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跨境移动与国家外交
——圆仁《行记》所见渤海僧《哭灵仙诗》的历史学考察
张 晓 舟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杭州 310028)
摘 要： 记载于日本僧圆仁《行记》中的渤海僧贞素《哭灵仙诗》，是窥析9世纪东亚交流面貌的重要材料。首先，诗文所见的贞素、应公、灵仙三位僧侣，在身份上都不属于唐人，他们因为佛教的信仰而来到唐朝，反映出当时中国所特有的国际交流中心的地位。其次，诗文提示了生动的、关于东亚跨境交流中物资移动、使节往来、行程路线等方面的细节。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诗文记述的送金事件，不仅标志着渤日外交进入了“年期限制”的时代，而且象征着唐日交流中以渤海为中介的沟通渠道从此终结。通过考察诗文透露出的人际关系网、交通关系网和历史关系网，可以解析东亚海上交流的变迁，同时可以重新审视东亚区域史的历史意义。在新史料相对匮乏的古代交流史领域，积极挖掘现有材料的历史学价值，无疑将是把研究推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僧侣；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渤海；日本
绪 论
日本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因其内容涉及9世纪唐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交通地理及东亚关系等各个方面，故备受学者重视。
《行记》卷三·开成五年(840)七月三日条记载，圆仁从五台山南台台顶南下，在一座名为“七佛教诫院”的寺院中发现了一块赫然写着渤海僧贞素悼念日本和尚灵仙的诗文的木板。这首诗全名叫作《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以下简称《哭灵仙诗》)，诗前附有长序，内容如下：
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注] 本文引文主要依据日本东洋文库影印的东寺观智院藏《行记》抄本，参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記』第3，『東洋文庫論叢』第7，東洋文庫1926年版，第31-32页。个别字词参见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卷三，法蔵館1989年版，第124-141页。
渤海国 僧贞素
起余者谓之应公矣。公仆而习之，随师至浮桑，小而大之，介立见乎缁林。余亦身期降物，负笈来宗霸业。元和八年，穷秋之景，逆旅相逢。一言道合，论之以心素。至于周恤小子，非其可乎？居诸未几，早向鸰原。鹡鸰之至，足痛乃心。
此仙大师是我应公之师父也。妙理先契，示于元元。长庆二年，入室五台。每以身厌青瘀之器，不将心听白猿之啼。长庆五年，日本大王远赐百金，达至长安。小子转领金书，送到铁懃。仙大师领金讫，将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勅五通等嘱附小子，请到日本答谢国恩，小子便许。一诺之言，岂惮万里重波，得遂钟元，外缘期乎远大。临回之日，又附百金。以大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灵境寺求访。仙大师亡来日久，泣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视死若归，连五同行李，如食之顷者，则应公之原交所致焉。吾信始而复终，愿灵几兮表悉。空留涧水，呜咽千秋之声，仍以云松，惆怅万里之行。四月蓂落，如一首途望京之耳。
不那尘心泪自涓，情因法眼奄幽泉。明朝傥问沧波客，的说遗鞋白足还。
大和二年四月十四日
该诗文尤其是序文部分，为研究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如何透过这篇日僧游记诗文窥析9世纪东亚区域的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换，这是本文拟将探讨的话题。本文择取三个方面——人物、移动路线和外交事件，考察东亚海上交流的形式以及正在经历的变迁。在新史料相对稀缺的交流史领域，希望通过这样“以文证史”的方式，重新审视东亚区域史的历史意义。
一、外邦的僧侣及其交往
《哭灵仙诗》的作者贞素系渤海僧人，其事迹除诗文叙述以外，还见于日本《类聚国史》。其文曰：
(天长三年五年辛巳)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使承祖等，转送在唐学问僧灵仙表物来。省启悉之，载深嘉慰。王信确金石，操贞松筠。褰国命于西秦，五台之岭非邈；敦邻好于南夏，万里之航自通。烟波虽远，义诚密迩。有斐君子，秉心塞渊。感激之怀，不可道说。土宜见赠，深领远情。答信轻毛，别附捡到。其释贞素操行所缺者，承祖周悉。风景正热，王无恙也。略此寄怀，不复烦云。”[1]
