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社区类型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比较——兼与西道堂回族社区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夏回族论文,回族论文,社区论文,历史文化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宁夏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截至1997年底，回族人口已有1797247人，占宁夏总人口的33.98%。回族人口在宁夏的分布不均衡，宁夏固原地区回族人口居第1位，为893015人，占47.61%， 银南地区居第2位，为603971人，占33.36%，银川市辖区居第3位，为164903人， 占18.25%。因而本文将集中探讨这3 个不同地区回族社区变迁的历史文化原因，兼与西道堂进行对比，并试图由此说明回族社区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之成因。
一、农村回族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
1.固原地区回族文化变迁及其社区发展缓慢的原因。
回族人口在宁夏的聚居无疑是人口迁移的结果。北宋、西夏时，宁夏境内已有波斯、大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先民留居下来。伴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大批回回军、商人、工匠及其他西域人口陆续迁入宁夏境内。从宁夏北部黄河西岸到南部六盘山区，当时遍布屯垦区的回回，他们和当地汉族及其他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劳动，使用汉语，但又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从史料来看，居住于南部山区的回回人口在元代到清初期间也发生过多次人口迁移。因为政治和军事原因，这里曾屡受战乱之苦，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难免受到冲击。同时，由于处于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它具有混生型的文化内涵。历史上这里的村落主要分布在川道河谷地带。居民点和屯垦营地也有连带作用，今天一些大的乡镇社区就是古代的居民点和屯垦营地的旧址。这也反映了地理环境对社区人口布局结构的影响力。居住人口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
固原地区总人口1875729人，其中回族占47.61%，回族在固原地区广泛而又集中的分布，使得这一地区具有强烈的回族社区特色。长期以来，这里地理环境面临三方面的变迁：一是持续的普遍存在的生态恶化；二是元代初期战争对这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三是持续开垦对生态环境的人为影响，特别是宋代对固原西部地区的开发，客观上破坏了那里的生态平衡。
元代以来在固原地区聚居的回族人口就面临着这样的环境变迁：自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极度贫困。尽管丝绸之路曾经过这里，但由于物产的贫乏以及相对封闭偏僻的地理位置，回族先民所具有的经商文化传统难以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逐渐淡化。从其与周围文化的接触来看，虽有西域人经过这里，但其规模和数量在元之后急剧下降，不足以引起西域文化在这里的持续传播。这里的交通主要连接宁夏北部和中原地区，因而引起固原地区回族社区文化变迁的外部刺激几乎都是以汉文化为主的农耕文化。从固原地区内部来看，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类型无疑是回族文化借用的主要源泉。回、汉等多个民族人口间的杂居也为这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婚和社会交往更促进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的转换。因此，农业人口逐渐成为固原地区回族社区人口的主体。他们由于全部使用汉语，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其对汉文化的借用。所以说从元代到明清，固原地区回族社区文化内涵与汉文化之间的重叠部分越来越多，换言之，它们之间越来越相似。然而，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却使得回族文化与汉文化区别开来，正是宗教文化特质保持了回族社区及社区文化独立存在的生命力。
事实上，恶劣的环境常常强化人们的宗教需要。就个人来说，宗教活动能不断稳定人的思想情绪，减轻疑惧，这是其他活动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因而，固原地区的环境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当人们在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伊斯兰教无疑是一种慰藉、精神支柱及情绪稳定剂。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宗教不是产生于推测和沉思，更不是来源于误解和幻觉，而是来源于人类生活中真正的悲剧，来自人们的愿望和现实的冲突。”（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574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时，对于群体来说，宗教可增强其成员间的凝聚力并由此提高群体在地理环境变迁中的适应能力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西道堂回族社区进一步印证了宗教对社区形成的核心凝聚作用。
