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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①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之重大，其影响之深远，一言以蔽之：它改变了中国。
一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备受压迫和奴役。为了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华民族对外来侵略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抵抗，但却都遭到失败，每一次失败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导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因此，能否抵御并战胜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则成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求变革、求发展的关键。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新的危机，也提供了新的机遇：胜则兴，败则亡。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继续，但它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结果一改屡战屡败的结局，取得了首次全胜。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矛头所向，不仅是将中国，而且是将全世界置于其统治与奴役之 下。自九一八事变始，随着法西斯侵略的不断扩大，世界上法西斯侵略势力与反法西斯民主力量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上升为主要矛盾。制止和抵抗法西斯侵略，是历史赋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②法西斯的侵略与威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家均在劫难逃，这就打破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的国家间的界限，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这种特殊的形势，使得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一直是互相勾结，共同侵略、支配中国，它们之间虽然也时有争斗，但总体上是联手制华。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企图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便激化了它同英美等列强的矛盾。于是，出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成为处于同一战线的盟友，联手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列强联手制华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全部列强，而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与英美等西方大国结盟，大大加强了抗日战争的力量；再加上社会主义苏联的强有力支持，使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全新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这是中国抗战必胜的国际条件。
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奋起的决死战斗。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阶段，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尤其是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抗战，共御外侮，民族力得到空前凝聚，展开了以武装抵抗为主体的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国形成了两大抗日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这两大战场相互呼应，里外夹击，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阔战场上同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
毛泽东指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沦陷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③在上海会战中，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即使受到包围和遭到炮击，也绝不后退，中国民众斗志高昂，使日军陷入苦战④，伤亡10万余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守军“依靠战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战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⑤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军近4万人。在华北战场，中国军队在南口、忻口等地也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数百万大军对日军仍是极大的牵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军队还相继在冬季作战、南宁会战、宜昌会战、长沙作战等战役中重创日军。纵观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史，没有哪一次不是因统治阶级的屈服而告失败，唯有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屈服，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又一重要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在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历史事件能象抗日战争那样，将全民族动员得如此广泛，如此彻底，将全民族的抗战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一场由亿万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从1937年11月开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动员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揭竿而起，投身游击战争的洪流之中，筑起一道攻不垮、打不烂的血肉长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内，开辟了敌后解放区战场。由于正面战场的抗击和敌后战场的牵制，武汉沦陷后，侵华日军停止了战略推进，用重兵巩固后方。日军对敌后战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治安战”，却收效甚微。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写道：“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⑥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⑦日军哀叹：“对付中共军队，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费尽气力而又毫无成效，真正是无能为力。”⑧解放区的人民游击战争，虽不能象欧美反法西斯强国那样，在大规模战役中大量歼灭敌人，但它零敲碎打，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地消耗着日军的有生力量。曾在日本华北方面军中任职的加登川幸太郎这样写道：由于解放区开展游击战争，“笔者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了战列，是大消耗战。”⑨
解放区战场是在敌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军浴血奋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至1940年。解放区已遍布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敌占区，人民武装增加到50万人，总人口（包括游击区）约达1亿人，从而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1941至1942年，侵华日军对敌后解放区战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治安战”，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扫荡”和“清乡”，使解放区魏然屹立于日军后方。从1943年开始，解放区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侵华日军惊呼：“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⑩1944-1945年，解放区从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11)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抗击、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伪军，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证。
由于以上国际国内原因，持续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终于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告终。毛泽东曾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12)的确，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失败到胜利，由衰弱到强盛的转折点。
二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里程碑。近代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的落伍者。自1840年以来，亿万炎黄子孙梦寐以求是改变落伍者的屈辱地位，走向世界，恢复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没有在落伍中沉沦，而是在落伍中奋起。在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和损失财产5000亿美元以上的沉重代价。血的代价换来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始终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在东北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美国总统罗斯福赞扬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13)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时期，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战场。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又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中国关内24个，中国东北8个，朝鲜1个，日本本土1个，仅在中国关内作战的日军就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70.5%，如果再加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则占94%。(14)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关内22个，中国东北13个，朝鲜2个，东南亚10个，日本本土4个，在中国关内作战的日军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43%，如果再加上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则占69%，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仅占19.6%。(15)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2053483人，其中，侵华日军为1049700人，占51%，在太平洋战场的日军为1003783，占49%。(16)可见，即使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中国战场抗击的日本陆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也是东方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战场之一。
中国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持久抗战是苏联免遭日本法西斯祸水冲击的主要因素。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日本世界战略的重心在北进，企图与德国东西夹击苏联。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征服中国，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17)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一再增兵中国，到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时，侵华日军达24个师团，以致日本参谋本部在制订对苏作战计划时，感到力不从心，失去了北进的信心。(18)1939年8月30日，即德波战争开战前夜，日本参谋本部在给关东军的命令中明确指出：“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洲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19)日本北进攻苏主要靠陆军，而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日本就无力北进。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给日本北进提供了良机。外相松冈洋右极力主张北进，但参谋总长杉山元却冷冷地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攻苏）实际上不可能。”(20)由此，日本便丧失了北进的最后一次机会。可见，正是由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日本才无力北进，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
