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节能减排形势与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节能论文,形势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目标，需要认真研究。本文在分析我国节能形势、指标实现可行性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我国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
“十一五”规划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突破口。针对去年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的现实，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下最大决心、用最大气力，力求取得实际成效。认清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才能制定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实现预期目标。
在快速发展阶段迅速提高能源效率难度较大
国际经验表明，单位GDP能耗与人均GDP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条倒扣的钟形曲线，这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虽然这是一条经验曲线，但确实反映了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每个国家都要经历一个资源消耗和单位GDP能耗的“爬坡”过程。目前，发达国家已越过“拐点”，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在艰难爬坡。
一般的，人均GDP在1万美元之前，人均能源消费增长较快；达到4吨标煤后增速变缓。在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韩国人均能耗4.07吨标准煤（1997年），日本4.25吨标准煤（1980年），美国8吨标准煤（1960年）。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及待业人口多、市场规模大、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仍将持续一个阶段，不少研究认为至少持续到2020年。2005年，我国人均能耗1.89吨标准煤，约为世界人均能耗水平的一半。经济增长需要消耗能源资源，即我国人均能源消耗还要“爬坡”。虽然由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等原因，人均能耗增速变缓的峰值在下降，但在目前阶段显著提高效率难度较大，也没有成功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自己探索。
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与降低单位GDP能耗的方向相背
单位GDP能耗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是：结构重型化单位GDP能耗增高，反之则降低；换言之，结构轻型化，能源弹性系数小于1，表现为结构节能；改革开放后，我国由生产资料的生产向生活资料的生产转变就是如此。产业结构重型化，能源弹性系数大于1，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拉动的产业结构变动就是如此。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低于世界平均约30个百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约20个百分点。更主要的是，产业结构没有朝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方向变动。新世纪以来，高耗能行业迅速发展，能耗低的第三产业增速落后于工业，轻工业增长又落后于重工业。今年来，工业能耗、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前几年，以增加供应为主要目的建设的钢铁、有色、电力、化工、建材等项目相继投产，增加了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虽然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饱受争议，但却由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也是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耗能工业的发展，每年竣工的20多亿平方米建筑物、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只能依赖国外市场，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如果没有工业基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只是一厢情愿，会出现有供应无需求的情况，正如没有基础就建高楼大厦一样。
技术进步转化为节能减排绩效需要一个过程
节能降耗一直是我国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的重点。国家在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和“双高一优”技改专项、国债技改专项中，均把节能降耗、污染防治作为重点支持领域。我国开发并推广应用的溅渣护炉、高炉喷煤、干法熄焦、大型铝电解槽等节能技术，显著提高了产品的能源效率。这一点毋庸置疑。
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节能成绩是在粗放经营、浪费较大的基础上取得的，技术进步对节能的贡献约为10％。市场竞争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面对国际竞争压力也需要企业有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确，一些高耗能行业的先进技术已经在我国出现。例如，我国宝钢的能耗、水耗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另一方面，我国整体技术水平还落后发达国家15～20年；技术进步转变为企业的节能绩效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有些技术导致能效提高甚至需要10～20年时间。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1990年后的钢铁能效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到2003年只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不到一个百分点。
政策和投资存在滞后效应，也有政策逆导向问题
国家发改委加大了节能减排的投资力度，但政策实施效果，包括节能减排投资发挥作用，存在滞后效应，即一些投资还没有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能源消耗总量的持续增长，又是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现实中还存在一些与政策导向相悖或逆导向问题：一方面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给出的节能降耗行政信号十分明显；另一方面，由于人为扭曲，能源和环境压力没有完全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不少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争先恐后上项目，特别是重化工项目。国家要求关闭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率的设备和生产能力，淘汰小企业，而这些却是一些地方提高财政收入、解决就业、甚至是招商和扶持的对象；一方面国家不断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又习惯于通过行政干预以维持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一方面国家在大力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却对从事资源回收的人持歧视态度。如果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如果政策之间相互矛盾，将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对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对策建议
