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赣会战及其影响——兼论中国战场战略反攻机遇的丧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场论文,机遇论文,战略论文,浙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浙赣会战是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发生的，时间较长、范围较广的一次战役，也是美军飞机首次轰炸日本本上降落于浙赣机场的积极尝试。它发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有利的背景下，与世界反法西斯各主要战场的战略转折相一致，成为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一大机遇。浙赣会战的失败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是盟军为了“先欧后亚”战略而让中国付出的更大牺牲。它的失败，不仅使中国战场丧失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价值，而且对中国战场在世界反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浙赣会战 中国战场 战略反攻 机遇丧失 影响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针对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趋势曾作过三个阶段的预测，这对于指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抗战的发展历程并没有展示出全国规模战略大反攻的壮观场面。是毛泽东的预测“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 而将为事实所校正”〔1〕，还是中国的抗战不存在战略转折的条件与机遇。如果有，转折的机遇在哪里？中国为什么错过了战略反攻的机遇？中国战略转折机遇的丧失给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怎样的严重影响？本文就1942年浙赣会战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
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一年，也是由顶峰走向衰败的一年。为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4月18日在绝密情况下， 美国空军少校杜立特率16架B—24重型轰炸机， 从日本以东洋面航空母舰上起飞，突然对东京、横滨、神户、名古屋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轰炸，然后飞向中国大陆浙江各机场降落。
美军空袭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骚乱，也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极大惊慌。只要浙江各机场存在，美军就可以反复使用。为此，日本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须尽快开始作战，主要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空军基地，封锁敌人利用该方面基地空袭帝国本土的企图。”日本参谋总长也指示：“须以地面兵力攻占敌空军基地，主要有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以及各种附属设施；对其它机场群则尽力由航空部队加以压制或破坏；攻占敌方机场后，须在所需时间内确保之，等待形势允许，应对机场、各军事设施以及主要交通线等加以彻底破坏，然后返回原驻地”。〔2〕
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以长江中下游的第11军和第13军为主力，组成步、骑、炮、航空兵相结合的53个大队（后增至83个大队）参加作战。第13军从杭州，第11军从南昌沿浙赣线东西对进。飞机攻击战区内各处机场，海军在温州湾海岸和鄱阳湖行动。
当时赣东、皖南、闽、浙地区归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总司令部驻上饶，有19个军约30余万人。针对日军两面夹击，第三战区决定：“以最小兵力配置在浙赣铁路西段抵抗，主力集中在浙赣铁路东段扰袭敌人后方，在金华——兰溪，最后在衢州附近和敌人决战”。〔3〕
浙东日军从5月15日开始从杭州出发分五路向西推进。 国民党第一线部队稍作抵抗便自行后退，或者转移去“扰袭敌人后方”。 其主力向金华、兰溪一线退却，沿铁路前进的日军主力，占领诸暨、义乌后， 从23日起，便从三个方向进攻金——兰一线。
金华、 兰溪是浙赣线上重要的军事基地， 第三战区在这里集结了10多万人，准备利用既设工事同日军展开决战。当军队部署就绪之时，蒋介石电令第三战区“避免在金、兰决战’，以保存势力，决战衢州。为此军队主力被转移配备到衢州地区附近。日军在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掩护下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阻击。留守官兵与敌血战五昼夜，使敌攻势屡挫。但日寇竟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以致我军中毒伤亡者甚多，”〔4〕金——兰一线遂于5月29日失陷。然后日军分路猛攻衢州。
衢州是浙江西部盟军建立的最大空军基地。第三战区在此部署兵力20多万，并派出有力部队向敌侧后集结，以构成包围态势准备会战。 6月3日第三战区总司令部向所属各军下达了次日反击的命令， 不料当天晚上蒋介石突然严令“避免衢州决战”。几十万军队撤往铁路两侧山地。日军于8日轻易夺取衢州，12日攻占玉山，15日上饶沦陷， 战区司令部被迫撤往福建山区。
与此同时，驻南昌日军3万多人于5月底开始行动。为造成有利态势，以部分兵力进犯抚州、临川、宜黄等地，主力则沿浙赣线向东推进。赣东地区集结了国民党军队10个师又3个保安团。可是， 各自保存势力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使日军在一个月内连下赣东20余座城镇，7月1日与浙东日军会师横峰。浙赣线被打通。
