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明末清初论文,江南论文,雅致论文,鲜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明初以降，江南士人屡遭朝廷的刻意贬抑。至明中后期，朝廷党争日趋激烈，政治环境更加险恶，特别是到了天启、崇祯年间。迨至清初，江南士人又遭文字狱、科场案、奏销案等接二连三的打压，导致江南民间流行“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慨叹。面对艰难的政治处境，许多江南士人往往萌生退隐之志，追求一种品茗、赏卉，悠游林下的闲适生活。①此外，明清社会存在数量庞大的生员以上的士人阶层，科举出仕之艰难，江南尤甚。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充满挫折感，因而彷徨四顾，大多存在一种幻灭心境。好在江南经济商品化程度较高，为士人们的多元生活诉求创造了条件。举凡坐馆授徒、经纪掮客、会计筹算、清客帮闲、文化出版、书记幕僚，甚而至于参与诉讼、武断奇赢、坐收子息等，都能为其衣食之谋提供出路。生活相对优裕、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有其独特的性灵生活的追求，鲜花鉴赏即是其中之一。钱谦益说，嘉靖、万历年间，“士大夫闲居无事……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鞫，无朝非花，靡夕不月”。②学界对鲜花的象征意义的文艺美学研究相对较多，③但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加以探讨的则付之阙如。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鲜花鉴赏为讨论对象，考察江南文人文化与休闲生活之状态，以揭示明清江南社会的若干面向，④从而有裨于明清史研究的多元化探寻。
一、江南士人鲜花鉴赏理念之诗意表达与体悟
中国古人对于景观等的审美理念与西方不同，多强调物象的意境美和人文美，而西方则关注物象本身的自然状态，强调数理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被打上道德的印记，如儒家的“比德之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对于鲜花的鉴赏与态度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一)江南士人鲜花鉴赏的诗意表达
江南士人的艺术鉴赏力极高，中国台湾学者吴智和对中晚明江南茶人集团饮茶性灵生活的索隐钩沉，就充分展示了吴地士人的艺术品鉴赏能力及其生活情趣。举凡书画古董、茶艺棋道、园林设计、栽花种竹等生活艺术吴地士人无不精通，形成一个个品味相投、声气相通的文人集团。江南士人往往将鲜花的姿态与习性以某种符号意象与人类文化精神相契合，作了拟人化的描绘，即采用人类社会生活中诸事项加以比附，抽象出若干鲜花分类方法，以诗意的语言加以表达。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类：
1.美人论。传统文人以鲜花比美人并不鲜见。晚明寓宁文人余怀(1617-？)说：“花即佳人，月即韵人，雪即高人。既已赏花醉月映雪，即与对佳人韵人高人无异也。”⑤清初著名戏剧家李渔(1611-1679)往往语出新奇，他说：“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爱者，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⑥凡此种种，多是将鲜花的姿态类比美人，透过鲜花的外在美，挖掘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
2.君子论。梅兰竹菊多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其实在江南文人作品中鲜花被喻为君子者绝非上述四种。晚明昆山人张大复评论世人俗见时，认为兰贵蕙贱，缘于兰少而蕙多。张氏认为，“兰气醇远不射[谢]，而蕙艳发；兰韵长而蕙微短；等是国香，政堪伯仲耳”，并以李白、萧颖士比拟兰蕙。⑦张潮(1650-？)《幽梦影》称，“玉兰，花中之伯夷也，葵，花中之伊尹也，莲，花中之柳下惠也”。⑧张潮显然将玉兰、葵花、莲花之特性与伯夷、伊尹、柳下惠之美德相比拟。
3.品第论。此论在江南文人文献中比比皆是。袁宏道(1568-1610)专门对诸花进行过品评。他说：“汉宫三千，赵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将使倾城与众姬同辇，吉士与凡才并驾，谁之罪哉？”他认为，将名花与众卉相混淆是对名花的不公。他列举了梅花、海棠、牡丹、芍药、榴花、木犀、菊花、腊梅等，认为“诸花皆名品，寒士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独叙此数种者，要以判断群菲，不欲使常闺艳质杂诸奇卉之间耳”。并以史家董狐自比，“一字之褒，荣于华衮”。故其文命名为《瓶史》，颇堪玩味。
同时代的苏州府人吴从先针对有好事家“以品定案”之举，即“以桃李类为艳；牡丹芍药类为名；菊类为隐；莲类为禅”等所谓艳品、名品、隐品、禅品分类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高才既无遗珠，寒素尚有积玉。至平为奇，由清得贵。举红蓼白萍之惨淡，即春海棠亦难居优。蒐水仙石竹之氤氲，纵木芙蓉亦致落地。逸在深山幽壑，可闻不可见者为名。托在华谷茂林，可近不可亲者为隐禅。”⑨晚明杭州隐逸名士高濂又倡“三品说”。即将幽兰、建兰等数种花卉定为上乘高品，因其“色态幽闲，丰标雅淡，可堪盆架，高斋日共琴书清赏者也”；将百合花、五色戎葵等数种花卉评为中乘妙品，缘于其“香色间繁，丰采各半，要皆栏槛春风，共逞四时妆点者也”；将金丝桃、鼓子花等数种列为下乘具品，以其“铅华粗具，姿态未闲，置之篱落池头，可填花林疏缺者也”。花中三品，“皆造物化机，撩人春色”。⑩