中国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援了美苏盟国。面对东西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反法西斯盟国采取了先欧后亚战略。实施这一战略的前提之一是中国坚持抗战，吸引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本西进和南进，这样，盟国才能将优势兵力投入欧洲战场。中国战场成功地承担起这一历史性重任。抗击着日本百万大军，使日本无力西进与德国在中东会师，也无力南进攻占澳大利亚。中国抗日战争对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给予了巨大支援。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良机，而日本深陷于中国战场，迟迟不敢贸然南进。1940年5、6月，德国突袭西欧，法国败降，英国危急，为日本南进提供了最好时机，但日本苦于中国问题未解决，而难以跟上德国的战争步伐。1941年12月，日本终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南进，但它是拖着中国战场的重负蹒跚地踏上南进之路的，这一点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南进的胜败。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曾逞凶一时，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席卷西南太平洋地区，可是好景不长，经过中途岛战役和瓜达尔康纳尔岛战役，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显现败象。日本当局在分析原因时都一致认为是中国战场拖累所致。外相重光葵认为：“在目前战局下，要使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日本方面转化，解决中国问题很重要……假若中国问题趋向解决，帝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21)参谋次长秦郁三郎焦虑地指出，维持太平洋战争急需地面部队，而在中国“还至少需要配备目前程度的军事力量”(22)，难以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说得更直接：“中国问题不解决，大东亚战争就不能解决。”(23)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始终不敢减少在华兵力。可见，中国抗日战争对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给予了直接有效的支持。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敌军。”(2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的因素是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战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国，在国际上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中国所进行的抗日战争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为世人所瞩目，中国也就赢得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尊敬。1942年1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成为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是出于别国的恩赐，而是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而获得的报偿。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三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方向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换的枢纽，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奏曲。
抗日战争是试金石，一切阶级和阶层，一切政党和团体，都要在这场战争中接受考验，经受洗礼，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积极者兴，消极者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导致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存亡，决定着各阶级力量的消长，从而影响到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战前的中国，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经过北伐战争，初步实现了国家统一，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发动南昌起义，继而在全国许多地方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到1930年前后，开辟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范围达13省300余县，红军发展到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惧与不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对中共革命力量却调集重兵发动一次又一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被迫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共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红军30万人减少到不足3万人，革命根据地也仅剩下陕甘一块，并且，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革命的星星之火仍有被扑灭的危险。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终于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两党第二次走向合作，全民族走向团结抗战。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革命力量取得了合法地位，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保存下来。七七事变的爆发，将国共合作推向了高潮。但国共两党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不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表现出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担心中共革命力量的增长会危及其独裁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革命力量仍不能向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国统区发展。
中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日全面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的失利，导致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失陷，沦为敌占区。事实证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仅靠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是难以战胜日本的，还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在敌后开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才能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就指出红军在正面作战中不能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指出，一般说来，游击战争不具有战略问题，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却具有战略意义，这是由中日双方的国情所规定的。日本是小而强，中国是大而弱，这就规定了中国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是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持久抗战，“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25)在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国开辟了新的抗日战场——敌后解放区战场，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一方面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为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找到了广阔的天地。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得到迅速发展，党员由3万余人增加到121万余人，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有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武装力量从3万余人增加到正规军127万余人、民兵286万人；中共在解放区实行抗日民主政策，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注重经济建设，初步建立了独立的经济体系，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使解放区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后期，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等人，通过在延安的耳闻目睹，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极力称赞，“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另一世界”。(26)这同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照，使美国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预感到战后中国中共必将取代国民党。中共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决定了她在战后新旧中国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必胜的前途，而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解放区，事实上已成为新中国的雏形。由此可以说，抗日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石，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奏曲。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武汉会战后，它的抗日态度逐渐消极。1938年12月，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扯起叛旗，投靠日本法西斯，成为日本在中国占领区进行统治的得力工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依靠其美国对日作战其对日政策亦变成消极抗战。1943年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重庆政府抗战力逐渐低下”，但相信美英的最后胜利，因而“在目前形势下可能会继续进行消极抗战”。(27)消极抗战的后果是严重的。特别是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百万大军一败涂地，接连丢失豫湘桂三省大小146座城镇，损失近60万军队，导致贵阳告急，重庆吃紧，使国人愤怒，使盟国吃惊，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极力维护一党专制，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先后于1939、1941和1943年发动三次军事反共，使亲者痛，仇者快，大大影响了中国抗战力量的发挥。国民党政府还在国统区遍设特务网，建立集中营，实行恐怖统治，肆意残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国民党政府中一些官僚利用权势控制金融，垄断工商业，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反动。
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与反动统治及消极抗日方针，激起了全国人民乃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愤慨与不满。当然，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是有功绩、有贡献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爱国官兵也曾血洒疆场，但同其执政党的地位相比则极不相称。可以说，国民党的功绩被腐败所冲淡，贡献被反动所抵销，民心丧尽，威信扫地，这就决定了它在战后新旧两个中国的决战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总之，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与进步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似旭日东升，势不可挡；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腐朽力量被严重水削弱，似江河日下，无可奈何。这两大政治力量的消长和人心的向背，决定了在战后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命运，从而也预示着旧中国屈辱历史即将终结，和新中国辉煌历史即将到来。
毛泽东指出：“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28)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正是在抗日战争中赢得进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中华民族屈辱的百年史，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扫清了障碍。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胜利，也是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也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战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25页。
② 《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9、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8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97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36页。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76页。
⑦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5页。
⑧ 《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2》，第577页。
⑨ 加登川幸太郎：《中国和日本陆军（下）》，圭文社，东京1978年版，第225页。
⑩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337页。
(1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46页。
(12) 转引自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3)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1页。
(14)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3·日中战争2》，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120页。
(15)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82年，第194-195页。
(16)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06-1007页。
(17)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下，东京审判刊行会，1977年版，第612页。
(1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85页。
(19) ［日］《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3》，美铃书房，1973年版，第141页。
(20)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82页。
(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7·大本营陆军部7》，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189页。
(22) 《战史丛书67·大本营陆军部7》，第198页。
(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04页。
(24) 《罗斯福选集》，第480页。
(2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74页。
(26) 梁敬敦：《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26页。
(27) 《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第233-234页。
(28)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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