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离不开谁”思想的理论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也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1)03-0025-05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新纪元。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共产党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其中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民族关系历史特点、现实内容和发展趋势所作的科学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探究，对指导各族人民坚持科学的民族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以此作为对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
一、“谁也离不开谁”思想的提出及含义
1981年7月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最初提出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这次会议的纪要在强调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时指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的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的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如果汉族干部认为离开少数民族干部也可以，少数民族干部认为没有汉族干部也可以，都是错误的、危险的。”[1](P25)同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时也强调指出：“内蒙古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内蒙古的各项工作搞不好，内蒙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内蒙古的各项工作也搞不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加强团结，做到亲如手足，相依为命。”[1](P25-26)
这种提法一经中央提出，很快为各族干部群众接受和肯定，并在实践中被形象地概括为“谁也离不开谁”或“两个离不开”。随着我国民族关系的恢复发展和巩固，这一思想含义突破了最初提出时的界限，得到了发展、深化。1984年4月1日，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要在藏汉等各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进行汉族离不开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这‘两个离不开’的教育。”[1](P36)1990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新疆时强调：“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2](P237-238)这样，“谁也离不开谁”思想就由“两个离不开”发展成为“三个离不开”。
“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是在全党拨乱反正取得巨大成效，民族关系得到迅速恢复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针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而提出的。它最初重点强调了在增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中，各民族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加强团结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汉族干部和各少数民族干部要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谅解、亲密团结。由于这一提法既形象又概括，进而由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谁也离不开谁，发展为汉族、少数民族以及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新发展。它在涵盖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特点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各民族团结这一核心内容。因此，它不仅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新型民族关系的高度概括，而且是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科学总结。
“谁也离不开谁”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党和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指导思想，就在于它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作了科学揭示。这一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谁也离不开谁”思想的历史渊源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结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它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就是各民族之间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接触、混杂、统一和分裂的过程。
1.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我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认为：世界上独立起源的古老文明有六处，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传统说法为四大文明古国）。这些古老文明大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明传统与民族发展发生了断裂，惟独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从起源发展至今，文化传统和民族发展延绵不断，一脉贯通。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闻一多、白寿彝等先生曾较早地研究并认为：“龙”是一种虚拟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是当时不同部落或称团族之间相互交融、最后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文化体现物——“龙”的形象。后来历代帝王都把自己说成是龙的化身。现代大量的研究一再证明，“龙”形象的形成既反映了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发展过程和各民族间相互接近吸收的过程，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文化、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华民族创造的古代灿烂文明，是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相互接受、吸收对方优秀的东西，兼容并包的结果。
2.从今天我国各民族的起源来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彻底。中华各民族主要是由上古时期的四大部族集团发展融合而来的，即炎黄、苗蛮、百越和东夷集团。现在，我国各民族人体中仍都保留有这四大部族集团的遗传基因，其中主要有三项：内眦褶（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青斑（出现在新生儿的骶部，一两岁逐步消失）；铲形门牙（指上颌的两颗中门齿，俗称大门牙）。
另据历史记载并经研究证明，汉族在早期历史上并非是大民族。就炎帝和黄帝而言，炎帝起源于黄河上游的青海境内，是早期少数民族的先民，炎黄联合打败九黎和三苗。传说尧、舜、禹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远古时期汉族的先祖同化、融合了古代羌、夷、苗、黎等部落集团的先民，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成为大民族，而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形成发展进程中也部分地同化、融合了汉族的成员。医学和遗传学专家对血红蛋白疾病和不同民族人体基因的研究结果都证明，我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在族源上具有血缘上的相互遗传关系。
3.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决定历史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根本所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吸收、交融并由多元趋于一体化格局，族源通过同化、融合过程，实现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民族形成过程。这一结果并非哪个民族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由我国西依大山高原，东、南濒临大海大洋，北部是茫茫大漠这种自成特殊单元的地理环境和南北、东西生态差异等客观物质条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民族经济的互补依赖性决定的。汉族在历史上很早便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北方各民族主要从事狩猎和游牧业，南方各民族则以采集和原始农业为主。所以，我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盐马互市”等各种“互市”从未间断过。西北的“古丝绸之路”和南方的“丝绸之路”就是汉族与各兄弟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密切联系、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见证。在古代，中国曾多次爆发民族间的战争，其中很多是因为各种正常的“互市”受阻或遭到一方的破坏而引发。