上饶陷落前后，日军把作战目的扩大为“加紧破坏并没收敌方军事设施和军需资源，以削弱敌方物资的抗战能力”〔5〕，为此， 再增加17个大队的兵力。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日军转入固守。同时攻占了温州、瓯江，控制了上海至温州的航路。8月中旬以后， 日军开始撤退。到月底，除金华、兰溪、武义等要地仍被日军占据外，中国军队尾随其后收复了日军放弃的地区，大致恢复到战前的态势。浙赣会战遂告结束。
纵观浙赣会战的全过程，真正的会战并未实施。相反国民党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会战，这不仅加快了作战区域的丧失，而且也严重地违背了战前确立的作战指导方针。客观地说蒋介石在会战前能够认识到该地区的重要性。1942年春夏之际，他曾一度调集兵力加强第三战区的力量，从3月中旬起，又调去两个军，同时对浙东要地金华、 兰溪以及衢州等地区的防御和作战指导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但是会战发生后，日军在滇缅和华南地区也发起攻势，试图切断中国的国际供应线，借以牵制。三处战火烽起，导致了蒋介石战略决策的动摇，放弃会战保存实力。当第三战区准备在金华、兰溪一线会战时，他下令不准会战，使金——兰一线旋即沦为敌手。金——兰一线失守，衢州失去了有力的前哨屏障，军队士气也受挫伤。为挽回战局，他又电令：“此次金衢会战，关于党国之存亡者甚大，……务希重申连坐法，督率所部上下一致，誓与衢州共存亡，决心牺牲以报党国，实现主义，完成使命”〔6〕。 第三战区遵令部署，准备衢州会战。然而当南昌日军发动进攻之时蒋又电令“避免衢州决战”。其实蒋放弃的理由是“敌军抽集在华各战区最大限度之兵力，与其空军之掩护，进攻衢州大机场所在地志在必得。若我与之决战，不仅无甚意义，而且徒耗兵力，不易补充也。不如放弃决战，使之扑空，不能达成击破我军主力之目的；而且保全我势力，犹可屏障赣湘也”〔7〕。可见放弃的目的是再明白不过了。
蒋介石的“放弃”决策是完全错误的，衢州会战不仅有必要打，而且可能打好。理由是：
其一，衢州是盟军在华东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是空军夺取日本本土制空权的最佳位置，是轰炸日本本土的最短距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其二，衢州附近集中了较之敌军三至四倍的兵力，并有积极合理配置，具有会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主战场上由中央军12个师担任。在衢州附近，不仅重叠配备了两个军，还将新增加的两个军部署在南北两侧，以保持侧翼的安全。特别是担任衢州直接防卫的第86军，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在此构筑坚固的纵深防线。敌军惧怕的精锐部队王耀式的第74军也直接参加决战。
其三，衢州的自然环境不利于日军作战。它四周高山峻岭，河谷纵横交错，道路狭窄崎岖。许多道路或交通线早被中国军民破坏，不少日军士兵不熟悉地形，或困于山中，或失去联系，或偏师深入，无法相互配合，统一行动。日军机械化程度高，部队常因修桥铺路而不能到达指定位置。时值梅雨季节，又遇60年来未有过的大暴雨。山洪暴发，江河泛滥，平地水深达丈余，“衢州到龙游一片汪洋”〔8〕， 宿营山谷或河边的敌军，有时一夜之间，滚滚洪水淹没了大炮和汽车，给养中断陷于困境。当然，地形与暴雨给中国军队也带来了困难，但中国军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地形熟悉，有被自己利用的桥梁和道路，还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加上机械化程度低，受自然条件影响小，给养保障能依托广阔的后方，比之敌军负担轻，有利部署和攻击。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主动地利用决战的各种有利条件，灵活机动打击敌人，会战将会是另一种结果。
二
放弃会战，轻视浙赣地区的战略地位，认为“以今日情形，后方重于前方，尤其滇西不能不从速肃清。至于金、衢之得失，已不关今日战局之成败矣”〔9〕，是国民党战略上的短视与失策。 浙赣会战不同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它发生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后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一大契机。
（一）浙赣会战时期国际上具有促成战略大反攻的有利条件。
第一，浙赣会战是在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协作的大好形势下发生的。
1942年1月1日，面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在英、美推动下，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宣告：“（1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2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10〕。于是在法西斯主义疯狂侵略的同时，建立起了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世界反法西斯国际联盟。反法西期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联合国家在政治上互相协商，在物质上互相支援，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在外交上一致行动，“对加速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11〕。
