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周作人的失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突出的悲剧式人物。他早期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因此，年轻的周作人对革命充满了同情和向往。特别在“五·四”新文学发轫期，他满怀革命斗争精神地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大量富有进步意义的理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积极倡导新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而蜚声文坛。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向着封建文化横冲直撞。用自己独特的白话诗文，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阵清新的春风。“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①正因为周作人在理论和实践创作上的积极开拓，他被人们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扛大旗者，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留下了不朽的业迹。
但是，正当周作人在文学上拥有广阔的天地，可大展宏图的时刻，随着“五·四”退潮，他的为人之法，文学之道也随之慢慢地蜕变。在时代与个人、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世界文明、保守倒退与改革前进、清醒抗争与困惑沉沦等一系列的矛盾发展过程中，周作人渐渐地把“五·四”时期的“我”给失落了。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从“人的文学”主张到“无所谓的趣味言态”的文学表现，周作人走的是一条倒退的道路。他一步步地远离时代、远离并肩作战的朋友，直到最后的变节，把一个时代先锋的形象失落得干干净净。本文试着通过对周作人中后期作品的分析，粗略论述周作人思想、艺术情趣的发展轨迹与根源。
一
“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思想日趋成熟和复杂。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矛盾，深深地陷入苦闷和徘徊之中。1921年4月16日，周作人发表了《歧路》一诗──“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我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②在这首题目就十分显眼的诗中，周作人隐约地表现出要走与以前不同的道路，但又无法决定怎样来走。到了这年的6月，周作人再次将这种苦闷向朋友孙伏园倾诉：“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如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③
虽然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第一次出现了人生道路的徬徨，但他并没有一味地“睁了眼望着”。作为有思想有抱负的周作人，他在积极地寻找出路，一旦发现突破口，就立即准备出击。遗憾的是周作人只找到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④周作人开始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胆怯和惧怕社会改革的艰苦性、残酷性，面对黑暗的现实，终于艰难地向后退了一步，但这不是简单的一步，它注定了一个伟大灵魂的失落。从此，周作人开始否定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认为那是幼稚的、颇多理想和乐观的话，自己应该从头再来，抛弃那边所隐现的主义而热爱艺术与生活本身。这里周作人讲的所谓的“艺术与生活”就是一种脱离社会斗争，逃避民族矛盾和超脱尘世的隐逸生活。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了《十字街头的塔》一文，把自己消极遁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⑤十字街头乃繁华之地，是社会的缩影，这里不可能有宁静。但周作人偏偏要在这繁华之地腾出一方土来，上面造起个修身养性之塔，蟹居其中，在别人纷纷离了塔走上街头挥臂疾呼之时，稳稳当当地做起自己的隐士梦来。
方向上的迷失，预示着迷失的结果。周作人的根本转折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采用反革命高压政策，隐士般的周作人被时代的风浪彻底吓破了胆，他感到自己进入一个危险时期：“‘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嗝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⑥面对严峻的形势，周作人已不敢也不愿从塔中走出，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为了打发塔中的寂寞而进行“闭户读书”。可以说，《闭户读书论》的发表，标志着周作人十年隐逸生活的开始。
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⑦周作人显得特别的谨慎：“我在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⑧回避现实，把自己孤立于众生之上；“吾家金人三缄其口，二千五百年来为世楷模，声闻弗替”。⑨“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⑩周作人身处水深火热的旧中国，有愤不敢发，有悲不敢鸣，有恶不敢斥；明哲保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冷眼相看，把自己框定在纯艺术中，礼赞娼妇，礼赞麻醉，这在民族存亡危急之际，在急需国人志士积极奋起之时，显得越发的消极和落伍。
思想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的改变，而文学作品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人生哲学。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周作人所创作的小品文数量极多，有《泽泻集》、《谈虎集》、《永日集》、《谈龙集》、《草木虫鱼》、《瓜豆集》等二十个集子。“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11)“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12)在众多的集子里，周作人写了大量有关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他写身边琐事趣闻，写蝙蝠金鱼虱子苍蝇。当然也有反映自己思想和文学主张的文章，如《过去的生命》、《国庆日颂》等，但这一类文章写得极其的曲折隐晦，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深涩难懂，而且感情的流露也是遮遮掩掩，说东道西没有明确的主见。
