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产业形式与全新的发展理论——南德第四产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南德论文,形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发展的过程中，产业形态上出现了新的现象，一些企业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第四产业”的概念，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中国首届第四产业研讨会已于1994年底在广州召开。较早提出第四产业理论的是南德集团。
南德集团自1980年创建以来，一直在潜心探索其业务形式，到1992年飞机贸易项目完成后，终于形成了第四产业理论。
一、全新的产业形式
1.产业形式是一门历史科学
同任何事物一样，一切产业形式都有其生长、发展和终结的历史。由于产业形式的运动变化是以千年、万年计算的，因此，以往的产业形式发展到现阶段，即使已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却少有人对它进行研究和试图改变。
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虽然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在商海中的人们仍是沿袭传统的方式经商——人们都认为生产不过就是投入产出；搞商业就是甲地买，乙地卖，批发进，零售出；投资也只是建厂安装机器、进原材料、招工人，产品的售销等等。从未有人提出这种方式的不合理之处，或超越这种传统去思考问题。
南德公司在近几年来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全国和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因为看到并克服这种现实产业之间（和体制上）的不合理性，发现并从事了一种新的产业形式即第四产业。
我们认识第四产业，首先要从人类社会产业形式的历史发展变化去考察。
一般认为，农业从畜牧部落中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
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出现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在发展变化着，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至今原始农业的手工性劳动所占比重仍是较大的。正是这种状况的农业产业的存在（我国有80%左右的人口为农业人口），使我们仍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上，有着较深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烙印。
18世纪60年代，在欧洲发生了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产业革命。开创了大规模地使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自然要比农业生产的效率高得多。
人类社会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形成了众多的经济门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规律。从三次产业分类法（有学者认为我国流行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次产业”的译法不妥，应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的起源看，这种产业分类是企图反映经济活动的先后层次。第一次产业的属性是取之于自然资源；第二次产业则是“加工”取之于自然资源的生产物质；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服务”。
50年代后期起，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分类方法和统计方法。70年代后期，这一方法逐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
现在三次产业的划分早已被世界公认，并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三次产业的水平高低，已成为衡量这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了。到了80年代，在世界经济活动总量中，第三次产业已经超过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总和，成为三次产业中最强大、最广泛的经济部门。
第三次产业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复杂。
从人类的两性分工到农业的产生；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到现在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愈来愈复杂细密的分工而产生的三次产业的划分，我们所面对的产业形式是不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已发生了变化但未被人们认识？
既然世界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就没有理由将目前的分类视为永恒。
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宁分校教授保尔·洛默说，人类一般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有新的因素产生。根据南德公司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产业形式即第四产业。我们认为这一产业形式比畜牧业、农业和现代工业有更高的效率，因而能形成更大的财富。