综合这些材料可知，公元825年，贞素在长安接到从日本送来的百金，然后将其送到五台山灵仙处。收到百金的灵仙拜托他寄送佛舍利、经书及文书等信物去往日本。根据诗序中“岂惮万里重波”“临回之日”等描述推测，贞素应该到了日本。据《类聚国史》记载，日本天皇给渤海国王的玺书提到贞素操行有缺。这个记载有学者怀疑不确。[注] 小野胜年认为，玺书中的“操行所缺者”是“操行无所缺者”的误记。详见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卷三，第136页。 之后，贞素于公元828年再访五台山，那时灵仙已经圆寂。于是，悲痛不已的贞素写下《哭灵仙诗》为之悼念。
委托贞素寄送信物的是一位日本僧侣，法讳灵仙，他被认为是唯一参与过唐代译经事业的日本高僧[2]，并曾在公元810年参与了般若三藏主持的译经活动。尽管缺乏史证，但学界普遍认定，交付贞素送到日本的“新经两部”中就有《心地观经》。武内孝善的研究认为，《心地观经》传入日本以后，对空海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灵仙托付贞素带到日本的佛舍利也对日本的舍利信仰起到了萌化作用[3]。
在本文对安全施工的探讨中，从人员安全事故和工程项目的运行质量隐患两个方面探讨事故类型，这两个方面的事故类型如下：
有一种说法认为，渤海使高贞泰在公元824年五月把百金带回了渤海国，然后由渤海使丙于公元825年三月带到了长安[12]。这个时间符合诗文“长庆五年(825)，日本大王远赐百金，达至长安”的记载。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渤海使王文矩在公元822年正月把百金带回了渤海国，然后由渤海使乙于公元824年二月带到了长安[13]。由于缺乏史料，目前难以从正面做出判断。但是可以从反面探讨上述两种说法哪一种更不可能成立。
爰本朝沙门灵宣之弟子有两三人，始逢律师，陈曰：“吾等大师灵宣和尚是日本国人也。为望佛日，早入唐朝。戒珠全莹，惠镜恒照，专为国土之卫护，亦为人天之归依，请益究功。拟还之际，官家惜留，敢不许返。垂没之时，命吾等曰：‘求法之志，为思本国，而大国留我，微志不遂。噫！徒苦苍浪之途，终失素怀之旨乎？’”[5]
宠寿是常晓的弟子，常晓入唐以后，向灵宣(仙)[注] “宣”和“仙”在日语中发音相同，学界一般认为“灵宣”和“灵仙”是同一人。 的弟子学习大元帅法。他们在说起灵宣(仙)的生平时，提到了“(灵宣)拟还之际，官家惜留，敢不许返”。也就是说，灵宣(仙)本人是有意回国的，只是碍于“大国(唐)”的挽留，才留于异乡。不过，除了这个理由以外，笔者以为还有更加深刻的时代背景。
灵仙渡唐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灵仙跟随日本“延历遣唐使”在公元804年渡唐[6]，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灵仙在日本宝龟四年即公元773年渡唐[7]。按照前一种说法，到公元825年，灵仙在唐有21年，而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有52年。根据森公章的统计，日本留学僧入唐时候的年龄集中在25～30岁之间[8]。如果灵仙也在这个年龄渡唐，那么到公元825年，他至少也50岁上下(若按第二种说法，则将近80岁)。榎本涉指出，灵仙如果平安活到公元838年“承和遣唐使”到来时，已是一位接近60岁的老人，体力上是否还允许他归国，值得怀疑[9]。事实上，从8世纪初的“大宝遣唐使”开始，日本向唐遣使的间隔约15年，而自“宝龟遣唐使”(777)后，则扩大到25～30年。这也就是说，那些跟随遣唐使渡唐的长期在唐留学的日本人(僧)，如果错过一次搭乘遣唐使船回国的机会，可能就再也等不到下次遣唐使来唐。而像圆仁那样跟随“承和遣唐使”(838)渡唐的留学生(僧)，如果不通过其他手段(搭乘海商的商船)回国，几乎没人能等得到56年以后的“宽平遣唐使”(虽提议，但最终未能发遣)。因此，从唐日交通的媒介来看，即使灵仙有归国意向，也有可能囿于漫长的等待而无法实现。
风速和森林火险等级呈正相关关系，风速增大，可加快可燃物含水量的蒸发速度，增强火势蔓延，对应的火险等级升高。反之，可燃物可燃性降低，对应的火险等级降低[7]。在祁连山东端青海云杉林中，风速小于1.3级，一般不易引发森林火灾，风速大于5.5级，则较容易引发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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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选择了不归国，那么灵仙托付贞素带去日本报答国恩的就一定是对日本国家有重大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在被送到日本之前，日本必然不希望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势力介入分享。