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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禁区。三中全会后，一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定第一份联产承包合同书，率先搞起“大包干”责任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毁誉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使用生产资料、统一记工分前提下，还是责任制的形式，不等于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性质。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要不分田到户，怎么搞都行。包产到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而不是倒退。但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准买卖土地，不准放高利贷，不准投机倒把，就不会产生两极分化。
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是一回事，而且很快就会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不论从时间上看或从承包单位的规模来分析，包产到组，联产承包制都是对集体经济的一种倒退，会造成两极分化。
对于包产到户的增产作用，有3种意见：（一）既然能增产，就说明适合当地生产力水平，有优越性，应存在；（二）能增产不表明具有优越性；（三）过分强调其增产作用，是对个体经济的美化。
代表文章：
于祖尧：农业实行包干到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经济研究》1993年3月。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80年代初对于人的问题、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异化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应当超越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普遍使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揭露资本主义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劳动异化现象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社会主义虽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过程，就是克服旧痕迹的过程。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并且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都存在异化。经济上的异化主要不是剥削造成的，而是由于不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的异化是可以克服和限制的。
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一“强调了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历史唯心主义。长期以来我们不重视人，现在应将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位置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胡乔木的文章，对于这场争论做了结论性的总结，他将人道主义区分为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道德关系的人道主义，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异化问题，从而基本上结束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道主义、正确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代表论文：
黄万盛、尹继佐：试论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
邢贲思：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黄楠森：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4月6日。
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生产利润，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消费需要。
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归结为满足人民个人消费、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社会保险、集体福利等公共消费和满足国家行政管理、巩固国防以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同样是利润，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生产目的规定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从产品经济出发的。两种利润的区别只是在于利润归谁占有，即利益主体不同。
代表论文：
张文奎、丁民：浅论社会主义生产的政治目的，《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许柏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内涵的商榷，《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
陈胜昌：满足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兼评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四个需要论，《经济科学》1980年第3期。
通货膨胀问题
金融界和经济理论界围绕着我国物价1980年和1985年两次较大幅度的上涨，对通货膨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大致可以以1984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国不会有“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即使一时多发了一些货币，也不能认为是发生了通货膨胀。
另一些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处于流通的纸币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是通货膨胀，必须把通货膨胀政策与通货膨胀本身加以区别。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还有人指出，如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不仅在理论上有产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出现通货膨胀问题。
少数人主张，我国可以保持一个“最佳通货膨胀率”，例如1%—3%，以利于经济的发展，即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的杠杆。
第二阶段的讨论
1985年物价上涨幅度较1980年更大，与此相应金融与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和讨论与前一阶段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前进了一步。这一阶段讨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持续的温和性通货膨胀相并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有益的。通过通货膨胀性融资，国家不仅可以取得发行收入，而且还能通过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果，将收入从工资获得者一方转为利润获取者一方，为企业投资扩大了资金来源。
另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有百害而无一利。通货膨胀只能危害经济增长，依靠通货膨胀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会阻碍竞争机制的形成，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使经济发展丧失后劲，是一条真正危险的道路。
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对我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代表论文：
王文宁：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金融研究》1986年第8期。
刘国光：重视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日报》1988年4月5日。
赵郊民：通货膨胀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只能是危害，《财贸经济》1988年第3期。
吴俊扬：制止通货膨胀，推进价格改革，《经济日报》1988年6月24日。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围绕着特色理论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十三大郑重从构成这一理论框架角度进行概括，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①初级阶段的理论；②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③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④概括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12个重要理论观点。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明确回答了这些年经常困扰人们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新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9条”。使这一理论更加成熟、完整、系统。
关于股份制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说股份制是私有性质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股份制作为一种财政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其实它本身是中性的，它所体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更灵活、有效的组织生产的形式，反映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股份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但股份制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是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无疑属于一种“混合所有制”，是一种违宪行为，因为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如果国有企业成为“混合所有制”，那么宪法是否要作相应的修改？如果要在国有企业普遍推行股份制，看来先得修改宪法，否则就不能维护宪法的尊严。有人甚至说，对国有企业全面实行股份化是一种倒退。