4.朋友论。松竹梅被比喻为岁寒三友，尽人皆知。袁宏道认为，“取花如取友”，“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犀，为莲，为菊；冬为腊梅。一室之内，荀香何粉，迭为宾客。取之虽近，终不敢滥及凡卉”。(11)晚明清初江南著名山人清客陈继儒(1558-1639)引昔人所评的花中十友是，“桂为仙友，莲为净友，梅为清友，菊为逸友，海棠名友，荼蘼韵友，瑞香殊友，芝兰芳友，腊梅奇友，栀子禅友”，(12)聊备一说。
5.客人论。以花为客，表明士人们对花的一种人文关怀，体现出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物我交融的心理状态。陈继儒说：“园花按时开放，因即其佳称待之以客：梅花索笑客，桃花销恨客，杏花倚云客，水仙凌波客，牡丹酣酒客……菊花招隐客，兰花幽谷客，酴釄清叙客，腊梅远寄客。”他认为：“须是身闲，方可称为主人。”(13)苏州府长洲县人褚人获引《花谱》也以客为据：“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花为艳客，莲为谿客，木犀为岩客，海棠为蜀客……棠棣为俗客，曼佗为心客，孤灯为穷客，棠梨为鬼客，茉梨为远客，芍药为近客。”(14)江南士人多依据花的习性和姿态等加以客称，有的甚至毫无依据，只是士人们主观情绪的体现。
6.异端论。江南士人往往好为“异论”，赏花也不例外。吴从先即以鲜花之所处环境为论，并认为“以境论花，神气绝肖”。他将诸花分为：“桂花天宫，莲花佛国，梅花仙界，隔绝人世，凡境已脱。至若水仙梨花，一切清韵则素士之明窗也；夭桃红杏，一切浓艳则公子之华堂也；海棠为靓女之妆楼，玉兰为高人之杰阁。”他颇为自信地认为“由此而推，一一配合，拟境得神，自足花中快论耳。”(15)戏剧家李渔对花木之事非常精通，对陈言陋说往往不屑一顾，他说：“芍药与牡丹媲美，前人署牡丹以花王，署芍药以花相。冤者！予以公道论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牡丹正位于香国，芍药自难并驱。虽别尊卑，亦当在五等诸侯之列。”(16)
持不同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清初苏州府太湖厅人石庞说：“昔者，茂权之爱莲也，以莲为花之君子；渊明之爱菊也，以菊为花之隐士。和靖爱梅视同美人。众人爱牡丹，尊为富贵。予谓：‘不然’。莲也者，佛性空……是莲为花之廉士，何以名君子？菊也者……孤芳零落……生性多疑，与世难容，是菊为花之愚夫，何以名隐士？”(17)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江南士人鲜花鉴赏理念
明清江南，文化昌明，人们的生活品位自高出他处不少，往往成为其他地域模仿的对象。晚明王士性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8)在鲜花鉴赏方面，江南士人也有自己的一套审美理念和鉴赏心得。概括起来，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鲜花鉴赏的时空关系。江南士人通过鲜花鉴赏实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赏花理念。对于赏花的时间和空间都有特别的要求。除掌握鲜花开放的时节之外，更应注意营造赏花的环境和氛围。袁宏道认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赏花为清雅之事，凡是与闲雅情趣不合的举动和言语，都不宜在赏花时出现。“若夫内酒越茶及一切庸秽凡俗之语，此花神之深恶痛斥者，宁闭口枯坐，勿遭花恼可也。”(19)
陈继儒则强调赏花的物候与时空的相宜性。“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他认为：“寒花宜初雪，宜雨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浓阴，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比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20)
具有较高美学修养的江南士人不仅能够把握四季鲜花的鉴赏物候，而且能够营造出属于自己阶层的赏鉴文化氛围。浙人张岱(1597-1679)建不二斋，在斋周围种四季鲜花，常年陶醉在鲜花丛中。“夏日，建兰茉莉芗泽浸人，沁入衣裾。重阳前后，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层，高下列之，颜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沈[沉]秋水。冬则梧叶落，腊梅开，暖日晒窗，红炉毾覴，以昆山石种水仙列阶趾。春时，四壁下皆山兰，槛前芍药半亩，多有异本。”“余解衣盘礴，寒暑未尝轻出。思之如在隔世。”(21)达到物我两忘之境界。
有些鲜花要赏得其地，才能获得赏花真趣。李渔以桃花为例，认为桃花“惟乡村篱落之间，牧童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听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复有其乐”。(22)
