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凯恩斯主义资本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述评论文,资本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英国麦克米伦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典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它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引发了一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凯恩斯革命”，并对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走出萧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他的学说被抬高到主流的地位，他也被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复兴之父，甚至被称为可以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齐名的迄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更令人瞩目的是，他的一些追随者为补充、发展和修正他的学说而产生了现代凯恩斯主义的针锋相对论战若干年的两大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学派，又称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支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卡尔多、琼·罗宾逊、斯拉法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大学派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在将其长期化和动态化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分歧，尤其是在资本与增长理论问题上展开了长时期的激烈论争——“两个剑桥资本论战”，并对当代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对这场资本理论论战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并对此作出简要评价。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论争的缘起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omar）对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提出质疑。 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分别发表了颇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可表述为：G＝R[,S]／R[,YI]。 在这里（1）G表示经济增长率。如果以国民收入（Y）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那么，G＝△Y／Y；△Y表示本期国民收入的增量，Y 表示基期的国民收入量。（2）R[,S]表示储蓄率，就是本期储蓄量占本期国民收入的比重，即R[,S]＝S／Y。在一般均衡条件下，S＝I，即储蓄等于投资， 因此，R[,S]＝R[,1]（R[,1]就是积累率），即R[,S]＝S／Y＝I／Y＝R[,1]，（3）R[,YI]表示资本产出率，即I／△Y。于是， 这三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就十分清楚了。
而多马模型则可以表述为：
在这里，R[,S]就是储蓄率，β则表示投资的生产力，也就是哈罗德模型中的R[,XI]的倒数，即
。由此可见，这两个模型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 人们将这两个模型统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nar Qrowth Model）。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贾塔克认为：“在理论上，哈罗德—多马模型（HD）是古典的增长理论和凯思斯的增长理论之间的混合物。哈罗德和多马正确地强调了经济的原动力是投资，而且投资起双重的作用。它既创造需求也创造生产能力，而凯恩斯仅仅注重前者，古典经济学则强调后者，HD模型选择的变量是概括性的变量，例如投资、资本和产出”。但是，“在现实中，哈罗德模型位于刀刃上。”“这样，市场似乎给投资者一个反常的信号，这就是哈罗德问题的根源。”（注：[印度]苏布拉塔·贾塔克：《发展经济学》，中文版，30页，商务印书馆，1989。）这是因为，哈罗德在推导自己模型时，假定利息率（即资本报酬率）是常数，从而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是不能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要满足哈罗德提出的上述恒等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哈罗德形容这个均衡增长条件像“刀刃一样脆弱”，一旦偏离这条轨迹，就会出现危机。也就是说，他并没意识到资本和劳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所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这就给新古典综合派的攻击树起了靶子。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便由此开始了。
二、新古典综合的资本理论
“新古典综合”一词，出自萨缪尔森的诠释。他指出：“新古典综合乃是这样一个体系，它把总收入决定理论与更早些时期的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及微观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在一个运转灵便的体系里，配合以用来实现古典理论的高度就业假定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则古典理论便回复到原来应有的状态，而经济学家们又重新满怀信心地讲述古典的真理和社会经济原理。”（注：参见《西方经济思想评论》，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其实，这个概括最早是由希克斯在凯恩斯的代表作发表第二年发表的关于《通论》的第二篇书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中做出的。他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作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并列的一个特例即萧条经济学而出现的。这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新古典综合所运用的仍然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不过是将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传统微观经济学简单而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产物——传统在当代的直接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凯恩斯经济学在宏观动态分析上的空白曾经导致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问世，而后者由于固有的刚性特征（即缺乏稳定均衡调节机制）在战后又引发了增长理论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萨缪尔森、索洛、斯旺、米德等人把新古典资本理论的各种传统引入增长分析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新古典综合的资本理论。