就纯艺术来讲，周作人的小品文确有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冲淡而优美，简洁又清澈。例如：‘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13)“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萍，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茶喝喝。”(14)如此自若的态度，如此闲适的生活，在国富民安的今天看来，倒不失为美的享受。但是，若这些美文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联系起来，在那个烽火连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为了民族的生存而奔波呐喊的时代，周作人泰然地埋头于精致的小品文中，谈风吟月，徘徊低唱，俨然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关酒和茶的隐僧，这于一个时代作家来讲，于情于理都是被国人所唾弃的。
周作人作文竭力追求一种平和冲淡的风格，藉此于乱世间构筑闲适的生活。他不敢过多地在文章中流露自己的感情，始终把个人的爱憎控制在一个严格的“度”中。即使里面描写现实生活的黑暗与恶劣是足以让人拍案而起，他也绝不越雷池半步：“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15)周作人在文章中不敢言利弊，不敢流露自己的不满，只是指桑骂槐地发了一丁点儿的“火”，以此显示出对黑暗的控拆，尤如强驽之末而已。“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16)这是周作人送给“三·一八”事件中二烈士的挽联，从中可斑见作者无奈绝望的思想情感。
我们知道，周作人早期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卓有成就。但随着社会的裂变，周作人惧怕于反动势力，同时又漠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抵制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选择了一条倒退的道路，视时代潮流则不顾，提倡闲适冲淡的小品文，靠着低诉和轻吟，将粗糙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在一定程度上讲，周作人的小品文已是给当时的蒋介石反动势力起了帮闲的作用，鲁迅先生曾直呼这种文章为“帮闲文学”。
周作人在自身和外界都不具备冲淡闲适的条件下，用一个“忍”字强迫自己超脱于世事之外，做起中庸的隐士，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时代需要周作人必须有一个决择：要么与国家、民族联在一起，于艰难的血和火的斗争中前进；要么脱离时代，把“五·四”时期的“我”失落殆尽。周作人怯弱的个性和不愿放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享受，苟且偷安，选择了与时代背道而驰的道路。“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平津失守，抗战开始。北京的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投入新的战斗之中，但周作人反而不顾同仁作家的苦苦规劝，把居住的“苦茶庵”改名为“苦住斋”，决心在北平苦住到底。这一反常的举动，引来了中外人士的无比震惊，它明确表明了周作人对革命前途的彻底失望，同时也预示着周作人没落危机的到来。
在北平的日子里，起初周作人确是想蛰居八道湾。他除了在燕京大学教书外，整天都是躲在苦住斋中闭门读书。“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17)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周作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反动势力是绝不会放过他的：“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个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辑队来住在我家，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时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政府任职的起头。”(18)周作人苦心经营的书房被几声枪响马上就摧毁掉。他抗拒不了日本人的协迫和汉奸朋友们的劝诱，昧着良心开始了投敌附逆的行为，并且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
一旦堕落，周作人的许多文章不但是“帮闲”，而且是“帮凶”。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把儒学的仁恕之道与日本共荣共存联系在一起，说什么二者都是圣人之用心，都顺应物理人情。在《关于宽容》里，周作人竟又举张良和韩信的故事，大肆宣扬宽容哲学，提倡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其实，周作人的这种忍让是要国人对日益猖狂的日本侵略者俯首贴耳，缚手投降。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不少小品散文中，同样地也掺入了投敌卖国的思想：“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我仿佛颇多情分，因此略想知道他的人情物色”。(19)“我们需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20)无耻啊！在日本侵略者以长枪和刺刀挑开中国门户的当时，周作人居然还以文化角度来辩护他超人的“宽容”。
人格的失落，周作人的文学主张也再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再次打出“文学有用论”的旗号，反对纯文学：“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积极”。(21)周作人一改中庸道士之气度，再次“入世”。“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22)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如今再为提倡文学有用，在这个曲折中，周作人已毫不掩饰地充当了汉奸的角色。
