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经济学何以可能——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经济学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研究市民社会的人的经济生活，并从而导致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反思的思想转折的反映。它是马克思试图用哲学来批判和解剖政治经济学的一次尝试。揭示《手稿》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的哲学方法、一般立场及批判内容，可以取得对我们当前如何进行经济哲学研究的某些方法论意义上的启义。
一
了解马克思如何用哲学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的问题是弄清马克思用何种哲学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亦即《手稿》的哲学思想内涵问题。《手稿》的哲学思想内涵及伴之而来的方法论的确立，是马克思展开批判的理论前提。
诚如一般论者研究，《手稿》期间的马克思是处于“黑格尔左派”和热情的“费尔巴哈派”向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期。因此，我们不能离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来探索《手稿》蕴含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手稿》方法论的建立，是往返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间，在“去其短，取其长”的交叉批判中重建起来的。具体的说，这种交叉批判与重建是藉此两个历程而完成的：通过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尔，并由此对黑格尔进行翻转；通过黑格尔批判费尔巴哈，并由此对费尔巴哈进行改塑。《手稿》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把握中，既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又作为一种本体论；同样，既把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当成一种哲学理论，又当作一种批判方法。只有从这样来理解，我们才能真正领略马克思衔接和融合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交叉重建”的真谛。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关于历史发展及其演化的知识法则和运动规律，这个法则和规律就是辩证法、总体的发展的历史观。辩证的、总体的和发展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黑格尔运用它们，为人类历史找到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系统和逻辑的表达。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关于精神发展的模式或大型隐喻，是一种关于“发展”“造型”“前进”和“生成”的总模式。黑格尔作为一位充满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概念的人本主义者，他一方面试图对人的存在及其实践活动作出历史的、总体的解释；另一方面试图从历史发展中考察人的生成与自我实现。从《手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若干评价来说，由于黑格尔理解劳动的本质，理解了对象化和异化，确认了人和他的对象世界原来就是人自己能动的创造，因而实际上开启了从人的主体本质及其活动来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人本主义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和社会哲学，是一种在唯心主义包装下对人类历史人本主义化的神秘表达。黑格尔现象的辩证法，把人（个体的自我意识）实体化为精神，因而产生了一种宏大的、有机的、包含了科学的革命批判因素的历史观，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视野和思想水平，他的哲学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确立的内在方法。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哲学使之符合现实生活，他把黑格尔体系中的“实体”还原为客观的自然界，把“自我意识”还原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精神，把作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的“绝对精神”还原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针对黑格尔把一切有限事物的发展仅仅依赖于逻辑的转化，轻视了自然界、人和一般单个对象本身的逻辑和特性的思想，马克思对之进行了倒转，认为世界正是应当从其自然的原因中，而不是从自然之前的逻辑中、从概念的运动中得到阐明。从而把黑格尔意识运动的辩证法还原为社会具体的辩证法。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改造，是利用“费尔巴哈式的还原”来完成的。马克思运用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为武器，完成了对黑格尔思辩哲学和“逻辑神秘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继承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以来的传统，主张把自然当做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来对待，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的原因在于自身。在这样自然存在本体论的观点下，费尔巴哈把感性、经验、直观视为哲学的最高命题。尽管他承认逻辑概念具有科学证明的意义，但却坚决反对逻辑概念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认为整个黑格尔体系的谬误，就是一种“体系的颠倒”，一种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理性与感性、思辩与直观之间的颠倒。所以他采用了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主客倒转”的批判方法，他的目的是为了使哲学回转为关于人自身现实的科学，成为一种“人的科学”。哲学的对象应是人的存在与生活，哲学的开端，要以活生生的人为主体的一切感官运动和感性经验为基础，应是立足于感官经验的具体存在。通过感官所形成的思维及其规律，只是现实界及其规律的构思和反映。人不仅通过感觉、感性来认识自然对象世界，以自然来确证人的感性力量的存在，而且还通过感觉、感性来确认人自身对象性的存在。在这样的思辨逻辑上，费尔巴哈得出了人是感性存在物的唯物主义的结论。
