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与公共理性的重建——关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关联性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空场论文,关联性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2-0021-07
消费社会的来临，无疑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物品极大丰富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离开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逻辑谈论消费社会，是缺乏根基的。但是，消费社会却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加以界定，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与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的衰败相关联的文化后果。因此，无论是单纯关于消费社会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考察，还是单纯关于大众文化的文化学考察，都无法揭示它们各自的秘密。只有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复合性视域里，对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进行关联性考察，问题和出路才会得到具体的呈现。本文试图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关联性考察出发，讨论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共理性重建的问题，因而仅仅是一系列可能的关联性考察中的一个考察。
一、消费社会与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
就其基本旨趣和内在关切而言，鲍德里亚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不是经济学的，而是政治学、文化学和伦理学的。作为对后现代社会所呈现的总体性问题的批判，这一理论的矛头指向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试图通过揭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P6)，以及“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1](P46)等问题，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显然，这里所针对的是一个有别于马克思时代的人类生存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一阐释方向是由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制度所带来的“普遍富裕”所规定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社会生产还不能有效供给社会消费的情况下，生产就规定和制约着消费，通常是社会能够生产什么，人们就消费什么。这时，即便存在着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谓少数富有者的奢侈性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决定供给的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反之，如果生产相对于消费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则消费就会引导和制约生产，就出现了新的生产与消费结构。这时，整个社会便可以根据消费的需要向生产提出要求，便会出现消费引导乃至主导生产的生产与消费结构。如果将这一理解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就会看到，在生产能力相对较低的工业化早期，生产总是居于主导的地位，不仅个别资本家将努力扩大生产的数量作为生产的目标，整个社会也将它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这时，鲍德里亚等人所指认的消费社会，便是还没有产生的经济基础。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Say)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就充分说明了这种生产与消费结构中人们对生产之主导地位的肯定。“萨伊定律”(Say's Law)认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生产得越多，销路就会越广，因此，鼓励消费没有意义，重要的在于激励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工业化的充分发展之后，社会供给能力大大增强，生产和消费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倒置，消费成为决定的方面。它刺激着生产、引导着生产、制约着生产、拉动着生产，使生产处于从属的地位。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增长，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大幅度增加，“丰盛”的景象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生产更加适应消费需求，以增加企业的盈利？怎样才能刺激消费以减少商品滞销？同时，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怎样才能避免因消费不足导致的经济停滞？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成为经济学，而且成为社会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于是，消费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文化学广泛探讨的问题。
但是，消费社会的问题之所以值得忧虑，根本上并不在于经济过程中消费成为主导性的方面，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的生活迷失了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在于这种物化的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宰制。值得忧虑的并不是人对物的迷恋，而是物的逻辑创造了一种主宰人的逻辑，对物的迷恋主宰了人的精神生活。因此，这种迷失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迷失，其表现便在于文化上的衰败。立足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鲍德里亚等学者的相关思想已为我们所熟知，而日本学者和实业家堤清二的认识，则从另一种文化视角对消费社会产生的原因和实际状况进行了分析。由于日本文化和日本市场经济的非原发性都与中国的情形更为接近，这一分析更能够对我们产生一种特别的启发。