除了赤裸裸的汉奸作品外，周作人仍未忘情于在书房一角做他的闲适小品。只是随着理想、主义的沦落，这些文章已经不复有丝毫对社会的微词和消遣世虑的哀音。文章多用文言，语义隐晦，题材狭小，情趣卑琐，如文章《谈搔痒》、《女人的文章》等都无非是一个文人卖弄知识、玩耍文学的无聊之作罢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周作人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结束了他的人生和文学道路。
二
纵观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到被捕入狱前这一时期所走的道路，他从一名激进的民主战士，逐渐地将“自我”失落，最后蜕变成为民族的背叛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悲剧。为什么周作人会选择这一由光荣而没落而沦落的道路呢？在第一部分对周作人作品阐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在思想上周作人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周作人口口声声强调“人”的“人间性”，但他所顶礼膜拜的“人”又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符号。因此，周作人所阐述的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也只能是一种超越了人间性的利害冲突，仅拘泥于“人”这一符号的纯粹理念性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和生活。”(23)既然我是人类，那么利己就是利他就是利人类；既然我是人类之一，那么利他就是利人类就是利我。由此得出结论：人的理性生活应该是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已的生活。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的实质。
正因为有了对“人道主义”实质的独到理解，周作人不承认有“无我的爱”：“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24)在周作人看来，抹杀个人而高歌人类爱的那种人道主义是渺茫的、浅薄的，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爱，是一种爱邻如己的爱，他把“爱”一切均回绕着“己”做圆周运动。基于此，周作人要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以便使“人”能在人世间既求得个人自身灵与肉的一致，又能求得自我与他人爱的和谐，从而过上利己即是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合理生活。但同样的，周作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束缚个性的封建主义等量齐观，在他眼中，新的束缚比旧的束缚更为广泛，因此，周作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
然而，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去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时，怎样才能保证自我灵与肉两方面的欲求不致发展到各自的极端而合趋于一致，保证利我和利他不致发生矛盾的对立而形成爱的和谐呢？在周作人看来，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中庸主义”。“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25)周作人用中庸这个法宝来调节个人与人类、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他一方面坚守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职分的“中庸”，使“利己”不至于“无他”，“利他”又不致于损己；另一方面，在不损己的前提下，他又尽可能地利他。不过若一旦于“己”不利，“中庸”便马上出来干涉调和了。在周作人身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如“叛徒──隐士”、“入世──出世”、“十字街头──塔”等等，但周作人用“中庸”制约着诸矛盾的相互冲突，使之扭结在一个“人”的底座上，彼此制约、相互协调。这样，周作人就得以保持永久的心理平衡和思想安定，永远地处于自我感觉良好和自满自得的精神状态，即使已是入了歧途，也始终自鸣为是高明之处。
综上所述，周作人的思想基本构架是理论上的人性论，宗旨上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方法上的中庸主义。面对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自身需要，它不断地调整、变换，从而形成了周作人以不变应万变地应付生活，保持心理平衡的武器。正是由于周作人的这一思想构架，导致了他视社会骤变而不顾地由积极走向消极直至酿成悲剧。
其二，周作人的艺术观反作用于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之道。周作人的文学观是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同样带有个性主义的两面性，它随着周作人思想的改变而变化。但是，当每一阶段的艺术观趋于稳定时，它就会制约着思想的前进，把思想僵定在某一局限中。
周作人本来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那个为人生而艺术的宣言就是由他所起草：“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26)但是，“五·四”运动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周作人的文学主张有了改变，他开始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是情绪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切迫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自己为本位，正是当然的事。”(27)周作人提倡“文学无用论”，把艺术与人生分别开来，强调艺术有自己的目的──表现个人情思。“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28)“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29)周作人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以为功利的批评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性质。正因为如此的文艺观，周作人对社会缺少一份热情和责任，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他把自己与社会隔离开来，划地为牢，把目光停留在身边琐事上，以为个人所感受到的愉快或苦闷，只要最纯真迫切的，便是普遍的感情，即使超越群众的一时的感受之外，也终不能损其普遍。因此，周作人强调闭户读书，对现世生活的矛盾不发表一点意见，回到旧书堆中间，著一些细碎琐屑的文章，谈一谈“苍蝇”之类的小动物。