西道堂以伊斯兰教初传时的“乌玛（注：敏生光：《历史上伊斯兰教“乌玛”对西道堂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5第1期。 ）模式，把不同姓氏、不同民族、不同血缘关系的穆斯林，用宗教信仰的巨大凝聚作用和感召力团结在一起，用一整套规章保证“乌玛”制度的推行和发展。同时，西道堂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它实践了穆斯林的“乌玛”制度，注重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道堂回族社区既是一个以共同信仰为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地域社会共同体，又是一个以商业为主体兼营农、林、牧其他实业的多元经济结构的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劳动、相互协助、联合经营、平等消费的经济共同体。因此，社区结构模式对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近现代基本处于稳定的发展态势。
为适应环境条件的持续变化，固原地区回族社区发生了持续的变迁，突发的社会事件对这一地区的回族社区变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固原地区境内的几次大起义及由此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无疑都对回族社区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我们集中分析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大起义失败后在固原境内的“安民”对回族社区变迁所产生的作用。这次起义是回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分叉点，它对近现代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陕甘回民起义失败之后，按照左宗棠的安插原则，将回民迁至“人迹断绝”的偏远地区。于是，大量陕甘回民及部分金积堡回民被安置于固原地区各县。如同治十一年春，“迁甘回于固原、平凉、陕回于化平，而编管钤束之”（注：《清史稿·左宗棠传》。），迁金积堡当地回民老弱妇女12000余口解赴固原城外数十里，分拨荒地安插。 这些来自陕甘等地的回民，原居住地生态条件较好，清代回民起义之前，在以农为主的同时，又较多地从事畜牧业和商业经营，逐渐形成了农商牧等多种经济成分相互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结构，既不同于单一的农耕经济，又别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从而在文化上保持了回回先民的经商传统，又兼收并蓄，融中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特质。然而，在持续10余年之久的起义过程中，西北地区回族人口遭到了残酷镇压，仅宁、灵起义中先后殉难的回汉群众就达数十万人。之后，幸存者又被迫迁移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南部山区。封闭的地理环境，物产的极度贫乏，再加上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都决定了经商活动的不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清廷挑拨、疏离民族关系，以致回汉群众相互仇杀，破坏了回汉之间友好相处的文化传统。左宗棠的安民政策又迫使回族社区人口聚族而居，不与汉民杂处，改变了过去他们与汉族杂居的社区居住方式，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回汉群众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回族和汉族关系上的疏离甚至对立，严重影响了固原地区回族社区的发展。由于情感上的仇视，人们可能失去许多文化间互惠式借用的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环境挑战回应的效用，内在文化活力的受挫与外在文化刺激的空缺，使这些回族社区既无法创新，又无法保持。而创新与保持是人类适应自然界的基本方式，因此，这些被迫迁来的移民基本上一直处于与环境不相适应的状态。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对粗耕农业者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固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复杂，固原南部、泾源全境、隆德中部属中温带半湿润区，降水多、植被好。泾源县年降水量多达六七百毫米，但水多耕地少，且山大沟深，交通闭塞。西吉、海原、彭阳及隆德西北部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区，气候区划属中温带半干旱区，境内地形为丘陵沟壑，地表破碎，河道切割深，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自明代中叶，尤其清同治年间在这里安民令其尽力开垦之后，由牧转农的大规模开垦严重影响了这里的生态平衡，加剧了水土流失。清后期至民国以来，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负载力，进一步决定了居住人口对自然环境中能量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从而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一些早期在这里居住的人口历史地选择了适宜于农耕的川道河谷地带，他们的经济生活就相对有所发展。泾水河系、葫芦河系、清水河系以及祖厉河系流域靠近水源和地势平坦的川道地带的乡村社区，明显比其他地域的乡村社区富裕，证明了环境对农业生产者的决定性影响。由于地理环境条件的恶化，限制了从粗耕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过渡，从而这一地区社区的经济生活方式仍停留在畜牧业、园艺农业以及狩猎和采集等获食模式，影响了社区回族人口在社会组织、价值观念、人际交往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固原地区回族社区比银南纳家户、西道堂等回族社区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西道堂回族社区虽然同样地处山地及山地草原环境，但其选择了独特的多元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因而使社区经济功能和集体经济形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随着区域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作出调适，从而使社区组织结构富有较强的生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道堂回族社区宗教上层及信教群众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社区内外资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他们在继承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基础上，还学习利用一些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管理运作制度，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多种经营方式和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经济管理制度，他们坚持发展以寺院为中心的集体和个体经济，带领社区居民走上共同富裕的路子。