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次文化与生产力学术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生产力论文,文化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文化与生产力的密切关系早就是国际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官员、企业家们亦已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但仍未穷其机理、尽窥底蕴，相应的对策方略更需建树。为此，中国生产力学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委讲师团、贵阳市委宣传部等六单位以“文化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和应取对策”为主题，于1996年5月23日至28日在贵阳市共同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文化与生产力学术研讨会”。全国21省市的80多名学者出席并提供了近50篇论文。刚刚向社会奉献了颇有理论深度的专著（文化经济论稿）的贵州省文化厅厅长王恒富主持会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致函阐述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国际经济协会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罗元铮出席并作学术报告。
会议组织评委会对收到的论文进行了评审，甘肃王文学、刘进军以及青岛殷庆威、潘江业合写的两篇论文获一等奖，14篇论文分获二、三等奖，一些教授级专家的论文获荣誉奖。人民出版社已经同意将这些论文编辑成册在年内出版。
会议期间分别组织了各15位左右专家参加贵州省和贵阳市的经济发展咨询座谈会。会前主办单位曾给部分代表寄去有关资料或提出咨询任务，代表们作了充分准备。省市有关负责人（政府秘书长、经委主任、科委主任、有关部局负责人等）认真听取发言，并认为发言质量高，很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有的负责人当场表示今后还要邀请某些专家再来贵阳详谈他们的高见。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文化报、人民出版社等中央宣传媒体，都派了部主任以上负责人和记者参加会议，贵州电视台、贵阳电视台、贵州日报、新华社贵州分社、贵州都市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贵阳晚报等，派了记者参加。它们都已经或即将报导会议的有关内容。
贵州省和贵阳市党政领导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同志于会前接见了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薛永应，听取了有关的汇报，并对不能亲自到会表示歉意（省委常委会研究重大问题）。省委特别委派副书记王思齐同志专程赴会发表讲话。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王三运同志致欢迎词（后因同样原因改委托市委副书记张健代为致词）。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常征，贵阳市委副书记、贵阳市市长刘长贵，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健等同志出席开幕式或闭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贵州省副省长龚贤永在会议开幕前到宾馆看望会议代表，介绍贵州省情，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薛永应、王恒富、黄钧儒、萧先治、冯祖贻、张雄龙、郭华玲等同志始终参加会议，并分别主持大会和仪式。
代表们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它在全国第一次郑重地、科学地从学术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把文化与生产力联系起来，沟通起来，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文化学理论，并必将有助于我国生产力迈上新的高度。过去，我国理论界和实践家们分别研究了文化和生产力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文化学与生产力理论没有联姻，没有融合，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生产力”理论，因而既未能更科学、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社会文化现象，也未能更科学、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生产力。今天，文化学家们开始用经济学家（特别是生产力经济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现象，经济学家们也开始用文化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生产力，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开辟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代表们提出了一系列颇有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的观点：
（一）大文化观和大生产力观。大文化观认为，把文化仅理解为文学艺术和知识体系是很不够的，文化有三种形态，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文化包含六大家庭，即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卫生保健、体质培育、文学艺术、观念风俗；文化有五大功能，即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媒介功能和经济功能。只有用“大文化”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概括当代文化的本质和范围，只有遵循大文化观才能正确地处理当前面临的文化问题和生产力问题。大生产力观认为，社会生产力不是几个生产力因素的简单加总，而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的系统，是各具特质的生产力因素在特定的结构方式和数量配比下，在适当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的，能够创造特殊使用价值或提供特种劳务的、多层次、多侧面、多领域的，复杂而多变的有机系统，是由文化力（首先是科学力）、劳动和和自然力合成的一种社会力量。只有用“大生产力”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概括现代生产力的本质和范围，只有遵循大生产力观才能正确地处置当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二）文化是生产力之魂。在“大文化观”看来，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迎接第三代生产力。这就是电子时代的智能生产力。在第三代生产力之下，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了崭新的面貌和迥异的性质，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它们。文化与经济以及二者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是这样的现象。其间，最令人瞩目的是两大潮流：“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理解这两大潮流的关键是“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取向”这一对范畴。文化的经济功能根源于：(1)科学技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智能能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2)教育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提高经济过程及其成果的文化含量的主要因素；(3)卫生保健和体质培育是重新塑造和优化劳动者身体素质的基本力量；(4)文学艺术是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以及社会生活的美学基础，也是劳动者心灵的洁净剂，通过它，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的文化含量；(5)观念风俗对劳动者则具有激励作用或消极作用，从而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经济的文化取向根源于社会生产力不断智能化、人类生活不断上品位的历史走向。