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妇女权利与人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人口论文,权利论文,女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童和妇女优先受教育的紧迫性虽已不为人惊奇，但女童却依然时常被剥夺了接受扫盲和教育这类基本人权。在参加首脑会议的九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的女童入学率比男童低10到30个百分点。自“联合国妇女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以来，不少国家先后采取了许多方案以加强妇女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政府建立妇女部，修订宪法以承认性别平等的原则，非政府组织及国家干预对妇女的特殊需要越来越敏感。最近，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在政府的所有机构中为妇女保留5%的名额，并努力在最高法院任用妇女；孟加拉国则将10%的议会席位和10～15%的政府工作职位留给了妇女。但正如《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the 199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所示：在全世界的议会代表中，妇女比例只占到10%；在有资料可查的国家，女性人文发展指数只为男性的60%。该报告指出：“实际上，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近5亿农村妇女的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变。”
一、性别不平等：国家发展的障碍
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声明：“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女童和妇女的受教育的机会，改善其教育质量并清除一切阻碍她们积极参与教育的障碍。必须铲除教育中任何有关性别的陈规陋习。”
然而，对女童和妇女教育的这一许诺，无论怎么重申也是不过分的。在1.3亿辍学儿童中，女童多达8,100万。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尤为突出。女童的入学率虽然不断增加，如中国女性入学率在最近20年间从11%上升到96%，但除拉丁美洲之外，其它所有地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距。九个人口大国的女性入学人数占入学总人数的百分比仅从1980年的42%上升到1990年的44%。文盲的性别不平等也非常明显：全世界9.48亿成年文盲中，60%以上是妇女；目前，每3个成年妇女中就有1个文盲，而每5个成年男子中才有1个。在南亚，女性识字率仅为男性的50%。
妇女受教育的效益已无可争辩，但考虑到舆论宣传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仍需对其加以强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执行主席萨迪克(Nafis Sadik)博士指出：“简单地说，——教育即权利——而且妇女必须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教育为妇女打开了机会之门，并给她们以选择。教育是克服那些将女童和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归入‘二等公民’的陋习和传统的关键之所在。”
将受教育看作打开了妇女就业、社会服务及参与政治生活之门，可谓抓住了女童和妇女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接受与其需要和环境相适应的教育，妇女可以在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主要活动中逐渐变得更加为人瞩目并为众人所承认。就个人方面而言，教育可以加强妇女的自我价值、自信和能力感；就公共方面而言，它可以增加妇女的个人收入，并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女子受教育除了是一项基本人权之外，还可能是降低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及提高整个家庭生活水平的最关键因素。萨迪克博士说：“我们坚信：投资于妇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教育妇女会带来任何发展投入的最大收益。”
二、教育女童和妇女所具有的影响
上述观点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世界银行一项对20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与那些妇女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那些将大量资源用于女性初等教育的国家，经济生产率较高，人口出生率及母、婴死亡率都比较低，而男女的寿命都有所延长。印度妇女教育的先进邦喀拉拉邦的首席部长卡鲁纳卡兰(K.Karunakaran)先生说：“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几代人。”投资于女童和妇女教育，通常能获取最高的回报。具体而言，教育妇女对社会的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一）对经济生产率的影响