西道堂所在的临潭县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之一，人均年收入仅580元（据199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 尚不能糊口，而西道堂目前家庭人均生活费年收入达949.87元，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790元，远远超过当地平均水平。90%以上的居民已脱贫致富，在道堂的帮助下，困难户在逐年下降。这一时期，西道堂回族社区模式得以发展和完善，社区经济、文化、宗教与环境逐渐步入协调发展轨道，社区趋于新的整合状态，西道堂社区正在以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从传统走向现代。
西道堂回族社区的变迁与发展，体现了社区人口对适应环境所作的应变性努力，刺激了文明的生长与发展，也证明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类型的回族社区必须根据环境特征选择不同的应变方式，构建不同的社区结构模式。
2.吴忠、同心等地回族社区的变迁及其文化精神。
银南地区在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变动，人口迁移的复杂性和自然环境的不均衡性共同决定了这一地区回族社区经济文化的多元结构。由于回族人口主要集中于吴忠（回族人口占55.12%）、 同心（回族人口占80.41%）、灵武（回族人口占58.29%），因此我们主要探讨这3县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及其形成的文化特质。
交通地理特点和黄河水资源是吴忠、灵武等地回族社区有别于宁夏其他类型社区的重要因素。吴忠是传统的水旱码头，黄河、苦水河在这里逶迤穿过，秦渠、东干渠等渠道灌溉着这里的肥田沃土，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在古代就已成为鱼米之乡。自秦汉以来，这里就是军屯之地，虽间有战乱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占领，但一经稳定，农业经济就很快得到恢复，因而这里是著名的产粮区，它在军事活动中自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这里的社区文化就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农耕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元代以来在这里聚居的回族人口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他们与汉族人口杂居，共同开发着这块土地。杂居共处以及便利的交通为社区回族人口选择吸收其他文化成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同其他文化类型的频繁接触也使其处于相对开放的系统状态。这里北通蒙古草原、南达陕甘境内，又有黄河渡口，再加上物产丰富，共同促成了社区回族人口继承与发扬其经商传统和冒险进取精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相对开放的文化系统对其经商观念和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文化氛围，所以，清初吴忠堡社区已发展成为灵州南部的大集镇。这里商业繁荣、流通畅达、物产丰富。当时甘肃回民起义首领马化龙既是新教教主，同时又是“富甲一方”的大豪商，他长期利用金积堡和吴忠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独“擅盐、马、茶大利”（注：《清史稿》卷四一二第1209页。），并以金积堡社区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贸易网，不仅在甘肃各地广设商店，甚至在吉林、黑龙江以及“北省各口开设店铺”（注：《钦定平定陕甘新方略》卷二三四第19页。）。纳家户也是吴忠附近一个闻名遐迩的回族商贸社区。可见，当时以吴忠堡、金积堡为代表的当地回族农业社区，已受到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和渗透。
清败破金积堡后，这里发生了频繁的回族人口迁移，聚集在这里的陕回客商被迁走，又从宁夏府（今银川市）迁来大批回民，开垦荒地。《宁夏纪要》云：“乱平之后，尽驱宁夏回民于灵武、吴忠堡一带。该处本为荒地，经回民垦殖，始成沃土。至今蔚为本省最大集镇。”还“迁王洪堡回众于灵州附近安插，迁马家滩回众于张家圈安插”（注：《平定关陇纪略》卷十。）。另外，吴忠、灵武一带尚有一些陕西回民安插于此。这些回族人口对清以来吴忠、灵武等地回族农业社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尽管他们也经历了回民大起义失败的重创，但迁入地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使得他们比较顺利地适应了环境的变迁。现有包括纳家户在内的吴忠等地回族社区不仅农业发达，而且已经成为宁夏土特产与西北其他省区及京、津、沪地区工业品交换的集散地。这表明，银南平原回族社区文化传统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作用下得到继承、发扬和广泛传播。
