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新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世纪论文,经济学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曾长期囿于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争论之中。然而，从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国（尤其是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经济价值的普遍认同，这种争论开始被一些新的焦点问题所取代。例如，政治与经济公平之间的交互作用、知识作为公共物品的利弊及其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市场机制完善过程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以及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等等。及时了解和准确把握国际发展济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现状，无疑对于我国经济理论建设和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调将成为未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主题
1997年年末，世界银行与迈克阿瑟基金会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由世界主要经济学家参加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和筹划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作为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已不再那么重要，21世纪真正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要在加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从实践的层面上弄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特征，并据以制定和实施能够使二者有效协调的发展政策。这或许也正是以往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为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之所在。简而言之，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当是务实的，而不是务虚的。
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起码在三个方面有别于以往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其一是进一步肯定了市场的局限性。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信息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环境下，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Praeto Improving)，即可实现所谓的在不使其他人境况更坏的前提下而使某些人境况获得改善的资源再配置。过分依赖市场效率，盲目减少必要的政府干预的政策，起码对于大国来说可能是不太适宜的。其二是技术知识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获得了进一步确认，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的技术知识差距的拉大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三是需要强调制度因素在发展中的关键性和持久性作用，如要素市场完善、宏观政策调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把握等，都必须以由组织能力、政治适应性构成核心内容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为条件。政府还应在制度和政策上跟上技术变化和全球化的步伐。世界银行专家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应当对制度及其个体的激励、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给予更多的关注；凡是不能明确识别制度约束的政策，都可能是无效的，甚至会导致严重的负效应，这种例证在那些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发育起来便过早地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实际上，对制度的关注便很自然地把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其中21世纪发展援助的分配与实施就是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尽管对外援助推动了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但仍有为数不少的援助项目是低效的，而其中的关键是受援国缺乏适宜和得力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因而，发展机构应当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政策援助和制度建设支持。
上述三点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向政策制定者们暗示，改革和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应完全在"华盛顿理念"即自由贸易和最少的政策干预的观念束缚之下进行。政策必须反映这样的事实：市场并不一定仅在市场中出现并成长，其运作往往是次优的。比如，如果具有垄断地位的贸易商攫取垄断租金，那么贸易自由化就可能不会带来更低的价格：如果简单地以私有部门代替国家垄断，则私有化很可能不会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
参加世行发展经济学会议的专家一致认为，发展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要求经济理论更为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其中实证性案例研究应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尤其需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策失灵和发展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要以综合（序列）数据为基础，加强纵向的发展案例研究，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现发展经济学的突破。
二、缩小技术知识差距和改善不公平分配仍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商品和服务生产中作用的进一步增强，技术知识和信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明显提高。一般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将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采用及改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为了加速知识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有必要对技术知识是纯私人物品的观念进行反思。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许多知识和信息的开发成本是相当高昂的，但却可以很便宜、很方便地复制，这在客观上给其传播带来了便利，而这种廉价的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又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很多知识和信息本来就不是好的私人物品，它们一经产生便会转化为公共或半公共物品。据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环境，世界需要更多的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信息，政府和多边机构应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并为其成果的转移与扩散提供更多的政策、技术和财务支持。