对于节能减排目标，国家应有近期工作重点和中长期安排，分阶段按步骤加以推进，既抓重点解决突出矛盾，又建立长效机制，为长期节能奠定基础。近期应从源头控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势头抓起；中远期应加快制度建设、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方式。具体建议如下：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切入点，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对节能减排也有重大意义。在传统发展模式中，人们之所以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是因为生产要素中的流量越大，GDP也就越大。如果不改变这种考核指标，生产方式难以转变。循环经济追求物尽其用，实质在于提高效率，如利用焦炉煤气、高炉煤气等“废物”来生产甲醇，既增加能源供应，又降低钢铁生产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再如，在水泥生产中协同处理废弃物，可以少建有毒有害废弃物的焚烧设施。国际上已有成功经验。所有这些，均要求我们加快发展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产业。
加快知识和信息对资源的替代。知识和信息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可以共享，不会因为使用而减少。信息与技术含量高的设备能耗低、效率高。工业生产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半自动化再到自动化，是一个信息和技术含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单位产品能耗不断降低的过程。因此，利用信息和知识替代自然资源投入，开展国际合作，探索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途径，应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完善政策措施，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无疑会降低单位GDP能耗。然而，结构调整是一个缓慢过程，不是国家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应集举国之力，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来实现。当前，完善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协调上，清除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如排斥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做法、歧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政策、变相激励过度开采的出口退税政策、最低价中标政策等。在工业、建筑和交通节能中，重点应放在工业节能上，避免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仅因为节能潜力大，还可以为第三产业能源消耗增长腾出空间。应从规划和标准的源头入手推进建筑节能工作，不达标的建筑禁止入市，避免长期浪费能源。清除第三产业发展的歧视性政策，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国家要求大力发展，现实中存在众多障碍，片面以为只有银行、保险等才是服务业，清除“地摊”等生活性服务业，第三产业难以得到全面发展。追求设备采购时的低价难以保证能源利用中的高效，低于成本的最低价中标还存在变相激励“假冒伪劣”的倾向，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在市场经济中，保持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高于需求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像过去那样，一旦市场需求上来，小煤窑、小火电、小化工等“死灰复燃”。增量和存量应区别对待。对新增项目，应把能耗作为项目审核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门槛”；无论什么地方接受产业转移均要认真选择，避免引进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加大国债资金对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项目的投入，支持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及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加大重点流域、重点行业以及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力度；新建燃煤电厂必须同步安装脱硫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转。污染治理不应将一种污染物简单地转变成另一种污染物，避免高代价的“割韭菜”式的治理思路。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应综合运用。应加大执法力度，否则，惩罚不到具体人，指标分解和责任书起不到作用。应推广自愿协议、能源合同管理、电力需求管理等手段，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使产业结构朝着节能环保的方向转变。
外贸和消费结构调整对于降低单位GDP能耗也非常重要。应从出口导向、积累外汇的思路转向进口替代、内需拉动，并成为政策导向；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对出口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率的产品征收关税，鼓励进口资源性产品，约束人们不顾草场超载、生态破坏的低成本的出口行为。运用价格和税收手段，调节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尽快出台燃油税，提高大排量轿车消费税税率，降低小排量汽车税率。对通过节能、节水、环保认证的产品给予补贴，培育绿色产品市场。少数人致富由社会承担环境治理成本的问题必须得到改变，使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优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生产、转化和利用效率
在我国能源利用中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例如，煤炭转化的效率本来就不高，还要多次转化，变成“油”。又如，补贴优质能源、开发低密度的能源，用廉价汽油拉矿（沙）石等，是典型的例子。
在我们的观念中，焦化很“脏”。但研究表明，在煤炭的利用方式中，焦化的转换效率达85％，高于直接液化的55％和间接液化的60％的效率（煤制油的两种途径）。焦化之所以“脏”，是因为一会儿用“渣”（焦炭），一会儿用气（城市煤气），很多有用部分排到空气中，还成了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因此，对“废物”要辩证看待，用起来是“宝”，去处理“费而不惠”。如焦炉煤气中含50％～70％氢气，可以回收利用；CO、SO[，2]也可回收做原料。过去没有用起来是因为技术水平低，现在已有成功经验，如国外硫酸生产基本不用原矿了。因此，应研究节能减排的技术路线图，对煤炭多联产予以支持，对“煤制油”进行综合评估。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是，提高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质能等开发利用的技术、装备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积累经验再推广利用。对用农作物制液体燃料的项目，除应考虑国家的粮食安全外，也不能穷其地力，因为土地还要“留给子孙耕”，为他们的发展留下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重视资源集成
节能减排属于经济学所说的负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管制加以解决。首先要使各级领导和管理者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其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由经济性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所谓经济性管制是指管投资、管项目、管企业，社会性管制主要是指管安全、能耗、环保和相关技术标准等。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减少管理和政策的相互抵消效应，防止部门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对环境污染应加强监督，防止“二次污染”。此外，还应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使政府在GDP指标之外更多关注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