4.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相互依赖补充的密切关系，必然导致各民族政治上走向统一。在世界历史上，先后曾出现过的强大的罗马帝国、埃及王国、波斯帝国、巴比伦王国和奥斯曼帝国等，都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不复存在，惟独中国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一直延续两千多年，尽管中间出现过分裂，但与统一相比是短暂的。这种政治上的统一虽然不能排除统治者的强权政治，但“和亲”、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制度、怀柔政策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这也说明，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都没有否认中国多民族的客观存在，都相应地制定了一些调节各民族特殊利益的政策。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本身既是中华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增强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经济上的广泛交流和民族间心理上的一步步相容。
5.中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互补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业已形成的团结奋斗、不畏强暴和爱国献身的优良品质得到进一步增强和弘扬。因为，面对外国列强，各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祖国的前途和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中华各民族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息的悲壮剧目，写下了一曲曲光辉的胜利篇章。在对敌斗争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意识成为各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各民族人民维护国家的利益成为自觉，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成为人们的潜意识而得到深化，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
三、“谁也离不开谁”思想的现实基础
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团结斗争、前仆后继，用血与火的实践、生与死的考验铸造了各民族革命友谊的万里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建立的祖国大家庭。建国后，党和政府坚持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致力于修补历史上剥削阶级在民族关系上制造的创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尽管遭到“十年文革”的破坏，但民族团结的大厦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中融入了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内容。
中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不仅仅是历史关系、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的简单延续和传承，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以及各民族共同利益和自身发展进步之必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随着自由贸易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3](P270)列宁也曾讲：“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更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如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特别厉害和顽固。”[4](P276)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越发展，市场越完善，经济中的平等自由思想在社会关系中就越表现得彻底，各民族成员对劳动的权益和劳动创造的成果就越能得到尊重，地理的民族间的狭隘界限就越容易突破。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商品和市场对于冲破民族和地区壁垒、打破封闭所发生的作用是人们事先难以预料的。
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逐步建立，中国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与较为发展的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这种联系，不是国家行政干预或出于道义的援助，而是出于在共同利益驱动下地区优势互补的一种经济行为。尽管这一过程现在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局面已经打开，如民族地区的企业到发达地区投资兴办实体或销售窗口，发达地区的大公司、大企业到民族地区投资开发资源或兼并中小企业。1996年，内地商家企业到新疆投资棉田开发成为一大热点；内蒙古与京、津、唐合作办电已取得成效，现在北京市的用电1/4来自内蒙古；1994年，常州柴油机厂与银川柴油机厂联合组建有限公司，第二年便成为盈利大户，银柴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名优土特产品畅销于全国各地市场，而全国各大城市的新产品仅十余天便会出现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拉萨和日喀则市场上。这种高频率的物流周转和信息交流，必然使各民族的交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使遥远、广阔的空间不再是人们交往的障碍，封闭、陌生、隔膜也变成方便、熟悉和融洽了。民族间、地区间不论是从共同利益还是各自的特殊利益出发，都越来越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特别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商品流通，既使各少数民族人民和民族地区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得到锻炼，又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同现代文明的冲撞中得到重新整合并逐步迈向现代化。尽管在这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流冲撞中，免不了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但这是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阵痛”，是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民族团结的必经之路，与落后封闭条件下民族间的隔绝和相安和睦相比是历史性的进步。
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双向流动加剧，从而使全方位的族际交流和开放成为现实，并使历史上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特点，更趋“无序”。据近些年的统计，全国有流动人口近一亿人，汉族常年到少数民族地区务工经商的人口在一千万以上。世代从事农牧业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也走出草原、山区和村寨，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全国630个城市中现在都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和流动。全国55个少数民族在北京都有人口居住，总人口达48万，上海有49个少数民族成份，西安43个，南京51个，武汉47个，成都45个，石家庄43个，广州和郑州42个，哈尔滨40个，沈阳38个，天津32个。深圳由单一汉族成份变为44个民族成份居住的城市，人口近4万人。东部一些中等城市少数民族及人口数增长速度更快。如青岛1982年有26个少数民族，1990年增加到39个，期间汉族人口增长9.27%，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43.83%。宁波1953年仅有6个少数民族，现已有30个，人口超过5000人。浙江省的慈溪市1953年27万人口全部为汉族，1982年有11个少数民族，人口494人，目前已有19个少数民族，人口达2300多人。
全国大中城市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汇入，使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进而增进了各民族间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都深深地体验和感受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总之，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既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今天中华各民族关系的根本特点和内容。坚持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反对“分化”、“西化”，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