第二，鲜花鉴赏的主客体统一。江南士人在鲜花鉴赏中往往凸显个人的主观情绪和人生哲理，以及各自独特的审美理想。张大复认为，赏花并不一定要刻意而为，抱着一种安然态度或许能得赏花之真谛。他以苏氏父子作文为喻，认为：“花木事，当家人以消遣心为之，动得其理；不更事人以急就心为之，必乖其节……苏氏父子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纯是消遣，此谓当家。”(23)张潮对于鲜花鉴赏则强调运用类似文章鉴赏的通感手法，针对不同的花卉，运用不同的感官功能，方得其妙。“花之宜于目而复宜于鼻者，梅也，菊也，兰也，水仙也，珠兰也，莲也；止宜于鼻者，橼也，桂也，瑞香也，栀子也，茉莉也，木香也，玫瑰也，腊梅也。余则皆宜于目者也。”(24)
对于同一种鲜花，因具有不同生活背景和审美偏好，鉴赏者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看法。文震亨(1585-1645)和李渔对于玫瑰的鉴赏即为一例。文氏认为：“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结香囊，芬氲不绝，然实非幽人所宜佩，嫩条丛刺，不甚雅观。”(25)而一向好出异论的李渔则对之赞赏有加：“花之有利于人，而我无一不为所奉者，玫瑰是也……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是能忠臣其身，而又能媚子其术者也。花之能事，毕于此矣！”(26)
第三，鲜花鉴赏的雅俗之辩。晚明以降，在江南产生了一大批山人清客，形成了所谓的有闲阶层，亦即“清客韵士”。凡是啜茗善弈、种竹栽花之人，均被称为“清客”；凡是甄别古玩、谈谐诗骚之人，则被称为“韵士”。(27)赏花为文人生活清雅之举，幽人韵士之本色体现。如果终日蝇营狗苟于名利场中则更是“伪为雅”。袁宏道即认为，“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他认为，“幽人韵士”之所以钟情山水花竹，是因为其“处于不争之地”，“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28)
明中叶以降，商人阶层崛起，江南为明帝国之经济中心，全国各地商人活跃其间，广泛参与江南的文化消费活动。因其文化品位和鉴赏能力不及文人雅士，往往赏不得法，遭到文人们的讥笑，如袁宏道、文震亨、高濂等。他们对“富贵容”与“好事家”多所拒斥。文震亨对此作了对比性评论，他说：“吴中菊盛时，好事家必取数百本，五色相间，高下次列，以供赏玩。此以夸富贵容则可。若真能赏花者，必觅异种，用古盆盎植一株两株，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发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乃为得花之性情。”(29)此论并非文氏一己之见，而是代表该阶层的整体倾向。
二、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建构中的人文关怀
明清江南士人往往将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在自己所期望的事物上，以营造一种属于本阶层的消费文化，达到雅俗分途之目的，即“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在沉酣于鲜花鉴赏的过程中，士人们寄托其人文关怀。这种现象在有关鲜花鉴赏的文献中比比皆是。
(一)“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
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所表达的人文关怀现象之一是“痴迷”。某些士人嗜花如命，不惜以重金或田地以购。对于此种“花痴”，人们不以为异，反以为荣，津津乐道，积淀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貌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30)张岱更坦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31)士人们互相标榜，推崇这种近似疯癫的状态，将其视为一种生活理念，著名史学家王世贞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张大复曾记道：“吾乡傅家，旧有石岩花六株。傅君植之数年，每岁花开，鲜艳夺目。弇州先生归其所售田数十亩，取置小楼下，用云母石纸装四壁，花光浮昱，都作映红宝色，此亦风流之极致也。”(32)李渔甚至将花比之为自己的生命，尽管言过其实，但其对花的钟爱还是有别于常人。“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结果是，“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33)
(二)“名花犹美人也，可玩而不可亵，可爱而不可折”
江南士人在鲜花品评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惜花、护花、爱花的人文关怀理念，这一理念不仅表达出该阶层的审美素养和生命意识，对于今天所倡导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晚明杭州名士田艺蘅曾在花纸片上大书十六字誓言，悬于花间。其文曰：“宁逢恶犷，莫杀风景。喻而不省，誓不再请。”田艺蘅认为：“名花犹美人也，可玩而不可亵，可爱而不可折。撷叶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一痕者，是挠美人之肤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喷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触花者，是熏美人之目也；解衣对花狼藉可厌者，是与美人裸裎相逐也。”(34)文人雅士对于鲜花鉴赏的道德要求很高，不尊重鲜花也就是不尊重自己。“以爱花之心爱美人，则领略自饶别趣；以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倍有深情。”(35)