调查表明：一个年轻女子每多受一年学校教育，她的工资收入能相应地提高10～20%。印度的研究证实：中学毕业的女子，其收入比未受任何教育者多一倍半；而受过技术训练的妇女，她们的收入则比文盲女性多出三倍。进一步而言，妇女在最高层次上，如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也应给以足够的重视。
（二）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经验性证据充分显示了女子教育与减缓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女子教育被公认作向全民教育发展的主要阻力。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超出了学校容纳能力的提高。对缩小家庭规模而言，女童受教育比男童受教育多3倍的可能。受到8年教育的女子结婚较晚，更喜欢小家庭且更多地采用避孕措施。在巴西，女性文盲平均生育6.5个孩子，而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平均只有2.5个孩子。巴基斯坦最近一项人口统计与健康调查发现：目前，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已婚育龄妇女只有8%人的采用避孕措施，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则高达47%。
（三）对儿童死亡率及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受过教育的母亲养育的孩子，活过婴幼儿期和儿童期的比率较高。适当水平的教育，可以大大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有证据显示，母亲每多受一年学校教育，孩子的死亡率可以相应地降低5～10%。例如，在每1，000个新生儿中，母亲为文盲的婴儿平均死亡170个，而母亲受过不少于六年教育的婴儿的死亡数约为100稍多一点。因为教育与接受新思想和革新观念密切相关，受过教育的母亲更倾向于关注孩子的健康卫生与营养，并在孩子生病时及时求医治病。
（四）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受过教育的母亲懂得教育其子女的价值之所在。她们很可能对孩子的学校作业更感兴趣，并帮助孩子获得基本的读写算技能。印度的“全民扫盲运动(Total Literacy Campligns)”唤醒了人们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激发了公众对普及初等教育的强烈要求。在几个开展“全民扫盲运动”的县，初等学校注册入学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
三、克服女子受教育的障碍
认识到妇女被忽视这一事实是改变政策倾向的第一步：巴基斯坦政府在1983年首次把妇女列入了国家发展计划，宣称“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半解放、半束缚的情况下得到发展”；之后又在下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中进一步指出：“对妇女而言，制定国家整体发展的有效政策，最紧迫的是承认妇女受到忽视这一事实，并且确信由此而导致的低生产率、文盲及健康状况不良等，无论从道义还是从经济角度而言，都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浪费。”
克服女童入学的障碍，需要仔细地了解这些障碍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和经济的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将妇女束缚在一种不利的地位。这正如印度女演员阿兹米(Shabana Azmi)在Srilatha Batiwala一书中所说：“不平等自男女出生之日起，在他们能够认识自己之前，就已被反复灌输进了他们的头脑之中。”宗教、神话传说、社会的及文化的清规戒律、行为训练、奖赏与惩处等，都迫使女孩按人们接受的观念社会化，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正如萨迪克博士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份文件中所指出的，在不少社会里，女性的价值只在其生育功能：“自出生之日起，女孩在家庭中获得的食物、健康照顾等就很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女子的生育角色受到‘重视’，她们却得不到确保安全完成这一角色任务而必不可少的健康照顾和营养。”她说，每年有50万以上的妇女由于怀孕和生育而死亡。父母出于对儿子们未来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较高估计，倾向于优先教育他们的儿子。在许多国家，早婚导致学生提前离校。而另一方面，当父母愿意送女儿上学时，学校的设置又往往不尽人意：因为学校往往离家很远致使父母为女孩的安全担忧；长途跋涉或许被认为会缩短女孩做家务的时间；学校的设施也可能满足不了女孩的需要；女教师的紧缺则是大家绝对不能接受的；课程通常只限于常规性的识字和计算技能，与女学生的需要及生活方式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也渗透到经济体制中：妇女通常从事那些报酬低、生产率低的工作，并常因她们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而遭受多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妇女，尤其是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村妇女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很少在国家财政和统计中体现出来。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调查，如果将无偿的家务劳动算作生产产品计入国家收入总额，全世界的总产量将增加20～30%。