2.当代世界哲学思潮是统一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要认识一种新的产业形式，最好先认识它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称之为第四产业的新产业形式呢？我们知道，人类经过长期的文明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财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使效率不断提高而来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很容易地看到这种生产分工愈来愈细的趋势。特别是现代工业，自动化程度日新月异，使用人力愈来愈少。这一切说明，随着人类财富的积累愈来愈多，分工愈来愈细，生产手段愈来愈发达；这种分工带来的效率也随之愈高。现在分工之多、之细、之复杂已到了让人不知道已有多少行业的地步。显然分工在生产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对于这种分工的趋势，很早以前，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消灭分工！他认为现代分工已经把工人变成了分工的奴隶，因此要改变这样分工，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层面或者说从一个更宏观角度去观察经济发展，去看待分工问题，就会发现，一方面，不断分工使效率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这种过于细密复杂的分工又成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障碍。
这种障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后产生的各个产业彼此之间缺乏整体的综合统一造成的生产整体上的效率难以提高；二是在分工使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病。比如，大自然的被污染、生态平衡的被破坏、资源的浪费和毁坏等等。
于是我们认识到分工已成为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的障碍；这是哲学上的否定，然而正是这种否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
南德的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领域，综合能力、统观经济全局（跨越三次产业）的能力要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这种综合、统一的方法在经济上的表现，绝不是历史上简单生产方式的简单复归，而是现高层次上的综合、统一。如同列宁所说的，人类的思维方式是螺旋式上升的，似乎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但实际上上升了，比原来有质的不同。可以说，我们的综合同人类历史上已出现的产业形式相比，是一种最伟大的进步。
3.“条块分割”和东西方关系都需要综合
我们的综合产生了一种新的产业形式。这是由于我们深刻地看到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看到了世界东西方之间关系上的隔膜，从而使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长期以来国家各部委和地方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是商品经济必须有的联系）被割断，因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而在世界整个经济格局中，东西方之间彼此也存在着分工。西方事实上领导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它认为东方仅应成为其市场，以便于倾销自己的商品，因而它不愿意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工业。西方据此就可以专门发展它的高科技、金融等产业。原来苏东有个经互会也存在类似的分工。不言而喻，这种分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很多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从分割走向综合的趋势还表现在科学分化上。
历史上的科学分化表现为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发展成由界限分明、各自独立的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而现代科学分化的形式与文艺复兴时代完全不同，表现为在传统的各门基础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哲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正在形成为数众多的、具有交叉性质或综合性质的新学科。科学体系的立体网络结构正在形成。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政治历史上，《三国演义》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说的这一道理，从发展看，某一时期统一占主导地位，分工占次要地位，同某一时期分工占主导地位，统一占次要地位是一样的。人类历史上在生产效率低时，必然会通过不断分工，使效率不断提高，这一阶段就是以分为主。当分工达到一定阶段反而阻碍效率时，就会以合为主，通过合使效率得到更大提高。现在以至21世纪，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要求是以综合、统一为主导的。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现在都提出了这一问题。东方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加利略以来400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虽然分析方法对科学和哲学的繁荣做出过极大的贡献，但现在正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当代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新的进展表示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无限分割的方法与整体论是相悖的。无限可分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
与西方分析方法相对立的是东方的整体的综合，它必将取代西方的分析方式。不言而喻，这种取代是一种扬弃，即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基础上的发展。
特别是现在人类社会在面临着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局面，单个的人是无力驾驭和操作的，因此整体的综合就更属必然。
综上所述，我们说新的产业出现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已经形成。所谓历史条件是说，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需要有新的综合历史以来的产业的新形式出现；所谓认识条件是说，从哲学上叙述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自觉地理性地认识这种新的方法已成为可能。
