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贸易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贸易自由化通常是指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注：在静态意义上，当一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在5%以下时，理论上认为该国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一国贸易的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影响是双向的，它既会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该国进行投资，也会影响该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投资。本文主要探讨东道国贸易自由化对引进FDI的影响。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一般会产生国际贸易的扩大效应，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对流入东道国的FDI会产生替代与互补两种效应。
一 贸易自由化的FDI效应：理论模型
国际贸易与FDI间替代效应的观点由蒙代尔提出，他认为国际贸易和FDI都是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的途径(Mundell,1957)。当生产要素不能在两个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又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的条件下，只要存在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两个国家间就必然会发生国际贸易。假定由于某种外部原因使得在两个国家间的资本流动障碍全部消除，而同时又存在贸易障碍引起的资本边际收益差异，必然发生资本的国际流动。由于这种资本流动的目的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以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消作用，因此，一般被称为关税引致的投资。这种关税引致的投资和一般投资相比，将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产生积极影响。（注：但是，由于投资壁垒的存在，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市场结构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格局的变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这种替代一般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一国贸易的自由化过程必然伴随着FDI流入的下降。
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国际商品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是互利的，即国际贸易与FDI会相互促进。首先，国际资本流动的本身就是国际商品流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国际资本输往东道国时，机械设备等有形资本充当资本输出的载体，这种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商品流动是一致的。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往往带动中间产品的流动。当多国公司根据海外各国的区位优势确定其具体投资时，分布在海外各国的子公司一般只承担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因此到最终产品的完成往往会引致大量的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单纯从国际贸易引致的国际投资来看，如果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障碍引起，那么国际资本将主要流入东道国的进口替代部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如果国际资本的流动不是由于关税等贸易障碍所引起，那么国际资本将主要流入东道国的出口部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将出现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国贸易的自由化事实上间接地为FDI的流入提供一定的便利性，刺激了FDI的流入。鉴于上述FDI与国际贸易的关系，FDI的增加反过来增强了该国贸易自由化的效果。
小岛清(1987)在其代表作《对外贸易论》中发展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互补关系的理论，指出：FDI并非是单纯的资金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其核心不是货币资本的流动，FDI的基本内容是以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形式进行单方面的价值转移，是工人的技术培训、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等技能的转移。FDI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东道国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的转移。当东道国具有了上述基于FDI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由于一国贸易自由化为FDI流入带来的诸多便利性而刺激FDI外，还存在一个引致性的效果：由于该国生产能力的改进，随着国内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贸易自由化将出现一个加速的过程，由此该国的国际贸易与FDI流入将呈现一个正反馈效应。
近年来，国际贸易与FDI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关系更加显著，许多学者分别从FDI的动机差异、行为差别、东道国政策、出口商品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创新及其他动态因素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Patrie(1994)认为，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市场导向型FDI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注：市场导向型FDI(Market-Orientcd FDI)，是指多国公司为了逃避东道国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即上述蒙代尔提出的对国际贸易具有替代效应的FDI。）但是对于生产导向型FDI（注：生产导向型FDI(Production-Orientcd FDI)，是指多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FDI（注：贸易促进型FDI(Trade-Facilitine FDI)，是指多国公司出于更好地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则具有积极的影响。
可见，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除了对于关税引致的FDI或市场导向型FDI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外，除非对FDI的流入做特别的限制，一般都会不同程度地刺激FDI的流入。而且大多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或动机往往具有多重性，因此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于关税引致的FDI或市场导向型FDI流入的负面效应是有限的。Richardson(1971a、1971b)的FDI“综合动因模型”客观评价了东道国贸易自由化对FDI的影响：
其中，
表示按管理者空间偏好率调整的预期投资收益，（注：Richardson用“空间偏好”一词来表示非经济性因素的投资效应。在他看来，企业管理人员对于国外市场（如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法律体系、语言文化等）具有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感”，在一般情况下，经营者具有偏好于在充分熟悉的市场地域进行经营活动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心理上的距离偏好，必须采取类似消费理论中针对时间偏好（即期消费倾向）给予利息刺激的方法，使得企业获得足够高的收益以抵消空间偏好率。空间偏好率大小不仅反映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差异，同时具有趋势递减倾向。）j指市场投资项目，