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贞素绕经渤海，然后再去日本，并与渤海使节一同到来，这就难免被怀疑同样有佛教信仰的渤海是否看过了这两部经书，甚至会怀疑渤海是否克扣了部分信物。诸如此类的心理芥蒂，必然影响了贞素寄送信物的积极意义。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诗序中出现的应公。经笔者考释，他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僧侣，且与贞素交往密切。贞素之所以答应灵仙的请求，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应公的情谊。于是，《哭灵仙诗》涉及的三位僧侣——贞素、应公、灵仙，在身份上都不属于唐人。在他们心目中，“唐土”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更像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和中心。从这个角度说，这篇诗文无疑是体现唐代中国“国际性”的生动案例。
二、东亚区域的人、物交流与移动
物的移动，本质上依赖人的移动，但有时候物的移动和人的移动并不完全匹配，物的移动可以通过转手或贸易，超越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移动极限。《哭灵仙诗》提到的两个物件——百金和信物都发生了“跨越政治境界”的移动。追随着这两个物件的移动轨迹，可以窥探出9世纪东亚交通的方式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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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金的移动轨迹及送金人
新罗人还俗僧李(季)信惠，弘仁未岁到日本国太宰府，住八年。须井宫为筑前太守之时，哀恤斯人。等张大使天长元年到日本国，回时付船，却归唐国。
在此之前，百金被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从日本(平安京)送到了唐(长安)，这个问题需要考释。9世纪上半叶，沟通唐日的交通手段主要有三种：其一，日本向唐遣使。公元825年前后，没有日本遣使的记录，而最近一次的遣使则早在公元804年，相距20余年，所以不太可能是日本遣唐使把百金送到长安。其二，渤海充当中介，即由渤海遣日本使把百金从日本带回，然后再由渤海朝唐使把百金送到长安。目前，学界比较认同这种方式。其三，经由海商。东亚海商出现的具体时间难以确知。榎本涉的研究认为，8世纪末9世纪初，新罗海商开始活跃于东亚海域，且据圆仁《行记》记载，至少不晚于公元819年，唐日之间已经构筑起了由新罗海商主导的海上交通网[10]。《行记》卷四·会昌五年(845)九月廿二日条记载：
根据《哭灵仙诗》提供的线索可知，百金由日本天皇赐下后，通过某种方式被送到了唐都长安，接下来改由贞素送到五台山。这段移动轨迹的后半段是清晰的，贞素从长安到五台山所走的路线，可以参考《行记》记载的圆仁的走法，即长安→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晋州(今山西临汾市)→汾州(今山西汾阳市)→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晋源镇)→五台山。
通常牲畜在患病后，会出现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呼吸困难、便稀以及神经紊乱等症状[3]。此外，这种状况通常难以通过用药或者注射药剂得到有效的改善，且出现这种状况的牲畜通常会在几天内死亡。
由此可见，新罗还俗僧李(季)信惠在公元824年的时候，搭乘张大使(张保皋)的商船从日本赴唐。这说明在公元825年前后，存在经由海商商船往来唐日的可能性。既然没有史料确证由谁送金到长安，那么如何说明第二种方式较第三种方式更加契合事实，笔者以为还应回到《哭灵仙诗》中寻找旁证。
非开挖技术是指通过导向、定向钻进等手段，仅在进出口地表极小部分开挖的情况下，敷设、更换和修复各种地下管线的施工新技术，对地表干扰小，因此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效果。该技术源于20世纪70年代，于90年代传入我国，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给排水、电力通信、石油燃气等领域的新管道建设和旧管道修复。
