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地位论文,宋诗论文,新变代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故鼎新，消长相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易系辞下》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朱熹所谓元亨利贞，始长遂成；渐化顿变，循环不已，可作为代表。哲学思潮，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投射在文学上。就呈现“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客观事实：折射到文学批评上，就形成《文心雕龙·通变》所指“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之发展原则。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宣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唐诗的繁荣昌盛，由“学汉魏，变汉魏”而来；祖述《诗》《骚》，宪章六朝，宗师《文选》，不仅“参古定法”，而且“遭时制宜”，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自得，故自成一代之诗。 迨唐诗形成风格和典范后，从此遂蔚为古典诗歌之本色当行，所谓“唐音”老是。然一种文体通行既久，在作家日众，作品日多的情况下，创作共识逐渐形成传统，传统变为习惯，习惯升为规律，规律蜕化为窠臼，于是亦步亦趋的因循，往往百家腾跃，死于句下。为避免此病，在盛通气象之笼罩下，杜甫、韩愈始搬弄古文语言，以破坏诗律规范，形成陌生化、新奇感；杜甫、白居易则引用日常语言入诗；晚唐五代郑谷、陆龟蒙、杜荀鹤、罗隐等作诗，“多著寻常容易语”，于是诗歌语言趋向于通俗化、议论化。至宋初西昆诗人，始以彩缛闳肆、雄浑奥衍之笔，尽革五代芜鄙之气，诗风稍稍复雅。这些诗界的雄才，都是在唐诗的典范趋向成熟而定型之后，“创造性地损坏”唐诗树立的规范，形成对本色当行之“逆转”与“疏远”，因而造就了另个诗学的新“典范”。
宋人生于唐人之后，承继《诗）《骚》以来，至于三唐五代的丰富文学遗产，规矩准绳，无不灿然大备。以王安石之雄杰，在宋代诗文革新之际，尚且感概“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明袁中道亦曾言：“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清将士铨则称：“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鲁迅更宣称：“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由诸家之说，可见因者之难巧，开辟之难为，突破超越之难能。宋代诗人立于处穷必变之地，既然不曾畏难、逃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反而置亡后存，死中求生。叶燮称宋诗“纵横勾致，发挥无余蕴”；翁方纲指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宋人学古变古之道，在形式上作选择、琢磨、添加、改换；批判性继承外，在内容上又做建设性之嫁接、交融、借镜、整合，故能“创前未有，传后无穷”。宋人深体“诗不可不变，不得不新”之理，于是语言选择“不经人道”，诗思追求“古所未有”；穿凿刻抉，固因难而见巧，洗剥深折，自精益以求精；变唐贤之所已能，发唐诗之所未尽。诗话笔记则强调胸中丘壑，匠心独妙，自出已意，别具只眼，戒除俯仰随人，规摹旧作，致力摆脱陈窠，绝去蹊径，所谓“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差可比拟宋人追求自成一家的魄力。不但突破动摇了唐诗塑造的诗学本色，而且又系统地建构了宋调的新典范。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卡罗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就是具有审美意识地对标准语言进行偏离或扭曲，“只有违反标准语言的常规，而且是有系统地进行违反，人们才有可能利用语言写出诗来”；易言之，“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没有“变异”就没有文学语言，也就没有作家风格；没有“变异”，文学的生命也就完了。宋代诗人的处境，本来就是位于“处穷必变”之地，既然“变出不得已”，所以作诗“立异求胜”、“好奇耻同”；学古人则“皆求与之远，故欲离而去之以自立”。诗歌语言的最大效能，在透过语言“突出”旨趣；新与变，恰能促成其功。标新求变之宋诗，可以带给读者鲜明的感受，及更多关注的兴趣，表现出陌生化的美感来，在这方面的表现，堪称自觉之共识，都是为了“自成一家”而努力。
宋诗之“自成一家”，足与唐诗颉颃，固然是“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内在衍化，更是一代学风思潮的具实反映：理学家强调自得心悟，禅宗则追求自性自变，自成自立；而且宋学的精神注重创造开拓，崇尚反省内求、致力会通兼容。诗歌的创作形态，由天分转向学力，由直寻转向补假，由缘情转向尚意；美学主潮，则超脱形似，追求写意；破弃绚烂，归于平淡；用心于本位，更致力于出位之思，用心于辨体，更致力于破体为文，用心于专一纯粹，更致力于集成融合。宋人作诗，无不学唐，亦无不变唐以自成一家。近代西方接受理论称：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作为阅读之主体性，是“不断打破习惯方式，调整自身视界结构，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作品中与原有视界不一的、没有的、甚至相反的东西。这便是创新期待倾向。”宋诗由学唐、变唐，而自成一家，与接受理论所示，若合符节：宋诗对唐诗建构的诗学规范，一方面有意“打破”、“逆转”、或“疏远”，一方面自身又作许多“调整”、“开放”与“创新”，于是方能自成一家，其中有宋人之苦心孤诣，与惨澹经营者在。严羽《沧浪诗话》所谓小结裹、大判断云云，就是宋诗自成一家，新变代雄的具体明证。