战后，萨缪尔森等人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说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试图证明克拉克的学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有效性。之后，索洛、斯旺等人又将这一函数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他们抽象掉社会产品总量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物质、技术特性，假定经济世界仅仅投入两种均质的生产要素——劳动和某种均质产品去生产同一种均质产品，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一种线性齐次生产函数，从而为解决哈—多模型的刚性难题提供了某种契机。既然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会按照使要素收入与其边际产品相均等的规律来调整资本与劳动的比例，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资本与劳动比例的调整，也就是哈—多公式中资本系数C的调整，那么，对应任何既定的G[,W]和S值，便总可以通过调整C 值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沿此思路，索洛、萨缪尔森、斯旺等人建立了以市场机制和边际生产力规律为稳定均衡调节手段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在索洛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周期性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的关注重点，大都将精力偏执地集中于商业循环这样短期经济问题上。虽然R·哈罗德和E·多马等人也研究过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但这种处理也是一种短期处理方式。这样，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即使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轨道向前发展，但这是一条恰似刀刃的狭窄轨道。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出现危机。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与增长速度是正相关的。然而，索洛的新论则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效应”。索洛认为，包括哈—多模型在内的原有理论，都将相互趋于平衡并使经济系统得以健康发展的诸因素忽略了。他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的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基于这种认识，他把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资本数量的增加和技术变化加以区分，创立了一个能确定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理论模型，并被广泛应用。后来，索洛又借用扩展费希尔等人的早期收益率理论，采用非总量方法来论证其资本思想，提出了投资收益率理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为新古典综合资本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作辩护。索洛的这个新理论旨在通过对当前储蓄的增量与未来消费增量之间关系的纯技术分析，为边际生产力论提供新的论证。若设h 为现期消费减少（或储蓄增加）量，k为下期收入增加量，那么，（k－h）／h便是投资收益率。按照索洛的思路，这样定义的投资收益率在量上恒等于资本边际产品（通过求偏导数得到），而在均衡条件下，利息率又等于投资收益率，故通过投资收益率概念，利息率决定于资本边际生产力这一正统命题便不应再受到怀疑了。以后，面对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的质疑，索洛又对其理论做进一步解释，指出，投资收益率理论的真谛并非要论证利率决定于资本边际生产力，只是表明当经济处于稳定均衡运行时两者有一种等量关系，承认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利率唯一地由物质技术条件所决定。不能忽略的是，萨缪尔森等人也曾为新剑桥学派的责难和挑战作过一些不甚成功的尝试。
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索洛的贡献。是索洛最先突破了哈罗德的局限，开创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之先河。索洛的研究发现，哈罗德—多马模型，实际上是对长期问题采取了一种短期方法。于是，1956年2月， 索洛的成名之作《经济增长理论导言》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在这篇被西方学者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中，他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哈罗德模型中隐含的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这一缺陷。他放宽了这一假定后，建立了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k 代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n代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索洛模型的均衡增长条件可以表示为：sf（k）＝nk。式中f（k）是齐次线性的生产函数，亦即f（k ）是人均产出。索洛的均衡增长条件与哈罗德的恒等式是等价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索洛模型中使用了以k为变量的齐次线性生产函数， 从而他的均衡增长条件总可以通过调整k值而满足。换言之， 索洛模型满足了哈罗德提出的均衡增长条件。在均衡增长条件下，索洛模型的增长率可以表达为：
。式中△y和△L分别表示产量和劳动的增量。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在哈罗德还是在索洛的模型中，自然增长率n 均被假定为外生变量。因此，尽管索洛的模型能满足均衡增长条件，但这一模型的经济意义却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不愉快的结果”。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均衡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常态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率的所有指标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样一个外生变量所决定的。