早在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租借法案适应于中国。从此中国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援助。41年底，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陈纳德将军组织了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对日作战，42年1月， 美国任命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将中国抗战正式纳入美国远东战略之中，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军轰炸日本本土后返回浙江机场，标志中美联合作战的形势出现。浙赣会战发生在这个时期，有其重要的国际背景。
第二，浙赣会战与反法西斯战争战略转折总趋势相同步
1942年春天，战争规模空前，反法西斯国家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不论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还是北非战场或者苏德战场，都处于防御的态势。然而经过反法西斯国家顽强拼搏，坚持抵抗，殊死较量，从夏秋开始战争主动权朝着反法西斯国家方面转移，特别是经过中途岛海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阿拉曼战役，最终实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性转折。浙赣会战发生于1942年夏秋之时，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趋势相吻合，具有取得更大战果的国际条件。
（二）浙赣会战时期中国具有促成战略转折的基本条件
第一，中国的抗战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各民族爱国力量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党派、团体与民主人士、海外侨胞等，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洗涮民族耻辱，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
第二，从1937年开始，中国人民已进行了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迫使日军自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战线过长，国力不足，兵员提襟见肘而停止全面进攻，转入局部进攻或对占领区的武装占领，继续扩大战争已力不从心，战争处于相持状态。这一点就连罗福斯在1942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也万分感慨地指出：“我们在同英勇的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器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12〕。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主力和一部分陆军被调往西南太平洋地区去扩大侵略，或军事占领，无疑相对地减轻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压力，中国抗击日本陆军总量比重逐渐呈下降趋势，由1938年冬的94%，1940年冬78%，1941年12月初69%到1942年冬64%，1943年冬54%〔13〕。同时中国既获得苏援之后，又获得美国等盟国的援助，军事力量相应地增强了。另一方面，中国在大陆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盟军在太平洋上抗击日本海军主力，空军威胁日本本土，战略上立体作战将迫使日本海陆军难于协调，由进攻转入防御。相反盟国海陆军却能从陆地与海洋两方面协同进攻，形成水陆空夹击日本的战略态势。
第四，在战争洗礼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学会了运用人民战争的各种作战方式，勇敢顽强、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地雷战、地道战使敌闻风丧胆。长城内外、黄河岸边、青纱帐里到处是抗日战士的身影。积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辽阔的战线上从事着惊天动、泣鬼神的伟大斗争，把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五，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一方面坚持抗战，反对分袭，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另一方面，动员了千百万抗日民众深入到最前线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从193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抗击着日本侵华的主力。 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抗击的日军兵力比例， 1938年分别为58.8%与41.2%，1939年为62%与38%，1940年为58%与42%，1941年为75%与25%，1942年为63%与37%。〔14〕不仅如此，人民军队以比国民党军队更少的兵力（人民军队约90万人）和更差的装备，却从1943年起，在各解放区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与世界反法西斯各战场的局部反攻遥相呼应。人数更多（国民党军队总数约353.4 万人〔15〕），装备更好的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抵挡日军主力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具备实现战略反攻的条件，走上与世界各战场战略反攻一致的道路。
（三）浙赣会战是实现战略反攻的契机