纳家户回族社区距吴忠45公里，到本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集镇。当时扩建后的寨子长约600米，宽约400米，寨墙高9米。 寨子里有各种店辅、作坊几十家，吸引着许多外地商贾到此做生意。此时全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除了务农，还经营商业、饮食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之后，虽然纳家户回族社区的发展道路依旧曲曲折折，但改革开放的春风使社区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社区结构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据抽样调查显示，1984年全村人均纯收入465.76元，比1978年的93元增长4倍，普遍解决了温饱；1996 年人均纯收入达2460.49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84年增长1.71倍，平均增长8.7%（注：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110页， 第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99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872.88元，比上年增长16.7%；比全自治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45元高出85.9%。居民用于吃、穿、住、用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加，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注：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110页，第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纳家户回族社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分化。1984年，全村763户中已有56户成为以商业、 饮食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专业户。全村工商副业收入的比重由1981年的10.0%上升到1984年的35.0%，1996年上升到64.9%，人均从事二、三产业得到的纯收入，分别占全部纯收入的18.0%和41.7%。
位于宁夏中部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同心回族社区，偏远闭塞、地瘠人贫，其地理区划属中温带干旱区，降水少且变化大，地表径流量少，地面只生长禾本科牧草和小灌木，植被稀疏，是典型的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缺乏水利灌溉条件，不具备发展精耕农业的自然条件。该地多为丘陵或平缓坡地，土地辽阔，是滩羊和沙毛山羊繁衍的天然牧场，回族社区以畜牧业和粗耕农业为主。同心回族具有经商传统，这里曾是西域商人和回回军聚居的地方，而且他们较为稳定地延续下来，形成规模不等的回族社区。清同治年间受冲击远较固原地区的回族社区为少，这里又是连接宁夏平原与南部山区以及盐池等地的交通枢纽，具备经商活动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农业收成不稳，古县志称“居民鲜事稼穑，以畜牧自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显然不适合这类回族社区。为了寻求发展，同心的回族社区逐渐形成了畜牧业、农业、商业相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结构。
1988年以来，同心县流通试验区的效果也证明了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对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流通试验区的优惠政策正好适合这里的历史、地理条件，发挥了回族经商的特长，万余农民进入了流通领域，以毛绒、发菜、甘草的收购、贩运、销售和木材贩销为主，形成了较大的经商队伍，其中常年经商的有6000多人。外地客商和手艺人的大量涌入也促进了同心回族社区与其他社区间文化的交流，商品观念和现代文明冲击着从山沟和土窑洞里走出来的经商农民，他们逐步树立了市场观念、信息观念和竞争观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同心清真寺已不再是单纯从事宗教仪式的场所，许多穆斯林聚集在这里交流商品信息和经商经验，学习党的政策，了解国家大事。借助于宗教的功能，同心回民很容易筹措经商资金，显示出了社区文化具有的凝聚力。同心社区回族人口不仅继承了其先民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实现了创新。他们在走一条“种粮养畜解决温饱，经商致富积累资金，办企业搞加工发展商品经济”的带有同心穆斯林特点的新路子。经商传统和宗教凝聚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功能与勤劳节俭、冒险进取相结合共同形成了同心回族社区的新型文化精神。
二、城市回族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
宁夏城市社区空间分布基本分为南北两块，南部山区形成以固原为中心的小型城镇回族社区体系，北部平原地区形成以银川市为中心的中型城市回汉杂居社区体系。这种城市社区空间分布格局，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当今宁夏城市社区现代化进程的明显不同。
1.南部山区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汇聚与扩散功能的弱化，保持了本地社区固有的回族文化特色。
固原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封建王朝控制西北边陲的重镇，也是游牧民族屡次进占的要地。因而固原城在宁夏古代历史上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汇聚与融合的重要角色，并且将先进的中原文化辐射到邻近区域。作为汉代安定郡治和明代九镇之一，固原城的经济也曾繁盛一时，外地迁入人口众多，是当时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