索洛模型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在于他对技术进步的解释。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与劳动。他的模型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在应用这一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被归为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余数”（residual）。正是这个外生的“余数”，引起了一批经济学家的注意。从而导致从50年代到60年代增长理论文献的核心就是围绕将索洛余数内生化展开的工作。
三、新剑桥学派资本理论
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两大分支之一——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本是从同一母体中繁衍出来的一对孪生兄弟。然而，在资本理论问题上，这对孪生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却实在是太远了。当萨缪尔森等试图将凯恩斯经济学移植到新古典基础上从而实现某种“综合”时，罗宾逊等人则倡导复兴古典传统来发展凯恩斯“革命”。从战后，他们之间就曾就资本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持久战”，形成了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理论史上第三次大论战，即通常所谓“两个剑桥之争”。在这场论战过程中，新剑桥学派的资本理论逐渐成熟起来了。它主要借助于剩余原理，引入利润预期、投资决策以及部门结构制度等因素，运用动态分析来寻求均衡增长的秘密。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剑桥学派，实际上是凯恩斯、哈罗德、斯拉法和卡莱茨基的大融合。由于哈罗德在前面已经提及，所以，有必要对这后两位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斯拉法：令人迷惑的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出生在意大利的都灵，是一位法学教授的儿子。他的大学毕业指导教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统的卢吉·艾因奥迪。1921年首访美国并与凯恩斯相遇，更为有趣的是，他的第一篇用英文写成的经济学论文就发表在由凯恩斯主持的杂志上。而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也是由他译成意大利文的。与此同时，他在《经济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马歇尔的厂商理论的长篇论文，认为，厂商理论在逻辑上要求有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在现代的环境下是不可能为真的。其论文概要于1926年在《经济杂志》（由凯恩斯主持的）上一发表，就使之在一夜之间成为英语世界中一位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
到20世纪50年代，斯拉法已经变得以一位经济思想学家、而非当前经济论战的撰稿人的身份闻名于世。但是，到1960年，斯拉法在62岁时出版了一本极薄的书，它的书名几乎同它的内容一样令人迷惑：《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1975年）。这本书既不包含前言也不包含结语，也不包含对假设的讨论和对其分析的辩护；除了附带地提到马歇尔之外，该书没有引证马克思以后的任何作者的著述。该书所关心的似乎是李嘉图的老问题：即寻找一种用来测度价格的不变标准，从而使价格可以取决于工资和利润水平；斯拉法宣称，已经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他还声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就摧毁了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是同时被决定的正统信念。但是，该书真正关心的问题却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为了开展斯拉法承诺要提供指导、但又未能提供指导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一个标榜自己是“新李嘉图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的完整学派已经逐渐形成。斯拉法这部奇特著作出版后，阐述和探讨它的论著不断出现。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是对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如琼·罗宾逊就坚持认为，斯拉法确实已经奠定了另一种经济学的基础；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把斯拉法的书说成是线性生产理论方面的笨拙练习，而这在该书出版之前就几乎废弃不用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已经痛苦地将他们自己分成了斯拉法主义者和反斯拉法主义者，一些人承认斯拉法使马克思现代化成为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斯拉法与马克思完全无关。
在新剑桥学派认为，斯拉法在这部传奇著作要解决的，就是利润率的确定问题。这是因为，斯拉法认为，“在求出利润率之前，价格是不能决定的”，而“利润率对所有生产部门必须划一”。这就是说，平均利润率的确定是生产价格确定的前提。但平均利润率应当如何确定呢？斯拉法通过他所建立的“具有剩余的生产方程”来解决这一问题。
斯拉法假设L[,a]，L[,b]，……k分别代表生产A，B，……K产品部门所使用的年劳动量，并规定它们是社会全部年劳动量的各个部分，社会年劳动量等于1，所以，L[,a]+L[,b]+……+L[,k]＝1。
斯拉法假设r代表利润率，W代表每单位劳动的工资，并以a，b，……k代表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各种不同的商品。A，B……K代表a，b，……k商品的年生产总量。A[,a]，B[,a]，……K[,a]代表生产A 的生产部门每年消耗商品a，b，……k的数量，A[,b]，B[,b]，……K[,b]代表生产B的生产部门每年消耗相应商品的数量，P[,a]，P[,b]，……P[,k]代表a，b，……k商品的价格。
这样，“具有剩余的生产方程”为：
（A[,a]+B[,a]P[,b]+……K[,a]P[,k]）（1+r）+L[,a]W＝AP[,a]
（A[,b]+[,a]+B[,b]P[,b]+……K[,b]P[,k]）（1+r）+L[,b]W＝BP[,b]
……
（A[,k]P[,a]+B[,k]P[,b]+……K[,k]P[,k]）（1+r）+L[,k]W＝KP[,k]
斯拉法还规定，用国民收入作为“表示工资和K个价格的标准”，从国民总产品中扣除生产资料更新后余下的各个商品构成国民收入，其价值等于1：
〔A－（（A[,a]+A[,b]+……+A[,k]）〕P[,k]+〔B－（B[,a]+B[,b]+……B[,k]）〕P[,b]+……+〔K－（K[,a]+K[,b] +……K[,k]）〕P[,k]＝1
于是，一共有K+1个方程式和K+2个未知数（K个商品的价格， 工资W，利润率r）。在K+2个未知数中，只要工资W为已知， 上列方程就已获解，利润率r和K个商品的价格也就可以确定了。
在这场论战的始末，斯拉法一直保持着完全的沉默，坚守终生不参加论战的决定。无疑，他的声望从长期来看，必定是整个思想史中最无法预言的成功故事之一。