除了传统、习俗及心理的障碍外，性别不平等还与贫困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在巴西，从教育角度说，女子入学的机会与男性是大体相等的。事实上，女孩的入学人数比男孩还要多，而且她们通常也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然而，在一个有4，400万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国家里，社会较低阶层尤其是一些以妇女为主的家庭，其成员的受教育机会被剥夺了。因而，在讨论女童的教育时，关键的是要看到入学人数背后经济所能为妇女进一步发展提供的机会。关注职业训练和进入劳动市场机会的均等，是任何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综合讨论之基础。
四、适用于女童的策略
教育在所有旨在提高妇女参与发展的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10年中，一些国家在关心妇女、了解其需要及将她们纳入发展进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已为各国所认识，并被纳入决策过程中。在总体识字率均为35%的巴基斯坦，政府于1979年建立了一个妇女处并在1989年将其升格为正式的妇女部。尼日利亚政府在教育与青年发展部下设立了一个女子教育单位，并制定了一项旨在促进女子教育的国家行动计划。孟加拉国为鼓励女孩继续她们的学业，为她们提供8年免费教育，而男孩则只享受5年免费教育。印度的“国家教育政策”及与之相配套的“行政计划”对儿童的教育和妇女的权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但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既能提高女子入学率又能保持女童的在学率呢？这不仅仅需要有弹性的安排、更多的激励和更具相关的课程，也需要社会对那些阻碍女子受教育的性别定势、传统习俗等的态度产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受教育的质量是最为重要的。印度负责教育和文化部事务的副部长塞尔加(Kumari Selja)说：“我们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克服所有沉默、隔离以及歧视等由来已久的障碍，为妇女和女童同男性在同样的起点上参与各级教育创设有利条件。”必须创设更加积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以便促成对妇女的态度的改变。
尽管不同国家、各国内部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条件不同，但适用于女童的具体策略却是她们的共同需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报告详述了几条使所有女童和妇女接受扫盲和教育的基本建议：
（一） 尽可能将学校设在社区附近，提高社区与家长的参与程度。
学校离家近可以激励家长将女童送去上学。例如，在女性文盲几乎为男性文盲两倍的埃及，政府正致力于把小学校设在女童入学率较低的农村地区。随着学校与家的靠近，女性入学率不断提高。孟加拉国正在发展卫星学校，在农村设立只有两个班级的小型教育机构，以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家长的参与加强了学校保证教育质量的责任感。
（二） 通过提供实际的“刺激”，降低家长教育女童的费用。
这些包括减免学费、发放校服、提供校车等直接费用。所谓的“刺激”包括提供奖学金、免费分发课本、提供午餐及为父母提供津贴等。中国政府采取了提供教育补助金、建立寄宿学校、改善教学设施等措施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女童教育。巴基斯坦响应民众日高的呼声，重新开办清真寺学校，使得不愿将女儿送往普通学校的家长可以毫无困难地送她们入教会机构学习。
（三）改善家长对女童受教育的价值的看法。
公共信息宣传媒介应当强调女童受教育的益处。因为大量优先考虑男孩的措施是以视男孩为经济保障之源泉的观点为基础的，所以，宣传媒介应突出年轻妇女受教育对经济收入的促进作用。1992年，巴基斯坦组织了68次“母亲集会(Mothers' Rallies)”，吸引了27，600位母亲参加。集会讨论显示了初等教育对儿童、对家庭和对社会的重要性。教师和地方教育官员汇报说，这些集会之后，学校入学人数和出勤人数有了很大增长。
（四）使学校和教学计划适应女学生的需要。
采用更具创造性的措施如弹性课表等能使女童完成她们的家务或季节性农活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她们在学校的出勤率。为协调地区需要以及采用儿童中心的方法，通常可以选取成功的非正规教育计划。如巴基斯坦的清真寺学校全年开放，以社区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学年进度为依据，这有助于提高女童的出勤率和学业成绩。由于女孩经常要照顾年幼的弟妹，学校还提供了某些托儿所服务。印度拉贾斯坦邦的“The Shiksha Karmi Project”通过为由于家务和农活不能参加日间课程的女童开设夜间学校，成功地提高了边远村庄女童的入学率。