周作人中后期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平和冲淡。他强调生活应该也是一个充满艺术情调的完整过程──冲淡的美的过程。这是一种非功利的“闲适”。在周作人看来，冲淡能够使人在不完美的现世体现一丝美，从而得到心灵的“润泽”。为了追求冲淡，让这种冲淡的美漾溢于四周，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周作人不仅在心灵情感是体味冲淡，以为人生不过饮食男女，时时回忆以前种种悠闲生活，讨论古今中外的有趣事物，寄闲情雅兴于身边的微小之物。更为甚者，他千方百计地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中寻找生活的艺术，以期营造自己乌托邦式的美的世界。可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于是周作人一面消磨盛气于草花酒茶之中，一面则强迫自己抑制住眼前的愤怒。长此以往无节制的抑制，日积月累把周作人的激情磨得十分的光滑，这大大加速了他被恶劣社会所吞噬的过程。
其三；庞杂的学识与掺和的信仰促成了周作人的失足。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投靠新朝做官的不乏其人。远的如六朝时的庾信、颜之推、王褒等，在南朝灭亡前后相继入北朝做官，近的如明末的钱廉益，身为福王重臣而率先迎降。这些社会的逆子腻臣，由于自身的地位、奉禄受到了冲击，在“饿死”与“失节”问题上选择了后者，甘愿俯首听信于新朝达贵，为时人所唾弃。周作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突出文人，深受前人的影响，有着与历史上投降文人相一样的结局。但是，周作人的失落又并不象前人那样的简单，有着其独特的方面。
周作人的古文知识在当时可谓是无人与之匹敌。他出身士大夫家、书香门弟，儿时接受传统的诗书科举制度，青年时又博览群书，研究乡贤文人前辈著作，到了“五·四”时期已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在“五·四”退潮后，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作人更是把自己关进了古书堆中，闭户读书，研究天文地理、人物景观，没有了一定的主义。“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30)古书越读越多，周作人的文章也越来越沉溺于草木虫鱼，博物民俗。而由于时局与理想的不符，周作人的“浮躁凌气”在古书中消失了，怀疑失望之感却日益重了起来。到后来是关注明末清初的遗民遗作，在思想上作了亡国遗民的准备。
在谙熟先人古文的同时，周作人对外国文学和哲学也有相当的研究。日本留学的六年中，周作人一面学习日本文学前辈的东西，一面学习西方文学、哲学，特别是对于希腊文化和葛理斯的学说，深受影响。回国后，周作人仍未放弃研究日本和西方文学，用西方哲学和日本的处世方法来武装自己。但尽管周作人吸收了西方自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日本的文学思潮，可他的思想却绝不等于西方、日本任何一个流派和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他把这种思想体系纳入了中国的传统伦理之中，纳入了儒学文化之中。两者杂乱地掺和在一起形成了多种矛盾因素互补互制又具有单一指向的超稳定的思想系统。
正是由于周作人的学贯中西，通古晓今，因此他的信仰也是如他的学识一样庞杂而无一定的主义，他融儒、道、佛及西方思潮于一炉，组成一个性命第一的混世哲学，并自以为得意。直到沦为汉奸时，周作人还自以为是老而为吏而不以为耻！
其四，软弱动摇的本性和急剧恶化的环境导致了周作人的堕落。前面已经讲过，周作人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以利己为中心，然后才是以己及人地去爱全人类。这样的思想加在一个个性软弱的人身上，（关于周作人个性软弱本文不展开）势必使人经受不起风浪的惊吓。
“五·四”退潮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整个社会的大气候改变了，要争取“人性”就得付出个人极大的牺牲，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周作人性格的弱点立即暴露出来。为保全自己，他采取“遁世”的方法，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岂料国内时局的急转下滑，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四方，革命处于低潮，胜利的希望几乎破灭。敏感的周作人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但此时的他已无计可施，只能闭户读书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藉此保全性命于乱世，到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平津沦陷，抗战爆发，刺刀和枪炮在周作人身边晃动，周作人绝望了！他决定苦住北平，苟且偷安。但伪政府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大人物的，他们紧紧抓住周作人软弱动摇的本性，软硬兼施，让周作人不得片刻安宁。终于，周作人在一番挣扎之后，被日伪政府拉入了怀抱。
古往今来有许多聪明人物，自以为眼光独到，所以无论出入进退都另有主张，不欲与时代同节拍，但到头来却成了作茧自缚、划地自囚，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周作人后半生的失落，再次重演了这一幕历史性的悲剧。
注释：
①文学革命运动
②歧路
③山中杂信
④寻路的人
⑤十字街头的塔
⑥⑦闭户读书论
⑧永日集·序
⑨哑叭礼赞
⑩麻醉礼赞
(11)苦茶随笔后序
(12)草木虫鱼小引
(13)喝茶
(14)乌蓬船
(15)前门遇马队记
(16)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7)秉烛后谈序
(18)知堂回想录
(19)我的杂学
(20)日本的人情美
(21)(22)苦口甘口序
(23)(24)人的文学
(25)上海气
(26)文学研究会宣言
(27)文艺的统一
(28)自己的园地序
(29)文艺的统一
(30)闭户读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