袁宏道有鉴于俗人洗花的误区，总结出自己的洗花之道。他说：“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致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犀宜清慧儿……然寒花性不耐浴，当以轻绡护之。标格既称，神彩自发，花之性命可延，宁独滋其光润也哉？”(36)陈继儒将花拟人化，认为花与人同，也有喜怒哀乐。洗花要看气候，看花的状态，不可造次。“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淡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檀唇烘日，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愁也；欹枝困槛，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盼，光华溢目，花之醒也。”(37)
晚明绍兴文人屠隆既有几分癫狂，也有几分真气。对于生活之美着力经营，颇有心得。他对鲜花的体悟自是高过常人。他说，花有“荣辱”：何谓“荣”？“花之雅称为荣”；何谓“辱”？“花之憎嫉为辱”。屠隆列举了数十种能够使花引以为荣的处境，比如：夕阳弄影、翠竹为邻、朱阑曲护、铜瓶插玩、高斋清供、嘉客品题、美人助妆，等等；使花感到受辱的处境也有三十六种之多，比如：狂风摧惨、种落俗家、沉酣狼藉、花径喝道、丑妇命名、树下狗粪、白昼清蝇、头戴如侧，(38)等等。
杭州府钱塘县人陆次云假借花神之口，对“横加攀折”春花的俗客进行抨击。尽管是虚拟，但表现出江南士人对鲜花的关爱和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陆次云针对“俗客”将花“和根折去”的行为发出责问：“支解其形骸，是可忍也；掉离分其骨肉，于汝安乎？”希望俗客“似留剑下之余生，胜积人间之景福”。(39)
三、江南士人鲜花鉴赏实践及其休闲文化的建构
江南士人对于生活艺术化的努力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只鲜花鉴赏一事。举凡园林雅集、书画品鉴、古董收藏、听戏弹琴、饮酒品茗、旅游交友等等，无不是他们刻意经营的人生理想。鲜花鉴赏是其努力营造艺术化的生活空间的一种实践，并形成了本阶层独具的休闲文化。
(一)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及闲雅生活的营造
陈宝良认为，晚明社会由于追求物欲与享受，其社会风尚又开始趋向于艺术化。从阶层上来说，起始于士大夫有闲阶层、富商大贾，渐及一般民众；从地域上来说，起于三吴，渐及全国。对此笔者较为认同，但这种过程是否为截然两分，还有待商榷。但大俗之后，是否“大雅将还”，从江南士人鲜花鉴赏与闲雅生活的营造中亦可窥见一斑。
第一，文人雅士以自己的审美趣味，营造闲雅的生活空间，形成一个自足的微观环境。许多有较高审美能力的文人雅士多极力经营其生活美学，营造闲雅的生活空间，如张大复、张岱、屠隆、文震亨、陈继儒等。晚明苏州府长洲县人文震亨谓，茉莉、素馨、夜合，“夏夜最宜多置，风轮一鼓，满室清芬”。(40)而张岱则用栽花种竹方式装点自己的居所——梅花书屋。“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慕倪迂‘清
’，又以‘云林秘阁’名之。”(41)彷佛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之所居，故以此名之。
袁宏道为此列举花快意十四条，皆与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即“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事能诗，门僧解烹茶，苏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快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炉鸣，妻妾校花故实”。以上十四条多为雅事，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应当颇为快意的，这其实是表明士人的主观情绪，非关鲜花本身；而下列环境下赏花，则是对花的不敬，即所谓的“花折辱凡二十三条”：“主人频拜客，俗子阑入，蟠枝，庸僧谈禅，窗下狗斗……破书狼藉，福建牙人，吴中赝画，鼠矢，蜗涎，僮仆偃蹇，令初行酒尽，与酒馆为邻，案上有黄金白雪、中原紫气等诗。”(42)以上所列皆为俗事，赏花为清雅之举，讲究意境，雅俗不相容。
第二，寻芳览胜，调节身心，获得审美快感，达到物我交融的空灵境界。寻求名花异卉成为许多江南士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借此沉浸在一种幽雅而恬静的环境中，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生命状态。《遵生八笺》的作者高濂记载道：“桂花最盛处惟南山龙井为多，而地名满家衖者，其林若墉若栉……秋时策蹇入山看花，从数里外便触清馥。入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归携数枝作斋头伴寝，心清神逸，虽梦中之我，尚在花境。”(43)