费尔巴哈关于人是对象性感性存在物的观点，直接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人本学的基本核心。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觉、感性，实际上只是一种静态的直观。感性活动也实际上指的是人的感官性功能活动，是人对于自然对象单纯的反映或摹写。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建立在生物学原理上的一种无差别的“类的同一性”，所揭示的人的本质实际上也只是一种非历史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马克思虽然肯定感觉、感性或激情不仅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规定性，但他认为这些规定性同时还是人的实践和历史活动的产物。感性不仅是感官的、直观的认识，而且还是人的实际生活、劳动和实践。通过实践，感性一开始便失去了他对自然单纯的直观或回应，它由先前简单的感官形式发展成社会的和具有无限历史丰富性的人类感性活动，自然对象也由先前的直接外在性发展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在肯定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往是人类存在的第一要素，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基础上，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主客关系，是人类以社会主体的地位向自然对象进行历史的、有目的的实践改造的过程。这样，人和自然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以自然和人为对象的物质交往并在此一历史过程中实现自然和人自身的总体性产物。因此，“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这样，马克思不仅洞察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局限性，即一种脱离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静态的人学观点，还致力于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现象学辨证法，融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把费尔巴哈素朴的、直观的感性经验观改造成历史的、辩证的感性实践观，使之成为一种辩证的、实践的哲学人本主义。从而确立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剥削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以及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理论本身：实践的、辨证的哲学人本学。以这一哲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确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立场。
二
在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上，马克思采取的还只是一种批判性阅读方式，即一方面从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中吸取资本家运作方式的知识，另一方面则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事实。就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一个原则上应加以批判的对象。
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古典经济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先进的科学形式（如他称国民经济学家为“资本家的科学存在”、“经济的生意人”），在本质上，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套为资本主义服务并用来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合理化的理论体系，而政治经济学家则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工资”、“价值”和“商品的历史构成”等基本范畴，视为先天合理的自然事实，通过把劳动和交换的关系予以简单的数量化的方式，来掩饰或回避劳动与交换的真实关系。马克思反对政治经济学这种无批判的描述方法，因为这种描述方法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从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作的表象层面中引申出来的，并把它们直接视为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充分而自足的要素。政治经济学从未努力去揭示这些范畴的起源、存在和作为资本主义特定部分的意义，所谓调节和分析各个范畴之间关系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反，他们把尚待解释的命题直接视为对现象表面的证明。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寻找到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突破口：批判政治经济学无批判的前提，即对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范畴展开批判。
马克思选择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为了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而是以回溯其本质的方式进行内在的人本学的批判。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范畴如私有制、分工、交换等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这样，劳动者及其历史命运，必然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预设和关切对象。因而辩证的哲学人本学必然要成为马克思进行批判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的规范概念与经济体系的关系出发来判断资本主义社会的。
从一开始，马克思把哲学人本学意义上的劳动或生产活动，视为人的本质的规范要素，但同时也强调劳动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制约性。人类本质中恒常如一的类本质，就是通过劳动或生产活动以实现自我，但人类藉以实现自我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形式，取决于人们以劳动或生产活动所实现的现实成果。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生产人的特定的需求，社会关系和生产模式决定着人在历史阶段里能否在人自身的活动中实现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是以生产模式在其中起结构性相对主导作用的规范概念，是人的一般处境和特定社会要素的统一。
从人的本质这种规范概念出发，马克思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和批判。他的整个批判重心，可以看成是寻求以下两个问题的解答：一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二是异化劳动是如何产生的。而这个批判性的解析线索，是循着劳动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经济等价物”这一思路来探索的。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通过对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对劳动存在着以下错误的理论认识前提的揭示，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立场的批判。