诗文记载，贞素是在长安收到了百金。从地理位置上看，长安位于五台山的西南方，圆仁《行记》记载当时的路程有两千余里。既然如此，那么送金人为何绕远送到长安而不直接送到五台山呢？答案可以有两种：第一，送金人误以为灵仙还在长安；第二，送金人无法前往五台山。这种推测可以和上一种结合起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送金人发现灵仙不在长安后，转托贞素代为寄送，同样也是由于无法前往五台山。那么，为什么送金人可以来到长安，却无法前往五台山呢？这里不得不考虑当时唐朝施行的过所和公验制度。概而言之，无论唐人还是外邦人，在唐管辖的区域内移动(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或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必须获取官府批发的凭证，否则属于违法[11]。对于外国使者，管控则更加严厉。于是，把渤海使和海商的身份加以比较，不难发现诗文透露出的送金人更加符合一个使者的形象——使者前往唐是为了朝觐唐帝，因而无法前往五台山。由此，我们得以确认把百金从日本带到长安的中间人应是渤海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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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朝唐使所走的路线有两条：“朝贡道”和“营州道”。仅从名字判断，即可知道“朝贡道”是渤海使前往唐都的主要路线。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记载可知，“朝贡道”从唐到渤海的路线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市)→都里镇(今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鸭绿江口(今龙岩浦)→泊汋口(今叆河口)→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神州(今吉林白山市)→显州(今吉林和龙县西古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渤海镇)[15]。从渤海到唐，反向而行。在这段路线中，登州到鸭绿江口是海路，其次到泊汋口是河路，再次到上京龙泉府是陆路。
既然是渤海使充当了中间人，那么是哪一次渤海使把百金带回了渤海，又是哪一次渤海使把百金送到了长安呢？
为了厘清这个问题，现将公元825年前后渤海向日本、向唐遣使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公元821—841年渤海遣日本使和朝唐使表
由于史籍没有留下渤海朝唐使的姓名，所以上表权以甲乙丙丁表示。
灵仙把这些物品交给贞素，可以说是一种寄托与厚望，但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灵仙为什么不回国呢？藤善真澄把像灵仙这样的渡唐不归的日本留学生(僧)称为“不归之客”，而且他还认为日本朝廷是希望灵仙回国的，所以才赏赐他百金作为路费[4]。但是，灵仙终究没有回国。其中原因，可从宠寿撰写的《太元帅法缘起奏状》中找到线索。
笔者注意到，渤海使高贞泰出使日本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根据《类聚国史》卷一九四《殊俗·渤海下》记载，公元823年十一月，以高贞泰为大使的渤海遣日本使团抵达加贺。同年十二月，日本朝廷因大雪而没有派出存问使。公元824年二月，天皇下诏，传达日本国内粮食歉收、百姓疲敝、爆发疫病等情况，并做出不召渤海使进京的决定。同年四月，日本朝廷退还渤海副使的贡物。同年五月，天皇再下诏书，赏赐物品。之后，渤海使归国。
(贞观十四年正月廿日辛卯)是月，京邑咳逆病发，死亡者众。人间言：“渤海客来，异土毒气之令然焉。”是日，大祓于建礼门前以厌之。
通览高贞泰的出使经历，可以发现这次使节团没有进入平安京面见天皇。日本朝廷不召见渤海使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为了减少接待的财政支出——退还副使贡物也可视作减少支出的一种方式。既然日本财政困难 ，高贞泰也没有见到天皇，那么日本在高贞泰聘日期间下赐灵仙百金，似乎难以成立。除此以外，当时日本正经受着病疫的困扰，这在心理上又产生了对渤海使的负面评价。《日本三代实录》卷廿一·贞观十四年条记载了一起类似事件：
在上述TFP变化测量结果的基础上，应用式(7)，测量出2008—2016年中国建筑业科技进步贡献率(SRR)，结果如图2所示。为了便于分析，图2中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SR)一并绘出。
图中，虚线和黑底圆圈数字表示海路，实线和透明底圆圈数字表示陆路。由此可见，诗文的数字匹配“朝贡道”路线的海陆情况。笔者以为，这不是出自纯粹的偶然，而是贞素根据亲身经历，概括了行程的总体特征，即有四段海路和五段陆路。