卡莱茨基：超越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史家马克·布劳格给卡莱茨基以异乎寻常的评价。他这样写道：“如果你想要对当代经济学产生影响，那么你就必须在恰当的时间选择恰当的地方，并且也必须用恰当的文字来发表你的著述。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 1899 —1970 ）违背了所有的三个条件：他在凯恩斯出版他的《一般理论》（1936年）之前就发现了凯恩斯体系的许多基本要点， 并且在把这些要点结合到一个体现了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模型中时超越了凯恩斯，但是，他是坐在华沙用波兰语发表这些思想的。1935年，当他最终用法语和英语同时出版他的著述时，他的思想是用深奥的代数学来表述的，因此又因一个新的原因而被忽视。到他的第一批书《经济波动理论论文集》（艾伦与昂温图书公司，拉塞尔图书公司，1939年）和《经济动态学研究》（艾伦与昂温图书公司，1943年）的英文版问世的时候，凯恩斯的蒸汽压路机已经在大踏步地进行，而卡莱茨基则被误解为说了些或多或少与凯恩斯相同的事情。只是在近些年来，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全部分量才得到了正确评价。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诸如罗宾逊，甚至把卡莱茨基列在凯恩斯之上，将其当成20世纪80年代里宏观经济学重建工作的起点。这是少数人的观点。不过，随着凯恩斯的声望的衰落，卡莱茨基的声望一直在不断地升高。
罗宾逊等人不同意边际“革命”以来长期盛行的边际生产力论或供求分配论，而主张综合运用经由卡莱斯基与斯拉法所复兴的古典学派剩余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来阐明收入分配问题。所谓剩余原理，简单说就是将利润视为总产品减工资后的一种剩余，它与边际原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收入分配中引入了外生变量，使各收入份额的决定具有非对称性。按照罗宾逊等人的看法，剩余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作用形式：在早期，由于经济主要面临资金约束故而通常是工资首先外生地由最低生活费用决定，利润作为剩余额随后被确定；而在当代，由于经济主要面临需求约束，故而利润首先为投资需求所决定，工资作为剩余额随后被给定。那么，利润决定的机制是什么呢？这便需要诉诸有效需求原理。有效需求原理原本是一种收入决定理论，当令总收入水平一定时，由于投资需求对于利润的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又可以转变为一种投资决定利润的分配理论。根据罗宾逊、卡尔多等人的论述，若令I为投资，G[,w]为投资（或经济）增长率，S[,p]为利润储蓄倾向，p与r分别为利润额和利润率，则有P＝I／S[,p]，这便是剑桥分配公式。其基本含义是，利润与利润率将主要决定于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率。如果将上述利润率决定公式变换一下变量决定顺序，它便转化为一个增长率公式：G[,w]＝r·S[,p]。该式表明， 稳定均衡增长率等于利润率与利润储蓄倾向两个变量之积。就基本变量关系而言，对于任何外生给定的G[,w]和S[,p]，通过改变收入分配从而调整r 总能够保证均衡增长率的实现。这里r对于G[,w]的影响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不可作机械的理解，除了储蓄率效应，还涉及预期因素。按罗宾逊的观点，连锁关系是这样的：以往的投资或积累决定了当前利润水平，该利润水平成为对未来利润预期的依据，此预期则决定了当前投资决策。若预期利润总是等于已实现的利润，积累从而增长便达于均衡路线。卡尔多运用他的技术进步函数阐述了相似的思想。以后，帕西内蒂通过将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纳入宏观动态分析，又提出了一种多部门的增长模型，在探讨经济结构变动性方面前进了一步。
四、总结：几点启示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探索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之所在。然而，至今也未达成共识。通过本文的分析脉络，以下几点认识也许是能够成立的。
第一，理论的发展与现实的变化总是相生相克的。没有共识，说明实践在不断地变化，也说明理论在不断发展。经济理论的演进和经济实践的深化并不总是同步的。有时理论走在前面，有时实践又会占先机。他们总是不断地互相交替着的。正如克鲁格曼在近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指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经济分析都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可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工具。用旧的思想方法来玩新的游戏，正是经济分析发挥作用的关键。（注：[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译本， 2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第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发展变化的。随着资本的积累以及形态的变化，尤其是技术的进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区域内，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经济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并不是要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宫殿里搞数学游戏，而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不是囿于模型的教条。那样做无疑于削足适履的郑人、刻舟求剑的楚客。
第三，无论何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资本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用凯恩斯的话来说，资本是资本家利润增量的源泉，就像一个“寡妇的罐子”，将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反，抽掉“资本”这个要素，实质经济就可能是一堆泡沫，那么，这个罐子就将变成一只“达奈德的瓶子”，它将永远地装不满。
第四，常青的理论总是简约的。正如索洛所言，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可以包含许多精致的内容，但其框架结构却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理论就像一种“寓言”，通过一种人为加工的特定的故事来说明一些道理。
第五，资本理论可能将是经济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流经济学家们持之以恒地探索这个问题，既说明这个问题重要，也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懂。我以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个未来学家，否则，他的理论怎么可能有前瞻性，更谈何对实践的指导。所以，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们在搞什么，我们就应该研究什么。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多从未来想一想；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应该多从对我们的威胁想一想，有远谋才能少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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