杭州西溪一带每届花朝时节，“梅花甚盛，沿亘十余里，清芬袭人，中多别业，往往高人逸士托足其间”。(44)康熙时人刘廷玑也有沉浸于香海之亲身感受。“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为幽绝……深极处香风习习，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盏茶瓯中，飘入香雪，沁人齿颊。觉姑苏元墓邓尉，犹当让一头地也。”(45)高濂不仅种花，也寻花，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菊为花之隐者，惟隐君子山人家能艺之，故不多见，见亦难于丰美。秋来扶杖遍访城市林园山村篱落，更挈茗奴从事，投谒花主，相与对花谈胜，或评花品，或较栽培，或赋诗相酬，介酒相劝，擎杯坐月，烧灯醉花，宾主称欢，不忍热别。花去朝来，不厌频过”。(46)类似高濂、刘廷玑这样的寻芳讨胜者在江南士人中比比皆是。李日华曾在《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自己多次来往于苏杭之间寻访名花的经历。
第三，作为斋头清供的插花艺术的精研，体现文人文化的特有内涵。“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47)作为斋头清供的插花技艺是很有讲究的，举凡花瓶、花卉的选取、姿态、环境空间等都要适宜。袁宏道、文震亨、高濂等对此基本持相同的审美主张，体现了本阶层文人鉴赏文化的一般倾向。
(1)插花的选择。清初苏州人沈复(1763-1808？)深得江南著名园林专家张兰坡的真传，对瓶花的选材非常精通，颇能代表文人士大夫的鉴赏品位。他说：“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所谓‘起把宜紧’也。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之病；叶取不乱，梗取不强；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梗，所谓‘瓶口宜清’也。”(48)
此外，插花与其装点的环境和氛围必须相宜，“瓶花置案头，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绕吟魂；杏蕊娇春，最怜妆镜；梨花带雨，青闺断肠；荷气临风，红颜露齿；海棠桃李，争艳绮席；牡丹芍药，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开笑语；幽兰盈把，堪赠仳离。以此引类连情，境趣多合”。(49)
(2)花与瓶必须相宜。作为文学家，袁宏道极精鉴赏之道，他对插花之瓶的选择很有心得，颇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审美风格。他说：“养花瓶亦须精良。譬如玉环、飞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贺、李，不可请之酒食店中。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茹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50)将花瓶分为铜器、窑器两大类，皆尚古风。
高濂将瓶花分为堂中插花和书斋插花两种，两者的瓶式和质地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如果堂中插花，就要“以铜之汉壶、太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傍，或置几上，与堂相宜”，“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已上，投以硫磺五六钱，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如果是书斋插花，那么“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头瓶、花觚高低二种，八卦方瓶、茄袋瓶、龙泉窑瓶、定窑花尊、花囊四耳小定壶……”，(51)等等。张潮则就具体瓶式与花的搭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养花胆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须与花相称，而色之浅深浓淡，又须与花相反。”(52)
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插花理论中所主张的瓶式，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艺领域中的复古主义倾向，也受到当时古玩鉴赏审美倾向的影响。凡勃伦认为，从爱好的理论方面来说，(有闲阶级)对于古风崇拜的一种公认的典型的表现，不论这一典型是依据什么理由获得公认的，也许最好是把它看成一个审美因素。(53)
(3)插花姿态须有画意。从明末清初文人对插花艺术的普遍审美倾向来看，皆认为插花须有画家写生之态，方为佳妙。袁宏道说：“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53)高濂认为：“折花须择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54)沈复则针对不同花卉插瓶提出不同要求，“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当“以疏瘦古怪为佳”。(55)总体来说，江南士人精于鉴赏，深受传统绘画艺术的熏陶，在插花艺术和盆景制作方面达到融会贯通之境界。