浙赣会战不仅是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发生的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一次战役，而且也是美军利用中国大陆空军基地首次轰炸日本，寻求军事进攻途径的一次有力尝试。浙赣地区紧靠大海，是威胁日本海上交通线，轰炸日本占领的台湾及其本土最近的地区。它在亚太战场的作战地图上，犹如一把尖刀直刺日本门户。它既是日本的心腹之患，也是盟国攻击日本本土的一块理想的跳板。因此，积极主动进行这场会战，不仅是对浙赣地区国土的有力防守，而且是为争夺战略要地，协调盟军间的军事行动，加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从而缩短中国抗战时间，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更大贡献的难得机会。本应成为中国抗战中战略反攻的一个契机。但是，由于蒋介石一贯外战外行的反动本质，决定着他一昧保存势力，结果轻易放弃重要的战略要地，甚至把条件比较成熟的会战也予以取消，使扑面而来的转折机遇擦肩而过，导致中国抗战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他朝令岁改，一度叫嚣过的“决战”，却以溃败告终。
三
浙赣会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保存势力政策的结果。
早在1938年底，根据南岳会议精神，国民党颁布了广州、武汉失陷后《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斗力，准备总反攻”〔16〕。以游击部队作战为主，大量的正规军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为的是“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真正的任务是进行整训以加强军力，这就是国民党相持阶段中的战略方针。在日本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影响下，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主要表现为消极抗日，制造国共磨擦，掀起反共高潮。从1941年冬开始，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基本上呈现为休战状态，到1943年冬两年多的时间内，只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浙赣会战（1942年5月——9月），鄂西会战（1943年5—6月）和常德会战（1943年11—12月）。国民党军队死伤人数也逐年急剧减少。1940年国民党军队伤亡673368人，1941年伤亡282169人， 1942年伤亡201899人， 1943 年伤亡125180人〔21〕。可见1941年至1943年三年中国民党军队伤亡总数（608518人）还不及1940年一年的损失。相反在反共方面，采取“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在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里，国民党却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制造的令亲者痛、 仇者快的“皖南事变”，惨杀了新四军官兵几千人。国民党还将主力大部调往西南和西北地区，或者休整，或者围困陕甘宁边区。在美国援助下装备美械部队，采取保存势力，“上山观虎斗”的错误政策。浙赣会战中两次决战机会都被取消就是这种错误政策的典型表现。
其次，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影响。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英盟国仍把世界战争的战略重点放在欧洲，采取先打败德国再进攻日本的“先欧后亚”政策。从世界全局看，欧洲战场成为主战场，亚洲战场成为次要战场。于是，美国为了先取得欧战的胜利，把绝大部分的物资和装备运往欧洲。但是对于打败日本，美国认为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战略力量。为了充分利用中国雄厚的人力资源减少自身的战争损失，采取了有限援助中国抗日的政策。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担压在中国肩上，让中国去付出更多的牺牲。而国民党政府却希望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美援，不仅帮助它把日本赶出中国大陆，而且希望武装它的部队，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十分失望，美援只是杯水车薪。在1942年浙赣会战时候，日军以少量兵力进攻缅北，，摆出进兵印度与德军会师中东的姿态，威胁着英美战略后方基地，同时威胁蒋介石的国际运输线。于是蒋介石调兵缅北滇边而放弃浙赣会战。美国对浙赣会战，也没有派作战飞机参加，日本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肆意横行。1942年5 月蒋介石警告罗斯福：“如果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能得到盟国的援助‘中国人对盟国的信心将完全动摇’，可能接着就会发生全线崩溃”；“中国抗战‘处于最危急的阶段’”。蒋“准备停止实际敌对行动，不战而和”〔18〕。美、蒋之间产生的矛盾，妨碍了中国战场反击日本作用的发挥。比如杜立特空袭日本，美国竟对国民党政府保密，使“陈纳德和中国人花了很大力气在华东地区搞起来的广泛的警报网本来完全可由美国志愿队用来指挥杜利特尔一伙机组人员在友军机场降落。”〔19〕。结果许多飞机失事，或机组人员被敌俘虏后被杀。“原设想，在杜利特尔空袭之后， 一批B—17和B—24轰炸机从华东机场出发去轰炸日本。”〔20 〕但计划落空了，日本以10万大军及时拨掉了眼中盯。为使中国拖住日本，为使中日战争继续下去，美国政府又往往答应蒋介石的一些要求。其所以如此，正如1942年春，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的那样：“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21〕
其三，第三战区的指挥层反动、腐败