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还会对另一发展问题倍加关注，即不公平分配与经济绩效的密切关系。不公平分配似乎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生的社会经济难题，研究表明，它起码要在四个方面对经济绩效产生不良影响：首先，不公平分配一般与政治不稳定相联系，会明显降低投资意愿；其次，它会导致社会集团间的"讨价还价机制失灵"(bargaining failures)，降低集团和团体间相互接受和融合的能力；再者，它会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社会的效率促进规范，对诚实、守信的商务伦理构成挑战；最后，它会降低激励机制的作用效果。此外，财富的分配也会通过对非市场机构即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而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非规范的保障系统往往会加深社会阶层的隔离性，穷人会长期依赖于这种不正规的保障机制，而富人却可存在于这种能够免于支持穷人的保险网络内，这显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为此，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财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自然要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应当看到，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旨在调整不公平分配的再分配政策，在政策设计、制度保障和执行力度等方面还远未到位，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三、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将成为未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多偏重于纯经济学研究和一般政策研究，忽视了对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制度要素分析。虽然面对"东亚模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与改革的丰富实践，发展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种以运用"新制度学派理论"为特征的自我革新和完善的潮流，但由于存在着固有的研究分野矛盾，所以原有的发展经济学忽视制度分析，制度经济学忽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因而努力打破研究分野束缚，对经济发展制度功能开展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很可能带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繁荣，并使其更具实践意义。
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即使是被认为按照西方成功市场经济模式所精密设计的、规范化的发展政策和改革方案，在不同国家实施会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而造成这种差异虽然有经济上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各国制度能力的差异，其中包括政府的组织和运营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的支持性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反腐败的制度等，这些制度因素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约束或激励人们的行为，决定效率水平，并最终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和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政策和改革计划的设计与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密切关注制度变量的作用状态并使之与相关的政策措施有机协调。
仅以发展中国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改革模式选择为例，世界银行专家在对12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实践的综合分析表明，在市场进入、投资鼓励和出口政策等政策改革方面，政府行政能力弱或存在明显的政治限制的国家往往不能有效、平稳地推行激进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案，因而选择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可能是适宜的，比如有步骤地推行进口自由化、灵活运用汇率政策调节进出口、建立各种以区域特定优惠为特征的自由区、逐步调整投资鼓励措施、谨慎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等。而在那些政府制度能力很强的国家（如东亚国家），也未全面推动超前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政策改革方案，而是以贸易增长措施、投资鼓励措施和其他组织强度高的促进出口手段来刺激和培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政府的行为不是"滞后调整"，而是主动、自觉的"先期安排"，即已明显表现为一种"强政府"主导下的特殊的政治过程。总之，在存在制度或体制基础性缺陷的环境下，由于政治上应变能力差、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有经济行政化、社会文化方面的封闭和保守、缺乏法制等，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将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实证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改革的过程首先应该是一个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过程；从理论上阐明在制度缺陷条件下实施改革的可能途径，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一条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的新思路，是当代发展经济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
由于决定制度能力的核心是政府，发展经济学家自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径研究上。现有的研究表明，提高政府效率的关键是：健全信息传递体系、规范并有效控制公共采购制度、简政放权、改进政府人事政策等。在这些具体的制度要素完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经济学要研究市场，但未来的发展经济学更需要研究政府。
四、防治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需要加强的新领域
腐败会加重发展的制度障碍，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迄今对其成因、效果和治理措施的经济学研究仍欠充分，相关文献对腐败经济影响的阐述，或仅囿于现有的寻租理论而泛泛地做一般性理论诠释，或仅以个案资料为依据做出带有明显主观臆断色彩的判断，缺乏全面、综合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甚至有人以所谓的东亚国家高增长与高腐败并存的现象为依据，提出了所谓经济中的行贿、受贿是经济增长润滑剂的荒谬观点。对此，走向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有义务在有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并对治理腐败、完善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减少腐败所做的综合分析，有着重要的探索和引导意义。该报告援引一项对69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腐败与投资和增长呈明显的负相关状态。总体说来，腐败程度低的国家的投资率往往是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的两倍以上。即使确有个别国家存在高增长率与严重腐败并存的矛盾现象，但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它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成本效益角度评价，其经济和社会成本都太高了。在腐败成因的研究方面，一项综合了39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官员在施行管理中的自由决定权越大、责任感越弱，腐败行为就越多；政策扭曲程度越大、透明度越低，腐败就越严重；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越不健全，腐败就越广泛；官员和公务员薪金越低，腐败动机就越强。据此，世界银行提出了政府减少腐败的关键因素，即健全法规以严格限制官员自由决定的范围、鼓励通过契约方式将有关事项交由同政府无特殊关系的企业处理、规范公共采购制度、提高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精简政府机构并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监督和惩罚机制等。这些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深化了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但仍不能算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威性成果，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余地仍很大。
五、结束语
尽管存在着发展经济学危机的观点，但如果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家能够在理论和实证的两个层面上成功地阐明上述基本问题，其研究前景就会是十分乐观的。其实，历史留给21世纪发展经济学的课题还远不止于此，诸如竞争政策、人口政策、环境保护问题、社会政治稳定问题、宏观经济失衡条件下的外部冲击问题、微观经济结构差异的宏观效应等，都将是未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们同样会给发展经济学带来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发展经济学家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今后的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必须超出旧有的模式，对制度和规范的分析已越来越重要；因而发展经济学更应该主动地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丰富其研究方法和内容；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以扎实、广泛、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在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