4.我们实践中的典型事例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开始，总是一种不自觉的实践，只是一种感觉，经过十几年来的反复实践后，我们才使之上升为理论。下面我们举几个体现第四产业的典型的经营事例。
1980年2月，我们借了300元人民币在四川万县成立公司。那时搞公司都要找经济中心。公司建立后，我们到重庆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个公司的经理提供信息说，上海的座钟很好卖。上海市民买“三五”牌座钟要凭结婚证或走后门才能买到。我们了解到，重庆江陵机械厂是个很有名的大厂（五机部152厂），有上万人，生产炮弹。该厂曾生产过微型表。于是我们与之商谈，要它按照“三五”牌座钟制做（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概念）生产座钟厂，并签订合同，订制几万台座钟。由于该厂的强大生产能力，生产的座钟甚至比“三五”牌质量还高。座钟生产出后，我们用启运托收、运费待垫的方式运往上海。我们只要把货运到重庆火车货运货场，就可拿到铁路大票。我们又和上海淞江贸易公司（下简称上海公司）签订合同，货到付款。当我们把铁路大票交给上海公司时，按规定货就算到了。我们坐飞机到上海把大票交给淞江贸易公司，实际只花了几十元的飞机票钱。
座钟的出厂价为25元，我们按32元批发给上海公司，上海公司按36元售出，我们把铁路大票交给上海公司后，当天上海公司就向我们的四川万县公司帐户上汇款，用的是电汇方式，手续费用仅2元（汇多少钱都是这么多手续费）。经过3天，几十万元钱到了我们手上（这个过程是我们计算好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严格按当时的规章办事。我们这时并没有什么理论，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实践。我们从这件事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分割造成的局面。一个最好的生产钟的企业（其产品质量比“三五”座钟好得多。“三五”座钟是用铝板，我们定制的这种钟用的是铜板），能生产大批量的钟，却不知道上海有那么好的市场。也可能有的人看到了上海的市场和四川江陵厂的生产能力，但他却不掌握相应的金融和财务的组织手段，因此他不能像我们这样进行综合。
这是我们公司初创时的一笔非常特殊的很大的成功的生意，它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自觉地把生产、市场、金融、运输等各个行业的分工（条块分割）综合起来，使之释放出一种新的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之大，令我们也感到惊讶。如果说我们在经济上能有什么核能量释放的话，这是一个最突出的典型。
我们此后在1988年开始进行的图154飞机贸易项目不过是座钟生产模式的放大而已。
我们当时敏锐地看到了中苏两国之间由于改革的方向道路不同，形成了鲜明的经济互补性，为此我们写出了《历史的机会和我们的选择》一文（这篇文章我们当时曾上报国务院，可以说我们是最早提出中苏之间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大互补性的概念）。论证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要抓住机会扩大对苏联东欧的开放和交流，与此同时我们具体分析了中苏两国之间极相似的经济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和彼此之间的“短缺”和“富裕”的关系。
——苏联有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制造飞机的能力，但没有市场（更确切地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使他们不知什么是市场）。
——苏联由于从政治入手的改革和照搬西方的方法搞市场经济，造成食品和各种轻工业品的相当匮乏。
——我国四川航空公司有公司执照、有专业人才，却没有大型干线飞机（因为没资金不能购买飞机）可用，因而四川的交通事业落后局面也不能改变。
——我国各省市众多的大中型企业有强大的生产各种食品、服装等轻工业产品的现实能力，（计划经济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企业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缺乏市场，使大部分企业陷入困境（当时的宏观经济背景是正在治理整顿）。
——我国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各专业银行有巨额资金，却因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差和因没有回报率高的项目而不敢放出款，因而影响经济效益。
南德公司针对这种种的“短缺”和“富裕”进行调配和综合。我们与苏联谈判签订合同为川航生产四架图154飞机。飞机抵川航后，我方即用飞机抵押而得到银行贷款，使各大中型企业把商品发往苏联，川航用飞机运营后所赚的钱付给我们，我们再还给银行。这一综合的结果是
——川航未花一分钱有了新的干线飞机，扩大了公司规模，缓解了自古以来的四川蜀道难的困难。
——贷给我们款的许多家国家银行得到较高的回报。
——300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向（原）苏联出口了一千多车皮轻工业品（价值六七亿元人民币），使企业恢复了生机。
——负责代理出口易货的北京地方国际贸易公司获取了巨额代理费和较高的声誉，使其由一个普通的小国有企业发展为大公司。
——负责代理进口飞机的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也获得了巨额进口代理费。
——南德公司也因操作成功这一中苏之间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贸易而获得巨额利润。
——苏联古比雪夫飞机制造厂的飞机有了市场。
——由于巨额易货贸易的成功，使（原）苏联人民急需的轻工业品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也使（原）苏联贸易部门赚到大笔利润。
这一综合了各个产业的大调配，使得中苏两国八方获益，皆大欢喜。
我们后来的卫星、国际金融以及其它许多项目的成功都是此一方法运用的结果。
有人据此说南德（牟其中总裁）是空手道大师。南德的方法说明，经济活动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因为如上所述，这一切能量已经储备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而已。就像核能量储藏在铀矿中，当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把它们的电子结构改变后，马上就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我们这一独特方法和我们进行的新的产业，使社会上很多人不能理解，所以人们看到了南德的成就，褒贬不一。