堤清二认为，传统经济学仅仅将流通产业看作生产的从属结构是错误的，要认识消费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以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和眼光重新给流通产业定性。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流通产业服从于两种逻辑，一是服务于资本的逻辑，二是服务于人类生活的逻辑。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政治进入“成熟的阶段”，生产就变成了垄断性的规模化生产。当规模化的生产成为一种生产方式时，消费就制造出一种完全虚假的生活。在大规模的生产中，为了完成流通，广告宣传和各种媒体便成为影响消费者的强大工具，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新的意识形态。它们将具有使用价值的真实商品变成符号性的存在，将人们真实的欲望变成被广告制造出来的虚假的欲望。这时，真实的人的逻辑为物的虚幻的逻辑所彻底取代，产业社会就演变为消费社会。在西方学者所奠定的关于消费社会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他指出，从根本上讲，消费社会是一个“根茎交错、‘小玩意儿化’和时尚化”的社会。因此，消费社会的本质在于“社会规范松弛和人的主体性动摇”[2](P54,92)。他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营造消费生活的人，可以说是经常置身于自我解体的危险之中。在这种时代，人越是形成明确的自我个性，就不能不同社会保持越加紧张的关系。何况处于宗教价值、普遍价值意识已不实存的消费社会，对人的主体的危险性必然加大。从当今一些广告中可以窥视到一种姿态，即将消费本身作为自我目的，诱导人们避开难解的人的主体问题。所听得见的是奥德修斯以蜡封耳不想听见的女海妖塞壬的美妙歌声。”[2](P56)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堤清二最终并未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而是从物对人的主宰关系上说明了消费社会的逻辑。在这样的理解中，消费社会被要求主要不是从经济的变化上，而是从文化的变化上加以说明。
鲍德里亚、堤清二等人所描绘和分析的社会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它已经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社会中形成了气候。当与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相伴随的丰盛来临的时刻，这似乎是一种必然要降临的真实情景；即使对于那些尚未享受到消费盛宴的社会来说，人们也在欢欣鼓舞地期盼着它的来临。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各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所进行的规模化生产，创造出不断花样翻新的商品。它们以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丰盛，全方位地满足人的感官。时尚化潮流所引领的消费，就像女海妖那难以抗拒的歌声，使人沉迷于“根茎交错的”、“小玩意化”的享受之中，再也听不到主体的遥远呼声。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没有精神的文化空场，是失却了灵魂的肉身们的盛宴。因此，对于已经来临或将要来临的消费社会来说，并非通过丰盛和消费，而是通过大众的精神迷狂，体现出这个特殊时代的精神特质。也就是说，比物品的丰盛和盲目的消费更为真实，更加难以抗拒的，是作为资本的逻辑体现的大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宰制①。它直接导致了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异化，造成了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的缩减与衰败，产生了异化了的市民社会文化。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问题。如果说消费大众在众多的消费品面前还可以进行一些选择的话，由消费大众自己参与创造的这种大众文化所唱出的，却是他们不得不听而又非常喜爱的女海妖的歌声。奥德修斯可以用蜡封住自己的耳朵，消费社会的人们却不能用蜡封住自己的心灵。当人们的心灵被大众文化重新塑造过以后，他们将再也不会听从批判理性的指引。
应当说，堤清二基本上重复了鲍德里亚等西方学者对消费社会的描述和分析。但是，这种重复的重要性在于指明了资本的逻辑并未因文化的差异而改变它对消费社会的文化和生活的创制，而是在西方文化以外的文化中一如既往地推进着自己的逻辑。也就是说，这种重复的重要性在于指明了资本的逻辑和它所体现的大众文化的可重复性，在于指明了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必然关联。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怀疑在当今中国讨论消费社会问题的意义时，支持性的理由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因其后发性而不同于西方，另一是说东西文化的差异使我们可以避免西方已经面临的问题。不必怀疑消费社会的文化在中国存在的现实，需要怀疑的只是它存在的广度和发展的速度。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商品生产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也不能否认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就是符合逻辑的。尽管我国还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的成熟阶段，但是，在一些阶层和区域，人们却已经开始享受规模化生产带给我们的产品和生活了。我们怎能既要路过塞壬之岛，又不听到女海妖惑人的歌声呢？
二、大众文化是市民社会文化的异化
首先应该看到，在大众文化与商品生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大众文化只是现代文化的一种变异形式，而这种变异的发生却是因资本的逻辑对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的破坏造成的。因而，只有将商品生产、大众文化和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这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模式，并剖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