（五） 增加女教师的数量。
除了使学校教育更易于为特定的文化所接受外，女教师还为她们的学生充当了角色榜样。孟加拉国政府规定每年吸收的公职新教师中，60%必须为女性。
在巴基斯坦，“女教师巡回训练单位计划(Mobile Female Teacher Training Unit Project)”旨在为农村地区的初等教育教师巡回式地提供更多更好的训练。印度为实施“操作黑板(Operation Blackboard)”计划而任命的教师中，59%为女性。毫无疑问，城市地区女教师也将持续得到更多关注。
（六）发展相关课程。
基础教育的内容必须拓宽，使之与女子的生活、环境更相适应。几个人口大国目前正致力于重新设计课程：孟加拉国的新课程旨在改善人们对基本的学习和生活技能的掌握，同时又要使教育更适应农村生活，如更加强调保健、环境卫生设备、个人卫生及实用技能的形成；埃及的课程改革是要使教育更加适应女童生活实际并引起她们的兴趣；印度为消除性别偏见而重新修订了学校教科书；在中国，旨在逐渐改变人们态度的计划生育课已进入了中学课程。萨迪克博士很重视加设人口教育课程的价值：“比如，人口教育是消除性别定势、反对性别歧视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模式。”人口教育抓住了诸如对妇女实施暴力、人道的性行为、男子参与孩子的生育、养育及家务劳动等主题。萨迪克博士指出：由于人口教育本身的诸多优越性，它已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将学习与脱贫相联系
尽管用于女子教育所必需的专项资源不断增加，保障措施不断形成和完善，人们仍不能低估横挡在减轻性别不平等、取得更大的社会公正和平等之路上的巨大障碍。巴基斯坦总理的社会特别助理艾丽(Shalnaz Wazir Ali)说：“在这里向热情的发展规划制定者们进一言，尽管舆论倾向于把捐赠者的资金、财物用于女子教育，提供易于进入的女子学校，增加女教师，发展相关性高和有吸引力的课程，加高校园围墙，提供校车等，但所有这些仍未能保证女童入学。由于贫困、环境恶化、男子移居、劳动的性别分化、家庭及生育责任等造成的女子劳动负担过重，加之传统的男子所持的区别对待的态度，都防碍了女子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旨在满足成年女性文盲和从正规学校教育中辍学的女童之需要的努力，只有通过脱贫计划和农村发展一体化方案才能取得最佳成效。艾丽女士认为：“在妇女一体化发展战略尤其在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而需要接受的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广阔背景中，应当强调妇女健康和计划生育问题。”通过“社会行动计划(Social Action Programme)”，巴基斯坦政府采用了这种一体化方案，将初等教育与营养、健康照顾、人民幸福、农村吃水供应及环境卫生设施等相联系。尼日利亚则特意为农村的和过着游牧生活的妇女设计了多种方案。
非政府组织是保证这些计划成功的主要合作者。他们在非正规教育领域以及为边远地区、处境不利的群体提供教育的经验应进一步得到推广和支持。印度喀拉拉邦的首席部长说：“非政府组织及其支持者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唤起了社会基层对女子教育之重要性的认识。”在巴基斯坦，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由25～20名学生组成的家庭学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约有11,000名女童在这种实行弹性课表的学校注册入学。印度的“为妇女平等的教育”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部分地是以按村落为单位、名为“mahila sanglas”的妇女集体组织为基础的。这些组织是妇女讨论她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地位及作用等问题的论坛。她们自己设计有关教育和集体活动的日程并试图通过发动变革、向发展区和县施加压力以求得回应等方式，寻求解决其自身问题的办法。她们用这种方式积极地参与了发展的过程。
六、女子教育与妇女权利
对自己的生活投入更多关注、实施更大控制的过程，是妇女获得权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当教育给妇女以参与整个发展过程的自信和技能时，遍布整个社会的权利关系才会发生深刻而长期的变化。艾丽女士说：“妇女不应只是被动地接受发展的好处，还应作为改革的力量——作为发展的规划者、实施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积极参与发展的过程。”而且，除非妇女真正尝到了受教育的好处，否则她们极少有动力参加听课学习或鼓励其女儿入学。目的不在于试图真正改善实际生活条件的扫盲计划很少能保持人们的兴趣。印度女演员阿兹米回忆了古吉拉特邦一位文盲妇女所提的问题：“如果我学会了读书，我的收入会增加吗？水会自己流到我的家门前来吗？我的丈夫会停止对我的折磨吗？不，一切都会仍是原样。那么，我又何苦还要在一天精疲力尽的工作之后，带着满身的酸痛，花费整个晚上与小石板和粉笔为伴呢？首先，请告诉我如何解决我的问题，然后我将很高兴去学习读写。”