固原县城就是宁夏回族聚居的城市社区典型。由于受战乱等历史原因的影响及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近现代以来固原城早已失去往昔辉煌的面目。尽管解放后城市恢复发展迅速，但仍然是一个农产品集散地和拥有少量工业的农业型城市，矿业及制造业行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3%，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9.9%。只有少量沿海与内地的移民。 经济不发达和缺乏必要的人口流动，导致城市行政功能强化，文化先导功能减弱。正是因为固原城近现代以来缺乏外来文化人口的大量迁入，无法汇聚和扩散异域文化的影响，所以仍保持了该地区固有的回族文化特色。长期以来，占总人口47.61 %的回族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为固原悠久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与北部川区城市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固原城（现在为南部山区最大的城市）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城镇人口仅有28352人。各类从事教育、艺术、 科研的人员仅占总人口的1.20%，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0.29%，与北部川区相比，总人口中文化人口比例过低，其城市社区在宁夏社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并不引人注目，而落后的经济、封闭的社会心态又正是这种地位的恰当写照。当解放后来自沿海及内地的移民浪潮冲击北部川区诸城市时，固原城仿佛并未感受到这种冲击，因而对这种浪潮携带的崭新文化色彩，更是很少触及。如果说历史上固原城社区曾经接受汇聚了来自中原甚至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将其同本地特征融合一体，利用政治、交通、贸易的便利，扩散至整个宁夏乃至邻近地区，那么今天，固原城社区已失去了政治城市的中心地位和文化辐射功能。或许中宝铁路的修通和古丝绸之路的复兴，会给这个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2.北部川区城市社区经济发达，城市文化混生特色明显，具有较强的文化扩散能力。
历史上银川城的移民以农业人口和士兵为主，其城址扼贺兰山之咽喉，据黄河之险，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周围地区因得引黄河灌溉之利，又是重要的农业区。所以银川城的沧桑往昔反映了它主要是集行政、军事、农业经济于一体的封建城堡。
清同治年间银川的回民被强行迁至灵武、吴忠堡等地，因而近现代银川市区的回民主要是从其他地区陆续迁入的。在南部山区，尤其是西吉、泾源等地，我们不难找到“回族聚居”的自然村，而在银川就绝少这样的情景。银川市社区回族人口是多次个别迁徙的结果，他们分散居住在汉族及其他民族中间。如果我们说泾源回民是封闭、同质的话，那么银川市社区回民则基本上是开放、异质的。自清代以来，银川城市社区日益成为宁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解放以后，城市功能日益综合化，大量的物质流、信息流在这里汇聚并向周围其他地区辐射，随着城市发展而繁荣起来的交通业也强化了它的辐射强度和范围。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由于人类心智的一致性，在完全相同的环境里，人们通常作出相似的选择，除非他们受到强大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多次个别迁徙使银川市社区回族人口中的血缘家族纽带空缺，相对优裕的生活环境淡化了宗教的凝聚力，再加上长期与汉族人口杂处，银川市回族文化的内涵与汉族之间的互惠式借用越来越广泛而且深刻，因此，银川市社区回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比固原城社区和临夏城市社区要小得多。
1949年以后，在来自祖国各地建设者和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银川城已发展成为宁夏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教育文化中心。当代银川市城市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拥有大量外来的文化人口。据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银川市迁入人口比例为42.61%， 迁移人口中大学毕业程度者占9.74%，高中文化程度者占25.48%。因此， 当代银川市人口迁移不仅是一种人口流动，而且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特别是文化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社区渗透机制实现的。这种渗透机制，完成了移民从早期对本土文化的被动接受到后期对本土文化的主动输入这一过渡。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则天然地伴随着这种文化接受和输入，并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多元选择。正是这种文化选择催生了银川市社区文化的理性发展。
经济的工业化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达，表明银川市社区在外来文化人口和外来经济技术的帮助下，其内部已形成相对合理的社区文化基础，并且有巨大能力将这种混生的城市社区核心文化扩散到周围的城市与乡村。在城市人口构成中，第二代移民（第一代移民间或同本地人通婚的后代）比例明显超过本地人口，他们继承父母一代的文化亲缘关系，对多个区域文化信息吸收和新陈代谢，形成了银川市社区文化的新特色。而随着第一代移民在城市社区生活中影响愈益增强，第二代移民更加广泛地深入社会各个领域，银川市社区生活结构中已出现开放性的文化集团与知识阶层，市民亦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通过对特定回族社区类型变迁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回族社区独特性与多样性模式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并且与持续的和突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有关，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正是回族社区类型形成的原因，也是其重要特征。因此，随着当代先进文化的涌入，将会导致回族社区模式质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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