问结构。
（《南方周末》200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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