学习如何解决问题是妇女获得权利过程的一部分，是一个需要有发展和脱贫的整体策略的过程。包括技能训练等功能性因素在内的多方位扫盲计划取得的成功结果，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肯定，而且，他们正致力于扫盲后领域的工作，如后继课程、学习小组和学习中心、农村图书馆和简报通讯等相继产生。在尼日利亚，“更好地生活计划(Better Life Programme)”通过多目的中心为农村妇女提供读写和功能性技能的训练。印度尼西亚一个被称作“创收学习小组(Kejar Usaha)”的特别计划，以农村地区达到基本脱盲水平的妇女为目标，将妇女分成小组接受培训，利用借自“村人民银行”的本金从事小型的商业活动。印度尼西亚已为这种脱盲后创收计划编制了大量的学习材料，远距离教育也得以普遍运用。印度对“全民扫盲运动”的一次评估结果显示：“与男子相比较，妇女参与教学过程的人数更多、热情更高。她们对自己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畅言无忌、清楚表达、自信肯定。”
虽然不存在对妇女社会作用的深刻且激烈的质疑，但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妇女的地位并未仅因为她们的受教育并有一定的收入而必然提高。阿兹米女士在对权利做解释时，引用了她周围的几个实例。她说，一个银行的女职员可能比她丈夫挣的钱还多，但她把自己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了她的婆婆以作家用，“在未获得婆婆事先恩允的前提下，她甚至没有为自己买一件莎丽服的自由。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支配他所有的薪水。”当妇女确实掌握了家用钱时，她们通常能充分发挥其作用。《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所引用的一个关于马来西亚橡胶工人的个案研究发现，妇女获取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作满足家庭的需要，而男人则将相当于家庭收入40%的钱用于个人的需求。与之相类似，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通常也不能享有与其丈夫、兄弟和父亲完全的平等。
教育能够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自我观念吗？阿兹米女士说：“我们可以说，妇女权利获得的过程是由于妇女意识的被唤醒而首先在头脑中开始的。”她强调教育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学习过程，妇女在其中获得有意义的信息，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作为一个整体改变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这种改变可以带动社会中权利关系的变化以致于改变所有制形式。例如在印度喀拉拉邦，母系世袭制度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曾促成了女子教育的发展。今天，喀拉拉邦已实现了全民脱盲，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婴儿死亡率最低、全印度生育率最低的一个邦。喀拉拉邦的首席部长说：“除了教育女童之外，还必须保证妇女在家庭财产方面拥有同等的权利。”
通过妇女权利获得的过程，我们就有机会和责任重新厘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关系。阿兹米女士反对再造现今以鼓吹“侵略、竞争和腐化”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认为女子教育和妇女权利获得过程应当“产生一种新的权利观念”，并为“全民的更人道的社会”铺平道路。与此相类似，妇女一旦能够自由控制资财，她们通常能够更加谨慎而平等地运用之，同时又能努力保护好环境。
七、妇女权利获得策略的关键因素
任何全民教育战略必须包括以女子教育为具体目标的革新措施。父母应当懂得女儿受教育的价值。母亲更需认识到学习会打开通往经济状况改善之门。喀拉拉邦的首席部长说：“我强调为妇女提供更多的职业和专业教育的机会。如果需要，应考虑开设女子技术学院和增加现有学院中的女学生数。”艾丽女士强调应注重易于就职的技能训练（而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如女性医务人员、社区保健及发展工作人员、成人扫盲教师等。妇女的就业状况还可以通过诸如日托、产假、交通、住宿及安全等支持结构得以提高和改善。考虑到那些非规律性的非正式部门中妇女比例较高，必须保证她们的产假及其他权利的实现。拉丁美洲地区这些非正式就业领域中，妇女占到25～40%。
为女子设计的日程必须考虑这些不同的方面以使日程有效。艾丽女士说：“旨在让妇女获得权利和参与国家发展的政策目标需要整套的中间目标的形成以及明确限定的兼具数量和质量目标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她指出了指导实施妇女发展战略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
（一）运用性别的观点界说性别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计划行动的目标，从而将性别问题纳入所有的计划。
（二）支持和扩充妇女的公共角色，尤其是作为生产者、创收者、管理者、教育者、健康代理人、决策者等的角色。
（三）通过让妇女参与发展计划和项目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以提高妇女对发展过程的参与程度。