所谓文化取向，指人们在生活或生产中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活动及其成果凝聚、包含、渗透、显示一定的文化内容，打上文化的烙印，不断朝着文化因素含量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浪潮下，社会生产力确实存在一个“档次”和“品位”的问题。档次，主要指社会生产力在“世代等级表”上按所含科技量排列的名次。品位，则是按社会生产力中文化精华的含量排列的名次。总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文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只有采用以发展文化为基本举措的“内源发展战略”，其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和飞跃，从而才有可能在较短历史时期内缩短与发生地区的差距，与它们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
（三）健康而丰厚的精神文化，是社会生产力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关于精神文化的内涵、结构、积淀、取向等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进步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基本上就是道德建设。必须用道德进步来制约“钱”和“权”的消极作用的恶性膨胀。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停留在礼貌语言、卫生习惯等表浅层次上。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有三个高度。第一高度，培养卫生、文雅的生活习惯，焕发、培育和弘扬真善美的人性，抵制封建迷信和愚昧陋习，消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为更高的、完整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最底层、最必要的基础。第二高度，塑造个人的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包括：爱国主义，对外敌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集体主义，奋斗进取、勇于竞争、实事求是、崇尚科学的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科学的工作态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等等。第三高度，使这根以爱国主义、科学态度、敬业精神为核心的人类共同的一般精神支柱，升华为以共产主义信念为最高境界、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之大成、涵盖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以至全球华夏子孙的擎天巨柱。精神文明建设不单单是个人的需要和行为，而且应是社会的需要，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因而也应该是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在三个高度上全面展开。从这个意义说，生产力的灵魂是文化，文化的灵魂是精神。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就是塑造一根正确的、崇高的、壮实坚挺的、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能够支撑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
（四）文化、经济与生产力必须协调发展。文化、经济、政治组成三维的社会空寄，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下，文化座标与经济座标组成“文化经济平面”，文化有深、中、表三个层面，经济有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领域，从而使社会生产力有低、中、高三种水平，社会生产力只有在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中才能得到最大的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在呼唤文化结构的巨大变革，因此，当前应该实现的是经济体制、增长方式和文化结构的“三大转变”。在文化与生产力的这种彼此依存、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发展态势下，人们应该赶快走出“对立论”、“替代论”、“板块论”等种种认识误区，确立协调发展战略。
（五）企业文化必须向市场经济的精神和规范转变和升华。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理想道德、价值观念、伦理意识、经营哲学、发展战略、管理方法等等的综合体现，是亟待开发的隐性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把企业单纯谋利的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使职工单纯的经济行为升华为高尚的敬业精神，把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首先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把损人利己的经营行为升华为互惠互利的经营行为，把安逸享乐意识升华为追求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超越精神。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应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文价值，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不仅要改善人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修养，努力创造一种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爱护人的宽松环境和社会氛围，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六）应以文化生产力一体化发展为立足点，从大文化观的视角来划分生产力的历史类型和发展阶段，即“自然和谐的生产力”、“市场冲突的生产力”和“自由和谐的生产力”三个阶段，认为这对于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化、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七）加大科技发展力度，增加教育事业投入，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总之，加快大文化的发展，是贵州等等发展滞后省区获取“后发利益”的关键。对后发展省区党政领导提出的“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志”的口号和方针，应有新的更深的理解：治愚，就是发展教育，普及科技，用文化知识武装群众，为生产力发展打下智力基础；扶志，则是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塑造坚强的、正确的精神支柱。
会议结束时，代表们指出，正当世纪之交、我国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党中央再次重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之际，本次会议无疑将对我国社会生产力上档次、升品位，对精神文明建设攀登新高度发挥积极作用。代表们还认为，本次会议选了一个好题目，开了一个好头，但这个题目还必须深入研究下去。
“全国第一次文化与生产力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96.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