如果说南德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这个秘密就是综合了从国内到国际，从生产到市场、金融等各个行业各个方面，并且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我们从80年代初以来，终于形成了经过多少次成功与失败的反复证明的关于第四产业的理论。我们的这一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果的理论。
二、全新的发展理论
1.关于生产增长和第四产业的公式
经济学经过了30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了现代工业发展阶段，现在已经相当完备。
在50～60年代期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提出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他提出了新生产函数方程式：
生产的增长＝资金×劳动力的数量
等式的右边是人类生产发展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现在一说办公司，就自然地认为要多少资金，多大规模，多少人，就是这一公式的表现。所以资金成为一个衡量一般经济发展的最大要素，资金愈多经济增长愈快，如果一个因素增长一个不增长，经济上增长一半。
可是后来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他们的理论不能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些资金相对很少人数也很少的国家里，经济却增长很快，即使在高科技产业上也是这样。
198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保尔·洛默，提出经济增长取决于四个因素：资本、新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接受教育的程度）、新思想。这四个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提出第四产业的新的发展理论，显然是超越了这一理论。
第四产业理论的内在规定用公式表示为：
生产增长＝生产要素的专业化程度×最佳组合的半径
所谓生产要素专业化程度，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在发展中，把很多行业分成无数个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它的专业化程度很重要。例如，同样是搞股票、基金的，华尔街的所罗斯（金融家），搞套头基金，联环地组织基金，每年的回报率高达260%左右，显然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只用一种金融手段，而是利用各种手段反复地炒卖，赢利达几十亿美元，当然其风险也大。他的成功显示出他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这是说在专业程度上，有的人对某一个生产要素某一行业的熟悉度很高。
当我们强调第四产业的综合特性时，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我们对专业没有什么要求。恰恰相反，在我们进行综合的时候，正是需要在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的人。比如在管理上，就要找在管理上有成效的人，这种人最好是既管理过小企业，也管理过大企业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
所谓最佳组合半径，首先是指，在组合产业中，组合的半径愈大愈好。因为半径愈大，可供选择的范围就愈大，供选择的人也愈多，选择的有效性也就愈强。如果我们在组合某一产业时，把范围确定在北京市，就不如把范围确定在华北地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这个最大的范围内才能把更优秀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第四产业的生产能力。
其次，最佳组合半径是一种有效的合谐的组合。换句话说就是最小摩擦、最小内耗的组合。用极限的说法就是，形成一种最大半径的有效的没有摩擦与内耗的最佳组合。
再次，在我们的有效的半径中，跨门类愈多愈大愈好，不用怕其结构复杂。事实上在我们要综合的这个有效半径中，在我们的这一新产业形式中，事情愈复杂愈好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事情愈复杂，需要协调的半径愈大，其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相对就愈小。这样如果某个人或某一环节有了什么变化，不会影响全局。
相反，如果在这种组合中只有一个或几个人，那么这种简单的组合往往不是大产业。即使是大的产业，也往往会由于人数少、门类少，其中某一人或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而影响全局，导致组合失败。
南德公司在长期的实践中，这类的经验教训很多。往往搞一项简单而又大的项目，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倒”就能赚钱的事情，就是因为其中某一个简单而又倚重的要素上出了问题而失败。如某个专业人才走了，某一环节被卡住了，整个项目就半途而废了。
中国的餐饮业为什么很难形成大产业？就是因为它不断分裂，产生繁衍出许多小的餐馆。有人说从意大利到法国的高速公路旁，都是中国的小餐馆，它为什么不能像麦当劳、肯德基，形成一年能有40多亿美元的收入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大的组合，资本和劳动（有独特技术的厨师）很容易分开，因此形不成大产业。
相反，我们的飞机和卫星项目由于组合半径很大，很复杂，就显得安全、稳定且有效率。尽管在我们组合这一产业过程中，遇到有不正当的竞争、无理的管卡和公然的破坏，最终都不能阻碍我们的推进和完成。
综上所述，我们的新的产业形成要求我们找到各行各业的最优秀的人才，尽可能地扩大组合半径，形成最佳组合。