代表论文：
厉以宁：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人民日报》1986年9月25日。
朱绍文：对国有企业全面实行股份制是一种倒退，《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4期。
王珏：在中山市94年中国股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亚太经济时报》1994年9月15日。
市场经济使道德“滑坡”了吗？
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对社会政治生活、伦理道德方面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为此，自从1984年以来开展了关于经济改革对道德建设是起促进作用还是引起道德的堕落的争论，90年代有人把其归结为道德建设的“爬坡”还是“滑坡”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改革会促进道德的进步。这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和共产主义道德本质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有利于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变革，都推动着道德的发展。当前的改革带来了道德观念的更新。如引起人们利益观念的变化、引起人们贫富观念的变化，人们冲破了“为富不仁”的传统道德观念，同时也引起了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
相反意见认为商品生产的真正特征是价值关系，价值关系的内在本性必然使商品生产者本来意义上的求生劳动向求利劳动转化，这种要求势必导致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一是私有意识的膨胀。如果说，个体意识的觉醒是道德进步的话，那么私有意识的膨胀则是曲型的道德退化。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会导致道德倒退。
代表论文：
沈忠俊等：论经济改革和道德发展，《哲学研究》1984年第12期。
王锐生：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张博树：也谈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
许启贤：关于当前道德“滑坡”、“爬坡”问题的辨析，《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6期。
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
近20年的改革开放引起的争论最多和最大的莫过于市场经济理论。
一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同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如果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经济活动就难以控制，从而动摇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同时认为市场化就意味着：第一，取消计划，让经济活动完全受盲目的市场机制的支配；第二，公有制经济私有化；第三，加快财富的积聚和集中，使一部分人很快致富，造成两极分化。认为所谓市场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另一方赞同实行市场经济的同志则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
十四大虽然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关于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依然还在继续。
代表论文：
吴敬琏、胡季：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
卫兴华：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光明日报》1986年5月14日。
胡乃武、袁振宇：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7日。
陶大镛：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6月20日。
关于所有制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因为国家所有制形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由国家政权组织代替经济组织直接指挥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切活动，因此无论怎样划分管理权限都必须以行政方法为主管理经济；国家所有制不利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不利于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必须要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由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社会中心来支配，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运行的，计划经济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它是公有制派生的必然产物。
有些人则认为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是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共同决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全民所有制经济不再是国营企业了。
宫希魁、晓亮、邹东涛等近日发表文章认为，应该清理、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他们认为，无论所有制的形式如何，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不能人为规定，而由市场来决定；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我们必须寻找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代表论文：
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厉以宁：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人民日报》1986年9月25日。
蒋学模：论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学术月刊》1979年第10期。
韩志国：对两权分离说的质疑，《经济学周报》1987年9月20日。
晓亮：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好，还是合一好，《经济学周报》1987年1月11日。
宫希魁：努力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7日。
晓亮：破除所有制理论迷雾，《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20日。
邹东涛：清理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同上1997年8月27日。
关于生产力标准
在我党历史上，最早论及生产力标准的，当推毛泽东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否则就无法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对于生产力标准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还有人认为，对发展生产力，必须分清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否则，发展生产力将是抽象的。
代表论文：
胡寿鹤、雷云：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李连进：把生产力标准坚持到底，《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刘大椿：社会主义与生产力——唯物史观的新问题新发展，《长白论丛》1994年1月。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和总结，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一系列僵化观念而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标志。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着重讨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这方面论述较多，在此不一一列出。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探讨，为此后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由此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前提基础。
代表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怎样提出来的——龚育之同志答本报记者问，《北京日报》1987年11月14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讨论会发言摘要，《北京社联通讯》1987年第3期。
北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理论信息报》1987年6月29日。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社会公平问题也日趋明显地显露出来，如何对待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王锐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文章，引起了关于公平、效率问题的深入讨论。王锐生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恰恰是不讲效率的苦果。同时，王锐生认为不公平（“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为此刘洞葵认为公平与效率应兼顾，而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并且反对将不公平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不公平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是人类历史的破坏力。
代表文章：
王锐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光明日报》1993年3月8日。
刘洞葵：也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哲学研究》1993年第5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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