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试论论文,国民论文,思想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关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和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益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愈有保证。”〔1 〕瞿秋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实践中积极地赞助和参与了国共合作的活动。他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便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2 〕这就说明了无产阶级要同其他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首先是由其阶级使命决定的。另外，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也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瞿秋白指出：“列强欺侮我们”，“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牛马”；“军阀压迫我们”，“勾结列强，实行卖国。”〔3 〕因此，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第一步就是要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4 〕他高度评价了改组国民党和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把它比作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5 〕是“中国革命史的第二篇”〔6〕。他的这些思想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瞿秋白还从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说：“中国革命现时的职任，还并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多分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的革命。”〔7 〕是使中国“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8〕。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不能“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以为中国“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9〕。 正因为中国革命是摆脱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解放，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关税自主，需要取消治外法权，需要收回租界”，“因此，中国革命之中确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之可能。”〔10〕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至于“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这个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11〕但从整个说来，小资产阶级“不能有独立的政治行动”，“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无产阶级之领导”。〔12〕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因此，农民有极大的革命性，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要求”。〔13〕工人阶级“能彻底革命”，“彻底地扫尽旧统治阶级”。〔14〕“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它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15〕。从这些分析出发，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可以结成广泛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国民革命。
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 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概括性的说明。第一，“中国革命含有以‘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第二，无产阶级“要领袖民族革命”，“他应当代表民族”，“应当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实行阶级斗争，遏止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三，“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之弱”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第四，“国民革命的民族性，使我们在国民革命政党之外，很不容易征取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中国革命中共产党的职任，更加不应当限于取得工人群众）”〔16〕。
在实践中，瞿秋白积极从事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工作。1924年1 月，瞿秋白和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一起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大会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曾多次就国共两党合作等重大问题同孙中山磋商，他的许多意见为孙中山所采纳。这个宣言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成为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见证。
二
国共合作以后，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如何分析和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也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瞿秋白不仅具体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且论述了党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早在1923年1月，瞿秋白就从实际出发， 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将它区分为“买办官僚式的商业财政资本”与“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两个部分。〔17〕经过几年国民革命的洗礼，到1927年2月， 他写作《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时，已能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进行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了。首先，他已将资产阶级准确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关于买办资产阶级，他指出：“帝国主义要组织指挥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种‘中介’——就是买办阶级”，“买办阶级只限于相当掌握着经济的最高权的钜商军阀大官僚大地主”。他们是“帝国主义雇用的洋奴”，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之化身”。〔18〕因此，他们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敌人。其次，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瞿秋白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很幼稚，“他不但没有脱离商业资产阶级的状态，并且收集小资产阶级的资本，——自然至今还和商业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关系。再则，他要和外国资本争取国内的市场和原料，就应当经过商业资本，而与土豪富农发生相当的联系。”〔19〕“所以他还不是很明显的大工业资产阶级，他的经济基础向右扩大到买办性的商业资产阶级，向左扩大到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店东）。”〔20〕
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这就是经济上的不发达和政治上的软弱与妥协。“中国经济的发展，既然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进行的，那么，中国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自然很不大容易发达，而且也永久不能够充分发达”〔2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22〕。
接着，瞿秋白还从国民革命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时期、五卅运动至北伐战争时期，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各个阶段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瞿秋白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差不多在革命之中处于领袖地位”。〔23〕而到了五卅运动时期，他们“起初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时时想要影响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随后便更进一步表面上加入革命营垒，而谋夺取其领袖权。”〔24〕而到了北伐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向右转，其妥协性的一面突出了。在国民革命中“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要领袖革命而停止革命，扼杀劳动平民的猛烈彻底的革命运动。”〔25〕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不同阶段的政治态度的分析，瞿秋白认为，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一面增强了，从要求革命到谋求妥协，再到企图停止革命，充分暴露了这个阶级两面性的特点。由此出发，瞿秋白论述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瞿秋白指出，在五卅运动以前，“我们党的战术方针，应当是以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勉力做主干，形成并巩固国民党之中心，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扩大联合战线，准备工农的主力军，以攻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26〕五卅运动以后，瞿秋白根据统一战线中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强调要反对以国民党新右派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组织国民党左派运动，积极的在适当时机逐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争得革命的领导权。〔27〕瞿秋白这些论述，已经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势力，打击新老右派的策略原则。在革命刚刚发生的过程中，瞿秋白就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审时度势，及时提出正确的意见，显示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功底和革命实践家的才干。
三
对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大问题。瞿秋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这一论断是他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最闪光的部分。
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一思想。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28〕随后，他在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29〕他主张“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30〕国共合作以后，特别是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瞿秋白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袖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31〕
那么，无产阶级如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呢？第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32〕第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合密切的联盟”。“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我们对反革命派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着农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33〕第三，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必须有真正的人民的武装。瞿秋白在1926年5 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和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 明确地提出“要使武力转移于真正革命的平民方面”。〔34〕无产阶级要“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袖权”。〔35〕“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5 月20日，瞿秋白又写出了《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文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刻地阐述。他指出：“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出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36〕第四，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右翼破坏统一战线、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言论及行动进行坚决地揭露和斗争。当戴季陶先后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时，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他认为，“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 ·P的跨党，……”其目的“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场斗争的实质在于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37〕在领导权问题上，瞿秋白又同党内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他们宣传的所谓革命的“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用不着去争取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这“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38〕他旗帜鲜明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五卅运动以前，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主要还是在理论原则上的阐释；而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之后，积累了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要争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来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同资产阶级右翼的反革命言行展开坚决的斗争；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因此说，在国民革命后期，瞿秋白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比较深刻、完整地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在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践中开展了大量的积极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不仅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正确观点相一致，而且还有许多创见。比如，他在对统一战线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见；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动摇及至反革命的言行所进行的分析和批判；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系统而完整的认识；以及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的论述等等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
另一方面，在瞿秋白的统一战线思想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对资产阶级的分析上，较多地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妥协性，并且把国民党新右派看成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突出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猛烈地进攻资产阶级之时，比较容易领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只有实施强制的劳动法和工会契约于店东小资产阶级之时，比较容易领导他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阶级。”〔39〕还有他在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同时，错误地提出了“一次革命论”。他说：中国革命“自然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40〕这些认识上的不足，成为他后来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渊源。
瞿秋白这些认识上的不足固然有他主观上的片面性，但主要是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时间不长，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当时的革命实践还未能提供足够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全面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制定科学的革命的战略策略。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发展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完备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2〕〔6〕〔15〕〔32〕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241、12、235、248页。
〔3〕〔4〕〔5〕〔7〕〔10〕〔12〕〔13〕〔16〕〔17〕〔18〕〔19〕〔20〕〔21〕〔22〕〔23〕〔24〕〔25〕〔26〕〔27〕〔30〕〔31〕〔33〕〔35〕〔36〕〔37〕〔38〕〔39〕〔40〕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印：《六大以前》第82、82、83、695、699、702、697、685、47～48、687、686、693、694、702、686、687、718、688、703、690、713 、698、710、690、345、701、712、695页。
〔8〕〔11〕〔34〕 《新青年》不定期刊第4号。
〔14〕〔29〕 《新青年》季刊第2期。
〔28〕 《新青年》季刊第1期。
本文于1997年9月1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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