我们可以举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组合事例，比如，我们要去美国组建一个为西方财团向中国投资服务的咨询公司。于是我们委托美国一个专家调查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咨询公司，结果发现一家咨询公司1993年收入达30亿美元。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产业！这家公司因为我们南德公司的知名度和对中国市场的看好要与我们合作。我们当然就把这些最优秀的专业人才组合起来，纳入我们的有效半径。如此，我们就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润。试想，如果我们自己从头干起，而不去组合，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人家的规模？
我们公司的金融也是这样做的。1993年6月以前，在国内搞金融对我们搞的项目的成功起了巨大作用，但6月以后，遇国家宏观调控，使我们陷入绝境。我们立即把组合半径从国内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到了华尔街、华盛顿。由于组合半径的伸长，使我们很快就有了转机，建立起了银行。使我们的业务规模扩展更快更大，现在可以说南德集团在国内外市场上，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生机无限。
对于最佳组合半径，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还要强调两点：
一是我们在组合中要求我们只管最宏观层面上的判断，而把每一个环节都让有关方面的专家们去研究，千万不要越俎代庖。要像邓拓《燕山夜话》中所讲：“谋不必己出”。我们的工作与程序是：首先深入调查研究，然后请专家论证评估，最后是组合。
二是我们的组合要求有效。我们并非是单纯地追求数量，认为专家越多越好，片面地认为半径愈大愈好。用什么方法组合起来才有效、如何管理协调这一组合使之最佳，这是我们的课题，有赖于我们的经验积累。往往专家之间的合作不易，因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使彼此的摩擦、内耗降到最低点。
2.第四产业与三次产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第四产业与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①第四产业不是咨询业，如果把第四产业看作是咨询业，那么就和第三产业划等号了。而事实上最近有人提出的所谓第四产业也仅仅是把第三产业中一些类似咨询业的行业划出来，称之为第四产业，这和我们的第四产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认为第四产业与咨询业仅有的但是重要的区别是：咨询业只是判断，它并不承担责任和风险。而第四产业在操作上最重要的一条是，它把各种生产要素从第一、二、三次产业中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买进来，进行综合调配，然后再使之回到各个行业中去，而进行综合调配的这一经营主体要承担全部风险。
第四产业的经营主体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是很大的。例如我们去搞图154飞机项目时，作为一个小的民营公司却投入了1500多万元，如果不成功，我们要承担全部责任，而四川航空公司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②第四产业需要的是通才（亦可称全才），而第一、二、三次产业一般地需要专才。第四产业的着眼点是对所有的产业即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判断，这种人的感觉要非常好，对既存的产业的市场非常敏感，所谓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能赚钱。这有赖于他的知识的广博，即所谓的杂家。这种通才什么都懂，都了解。当然，这种通才相对于专才又是对每一行业只懂而不精。然而对于第四产业正是要求这种通才。我们要强调和明确的是，这种通才还包括组织才能（更确切说是组合各种专家的才能）、对各专业的判断力（包括工业、交通、金融等等）以及擅长搞公共关系等等。
③第四产业与第一、二、三次产业存在一个比例关系，第四产业是社会的全部产业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如同第一、二、三次产业一样，它也是生产物质财富产生价值的。它的特点在于：我们把三次产业中的生产要素进行调配组合后，还要使其回到第一、二、三次产业中去。如果它不能回去，就形不成生产力，就是没有成功。而一旦组合成并回到第一、二、三次产业中去，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这就是有关的专家（相对于通才的专才）的事情了。
于是，这又产生了一个如何选任这种专才的问题。
④在第四产业回到第一、二、三次产业中去之时，要选择有经验的专业化程度高的人，即企业的第一把手。
一个企业经营得如何，完全决定于一把手的水平。一个既懂经营又善管理的一把手并不好找。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往往选用了一个所谓人才，结果却是诸葛亮用了马谡。这一问题是目前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因为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内，谁也没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经验。
我们对此可确定一个原则，即古人所谓的“猛将发于卒伍，宰相起于州部”。就是说要选择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又在实际工作中经过摸爬滚打练就出来的干才，即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管理人才。
我们提出不必从头开始，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管理资源，就是指要充分利用、挖掘、吸纳这种人才。
需要强调的是，在调配组合完成后再回到第一、二、三次产业中去，此时此地所用的人才是和彼时彼地搞第四产业的人才有质的不同。如上所述，搞第四产业的人才是通才，这种人富于浪漫的想象力，感情充沛，感觉灵敏。而回到三次产业中去的专业管理人才的特点则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只想如何管理好产业，如何改进技术、降低成本，销售快，占领市场等等。
我们的上述论述并非是一套完整理论体系，也不可能终结第四产业的理论。它仅仅是我们十几年来实践的理论的总结。不言而喻，随着我们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这一理论还要一步步发展和完善。然而对于我们的这一并非出自于理论的推导和演绎而是切切实实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可操作的理论，必将会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将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