(二)江南士人凭借文化资本以凸显其鲜花鉴赏文化的阶层属性
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中研究了文化资本、习性、鉴赏趣味等问题。他认为，对高雅与低俗、精致与低劣、独特与平庸、新奇与陈腐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消费偏好，代表了不同的消费品位。人们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选择来树立自己的风格，展现自己的品位，并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区分开来。(57)江南士人凭借其文化资本采取歧视性对比手段，以达到与世俗阶层相区分的目的，营造属于自己阶层的鲜花鉴赏休闲文化，其大致采取如下几个途径：
首先，闲暇是鲜花鉴赏的必备条件，有闲本身就是身份的标志。赏花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闲。田艺蘅就认为，闲暇并非人人可得，拥有闲暇就是拥有名望，可以进行文化创造活动，“余性极爱闲，而闲中不能静处，寻诗、问酒、灌卉、调禽，实无暇时”。(58)凡勃伦认为，从希腊哲人的时代起直到今天，那些思想丰富的人一直认为要享受有价值的、优美的或者甚至是可以过得去的人类生活，首先必须享有相当的余闲……这种价值，一部分是以有闲作为博取别人敬意的一种手段时的功用的反映，一部分是借此在精神上得以获得调剂的结果……有闲生活是金钱力量的，因此也就是优势地位的最简捷、最确凿的证明。(59)所以张潮认为：“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60)当然，闲也能赏花。
其次，士人拥有鉴赏鲜花的文化资本，这也是其优越感的体现。鲜花鉴赏不是一种生产行为，而是一种休闲消费行为，是雅致生活的表现，是一种身份符号的象征、高贵优雅的标志。所以当时的士人皆以精于品鉴而与普通民众相区别，借以展现自己闲雅的生活情调。伍绍棠说：“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指《长物志》——笔者注)。”(61)但明清江南的情况是，为封建士大夫及文人所专有的特权，如今被普通大众所纷纷效仿，鲜花消费亦然。(62)黄省曾说：“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凿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以此务为餮贪，积金以克众欲。”(63)因社会风气使然，吴中普通民众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往往有一种虚矫的成分在内，时人称之为“伪为雅”。明人王衡说：“盖今人多伪为雅，而吾吴尤甚。兰菊几家置一谱矣，次则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极矣。”(64)
根据上述分析，江南鲜花鉴赏、消费之群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层：普通民众、商人阶层、士人集团(包括封建士大夫)。商人阶层之所以附庸风雅，其所企羡的是士人阶层富有的文化资本，而财富上则远远高于普通的士人阶层。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尽管在晚明开始动摇，但毕竟不是主流。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有效证明，因为好的教养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实践和费用的。较高的鲜花品评能力是长期艺术熏陶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资本，其较之财富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难度更大。这也是士人阶层极力抵拒商人阶层及下层民众的重要原因。比如《长物志》作者文震亨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著名文人文征明的曾孙，天启状元文震孟的弟弟，工诗善文，书画俱精，作山水继承家风，兼具宋元诸家笔意，韵致极佳，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
再次，江南士人借鲜花鉴赏的歧视性对比，表现文人文化的雅致化趋向。商人阶层以夸示性消费作为博取名望的手段，即为士人阶层所鄙薄的所谓“富贵容”。这体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生活品位和鉴赏水平。
凡勃伦认为，“歧视性对比作用的倾向，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人类性格的普遍特征”。(65)士人阶层通过与下层民众、富裕商人鲜花鉴赏水平的歧视性对比，极力构建属于自己阶层所认可的闲雅的生活形态和鉴赏文化。但现实生活中，富裕商人及其子弟附庸风雅，极力模仿文人闲雅的生活情调，致使雅俗莫辨。沈春泽在为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作序时曾表达了当时雅俗对立的状况。“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诫不谈风雅。”(66)张大复也抨击过下层民众世俗化的鲜花鉴赏行为。他说：“卖花，古之遗事，然未有无所不卖如今日者。少游白下，闻卖花声，心乐之，吾乡故未有也……年来老妇稚子，敝敝于道，典花取钱，市贾无异，插串谬种，非意所及。至有豪右之族、闺房之雋，转相效慕……好华而甘伪，世贫而情窄，乌乎知其所终也哉！”(67)