在对劳动性质的理解上，政治经济学虽然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基本要素，但它只是把劳动化约成没有人文关怀的功能性要素。因此，政治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这样，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以“商品的价值形式”来看待劳动的，把劳动看成一种与人的价值、人的内在生活、人的类的完整性与总体性相背离的外部交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耗费长时间的劳动和特有的闲暇以赚取必要的金钱来购买商品，而人作为经济存在物在获得更多的财富的同时，却使人自己越来越贫乏。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价值理论，即商品在市场中以货币为报酬对兑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正是人的价值的对立物。他在对货币、交换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中发现了这种“价值的倒转”：商品的价值实现了人的非人的价值。因此，资本主义那种把劳动看成实现商品价值的手段的社会观，实际上是一种反社会的价值观。政治经济学中被视为最高价值的“资本积累”和“财富占有”，恰恰是实现人的社会和个性活动中成为最没有价值的对立物。
由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看成商品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观点，必然引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物的交换关系的结论，马克思在他理论形成的初步阶段，就把人的“类存在”直接联系着人所参与的、变化中的经济过程，把个人的存在建立在人的个性与社会关系自觉的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因此，个人的存在在本质上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存在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人的自觉的社会联系。但是，只要人把人的全部感性的生命活动降低为“物质利益的相互交易性”，人的社会联系就有可能以异化的形式出现。以这种观点来评估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人的社会联系在经济学中表现为交换和贸易的关系，因而也就把人类社会降低为一种商业社会，把社会联系的主体窄化成商人。“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把人的社会关系描述成财产所有者的关系，以商品作为媒介对象的关系，因而也就把人的丰富的社会联系窄化成物的交易关系。在这种把人的一切社会联系化约成商品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性活动被局限在一种有限的、粗陋的、非人形式的狭隘限度内。人的一切活动的享受和自我充实、人的感觉的全部丰富性和对象化活动，都被局限在简单实际的物质需求之下。
以上分析是马克思在批判劳动、交换、价值和需求等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基础上来展开的。这些分析反映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持的一般立场，即：这个批判是以“人如何在生产活动中实现人全部丰富潜能”这个命题为主线的“人本学批判”。马克思的结论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上述基本命题的否定，它表现了人在生产劳动中全部丰富潜能的异化和丧失。马克思的这个结论的论证并不只是通过经济方法来完成，而主要是依靠哲学批判方法来完成的。就是说，经由批判性的哲学人本学方法，帮助马克思穿透了政治经济学的表象结构，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性的社会关系，及作为其观念表现的政治经济学诸范畴的意识形态性。因此，辩证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是《手稿》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成了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方法论导引和启示之基础。
三
马克思在利用辩证的哲学人本主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总体批判和分析从而确立他的批判立场的基础上，从其基本范畴入手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两个同步发展的阶段。首先，他在政治经济学那里，获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面貌的理解。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主要的所得分配——工资、利润和地租，作为他经济结构分析的起点。他力图通过解析各个范畴的起源和关系，来获得批判性见解，以克服政治经济学那种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现象描述的方法。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者恶劣条件的考察，采取了一种批判的人本主义观点——对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在研究财富之本质及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中，为什么竟得不到理论的说明和实质的关切？马克思将这个批判立场和私有财产统治这一社会事实联系起来，即把阶级生活的不平等和私有的财产制度作为因果命题，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性作为结构性运作命题联系起来。在此一基础上，马克思一开始就论定：寻求人的充分实现并把人从劳动的压迫中解放，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
人如何从劳动压迫中解放，首先得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本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观，把劳动看成人的潜力的发挥，这种人力的发挥不仅能够和理应成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和目的本身，而且是人类自由的基本要素，是发挥人的一切天赋才能，满足人的肉体的、精神的与道德需要的重要因素。劳动使人成为人，也就是成为社会的人，成为类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是一个哲学人本学的概念，是人的自我生成和感性实践的社会媒介。在这一范畴的分析上，马克思运用具有抽象性并有点理想化的人类劳动作为参照物，来评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性质和矛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应该是自主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遭到来自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严重歪曲。人同自己的劳动对象和自然界本来有多种多样的联系，可实际上它们只是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单纯手段。劳动对象失去了属人的性质，自主活动变成了强制性的活动，由此而来的他同人的类本质，同其他人也发生了异化。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扬弃是马克思设想中必要的步骤。