在资本的逻辑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联中，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垄断性企业为了促销其产品，福利化的国家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将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和传播手段变成推销产品、刺激消费的宣传工具和手段，从而为大众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和传播的条件。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这种现象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从分散化的经营走向集中化的生产，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从竞争走向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生产与经营的集中化本来是经济活动能力提高的一种表现，是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必要手段，但当它通过财富的大量积累而成为排除了竞争的超大规模组织时，就会形成垄断。这种垄断一经形成，就不仅追求经济上的成就，而且还会越出经济活动的范围，谋求对社会和文化的控制，以便进一步保障经济上的垄断。也就是说，经济上的垄断必然会衍生出一种超越市民社会的，具有控制社会生活的巨大能力的异化力量。它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不断扩张的国家权力机构“合谋”，创造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功能就在于，将独立的个人变成消费的大众，将市民社会的文化改造为控制消费大众的精神工具。这便是消费大众和大众文化产生的内在逻辑。换言之，超大规模企业和无限增长的国家权力相互结合，制造出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依据，以形式化管理为手段的庞大现代管理网络。这个网络以现代组织制度的有效性将个人控制在无形但无所不在的物化力量之下，使在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使在这一领域中形成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被异化为大众的集体无意识。这一过程就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变异为大众文化的内在过程。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交往活动所构建起的市民社会，也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市场交往活动在其形成之初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将个人从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使人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对共同体的依赖而转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一解放的过程对于个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就个体主体性的确立而言，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另一方面，就个体主体性的意义依归而言，个人在这一解放的过程中变成无着的浮萍，自由漂荡，却无处扎根。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在社会性联系中才能获得高于简单生存的生活意义，而高于简单生存的生活是道德的生活，高于简单生存的意义是社会的意义。在宗教和传统社会的共同体被市场的力量大大削弱之后，这种意义不再可能由某种超验的存在提供。但同时，这种超越于直接的物质利益之上的生存意义，也不可能在相互需要的经济交往中实现。在现代社会里，这意味着一个新生的社会功能将会为这种生存意义提供一种担当。最初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就担当了这种功能。按照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解，这种市民社会的文化产生于一个不同于经济交往领域的文化批判领域之中，而后者正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部分。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文化批判领域存在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是一个非政治性交往的公共交往空间。人们在这一空间里组成独立的社团，并通过这些社团的非经济性活动创造出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正是这种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将会为现代人提供道德生活的根据和超越性的价值。因此，所谓市民社会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变异，就是存在于文化批判领域中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遗失，或者说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创生能力的被破坏。正是因为看到了公共领域的衰败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哈贝马斯极力主张通过研究“早先以文化批判为特征、由受过教育的市民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向由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的转型过程”[3](P4)，把握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
进一步看，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及其创生能力的衰败，与科层制的现代组织原则对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着密切的关联。科层制的政治国家和企业是以工具理性的合理化要求为根据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社会组织。在科层制组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原则要求最为彻底的“无人化”的统治。它不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道德准则、人格特征和个性特点考虑社会生活，要把生活的意义尽量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韦伯说：“根据全部经验，纯粹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4](P248)科层制的逻辑就是合理化的逻辑，它按照这一逻辑建构现代社会的组织，并使其按照合理化的程序运行。这是科层制的优点，因为只有按照合理化的逻辑建立并运行的社会组织才能是一个稳定和高效的组织。在科层制组织中，这些原则应该也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科层制的组织原则本身，而在于它超出了科层制组织的界限，即越出了国家机器和经济生产性组织的界限而侵入了文化批判领域之中。正是这种越界和宰制，使得公共领域中原有的原则发生了变异。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文化之所以会异化为消费大众的文化，根本就在于科层制的政治国家和企业以其合理化的逻辑侵入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改造甚至取代了市民社会的文化。