渤海使杨成规到达日本之际，同样遭遇日本爆发疫病。这个时候，日本人议论是渤海人带来了异土的毒气，所以朝廷上下特地举行了祓禊仪式。阴阳寮占卜的结果认为不宜接见渤海来客，故天皇未召杨成规一行进京。由此类比可知，高贞泰出使的时候，日本除了有经济(客观)方面的顾虑，还有心理(主观)方面的顾虑，可能心理上的顾虑还占了更大的比重。而且，正如下文所述，日本朝廷在高贞泰出使日本的时候，决定限制渤海使来日的频次，这项政策的出台无异于单方面拒绝渤海的外交要求，因此难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日本还会提出寄送百金的请求。
与之相对，王文矩出使日本的时候，气氛则和谐许多。日本朝廷不仅热情款待，而且公卿、朝臣还与渤海使一行游戏娱乐，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打球诗”。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第一种说法，但第二种说法至少在史实层面上不存在可被质疑的地方。至于诗文提到的“长庆五年(825)”，实际上是“宝历元年”，它所指的范围不止于“日本大王远赐百金，达至长安”。因为根据贞素到达日本的时间来看，“长庆五年”所指的范围应该囊括到下一个时间词“大和二年四月七日”之前。也就是说，“日本大王远赐百金”到“又附百金”都是贞素笔下“长庆五年”所记录的事件。所以认为百金一定在公元825年被送到长安的观点并不妥当。
综上所述，把百金带回渤海国的渤海使更有可能是公元822年出使日本的王文矩，与此相应，再把百金带到长安的应是公元824年朝唐的渤海使乙。
3.渤海使及贞素的行走路线
上文已述，贞素寄送灵仙信物是和渤海使一同前往日本的。于是，贞素行程的后半段可以直接视作渤海使出访日本的路线，回程亦然。问题是，在此之前贞素的行程是怎样的？这点需要加以考证。
渤海遣日本使所走的路线被称为“日本道”。《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记载：“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由此可知，这条路线的出发地是渤海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市八连城)。然而对从哪个港口出海，学界存在争议。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属哈桑区克拉斯基诺古城(Краскино)、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市吐号浦、中国吉林省图们江河口港，都被认定为可能的出海港。而到达日本的终点，则受洋流、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并不固定，大多集中在出羽、能登、加贺、隐岐等日本海沿岸的港口。概而言之，“日本道”除了在渤海境内的短途陆路以外，总体上是一条穿越日本海的海路。
针对着陆试验中飞机起落架缓冲功能检查并没有合适方法的问题，本文探索了一种基于飞行实测载荷和缓冲器行程等数据绘制实测的“缓冲器行程—气弹力和摩擦力”曲线，并将其与标准静压曲线进行对比，以判断起落架缓冲功能正常与否的方法。试验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根据实测试飞数据判断起落架的缓冲功能，满足了着陆试验中起落架缓冲功能的频繁检查需求，为试验的安全实施提供了保障；同时该方法还能确定缓冲功能异常时的起落架状态，为起落架缓冲功能故障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并为起落架缓冲系统的完善和优化设计提供了依据。
2.渤海使的回次
而据《新唐书》同卷《地理志七下》记载可知，“营州道”从唐到渤海的路线是：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燕郡城(今辽宁义县开州城故城)→汝罗守捉(今辽宁义县老君堡)→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市)→古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劳动公园古城)→新城(今辽宁抚顺市高尔山山城)→渤海长岭府(今吉林桦甸县苏密城)→上京龙泉府。从渤海到唐，反向而行。“营州道”相较“朝贡道”，最大的区别在于全程皆为陆路。尽管有学者主张，“营州道”因为契丹、突厥和安史之乱，被迫中断过数次[16]，但仍有学者认为“营州道”在沟通唐渤——尤其经贸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寄送百金的渤海使究竟走了哪条路线，只能说是“朝贡道”的可能性较大。贞素和渤海使渡日之前走了什么路线，这个问题需要回到诗文寻求线索。诗文“便泛四重溟渤”和“连五同行李”，是贞素赴日旅程的文学性表达。一般而言，诗文中的数词不一定准确反映客观事实，但“溟渤”和“行李”正好对应了海路和陆路。于是，笔者猜想这里的“四”和“五”会不会与赴日路线中的海陆行程有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统计一下从长安分别走“营州道”和“朝贡道”赴日所要经历的海陆情况。