在张大复看来，没有鉴赏能力和文化品位的“老妇稚子”对于鲜花的态度是与“市贾无异”，其插花艺术水平极低，张氏鄙之为“插串谬种，非意所及”，而“豪右之族、闺房之雋，转相效慕”，则是“好华而甘伪，世贫而情窄”的表现，亦即世风的体现。张大复通过歧视性对比，表达了本阶层的审美理想和与世俗相区分的心理。
四、结论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生活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在生活理念上的反映，便是有别明以前社会的一些新气象的产生。金钱观念使得社会生活开始世俗化。江南士人因为仕途险恶、科举仕进之路拥塞，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情调。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通过古玩、图书、园林、游览、赏花等为媒介构建属于自己阶层的休闲文化，达到抵拒世俗浸染之目的。而赏花为清雅之事，尤能表现个体生命状态，成为文人文化构建的必备之物。因而，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们掀起一股鲜花鉴赏的时代风气，并著之于书，运用于生活实践，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较为系统的赏花之道。在某种意义上，江南士人的鲜花鉴赏文化有矫正时俗流弊的作用。在文人士大夫的倡导下，江南社会生活由雅趋俗，再由俗返雅，生活日趋精致化、艺术化，某种程度上这是江南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反映。
注释：
①吴智和：《中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晚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②钱谦益：《瞿少潜哀词》，《牧斋初学集》(下)卷七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90页。
③辛衍君：《唐宋词“花”意象符号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6第5期。
④本文所考察的明末清初，主要指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其地域范围主要以环太湖区域的所谓三吴地区，即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区域。此区域文化昌明、风俗相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因而表现出许多共性，故可综论之。
⑤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61页。
⑥李渔：《种植部·木本第一》，《闲情偶寄》卷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⑦张大复：《兰蕙》，《梅花草堂笔谈》(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⑧张潮：《幽梦影》卷下，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92页。
⑨吴从先：《花案》，《小窗自纪》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79页。
⑩高濂：《起居安乐笺上·高子草花三品说》，《遵生八笺》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63年，第508—509页。
(11)袁宏道：《瓶史·花目》，《袁中郎随笔》，第250页。
(12)陈继儒：《绮》，《小窗幽记》卷九，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34页。
(13)同上，第1351页。
(14)褚人获：《花客》，《坚瓠集·丁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15)吴从先：《花论》，《小窗自纪》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2册，第748页。
(16)李渔：《种植部·草本第三》，《闲情偶寄》卷五，第185页。
(17)石庞：《爱菊说》，《天外谈初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6页。
(18)王士性：《两都》，《广志绎》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页。
(19)袁宏道：《瓶史·清赏》，《袁中郎随笔》，第256页。
(20)陈继儒：《倩》，《小窗幽记》卷十二，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51页。
(21)张岱：《不二斋》，《陶庵梦忆》卷二，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22)李渔：《种植部·木本第一》，《闲情偶寄》卷五，第161页。
(23)张大复：《花木事》，《梅花草堂笔谈》(中)卷七，第451页。
(24)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68页。