市民社会的文化所构筑的观念世界，本来是一个以独立个体间自主交往为基础的意义世界。这一意义世界否定了传统文化所假设的终极实体和绝对善，将道德生活的终极意义从遥远的天国或理念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在人与人的自主交往关系中使现代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得到落实。但是，当它被异化为大众文化的形式后，人与人之间的自主交往关系就被改造为新形式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生存的超越性意义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物化了的新的一致性原则，是金钱和权力统治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统治下的社会图景中，一方面，个人被定格于庞大国家权力控制中的某一个具体的位置，另一方面，个人也被定格于为了跟上消费的步伐而进行生产的某个具体位置。于是，超大规模的国家和超大规模企业就全面地控制了社会生活。但是，这种控制却主要不再依靠物质暴力的强制，而是依靠大众文化所创造的不断花样翻新的消费时尚，依靠消费大众坚定不移和自觉自愿地对大众时尚的跟随。消费大众不必再担心没有与他人平等的权利，因为现代国家已经为他提供了这种形式上的保障，只要拥有金钱，一切过去只对少数精英开放的享受对他都是开放的。在金钱和使用金钱进行消费面前一切平等，就像在政治面前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一样。
可是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利社会中，个人又因权利的相互隔离作用而重新成为一个个只能依赖于现代科层组织的脆弱个体。他们看似生活于一个个得到严密组织的社会组织里，实际上这些社会组织与他们之间却是相互分离的，他们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将现代组织与家庭这种传统的社会组织进行一下比较，现代组织与个人之间的隔膜就可以很清楚地显现出来）。生活在这种组织中的人们不再关心公共生活的意义，只在科层制体系为自己安排好的位置上安享着自己私人的福利。就这样，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也随之消失，就像过去在专制社会中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汉娜·阿伦特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如果客体的同一性不再受到关注，那么人类的共同本性（更不用说大众社会中违反常情的一致性了），就无法阻止公共世界的解体，这一解体通常多发生在这一世界的大多数人展示自己的一些方面崩溃之后。这一现象可以发生在（个人）极端孤立的环境中，在那里人们不可能与他人达成一致，正如在暴政统治下通常可以看到的那样。但是这一现象或许也可以发生在大众社会或大众歇斯底里症的情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突然变得循规蹈矩，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每个人都在延伸和加强他人的观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才真正是孤独的，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耳闻目睹他人，也无法被他人耳闻目睹。他们被囿于自身单一经历的主观性之中，只要这一经历不变，它就不会停止表现出这一单一性。当人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当人们只允许世界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公共世界也就走到了尽头。”[5](P45)不必怀疑这种情形是否已经在中国发生。如果看一看蔚为壮观的名人签名售书场面，看一看摇滚音乐会和足球比赛所创造的万人迷狂的场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视点的单一化是如何消解人们的批判精神，从而控制人们的心灵的。这些和我们曾经在集权主义的疯狂中，在领袖崇拜的狂热中所见到的一律化有着如此一致的形式特征，以致我们甚至难以对它们加以区分。
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它们不仅是个人独立性的保障，而且也是私人道德提升为公共伦理的标志。在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被科层制物化的逻辑消解之后，独立自主的个人就变异为一致性的大众，公共理性或公共伦理也就变异为一致性的大众法则。
三、走出困境的希望与重建公共理性的途径
如何才能消除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大众文化对现代人精神的浸染，这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界一个最为急迫的现实关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如此兴盛，也与这一问题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人们最终关心的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怎样重建被垄断性组织所制造的物化逻辑扼杀了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西方问题。相较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诚信、社会和谐、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问题，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建构，才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在于削弱甚或取消市场机制以达到对物化力量的抑制或消除，而在于避免垄断的无限制增长，在于阻止协助垄断性组织控制社会生活的隐性社会机制的发展。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在经历了动荡的历史之后，已经总结出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办法，比如通过征收高额的遗产继承税，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通过颁布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避免超大规模企业对市场的垄断；通过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分离，避免国家与超大型经济组织的联合，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就市场社会的一般规律而言，垄断和自由竞争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完全克服的，这些技术上的修正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灭私有制，由社会直接控制生产，固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才能达到。那么，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内部，是否存在着或可能培育出一种抵御上述物化力量的社会文化力量呢？是否可以揭示产生这一力量的社会机制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抵御性的社会文化力量，就是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思想家们致力于追求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这一社会机制就是他们努力加以说明的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