在考察私有财产的本质时，马克思是从主体与对象物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他看到私有财产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它的“外化性”——即财产让渡的特性。财产的外化或让渡，是以人们相互物质需求的占有体系为条件的。马克思认为，表面看起来，这种外化和让渡，即单纯的就需求的满足而言，似乎是“补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页。）。但实际上，在私有财产的外化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是“物的特性的性质”。在以私有财产的外化为全部内容的社会联系中，私有财产“成为一种与我无关的、在我的范围之外的物，一种对我来说是外在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页。）。于是，社会活动的一切动力或诱因，人与人之间赖以结合的社会趋力，都表现为或被证明为一种物质的需求的相互性，即异化中的相互性。
私有财产的之所以能让渡和交换是因为它具有第二个重要属性，马克思称之为“价值的直接抽象等价性”。马克思认为，建立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实际上通过把私有财产作为价值来生产，并把私有财产作为等价物来交换和买卖。在这个过程中，私有财产实际上已经脱离其特定的实物形式而成为抽象化的等价物和价值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私有财产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于是，私有财产作为一般交换的等价物和替代物的社会关系，必然失去了与生产者个性的联系，以及与生产者之间合乎主体意向的契合与统一。
私有财产的异化决定了货币的价值。马克思表达了他对货币的独特观点——一种人们自己制造出来以统治全人类使人加以膜拜的异己物。马克思模仿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语言和特殊语意：正如上帝只有在人的异化中才有价值，货币也只有在私有财产的异化中才有价值。在货币的批判上，马克思实际上撇开了货币在经济学意义上关于货币数量和价值的讨论，他把重点放在货币的“媒介性”的讨论上。认为货币中的价值不在于货币金属的价值，而在于它充当人们以“物”进行交往的社会媒介性。货币的存在依赖于人的社会活动的异化和物化。“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人之外的物质的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这就是说，货币是私有财产外化的物质表现或承担者。而私有财产的外化不过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异化，因此，货币的属性不过是人的社会活动异化的物质表现或承担者。
马克思对“信贷”问题的考察可视为货币考察的逻辑延展。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信贷范畴，马克思同样撇开了它的经济的、表面的内容，而把信贷视为一种“一个富人贷款给一个他认为是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的信用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2页。）马克思揭穿了信贷在政治经济学中浪漫的、温情主义的面纱和假象，他把信贷关系视为一种以人的价值作买卖的关系，人的价值的买卖通过把人的一般道德和信用能力联系起来达到非人化的境界。因为在信贷中，人的性质以不依人的属性的方式投射于商业领域中。马克思强调：“请想一想，在信贷关系中，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2页。）。因为，“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2页。）。但是，马克思还发掘出这种交换关系中卑鄙性质的讽剌性：人在直接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中使自己遭到否定，而在信贷中，人本身现在则取代了金属货币或纸币而成为交换的媒介。因此，信贷的本质同样是人与货币的价值颠倒。
在对以上几个基本范畴的解析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评价产生了一个几乎与黑格尔和多数政治经济学家截然对立的观点。对黑格尔而言，人类自由虽然始终是一种意志的独立与自主的单纯价值，在现代世界，自由的自我实现则是在包含着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并可以合理地理解的市民社会模式中获得实现的。现代商业体系和互惠的交换制度，是有效保障个人自由、融合复杂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利益于一炉，并重新凝聚一种统一的社会整合形式的历史要素。马克思否定了内含在需求体系中那种可以预见的、总体的经济理性的一切可能，对这种黑格尔认为可以曲折的、辨证并且可以哲学诠析地加以理解的社会整合，他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它的高度分化的形式，不是一个在人类意识全面发展意义上不断合理化的过程，而毋宁是一个不断退化堕落的过程。“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页。）。马克思指出，建立在相互依赖上的交换体系，导致的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相互承认”，因为作为交换之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人类生产”。可以看出，马克思完全否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有实现人的自由、共同意识和普遍性之可能。他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虚伪矫饰、巧取豪夺的罪恶世界。
总括马克思的范畴“诊断”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对比法：现象与本质的矛盾。这种对比方法，按照《手稿》的论证方式，是放置在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规范面和人的本质的实际面之间的矛盾架构来运行的，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进行一种在现象的背后挖掘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覆盖的本质关系的批判时，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一种矛盾：一般的概念本质与具体表现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范畴所指之间存在的矛盾。马克思的批判贡献就在于分析和揭示了这个矛盾。由于在马克思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科学的表述，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代表了他对资本主义的诠析与评价。所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范畴的批判分析，实际上展开和进行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尽管辩证的哲学人本学批判异常精彩，但它仍然与一般的价值批判一样，只是表达了伦理和价值的愤怒与不平，却丝毫不能有助于改变现实。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的完成，是在以后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通过《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著作来完成的。哲学对经济学的批判的目的必然要诉诸于社会实践来真正达到。这自然远非一般的哲学批判所能完成，而只有在实践唯物主义确立后，完整科学的哲学对经济学的批判才能完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手稿》的形成只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整理的步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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