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史学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2-0027-06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具有专门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新学科也层出不穷 。作为一门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综合研究徽州整 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学科——徽学，亦如许多新兴学科一样，萌芽于20世 纪之初，奠基于20世纪50—70年代，发展并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徽学的萌芽、发展和繁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徽学的形成与发展，除了20世 纪4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徽州本土数十万件自宋至民国原始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流传这一 关键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外史学界的交流。正是在中外史 学界的交流与交融中，徽学才获得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
一
徽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之初。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数十万件徽州原始契约文书的发 现和流传，徽学的核心问题——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契约文书和新安理学等逐渐受到 了海内外史学界的关注。80年代中期以后，徽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徽学学者们 开始围绕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等理论问题深入探讨，自觉地进行 徽学的学科建设。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总要经历一个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过程。即使是在徽学研究者中 ，围绕学科建设，依然会存在诸多的分歧。仅仅是徽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目前徽学界就 存在很大分歧，且依然未有弥合与统一的迹象。
最初，关于徽学为史学学科性质是没有争议的，惟一有分歧的是其在史学中的具体分 支归属问题。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徽学研究的对象。关于徽学研究的对象 ，徽学界也有较大争议。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即：徽州历史 学、徽州文化说、徽州社会经济史说和徽州契约文书说等。应当说，它们都有一定道理 ，但又都有其不尽全面之处。那么，哪一种看法更接近于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实质 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根据徽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和 深刻内涵，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客观地说，徽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主要在于 新资料即数十万件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正是新资料的发现带来了新学科的产生。徽州 契约文书是近代以来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 第五大发现。但是，新资料即徽州契约文书的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徽学的研究对象。而 把徽州历史文化作为徽学研究对象，又显得过于宽泛，缺乏特色。如果徽州历史说能够 成立的话，那么，研究齐鲁历史文化、福建历史文化、吴越历史文化等地域历史文化， 都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将社会经济史和徽州契约文书作 为徽学研究对象，似乎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犯了范围过于狭窄的毛病。
尽管存在上述的不同意见、分歧，但就徽学学科的性质而言，大家都一致认为应属于 历史学范畴。也就是说，徽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归属是历史学。
然而，自从1999年底以来，关于徽学学科的性质及学科归属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 就是徽学属于综合学科。将徽学定为综合学科的理由，不外乎是由于徽学所研究的领域 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即徽学不仅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科技、思想文 化、文学艺术，而且还要研究徽州的现实，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问题。
问题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为主体、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 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其史学性质的归属业已在海内外史学研究者中取得了 共识。因此，综合学科说并不足以动摇徽学传统的史学学科性质。
徽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性质应当明确，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也必须得 到确认。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 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他紧接着论及了 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 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发现，认为“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 力研究之”，当会产生新的学科。[1](P175～180)如今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学早 已创立了其学科研究体系。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出现，主要得力于20世纪40年代末以 来徽州数十万件原始契约文书的大发现。包括自南宋以来至民国末年徽州土地买卖、租 佃等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徽商账本、遗 书手稿，等等。有的可“归户”，跨年代长。这些原始的文字资料，由于具有原始性、 惟一性、连续性、典型性和文物性等鲜明特征而称著于世。加之有3000余种徽州典籍文 献和1000余种族谱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还有6000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 作为明清至民国以降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因此，围绕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整体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正 是在大量新资料发现的基础上才得以建构的。