如果走“营州道”，那么从长安到营州是陆路，直接接上“营州道”还是陆路，之后的“日本道”是海路，总共是一段海路和一段陆路。如果改走“朝贡道”，那么从长安到登州是陆路，然后走海路到鸭绿江口(或泊汋口)，最后再走陆路到渤海上京。加上之后的“日本道”(海路)，总共是两段海路和两段陆路。往返乘以二的话，“营州道”路线是两段海路和两段陆路，“朝贡道”路线则是四段海路和四段陆路。如果再算上之前贞素从长安送百金到五台山的这段陆路，可以发现从五台山经长安到渤海上京、再到日本的“朝贡道”路线，往返正好是四段海路和五段陆路，这与诗文的“四重溟渤”“五同行李”完全匹配。如右图所示：
图 贞素行程路线示意图
(同年五月十九日戊子)去年阴阳寮占曰：“就蕃客来朝，可有不祥之征。”由是不引见，自鸿胪馆放还焉[14]。
既然贞素的行程路线与渤海使“朝贡道”路线的走法匹配，那么不难进一步推断，贞素在五台山接受灵仙委托之后，就返归了长安，然后一直与渤海使同行，先去渤海，再去日本。从长安到五台山的陆路①，参见上文记述。陆路②的前半段是从五台山返回长安，即是陆路①的逆行，后半段先从长安到洛阳 ，然后再从洛阳，经郑州(今河南郑州市)、汴州(今河南开封市)、青州(今山东青州市)、莱州(今山东莱州市)，到达登州。海路❶是从登州出海，抵达鸭绿江口(或泊汋口)后上岸。陆路③是从上岸地到达渤海上京。然后，从渤海上京到渤海东京之间有一小段陆路，它紧接在“朝贡道”之后，算作渤海境内的陆上移动，可以一并归入陆路③。海路❷是“日本道”。同样地，从上岸地到日本平安京也有一小段陆路，但从达到日本国境的角度来看，则无需再把这段陆路单独分列出来。返程，基本上就是上述路线的逆向行走。海路❸是海路❷的逆行，陆路④是陆路③的逆行，海路❹是海路❶的逆行，陆路⑤是陆路②的逆行。
4.贞素往来移动的时间
上文已述，公元825年年末，贞素和渤海使一同到达日本。如果上文推测无误，渤海使乙在公元824年二月把百金送到了长安。那么，贞素在什么时候从长安出发去五台山送金，又在什么时候从五台山动身去长安与渤海使汇合，这些都无从确知。以下只能做一番大致的比定。
从长安到渤海王京所需的时间，根据张建章墓志所记出使渤海事宜推测，单程大约需要八个月到一年时间[17]。公元713年二月，唐睿宗派遣崔忻册封渤海大祚荣。如果“唐鸿胪井碑”所见崔訢与崔忻为同一人且指同一事件，那么他在公元714年五月且止回到今辽宁大连的旅顺，这说明他出使渤海单程也需大半年以上。渤海接到朝唐使的报告，即便立即决定遣使日本，准备尚需数月，再加上航行中风浪、偏离航道等不可抗拒的自然性因素，整个过程估计还需耗费半年左右。公元826年五月，贞素跟随渤海使启程归国。而贞素到达五台山已是公元828年四月，耗费将近两年时间。尽管酒寄雅志提示，贞素可能受到李同捷叛乱的影响，耽误了行程[18]，但综上所述，从长安跟随渤海使绕经渤海再到日本，单程所需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大体可信。
三、外交折冲与东亚海上交流形式的转变
上文已经提及，贞素接受灵仙委托后，和渤海使同行前往日本。而且根据上引《类聚国史》的记载可知，与日本方面直接接触的人也是渤海使。这就表明，寄送灵仙信物不单是私人往来，而是国家层面的外交事件。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朝廷内部对于是否接待陪同贞素而来的渤海使高承祖，有过激烈的论争。考察这一系列外交折冲及事后带来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时渤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而《哭灵仙诗》无疑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
9世纪前后，渤日之间最大的外交摩擦，莫过于“年期问题”。所谓年期，是指日本朝廷规定渤海国的使者必须间隔一定的年数才能再次来日。凡不遵守年期来聘的使者，日本原则上不予接待。日本之所以向渤海提出年期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经济疲敝的表现，即国家财政无力连年支出接待渤海使的费用[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效仿唐代中国的“华夷思想”，以“被朝贡国”自居的行为[20]。总而言之，“年期问题”是渤日交流中后期出现的外交摩擦，而它的影响却不限于渤日两国。
日本向渤海设置年期始于公元798年。当时规定，渤海使必须间隔六年才能再次来日。不过，这个规定经过渤海方面的交涉，第二年就被取消了。日本第二次向渤海设置年期在公元824年，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未被日本朝廷召见的渤海使高贞泰归国那年。《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天长元年六月廿日太政官符》记载：
改定渤海国使朝聘期事