许多当代西方思想家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重提市民社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试图通过“重建市民社会”，抵制科层制的政治权力和超大规模企业以“合理化”的逻辑对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所实施的破坏。在这一意图上，他们所要重建的市民社会，绝不是黑格尔所谓的“需要的体系”，不是“经济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的文化所具有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本身。为了重建在大众文化中失落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他们开列了一系列不同的药方。例如，丹尼尔·贝尔寄希望于建立一种“新宗教”，哈贝马斯钟情于建构一个“理想的交往情景”，汉娜·阿伦特甚至求助于传统精神的恢复。找到唯一合理的答案或许并不现实，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要消除合理化的逻辑对市民社会及其文化的破坏，并不是要取消这一逻辑，而是要把它限制在它应属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市场和国家的科层制的合理化机制而抵制这种机制，而是要培育一种能够抵御这种机制向文化领域侵蚀的力量。这种抵御性的力量不存在于别处，就存在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功能之中。而一种健康的市民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依赖于一个健全的文化批判领域的存在。
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市民社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一变化着的私人空间里逐步形成的。市场经济最初是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早期资产阶级小家庭就成为市民社会这一私人自律领域的核心属地。随着商品交换关系向全社会的扩展，市场交换体系以及围绕它所形成的社会经济领域，在早期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成为私人领域的核心。黑格尔将这一市场交换领域称之为“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的“需要的体系”[6](P203)。可是，在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市民社会的核心已经转移到文化批判领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区别于经济交换领域的社会领域的存在，才将人们联合为一个有别于国家组织形式的社会联合体。查尔斯·泰勒认为，这个联合体是“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物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能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社会联合体是以独立于国家的非官方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为核心的，它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等[3]（序言，P29）。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社会文化系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科层制组织之“制度整合”的“社会整合”，人们才可以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构建起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意义世界，才可以抵制金钱和权力原则对生活意义的破坏。他认为，如果这一领域遭到了破坏，现代社会的意义世界也就遭到了破坏，其直接的表现就是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中的现代文化的变异。
因此，重建公共理性的希望就在于建构起一个健康的文化批判领域。这一领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市场交换体系的社会生活领域。与后者相比，它是一个超越了生产劳动和市场交换的直接利益目的的社会伦理领域，是一个建构公共生活意义和公共生活价值的社会领域。消费社会所导致的问题，正在于技术知识体系按照其合理性原则来刻画社会，使得人的生活失去了价值性的追求而为工具性的原则所役使。而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建构公共意义的生活领域，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精神和文化交往的领域。因而，这一领域在原则上超越了工具性原则的支配而指向人类活动的道德意义。在这一领域中所形成的意见、舆论、风气、氛围、精神面貌等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公共精神”的东西。它是与市场社会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相对应的公共理性和普遍伦理。
与传统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所追求的一律性不同，市场社会中的这种公共精神不应是对独立个人之特殊性的取消，而是对它的提升，是通过肯定特殊性而达到的普遍性。具体地说，这种公共精神并不是视点的单一化，不是用某一种所谓绝对正确的见解统合众多不同的意见，而是将不同的意见融合在公共的见解之中。因而，这种公共见解并不是专断性和强制性的，而是调和的和协商的。由此形成的普遍伦理也不是扼杀德性差异的道德一律性，而是承认德性差异的伦理宽容；不是在伦理一致性中个体差异性的消失，而是个体德性在相互性关系中体现着伦理关系上的和谐。这种以多元并存和宽容为特征的精神和文化就是我们应当努力建构的精神文化。它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渗透并融化到个人的精神世界，成为把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活动的独立的个人联结起来的公共精神和普遍伦理。
收稿日期：2007-01-18
注释：
①“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歧义，主要发生于对“大众”一词的差异性理解上。当人们在俗常的意义上理解“大众”，即将“大众”理解为“群众”时，大众文化就被理解为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当人们在批判理论中理解“大众”，即将“大众”理解为被消费社会中一致化了的、失去了独立个性的个人的集合时，大众文化就被理解为被物化的逻辑支配着的消费大众的精神文化。本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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