徽学不仅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徽州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体与核心研究整体的徽州 历史文化，而且兼及徽州人在外地的活动特别是徽商的活动。虽然其研究范围广泛(同 传统的历史学科一样，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并不代表学科本身 就是综合性学科。正如我们不能把历史学说成是综合学一样，徽学同样不能因为其研究 对象具有综合性而被界定为综合学科。显然，徽学研究的历史表明，徽学是历史学的一 个学科分支，其具体的二级学科归属应为专门史。
二
徽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中外史学界的交流与交往 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徽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如果说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徽学还只 是萌芽的话，那么，从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傅衣凌以及安徽省 图书馆吴景贤率先开始的对徽州佃仆和伴当的研究，则可以说是徽学研究的发端。正如 傅衣凌所说：“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30年代。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 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 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2]40年代开始，明清徽州独特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引起了 日本学者的关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曾经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三百年、独执商界之 牛耳的徽商，分别进入了中外学者的视野。
1947年6月，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汇报》4卷2期上，发表了题为《明代徽商考—— 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的专题论文，揭开了徽学四大主体研究领域之一——徽 商研究的序幕。1953—1954年间，日本学者滕井宏深入系统地研究徽商的力作《新安商 人研究》，在《东洋学报》36卷1—4期上连载。这篇洋洋十余万言的论文，可谓徽商研 究的扛鼎之作。
但是，由于此时中日政府之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民间的学术交流也几近中断，两国 学者关于徽商研究的成果很难及时交流。这一局面，直到1955年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院 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交流，方才有所改观。这年12月，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与日本史学 界六大史学会——大冢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 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3 ]中外史学界关于徽学研究的交流，也从此打开了局面。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 衣凌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地域商人研究的论文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次年， 寺田隆信即撰文将这本著作介绍给了日本学术界。随后，傅衣凌通过天野元之助，索取 到了滕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的日文合订本，并着手进行翻译。1958—1959年间，由傅 衣凌与黄焕宗合译的《新安商人研究》中文本，在《安徽历史学报》和《安徽史学通讯 》杂志上连载。与此同时，美国华裔历史学者何炳棣在《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 著作中介绍了滕井宏的徽商研究成果。陈学文也于不久后撰文，对滕井宏著作中一些观 点提出了不同意见。[4]这是中外学者第一次就徽商问题展开的学术交流。交流的结果 ，不仅推动了徽商研究的进展，而且对徽学的形成客观上起到了催发和促进作用。尽管 囿于种种限制，使得这种交流还处在低层次上，还未能形成面对面的对话，但是，徽学 研究毕竟由此次交流而逐渐受到中外史学界的关注。
如果说40年代末徽州契约文书的外传还只是零散个案的话，那么，到了五六十年代， 随着徽州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原先收藏在宗族、地主、商人和农民 家中的数十万件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种原始契约文书，被大量发现并传诸于世。包 括《人民日报》和《文物参考资料》在内的国内许多媒体，在50年代中期以后，都相继 刊发了徽州发现宋元地契、鱼鳞图册以及大量历史文献材料的报道。国内以傅衣凌为代 表的史学家，对这些契约文书给予了高度重视。傅衣凌在1960年发表了利用徽州庄仆文 约研究徽州庄仆制的论文《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 》。[5]与此同时，日本著名法史学者仁井田陞也于1961年发表了研究徽州 庄仆制的论文《明代徽州的庄仆制——特别是劳役婚》。[6]显然，仁井田陞受到了傅衣凌的启发。
十年“动乱”期间，徽学研究同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一样，受到了冲击，处于停滞状态 ，中外史学界的徽学交流陷入停顿。在此期间，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在徽州社 会经济史研究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其中包括日本学者重田德关于徽商的研究、斯波义信 关于宋代徽州地域经济的研究、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方豪关于战乱时期于南京收集到的徽 州各种社会经济史文书的系列研究，等等。
中外史学界关于徽学研究的真正全方位的学术交流，开始于中国十年“动乱”结束以 后，特别是80年代至今。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中国学者被压抑的激情迅速爆发，傅 衣凌、章有义、叶显恩、刘重日和张海鹏等一批学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相继在70年 代末至80年代初，发表了关于徽州佃仆制、徽商、徽州农村社会与经济等一系列论著。 其间，叶显恩出版了他自60年代以来即已关注并深入徽州进行大量调查和研究的成果— —《明清徽州的佃仆制与农村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这部著作全面研究了明 清徽州的农村社会、佃仆制、人口、土地、经济与文化，是迄今为止徽学研究中最具综 合性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很快便引起了海内外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强烈关注 ，成为徽学学科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80年代中后期，安徽省和徽州地区徽学会的成立 ，以及90年代连续三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的举行，中外学者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直接促成了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
如今，徽学研究的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中国学者出版了专门研究徽学的学术著作 ，而且在日本和韩国，较为系统研究徽学的学术专著也层出不穷，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 学者中岛乐章的《明代乡村の纷争と与秩序——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汲古书院，2002)和韩国学者朴元熇《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Jisik-sanup Publications Co.Ltd.2002)等。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学者加入了徽学研究的阵营。徽学研究领域也由传统的徽商、徽 州宗族与社会、新安理学和契约文书等，扩展到徽州法制、徽州古建、徽派刻书、徽州 雕刻、徽州民俗、徽菜、徽州艺术、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和徽州方言等诸多领域，徽学 研究的内涵正在随着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丰富。
