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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应该彻底摆脱“官本位”的影响，在市场中寻求自身价值。
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大多走不出“上级”的影响子，他们任期的不确定性，大多不是效益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非市场因素的变动对企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有人评价中国企业没有未来发展战略规划，或是发展规划不具有连续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一把手没有明确的任期要求和业绩要求，缺乏有效的、长期的约束机制，企业领导人的命运又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导致一方面注重短期效益，谋取政绩；一方面得过且过，唯上级之命是从，没有自己的脑子，工作没有创造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两个方面，都导致企业领导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会对企业的持续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直接削弱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力。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实际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企业是纳税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都应该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家的个人利益应该由企业的效益来决定，企业家的进退取决于市场形势。而政府官员是政策的执行者，其一切行政行为都不以赢利为目的，官员的待遇是由行政级别决定的，其升降由上级任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主角，官员是为企业服务的配角，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截然相反。因此，官员和企业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对他们考查和评价的标准也不应该相同。过去那种用一个行政级别来要求和考核企业及企业家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目前中国的企业家大致分为五种类型。一是产品企业家，这个企业的产品正好有市场，他又正好在当厂长，宏观调控促成了他。比如前几年的钢厂，连不合格的钢材都要走后门买，后来，钢材卖不动了，这个企业也就完了；二是机遇企业家，上任时接了个好摊子，国家刚投了一笔钱，上了个好项目，新生产线开工时，老厂长却到了年龄，一纸任免退了休，成果都记到了继任者的名下，造就了一个企业家；三是关系企业家，靠关系，靠哥们弟兄，靠大把的财力、物力、精力，跑官场，换了个企业家的称号；四是贷款企业家，大量负债，靠国家的钱支撑着企业的经营活动，一时之间风光无限，“堆”出了一个企业家；五是市场企业家，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他不光有适应市场的产品，还必须有思想有理论才叫企业家。只有市场企业家，才可能不论身处什么行业，不论遭遇了多么复杂的市场形势，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宏观政策，都能常立于不败之地。
８０年代初，我带领双星下海进市场时就体会到，市场经济下，企业要“不找市长找市场”，认识到“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正是在这种“市场理念”的支配下，双星集团资产总额由１９８０年的不足１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６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２６０倍；利税总额由１９８０年的７７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２亿元，二十年间增长１６倍；二十年累计上交利税１３亿元，相当于在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的情况下，向国家上交了１３０多个１９８０年规模的橡胶九厂；出口创汇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７５万美元，达到年创汇５０００万美元；销售额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６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７亿元，二十年间增长整整７０多倍。２０００年，双星品牌以５０．５亿元的价值，继续保持中国鞋业的龙头地位，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大多是依靠坚定的党性原则创业的，在我们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进取和奉献的本质，这与我们从小生活和受教育的环境分不开。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仅仅像过去一样幻想凭人的道德和觉悟去工作是不现实的。只有用市场化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家的价值和贡献，中国的企业家才能焕发出新一轮的创业精神，带领企业勇敢步入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新的竞争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