(25)文震亨著，陈植校注：《花木·玫瑰》，《长物志校注》卷二，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26)李渔：《种植部·藤本第二》，《闲情偶寄》卷五，第182页。
(27)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59页。
(28)袁宏道：《瓶史序》，《袁中郎随笔》，第249页。
(29)文震亨著，陈植校注：《花木·菊》，《长物志校注》卷二，第78页。
(30)袁宏道：《瓶史·好事》，《袁中郎随笔》，第255—256页。
(31)张岱：《祁止祥癖》，《陶庵梦忆》卷四，第130页。
(32)张大复：《石岩花》，《梅花草堂笔谈》(中)卷五，第326页。
(33)李渔：《种植部·草本第三》，《闲情偶寄》卷五，第188—189页。
(34)田艺蘅：《别花人》，《留青日札》卷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6页。
(35)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64页。
(36)袁宏道：《瓶史·洗沐》，《袁中郎随笔》，第254页。
(37)陈继儒：《景》，《小窗幽记》卷六，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21—1322页。
(38)屠隆：《拟花荣辱》，《考槃余事》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7—238页。
(39)陆次云：《代花言》，《北墅绪言》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17页。
(40)文震亨著，陈植校注：《花木·茉莉素馨夜合》，《长物志校注》卷二，第62页。
(41)张岱：《梅花书屋》，《陶庵梦忆》卷二，第56页。
(42)袁宏道：《瓶史·监戒》，《袁中郎随笔》，第256—257页。
(43)高濂：《四时调摄笺·满家衖赏桂花》，《遵生八笺》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466页。
(44)《风土·风俗》，康熙《仁和县志》卷五，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45)刘廷玑：《西溪香国》，《在园杂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6页。
(46)高濂：《四时调摄笺·策杖林园访菊》，《遵生八笺》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468页。
(47)陈继儒：《倩》，《小窗幽记》卷十二，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55页。
(48)沈复：《闲情记趣》，《浮生六记》卷二，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49)陈继儒：《岩栖幽事》，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265页。
(50)袁宏道：《瓶史·器具》，《袁中郎随笔》，第251页。
(51)高濂：《燕闲清赏笺下·瓶花之宜》，《遵生八笺》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772页。
(52)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68页。
(53)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9页。
(54)袁宏道：《瓶史·宜称》，《袁中郎随笔》，第252页。
(55)高濂：《燕闲清赏笺下·瓶花之宜》，《遵生八笺》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771页。
(56)沈复：《闲情记趣》，《浮生六记》卷二，第34页。
(57)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8—50页。
(58)田艺蘅：《闲人》，《留青日札》(中)卷十五，第532页。
(59)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第32页。
(60)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74页。
(61)伍绍棠：《长物志跋》，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
(62)宋立中：《论明清江南鲜花消费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3)黄省曾：《吴风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90页。
(64)王衡：《东门观桃花记》，《缑山先生集》卷十，明万历刻本。
(65)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第85页。
(66)沈春泽：《长物志序》，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第10页。
(67)张大复：《卖花》，《梅花草堂笔谈》卷七，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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