右捡案内，太政官去延历十八年五月廿日符称，右大臣宣：“奉敕，渤海聘期，制以六载。而今彼国遣使大昌泰等，犹嫌其迟，更事覆请。”乃纵彼所欲，不立年限，宜随其来，令礼待者，诸国承知，厚加供备。驰驿言上者，今被右大臣宣称：“奉敕，小之事大，上之待下，年期礼数，不可无限。”仍附彼使高贞泰等还，更改前例，告以一纪。宜仰缘海郡，永以为例。其资给等事，一依前符。
天长元年六月二十日
这次规定渤海使必须间隔十二年(一纪)才能再次来日。这样的年期限制，无论是不得已为之，还是有意为之，都对渤日外交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这个规定之下，公元825年聘日的渤海使高承祖便成了提前来聘的“违规者”。不过在此之前，渤海应该知晓这次遣使可能会遭到日本方面的诘问 ，但依然派出使者的原因，无疑是为了帮助贞素寄送信物。
事实上，面对高承祖的违期来聘，日本朝廷的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一派以右大臣藤原绪嗣为代表，反对接待。《类聚国史》卷一九四《殊俗·渤海下》记载：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通过对国内一些省市创客园区及高校双创工坊的研究，调研分析目前我省高职院校基于创客空间的现状及不足，针对问题进行分析解决，整合高职院校专业、师资及周边中小企业资源，构建以专业资源整合为背景，贯穿案例教学、问题探讨、项目拓展三步融合的适应我省高职院校的创客工坊，以创客教育为人才培养模式，整合高职院校专业、师资资源，在“设立多专业多校共享资源”“提供教师培训”“鼓励器材研发生产”“创建创客社区”“创建良好奖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促进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间交流合作、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想。
(天长三年三月戊辰朔)右大臣从二位兼行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绪嗣言：“依臣去天长元年正月廿四日上表，渤海入朝，定以一纪。而今寄言灵仙，巧败契期，仍可还却状，以去年十二月七日言上。而或人论曰：“今有两君绝世之让，已越尧舜，私而不告，大仁芳声，缘何通于海外。”……而渤海客徒，既违诏旨，滥以入朝，偏容拙信，恐损旧典。实是商旅，不足邻客。以彼商旅为客，损国未见治体。……伏请停止客徒入京，即自着国还却。且示朝威，且除民苦。唯依期入朝，须用古例。……”不许。
大型起重作业必须编制《三措两案》，并逐级审批。严格审核起重机械检验证明及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吊装作业必须设专人指挥，指挥人员不得兼做其他工作，应认真观察起重作业周围环境，确保信号正确无误，严禁吊装物体从人的头上越过或停留，遇大雨、雷电、大雾、风力6级以上等恶劣天气，严禁露天起重作业。
藤原绪嗣是提出改定渤海来聘年期的始作俑者(参见上引《天长元年六月廿日太政官符》)，他在高承祖一行刚刚到达日本的时候就向天皇上表，认为渤海使假托灵仙信物，有意违反规定，朝廷应该拒绝接待。但是日本天皇却任命布瑠高庭为领客使。公元826年三月，他又上表天皇，做出著名的“实是商旅、不足邻客”的论断，直接挑明渤海使来日的目的是为了贸易。但天皇对此的答复依然是“不许”。
日本天皇不采纳藤原绪嗣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另一派支持接待的势力占了上风。这一派无疑是绪嗣表文中提到的“或人”，他们认为嵯峨天皇让位于淳和天皇的行为堪比中国的尧舜，这样的德行善举如不广而告之，天皇的名声何以彰显，所以在他们看来，接待高承祖这样的外国使节是提高天皇威望、抬升日本国际地位的良机。而当时朝廷中最有权威的公卿，除了右大臣藤原绪嗣，还有左大臣藤原冬嗣。出自藤原北家的冬嗣，虽在年龄上略小于藤原式家的绪嗣，但在官位上已经超越了绪嗣。所以，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冬嗣的官位超过绪嗣，其实反映了平城、嵯峨两代天皇在位期间，藤原北家逐步取代藤原式家，成为朝廷中的第一大势力[21]。既然如此，那么针对绪嗣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能够得到天皇支持的人物，石井正敏认为除了冬嗣，似无第二人选[22]。不过，无论反对绪嗣的势力来自于何方，都说明日本这次破例接待渤海使的原因，不只有贞素送来的灵仙信物，还有不同政治势力围绕外交政策而展开的角逐和较量。