表示预期平均收益，v（0≤v≤1）是反映经营管理者空间偏好或抵触惯性(inertial resistance)的主观变量，
是单位成本（决定于投资国的要素价格、规模经济、技术等知识产权），
是利润加成（决定于厂商的垄断优势——行业市场的集中率、产品差异和其他地方进入壁垒），
是出口成本（包括出口费用、保险费及其他出口交易成本），T是东道国的进口关税，
表示东道国生产的单位成本（决定于当地市场的要素价格及多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
表示东道国市场的产量。
假定FDI完全取决于预期投资收益，则贸易自由化至少将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对FDI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可能轻微下降，下降，FDI减少；(2)T肯定下降，而且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下降，FDI减少；(3)倘若形成中的部分要素来自东道国市场之外，贸易自由化可能会使得下降，如果假定东道国市场规模足够大，会使上升，两者都会促使上升，FDI增加；(4)贸易自由化对投资国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对V的影响，一般随着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V趋向于1，则上升，FDI增加。可见，贸易自由化，和T下降可能导致FDI的减少；同时的下降、的上升和V趋向于1会导致FDI的增加。因此，贸易自由化对FDI的影响是综合的，在直观意义上，由于东道国贸易政策的自由化倾向会减少关税和其他非自由化措施引致的FDI。随着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关税费用的下降所产生的生产成本减少效应的出现，以及在东道国当地生产规模的增加，加上对东道国市场“空间偏好”的上升，预期投资收益的上升必然会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二 经验分析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宏观经济中的大多数经济变量，一般都具有明显的趋势特征。这些具有趋势特征的经济变量受到冲击时，一般出现两种情况：(1)逐渐返回到原来的长期趋势；(2)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在第二种情况下，运用最小二乘法(OLS)时，高斯—马尔可夫定理就不再成立，所以回归分析可能导致虚假的结果，从而产生虚假回归。因为此时随机游走的方差不是有限方差，OLS估计量是超一致估计量。所以，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对变量取对数并不改变相关序列的特征，在此，我们检验取对数后的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采用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来实现。检验的模型有三种；
对于式(2)、(3)和(4)，取不同的p值分别进行估计，取其中D.W.值中最接近2的方程和p值，若λ的值显著异于零，则
不含有单位根，序列是平稳的，即序列是I(0)；反之，是非平稳序列。ADF的零假设为
。若ADF的检验统计量小于等于在某一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认为序列是I(0)；反之，认为序列是非平稳的。
本文采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外资统计2002》及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历年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gb/)，对中国1980-2002年的进出口总额(IE)、出口额(EX)、进口额(IM)、FDI项目数(FDI1)、合同外资金额(FDI2)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3)等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做ADF检验，其结果如表1。经检验，LNIE、LNEX、LNIM、LNFDI1、LNFDI2和LNFDI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见表1），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I(1)，即是一阶非平稳的。（注：若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必须d次差分之后，才能变成一个平稳的、可逆的ARMA时间序列，则称这个序列是d阶非平稳序列，记为I(d)。）
表1 时间序列平衡性检验
说明：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位移项，为0则表示不含位移项；第二项表示时间趋势项，为0则表示不含趋势项；括号中的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 * *、* *、*分别代表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协整性检验
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如果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变量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的问题。所以，对于非平稳序列来说，首先要分析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注：对于两个变量而言，如果两个序列
都是一阶非平稳序列即是I(1)，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
却是平稳的，即是I(O)的，则称是协整的。实际上，我们只是定义了协整的一种特殊情况。更一般和精确的定义如下，
）对于两个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若服从随机游走，即是平稳的，用OLS法对回归方程
第二步，检验
的平稳性。若是平稳的，则是协整的，反之两者就不是协整关系。这是因为若不是协整的，则它们的任一线性组合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残差将是非平稳的。所以，对残差序列非平稳性的检验也即对是否存在协整的检验。对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可以使用ADF检验，这些检验都可以很容易的用Eviews实现。
本文采用Johansen(1995)提出的基于VAR(Vector Auto-regressions)的协整检验方法，通过计算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来分别判断(LNFDI1,LNIE)、(LNFDI2,LNIE)、(LNFDI3,LNIE)、(LNFDI1,LNEX)、(LNFDI2,LNEX)、(LNFDI3,LNEX)、(LNFDI1,LNIM)、(LNFDI2,LNIM)和(LNFDI3,LNIM)等九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经检验，LNIE、LNEX、LNIM、LNFDI1、LNFDI2和LNFDI3在5%显著水平临界值下全部存在协整关系，说明上述各组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见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说明：①VAR lags=2，其余均为VAR lags=1。
（三）因果关系检验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该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贸易自由化与FDI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中国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影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长度＝2）（注：由于样本容量的有限性以及变量的非平稳性，滞后长度的选择对有关贸易自由化与FDI间的因果关系分析的影响不是很显著，故本文只选择滞后长度为2的情形进行探讨。）
经检验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条件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FDI间只存在着两种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一，出口变化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变动的原因；其二，进口变化是FDI项目数变动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FDI流入均呈现长期增长趋势，贸易自由化一方面体现在出口的增长上，引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增加；另一方面体现在进口的增长上，引致FDI项目数的增加.
