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安论文,日本论文,初期论文,唐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2-0062-05 日本研究本国古代学制的著作有桃裕行《上代学制的研究》，[1]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的研究》。[2]华人研究古代东亚教育圈的先驱，当数台湾学者高明士，著有《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3]244-264等书，是古代东亚教育研究的高屋建瓴之作。从720年至901年，日本官方模仿中国正史，陆续编撰了《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6部正史，是为“六国史”。六国史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此外，编撰于9世纪上半叶的《令义解》是对《养老令》进行解释的书，里面记录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平安初期，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皇族和贵族，深怀对唐朝的仰慕和眷恋，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文化，形成了日本唐风文化的一个高峰。关于这一时期的唐风教育，王海燕《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有所涉及，[4]但仅限于贵族教育。本文以上述日本古代史料为中心，探讨平安初期的唐风教育。 一、贵族教育 (一)大学制度 日本文武天皇时，在还没制定《大宝令》(701年)之前，便已创设了学校，名曰大学寮。《大宝令》以唐《永徽令》为蓝本，故在《学令》中规定了学校制度。元正朝编纂的《养老令》(718年)，到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九年(757年)五月开始公布实施。一般来说，仍踏袭《大宝令》。日本古代学制到《大宝令》、《养老令》制定后，其制度大致已经确立，而成为以后学校教育发展的母胎。[3]244-245《大宝令》、《养老令》、《学令》的相关规定有：“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之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令者为之。”[5]129 学生初入学，要对其师行束脩之礼。“博士、助教皆取明经堪为师者”，束脩七分之三归博士，助教两人各七分之二。博士、助教都分经教授学生，每讲授一经，一定要讲完，否则不得改业。博士和助教都要计算当年授业量的多少，以定考课等级。[5]129学生主修《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兼学《孝经》、《论语》。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者，是为通二经；通大经、中经、小经各一者，是为通三经；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孝经》、《论语》兼通。[5]130 学生先读经文，熟悉后，然后讲义。每旬放假一日，放假前一日，由博士对学生进行考试。试读经文者，博士在每千字遮住某处的三字，让他回答；讲义者，博士在每二千字内问大义一条，一共三条，通二条者为及格。不及格者要进行处罚，受笞捶之痛。每年年终，由大学头(大学寮长官)、大学助(大学寮副长官)对讲义者进行考试。前者针对后者一年所学问大义八条，答中六条以上为上，答中四条以上为中，答中三条以下为下。三年成绩为下，或在学九年不堪贡举者，都辞退。[5]131 学生每年五月放“田假”，九月放“授衣假”，路途遥远的依其情形多给几天假。学生请假得向大学头陈牒，由后者裁量给假。学生在学时，不得作乐和杂戏，但弹琴、习射不在此限。若不受正业、好为杂戏，或者一年之内违假满百日，都辞退。辞退学生时，大学寮呈报状给式部(礼部)，说明辞退的理由，然后放回原籍。[5]133 学生通二经以上求出仕者，要对其进行考试，对其询问大义十条，答中八条以上者则送太政官。也有的学生讲不好、背不好，但是文藻很好，也可以举送。五位以上子孙到了二十一岁，都呈报给太政官，准荫配色。[5]132-134 依据《学令》，大学生一般取五位以上子孙，但看来未必执行。所以在平城天皇大同(806-809年)初年，敕“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十岁以上，皆入大学，分业教习”。[6]114这道敕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原来《学令》规定的入学年龄是十三岁至十六岁，此处降到十岁以上；二是，《学令》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再次敕令重申。但在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年)，敕[6]114： (平城天皇敕)庶使拾芥磨玉之彦，雾集于环林；吞鸟雕虫之髦，风驰乎璧沼。而朽木难琢，愚心不移，徒积多年，未成一业。自今以后，宜改前敕，任其所好，稍合物情。 也就是说平城天皇下敕的目的是好的，把贵族子弟招进大学，但是这群贵族子弟并没有好好读书，所以嵯峨天皇认为平城天皇之敕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很无奈地放弃了。如此看来，平城天皇敕的重点是在让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上学，而不是把入学年龄降低。 嵯峨天皇本人是极好学之人。或许嵯峨天皇是容不得大学里有不学无术之辈，所以修改了平城天皇的敕，缩小了入学的范围。到了淳和天皇之时，又有人建议让贵族子弟入大学习读经史，然后量才授职，淳和天皇同意了，又放宽了入学的范围。 (二)释奠 释奠一词原出自《礼记》，是指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7]汉代是释奠礼仪的前夜，可能已经出现了仪式，但是释奠礼仪到魏晋才系统化。[8]魏晋时期，太子每通一经之后的祭祀和大学开学时的祭祀对象开始转向儒家先圣先贤。唐宋时期州县学宫都开始建有孔庙，于是释奠祭孔与孔子庙祭合二为一。在学校内置圣庙，并在圣庙兴行学礼，是为庙学制。自从唐朝普遍推广庙学制以后，庙学之制遂成为传统学制的基本形态。[9]唐时，释奠传入日本。 日本史书最早出现释奠是在大宝元年(701年)，但日本释奠的完备是在称德(即孝谦天皇，重祚后为称德)女帝之时，其推动者就是曾两次入唐，在唐前后居20余年的吉备真备。称德女帝于神护景云元年(767年)二月上丁，“幸大学释奠”，[10]340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参加释奠。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尊孔子为“宣父”。受唐朝的影响，所以日本的《大宝令》、《养老令》通称孔子为“宣父”。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神护景云二年(768年)，大学助教正六位上膳臣大丘上言[10]357： 大丘天平胜宝四年随使入唐，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国子监有两门，题曰“文宣王庙”，时有国子学生程贤告大丘曰：“今主上大崇儒范，追改为王。”凤德之徵，于今至矣。然准旧典，犹称前号，诚恐乖崇德之情，失致敬之理。大丘庸闇，闻斯行诸，敢陈管见，以请明断。 即膳臣大丘入唐，见唐朝称孔子为文宣王，上言本国亦当如是称之，于是称德女帝敕号“文宣王”。 《大唐开元礼》规定：“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11]唐代释奠常祀制度得到很好的执行，少有不按时举行的情况。日本释奠制度承袭中国，《学令》云：“凡大学国学，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其馔酒、明衣所须并用官物”。[5]129在平安时代，释奠当日，朝廷公卿及大学博士、学生等皆集于大学寮，礼拜先圣(孔子)、先师(颜子)及九哲。再于都堂院讲论。第二天，大学寮还要把释奠用的肉献给天皇。同时，博士、学生等还要在天皇面前论义，一般天皇还要给他们赐禄。释奠地点一般在大学寮，但也有例外，如仁明天皇承和二年(835年)八月，释奠于后朝，可见仁明天皇对释奠相当重视。[12]41时间方面，在现有的7条释奠史料中，八月上丁有4条，占57％。其他3条中，2条在八月，1条在2月，就现有的史料看来，平安初期，日本释奠多在八月进行，并尽量在上丁。日本的祭祀文化中，很少直接使用鲜活的动物做牺牲，而按照中国古代礼法，要割鲜升供，两种祭祀文化存在矛盾，但总的倾向是尊重中国的祭祀文化。[13] 平安前期释奠的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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