第三战区总司令长官顾祝同是不顾民族大义、迫害爱国进步力量、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国共磨擦、破坏抗战的现代秦桧。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誓与日寇拼死到底。然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内，顾祝同在其所属战区，对宣传、主张抗日，反对投降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采取逮捕、镇压的反动政策，并在其司令部驻地建立了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即使是在会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监牢中仍然囚禁着大量的抗日爱国者，整个第三战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特别是在1941年，他与国民党顽固派一道，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使江南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作为中国军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本应严整部队，加强训练报效国家，但他的第三战区机构庞大，管理混乱，军纪涣散。军队精神上流行“恐日病”。浙赣会战期间“‘前线未败，后方先行混乱’，长官部人员及其家属撤退时，惊惶失措，‘到处拉扶掳船，秩序混乱不堪’，致使‘民怨日增’，士气逐渐低落。尤其是高级将领‘均有惧战情形’，‘缺乏勇气工作’，一和敌人遭遇，就迅速脱离接触，以图保存势力”〔22〕。整个八年抗战中，顾祝同未曾有过主动攻击敌人并取得胜利的记载，相反，他双手沾满了爱国同胞的鲜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很难想象他能抓住转折的机遇。
四
浙赣会战不仅是日本为破坏华东地区盟军空军基地，解除其对西南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安全威胁而发动的局部进攻，同时也是日本为掠夺华东地区资源来加强自身的战时经济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因此浙赣会战的失败对中国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次作战，日军深入腹地二百多公里，蹂躏了二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向每一个稍微涉及帮助美军轰炸机群的人进行报复，所有美军机组人员“所经之村镇人民均被屠杀，就连孩子也不放过，村镇被夷为平地”〔23〕。盟军损失军用机场31个，尤其是衢州、玉山、丽水机场遭到彻底破坏，修复起来反比建一个新的还困难。英、美潜艇补给站被炸毁了；由浙东通向内地的秘密运输线被切断了：敌军从上海到温州的航线被打通。
伴随残酷的屠杀，疯狂的掠夺在浙赣地区蔓延。日军所到之处，财物抢劫一空，“没收并破坏铁路设施和资材以及其他培养抗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24〕，共抢走机车24辆，车箱129 节，汽车129辆，铜铁铝类281.45吨，电磁瓶69272个，各种油类102131桶又11971罐，萤石5148吨，。钼矿196吨，木材4000立方米，稻米7675吨〔25〕。同时还派出4个铁道大队，从杭州出发， 将浙赣铁路沿线的资材，尤其是铁路器材抢送后运。敌11军掳走铁轨13835根，敌13军“从8月6日开始向后方运送玉山以东的铁轨，至14 日为止， 将玉山至江山间的46.5公里的铁轨和中国方面储存在玉山的轻、重轨的一万条，以及其他大批铁道资材全部运往后方”。计划“在预定时间内，将玉山至金华间的铁道资材全部后运”〔26〕。在这次会战中，中国的损失难以估量，日本则获得了它急需的钢铁、稻米等战略物资，运用于残酷的侵略战争，给第三战区和中国的抗战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正如日军所述：“通过固守金——兰、武义地区，在军事上足以制濒于崩溃的第三战区死命；在政治上，可以摧毁敌军对我之骚扰破坏，使杨子江下游山区的治安状况大为改善，从而在军事上对重庆进一步施加压力；在经济上，切断华中最大的运输线，对重庆施加经济压力。同时，通过固守该地区，还可以推动目前国防必需资源的开发，确信这不仅有助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对于解决大东亚战争将是一大贡献”〔27〕
日本取得浙赣会战的胜利为汪精卫南京伪政府的反动起了输血打气的作用。在军事上，日军在汪伪政权和亲日派面前，炫耀了武力，从而加速了汪伪政权加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步伐。在经济上，当年7月28日，日本银行向汪精卫南京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提供1 亿日元贷款。政治上，10月9 日汪与日本特使平诏等签订长期租借海南岛及确认华北、蒙疆伪组织等卖国条约。12月21日汪在日本东京同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举行关于加强日本与南京傀儡政府之间关系的谈判。1943年1 月，汪伪政府公开向英、美宣战，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
浙赣会战期间，日本从华北方面抽调部分军队，使参加作战的兵力从开始时的53个大队增加到进行中的83个大队。此时的华北敌后根据地正遭受日冠的疯狂扫荡，抽走部分兵力客观上减轻了华北各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可是会战很快失败了。日军旋即兵弛华北，敌后战场形势更加严峻。