如果全社会，包括男性在内，都能够改变他们对传统的权利关系的观点与态度，这一战略的有效性将会大大提高。男性还必须承担起采纳有助于取得更多平等的小家庭模式和其他价值观。萨迪克博士说：“我们忽视了男人的作用和责任以及他们形成大多数社会中的妇女观的态度。教育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教育是我们用来改变态度和价值体系的工具之一。”
萨迪克博士主张：社会各部门必须参与这一任务，“应当共同努力，去除那些本身不利于妇女各方面生活的传统习俗。”态度的改变不只体现在课堂上，也存在于家庭、工厂和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它要求对信息传播运动采用一种文化敏感的态度。艾丽女士提议，这种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的运动应在三个层次上展开：
（一）承认妇女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贡献。应当开展运动，通过从初等教育开始消除教科书及宣传媒介中对妇女带有偏见的描绘，突出妇女的三重作用——生产、生育和操持家务。
（二）进行一场多媒体的宣传运动，提供有关继承权、财产权、存款的拥有、薪水的支配、营养、健康、计划生育及其他问题的信息。印刷媒介、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及较大的组织机构都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
（三）鼓励集体的及合作的各组织为改善妇女生存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而努力。这些类型的团体在成功实施计划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如果没有女童和妇女的教育，社会就不可能全面发展。艾丽女士说：“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团体及国际机构都日益认识到：不抓住诸如妇女在发展、人口、基础教育及环境中的纵横交叉以及相互联系的问题，即使她们在整个宏观经济结构中的作用未被全部否定，所谓的‘优先’发展成就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八、促进女子教育的策略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介绍背景情况的论文提出了以下六条促进女子教育的策略：
1.把学校设在社区附近，加强社区和家长与学校的联系。
2.通过提供可见的“刺激”，降低家长为女童受教育而支付的费用。
3.促进宣传和社会动员计划，尤其应注意改善父母对女童受教育的价值的看法。
4.使学校和教学计划适应女学生的需要：这包括聘用和训练更多的女教师、采用弹性课表、提供某些宗教服务、使学校结构和设施更适合女学生的需要。
5.编制能够反映女子生活环境的相关课程。人口教育是向传统思维提出挑战、采用实用方法编制课程的一个例证。它强调男子在计划生育中的作用，涵盖了诸如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家庭生活与人类性行为的联系以及人口统计与发展的关系等主题。
6.努力满足成年女性文盲及从正规学校教育中辍学的女童的需要。基本的读写算计划应包括能够提高创收能力的、以就业为导向的技能培训。扫盲计划应为女子教育辩护，以确保妇女入学并使其女儿在校学习。对于辍学的十几岁的女童，应采取诸如“二次机会”学校及职业技术训练课程等措施。
九、结论：没有单一途径的重点
通过教育，让女子成为发展过程中平等的合作者，给予她们做出灵活选择和决定其自身生活起点的工具。为了克服教育成果及扫盲中的性别差距，应当特别强调使教育适应于女子这一在《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所谓的“世界上被排除的最大的群体”的需要。九个人口大国都已成功地在微观层次上实施了各种计划，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扩展它们而不致于使“近视眼”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提高女童入学率并保持她们在学的方法不只一种，提高初等教育的质量固然很关键，非正规教育在辍学的女童及妇女教育中的作用也同样重要。做不到这些，只能扩大成年文盲的队伍，并造成文盲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即使在性别差距很小的国家也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才能使大量处于孤立状态、处境不利的女子群体受益。只能通过这种努力，全民教育才能成为现实，它需要远见、创造性、责任感并对女子及教育的价值抱有牢固的信念。除此而外，重要的是认识到儿童可以较早地形成态度和价值观念，从早年开始谨慎地择取教学和课程，以使男孩子形成对女孩的肯定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创造一种使女子和男人成为发展的平等伙伴的气氛。艾丽女士在结束她的发言时说：“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知识的学习是无穷尽的，应当‘活到老，学到老’；引用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说，就是‘一年种稻，五年植树，百年育人’。”
（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Panel Proceedings oEducation for All Summit of Nine High-Population Countries,Paris:UNESCO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