除了本文理论模型部分所阐述的事实外，出口增长导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加更为深层的原因还有：(1)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国外市场产生“竞争效应”。一国出口的增长本身意味着产品竞争力的增强，而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来自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质和量的改善。当国际资本出现过剩或面临出口国的产品竞争逐渐丧失利润空间时，必然会重新调整投资对象，其中一部分自然流入出口国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2)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市场出现资本“短缺效应”。随着出口的增加，出口国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优势逐渐下降，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特别是原本稀缺的要素——资本的稀缺性更加显著，资本相对于其他要素的回报率急剧上升，因而加大了国内外资本的利润差异，吸引国外产业资本不断进入出口国，以期实现更高的利润率。(3)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国际上产生“空间偏好效应”。出口的增长，事实上不仅是一国经济国际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一国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国际化的间接表现。出口增加，一方面使得国外增进了对出口国制度层面的认知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国内制度建设与国际的接轨。随着国内外相关制度的逐渐融合，约束FDI流入的空间偏好率会大大改善，从而刺激FDI的流入。
同理，进口增加导致FDI项目数上升更为深层的原因还有：(1)进口的快速增长，在国外市场产生“示范效应”。进口的增长不仅对外展示了进口国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同时显现了进口国的产业比较劣势。在消费和生产的共同“示范效应”作用下，FDI的流入不可能长期拘泥于关税引致效应下的相应规模，因而随着增量FDI的不断流入出现了“逆贸易自由化”的倾向。(2)进口的快速增长，在国内市场产生“引致效应”。进口的增加，一方面不断削弱本国进口竞争产业和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和利润，另一方面刺激了进口国的模仿倾向。由于中国进口的往往是用本国稀缺要素（如资本）生产的产品，因此模仿的结果必然引致相应的FDI的流入。(3)进口的快速增长，在国际上产生“空间偏好效应”。进口的增长，更能增进出口国对本国的了解，缩短出口国对进口国认知上的“距离感”。随着进口的增加，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非经济因素对FDI流入的制约作用逐渐下降，必然刺激FDI的流入规模。
三 结论
显然，无论是对国际贸易还是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的输出国和输入国、国际投资的母国和东道国而言，都存在着效率最大化问题。在一般均衡的意义上，有四种组合需要讨论：国际贸易的输入国和国际投资的东道国，国际贸易的输入国和国际投资的母国，国际贸易的输出国和国际投资的东道国，国际贸易的输出国和国际投资的母国。本文只是从国际投资的东道国角度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其吸引FDI的影响。作为对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的进一步拓展，本文认为以下事实也将在更为宏观的意义上影响一国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的影响。
其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基本状态。从动态意义上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调整的速度一般要快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倘若产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滞后于消费结构的调整，在开放的条件下，往往会引起FDI的流入以弥补市场供求的缺口。一国贸易的自由化，诱使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出口部门，同时导致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进一步削弱进口竞争部门的竞争力。随着进口竞争部门在国内市场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市场导向型的FDI流入事实上成为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一种替代。
其二，经济发展阶段。罗斯托(Rostow,1971)将所有国家和地区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概括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一国贸易的自由化对FDI流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如果在前两个阶段进行贸易自由化，FDI的流入一般为资源导向型；如果在中间两个阶段进行贸易自由化，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FDI的流入既可能为资源导向型，又可能为市场导向型；如果在后两个阶段进行贸易自由化，FDI的流入主要为市场导向型。
其三，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在国际贸易相对自由的18和19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互补性较为显著；而在国际贸易相对不自由的20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替代性成为主要的问题。在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努力下，全球贸易自由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这种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关税水平的下降上，而非关税壁垒的不断增强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因此，今后由国际贸易保护政策所派生的FDI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
其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综合效应。在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具备一个福利判断的标准。假定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有效率的，交易成本为零：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特别是进口增加时，为了润滑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在国际贸易输入国的国际投资流入也会有所放大。如果进一步地考虑动态效应，有时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的扩大，也会引起新的国际投资流入。此时的国际贸易输入国可能会发现与其从对方进口商品和劳务，还不如到对方进行国际投资再返回商品和劳务更为经济。因为这样一方面会有国际投资的利润回报，同时可以利用转移价格手段降低贸易的成本，而且一般输出国对这部分国际贸易不会课征关税，倘若本国对自己国际投资产生的商品和劳务返回进行课税，关税收入仍然滞留在本国。出口引起国际投资的另一个方面的深层原因在于，随着商品和劳务的出口，国际社会对出口国的比较优势会有一个逐渐认知的进程，廉价的资源优势和出口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必然会吸引更多国际投资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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