浙赣会战的失败也使中国战场与美国的太平洋战场相互支持、配合攻击日本的战略态势未能实现。继6月中途岛海战胜利后，8月上旬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开始了向日本正面的战略进攻。日军为了反击美军，在8月中、 下旬把参加会战的兵力从容撤回原驻地，然后从中国大陆与本土调兵遣将，从8月底到10月底， 向美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攻。由于浙赣各机场的丧失，削弱了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战略优势，日军籍此地区还可直接轰炸中国各城市，保护日本海上运输线，控制中国海岸线，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封锁，迫使中国抗战更加困难。总之，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通过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攻击而得到了补偿，通过对中国的掠夺而增强了经济力量与军备力量。通过会战破坏了盟军从大陆与海洋进攻日本的企图，从而延缓了日本法西斯灭亡的时间。
浙赣会战的失败降低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削弱了中国战场在二战中应起的作用，影响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的崇高形象。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辟最早的战场。英雄的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独自抗争，举世嘱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尊敬。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一部分。1941年12月27日，罗斯福在接见中国外长宋子文、驻美大使胡适时就提出：“他和丘吉尔已商定，在各战区设立盟军联合指挥部，南太平洋地区由美、英、中、澳、荷共同防卫，希望能使用中国的空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由中国提供日本的气象情报”〔28〕于是中国在位于日本航线最近的华东地区修造机场，建立空军基地。但美国在“先欧后亚”战略的影响下，只给予中国有限的援助。美、蒋之间矛盾日深。蒋为保存势力，发展势力，抗日态度十分消极，政治上也日益腐败，反动。1943年以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相当顺利，不再需要以中国为基地去反攻日本本土。相反“美国担心，一旦利用中国基地轰炸日本，日本将在中国发动反攻，国民党军队不能阻止……甚至从中国战场抽出较多的军队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力量，这就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困难”〔29〕。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治腐败，使中国战场在错失了战略大反攻难得机会的同时，本身也丧失了反攻日本本土的战略价值，而且使敌我力量对比直到苏军出兵东北才发生变化。正因为这样，中国战场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民为了“先欧后亚”战略而付出更多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作的更大的贡献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肯定与承认。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0页。
〔2〕（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47—548页。
〔3〕〔7〕，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823页，第824页。
〔4〕〔6〕，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1937—1945）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第431页。
〔5〕〔8〕〔9〕〔24〕〔25〕〔26〕〔27〕《昭和十七、 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第121页，第823—824页，第139页，第170—187页，第155页，第166页。
〔10〕，王斯德主编：《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页。
〔11〕王斯德主编：《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12〕《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4页。
〔13〕〔14〕，刘庭华编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77页， 第479页。
〔15〕〔17〕，《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一），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浙江省中国国民党研究组（筹）编印，1985年版，第336页，第11页。
〔16〕《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18 〕[ 美] 罗伯特·达莱克著：《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7页。
〔19〕〔20〕〔23〕[美]杰克·萨姆森著：《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第160页，第161页。
〔21〕[美]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 新群出版社1949年中文版，第49页。
〔22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
〔28〕〔29〕，张继平、胡德坤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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