三
尽管徽学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但其作为社会经济史的主体性质是无法改变的。也正 因具备了这一特质，使得徽学研究的范畴超越了地方史的界限，成为治明清史、历史文 献文学或中国社会经济史者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指出说：“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 就，是一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 现敦煌文书新资料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7 ]日本徽学研究专家臼井佐知子在一篇题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 “徽州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它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 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作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 、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 想、文化等等。它也可以纠正局限于具体课题研究中容易产生的失误。而且，这些资料 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 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注：转引自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 历史研究》，2000(1)。)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现任职于英国牛津大学)称包括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家谱在内的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 键”。他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徽州地区自宋至民国千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 为了解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奠定了基础，从本质上揭示了明清时期该地区社 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地租剥削率、地租与产品变化、典当和经商风俗、资本原始积累 、乡村管理以及宗法活动等一系列人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目前我们仅仅能考察 或解决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依据这些资料，将一个个单个家庭、宗族 、村庄或县城历史的来龙去脉等问题，置于六百或七百年的范围之内来考察。因此，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华帝国后期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远景描述，将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徽州的原始资料”[8]。
如果说20世纪20—70年代，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还只是明清史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 的不断深入和中外史学交流的日益推进，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识在中外史学界基 本已形成了共识。也正是因为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者开始自觉而有意 识地对这门学科进行了科学的讨论与研究，徽学或徽州学的专有名词也开始频繁地出现 在相关学者的论著、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中，如安徽省徽州学会、徽州地区徽学会、徽 州学研究所和徽学研究中心等。个别学术杂志在此时也开辟了《徽州学研究》的专栏。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国家的一大批 学者，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收藏徽州原始契约文书最多的北京、南京和安徽各地，进行 学术交流。并在深入交流中，取得了对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共识。正如叶显恩在1984年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四十年来，自傅衣凌教授始，对徽州历史作研究的学者愈来 愈多，论著灿若群星。这是因为徽州不仅以它传世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对学者产生吸引力 ，而且其本身的历史丰富多彩，在许多方面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去年我访问哈佛 大学期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非力(Philipkuhn)教授曾 对我说，徽州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的历史，使人们懂得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的确 如此，对徽州历史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探求中国历史的底蕴。面对徽 州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去年夏天在纽约，周绍明(Josph·Mcdermott)博士和贺杰博 士(Keith·Hazeton)就曾同我谈及建立国际性徽州学研究会的问题。”[9]
我们看到，在日本史学界，徽学研究已蔚成风气，徽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已见诸于每年 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综述中，成为日本明清史学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1 0]中国大陆所举办的徽学国际会议，也已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和参加。徽学作为 历史学领域的一门崭新学科，正在被海内外史学界广泛接受。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徽学同诸多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其学科的形成应当具有 一定的规范性，如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学科性质的客观性等。徽学 作为一门新兴而相对较为稚嫩的学科，其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中外学者几代人的艰辛努力 。建立在丰富史料和扎实个案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徽学，其底蕴十分厚实。
从徽学学科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经过扎实的科学研究 ，并进行广泛的中外交流。那种闭门造车，或以行政手段硬性改变一门学科性质和学科 归属的做法，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