本文之所以这么认为，仍有诗文为证。“一诺之言，岂惮万里重波，得遂钟元，外缘期乎远大”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贞素表达自己不惧路途艰险，后半部分则根据不同的句读有不同的解释。小野胜年认为，贞素感激的“缘”是指佛缘。而笔者重新释读以后，认为是“外缘” ，即不依赖于当事人本身的外部因素。尽管贞素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外部因素是什么，但肯定意味着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如果结合上文的叙述，不难发现这个“外缘”的所指很有可能就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纠纷。也就是说，原本违规来聘的渤海使高承祖及贞素，由于日本国内关于对外政策的不同声音，而被破例接待。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离不开敢闯敢干，勇于试错的精神。但前提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假如不顾客观规律，不经科学论证，急功近利，盲目瞎干；或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政绩，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那么，结果必然事与愿违，不仅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还可能出现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财政空耗等副作用。
不过，日本对渤海的年期限制没有就此解除。公元827年十二月，王文矩作为渤海遣日本使第二次出使日本。这个时候，藤原冬嗣已经去世，主张限制渤海来聘的藤原绪嗣升任左大臣。所以，日本毫不犹豫地以“违期”为由，拒绝接待王文矩。公元841年十二月，渤海使贺福延聘日。这个时间距离上次王文矩归国(828)正好间隔了十二年。如果把贺福延聘日视作渤海开始遵守日本设置的规定，那么之前高承祖的意外成功，对于当时的东亚交流意味着什么，这是本文最后考察的一个问题。
上文已述，“宝龟遣唐使(777)”以后，日本遣唐使的时间间隔已经平均超过25年。而日本与新罗之间，也已断绝了国家层面的往来。所以说，渤海使的频繁到来是当时日本及时沟通外界的唯一官方渠道。上文考察又表明，虽然经由渤海作为中介的交通路单程所需一年至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相比遣唐使，仍具有较大的时效性优势。但是，自从日本规定渤海使十二年才能来一次以后，这个优势便骤然降低。尽管渤海在此之后仍还派出了高承祖和王文矩，但日本原则上是不同意接待的。高承祖的意外成功是灵仙信物及日本国内政治局势造成的偶然性产物。并且从记载上来看，贞素的这次寄送信物是渤海最后一次发挥唐日中介作用的事件。这也就是说，绕经渤海的唐日沟通渠道在日本采取限制政策之后，丧失了原有的功用，人、物、情报的跨境移动转而集中到更为便捷的渠道——海商(先是新罗海商，后是唐海商)。从事贸易买卖的海商架起了东亚各国联络的桥梁，他们往来之频繁，远远超过此前任何国家使节所能达到的极值，所以东亚的海上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说，贞素及高承祖的经历极具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一种传统交流形式的终结。
结 语
本文通过僧侣、跨境移动和国家外交，解析了东亚交流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由人的特殊身份(僧侣间的亲近性)和特殊情感(异域来唐人的共感)彼此交织的人际关系网；第二层是由政治制度(国家遣使制度)和自然条件(海陆交通)共同规制的交通关系网；第三层是由外交事件(改定年期限制)和偶然性因素(贞素之于渤海、日本国内政治之于高承祖)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网。这三个层次各有不同，但共同构成了东亚国际交流的复杂性。而《哭灵仙诗》虽属文学性材料，但经历史学的考察以后，仍可成为补充史实、佐证论点、提示思路的重要依据。在新史料相对匮乏的古代交流史领域，如何进一步挖掘现有材料的历史性价值，将是把相关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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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5-016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渤海国经济与文化研究”(17VGB010)
作者简介： 张晓舟，1988年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修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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