宋代文化开拓创造、会通兼容的精神，表现在破体为文、诗思出位方面，最有成果。诗、文、词、赋、四六发展至宋，早因分道扬镰而各有疆域、各有成就；然宋人为突破窠臼，创造新局，于是彼此借镜融通，而有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诗为词、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赋为诗；以赋为词、以赋为文、以赋为四六等等，皆是尝试打破旧体，创立新格。其中自有成败优劣之分，舍作者才气之贤不肖弗论，优劣的关键，与古代审美理想之厚古薄今、重源卑流、崇正轻变、贵雅贱俗相关。大凡破体能借镜古典、源头、正宗、高雅之文，则较易被接受；反之，则扦格不入，劳而少功。诗思出位，尤其是宋诗在大判断方面的创意思维，诸如诗禅交融，诗中有画，以老庄入诗，以仙道喻诗，以书法喻诗，以戏剧入诗，以理学人诗，以经史入诗，以及“以俗为雅”等等，都是宋人立足本位文艺，放眼旁搜，跳出窠臼，积极寻求可资利用之文艺泉源，以便作补偿、吸收、借镜、化用之表现。彼此间由于同趣，故交融较易；因为异质，故借镜可成。两者间经过移花接木式之联姻，相资为用，遂有创新、鲜活、独特之风味。跳脱诗学规范，从事创造发明、继往与开来同时兼顾，传统与个性相容开蓄。宋诗之作，诗思出位与破体为文者既多，风格特质自然跟唐诗大异其趣。袁枚《答沈大伯论诗书》称：“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使不变，不足以为唐，亦不足以为宋也。”宋诗能与唐诗分庭抗礼者，一言以蔽之，曰能变而已矣！袁枚之说，可谓知言。宋诗因为能变，与唐诗比较，可谓，相异而真”；明诗专尚模拟，未能新变，虽酷肖唐诗，然“相似而伪”，斥为唐样，死于句下，了无可取。“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唐诗之后，宋诗蔚为救衰启盛，繁荣通久之特殊体格，不仅抗衡唐诗，而且影响明代公实三袁、清代之浙东派、桐城派、同光体、乃至于民国以来之白话诗，都受其濡染沾溉。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历览中国文学史，视宋诗为有“不独承前，尤在启后”的地位，确为真知灼见之论。
陈寅恪、王国维、邓广铭研究文化史，多以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且以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严复宣称：宋人造就了近代史；赵铁寒断言：宋代三百年是近代文化史之根源；宋诗，是文化现象的表徽，是一代文化的如实投影，当然也有这种承先启后的效应。吴小如《宋诗漫谈》称：宋诗继唐诗之后。它的特点只能是变；“总的说来，在唐诗以后，能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只有宋诗；能有资格与唐诗相颉颃，基本上可以分庭抗礼的，也只有宋诗；对于后世，除了唐诗，能给予诗歌以重大影响的，还是只有宋诗。”更明确指出宋诗在诗歌史上居于仅次于唐诗的重要地位。但是，很遗憾地，这肩负传承，勇于开拓，又影响深远的宋诗，长久以来，一直未受应有的关注，甚至存在无谓的错会与偏见，正待有志之士廓清与发明。
笔者编纂《全宋诗》，十二年矣，尝摭拾所得，撰成《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就教于学界方家。今再汇集四年来对未诗之管窥锥指，都为一编，凡三十二万言，命曰《宋诗之新变与代雄》，援引宋人诗话、笔记、文集、题跋之当代资料，论证宋诗因新变而自成一家之事实，亦敬待博雅之攻错。其中（宋诗特色之自觉与形成》、《化俗为雅与宋诗》、（破体与宋诗特色之形成》、《自成一家与宋诗特色》，分别为“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第一届中国民间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第一届中国诗学会议”、“第一届宋代文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已承与会学人切磋讨论，增订再三，而后发表于《汉学研究》十卷一期、《国立编译馆刊》二十一卷一期、《成大中文学报》第二期、《第一届宋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中。至于《杂剧艺术对宋诗之启示》，则刊登于《国立中山大学人文学报》第二期，《不犯正位与宋诗特色》，登载于《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皆期待学人之切磋与指瑕。（附录》五篇，亦多与宋诗研究有关，可以互参。
本书能顺利出版，十分感谢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雅意，在如此不景气的时代，慨然接受印行学术著作。尤其感谢内人郭芳龄，有她的总揽一切，我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够留连于书海，做一个快乐无侮的书佣，为宋诗研究的垦拓，略尽绵薄之力。业师黄永武先生的启迪和指点，使我无怨无悔沈潜于诗学研究，毕生感激。谨以此书，答谢黄师教诲栽成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