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经济近代化过程中传统工业部门的不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部门论文,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日本经济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是欧美以外唯一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因而日本工业化的过程和经验自然引起关心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 日本着手实行近代化远远迟于西方各国， 但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50年左右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尽管如此，日本却同时存在着近代工业国家和旧有传统经济社会的双重特征，也就是所谓的“二元结构”。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几乎与日本同时起步，两国在历史背景、起始条件和发展进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国的机器大工业都不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厂手工业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的。西方作为产业革命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在日本和中国则是相继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前期才真正得到发展并与机器大工业并肩成长，尽管中国发展的情况与日本比较远不能令人满意。
作为后进国家，由于劳动力过剩，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和资本短缺，在着手实行工业化后，必然会出现二元的经济结构，即近代生产与传统生产并存。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所以在近代和传统部门间生产率以不同比例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一些国家不曾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是由于这些国家是在一个长期内逐渐发展起来的。
很多日本和西方的经济学家在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时，通过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比较研究认为：不发达国家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引进发达国家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先进技术。在这些后进的国家中由于高技术水平与低收入水平相结合，在产品出口方面具有优势，国内经济可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日本经济正是上述模式，亦在二元结构下获得迅速增长的一个成功范例。
但上述这些研究却不能解释与日本经济近代化几乎同时起步，历史背景、起始条件大致相同，其后在长时期内同样为二元结构的中国经济，为什么却不能发挥后进者模仿型经济的潜在优势。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结构的变化远远落后于日本，到本世纪30年代，尚没有跨入近代化的行列。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曾就两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情况作过比较研究（参见《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本文则是从中国、日本传统工业的不同命运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在开始着手经济近代化时的一个基本条件是高度密集的人口，农村中存在着非常不利的人地比例关系。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情况是全然不同的。1887年时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17公顷，日本只有0.12公顷（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379页）。 两国农村人口都占绝大的比重，1887年时中国的农村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80%，日本为77.95%，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前夕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因此对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而言，要想实现近代化，工业必须从农村中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人口的压力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这些劳动力能否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根本说来是取决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而不是取决于农业部门自身的需要。由于不发达国家着手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低，资金缺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建立的近代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是十分有限的。为了减轻迅速增加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能否发挥传统工业的优势，在迅速建立近代工业部门的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就成为该国能否发挥二元结构的优势，使经济起飞并迅速成长的一个关键问题。
日本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其非农业部门的迅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了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应用。整个工业部门产值的增加。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中小企业雇佣劳动者生产的。虽然资本密集型技术在20世纪初年以后逐渐占居统治地位，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日本经济中并没有失去其重要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日本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与西方不同，日本国民衣食住所需的商品在本文讨论的时限内仍然主要由传统工业生产。所以日本多数传统产业在大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于投资少、收益快、工资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到1914年时，日本近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的比重只有10%略多一些。但整个工业部门的产量已占到全部商品生产的50%左右（肯普汤姆：《工业化的历史模式》，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78年出版，第157页）。从工业生产在总生产中的比重看，到1914年日本已经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但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却不能夸大。甚至到1940年时按就业人数计算，50人以下小工厂仍有工人2,899,000人， 占全部工业就业人数的54%以上；产值为10,000百万日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4%以上（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10 、212页）。 从而形成了一种机器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农村手工业——农民家庭副业并存的多层次产业模式。这种模式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虽然后来不断发生变化，但在整个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这种多层次并存的结构一直存在。一些在西方本已是由大工厂生产的产品，日本在移植后也先是在中小动力厂生产，或把西式动力机械生产的产品改为人力机械生产，这是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在重视大工业发展的同时，也注意保护和奖励中小企业，制定各种保护政策。设立奖励机构，在“兴业意见出”中详细规定了指导和保护中小工业发展的具体办法。认为日本的两种工业——固有工业和移植工业——是互相补充，不可缺少的。都应受到保护和奖励。明治19年，政府成立了指导中小企业技术改造的领导机构——农商务省的工务局。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了技术改造指导所或讲习所，同时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业试验所和工业讲习所，并且还订立了经营补助费制度，府县工业技师制度、机械购入制度。经过设备和技术改造后的中小工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西洋技术的导入，推动了固有工业的发展，使之从家内手工业转化为工场手工业。1868年时日本只有400余家手工工场，数量有限， 明治维新后大量手工业向简单的机械化作业发展，制丝、陶瓷等部门尤为突出。
日本缫丝业的进步是传统工业发展的最突出的例证，政府在推动缫丝业的现代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从明治6年—11 年多次发放贷款引进法国和意大利先进技术，反对粗糙滥制。制丝业生产的扩张和技术的改进，是由于养蚕和缫丝技术的进步。在养蚕方面主要是夏秋两季生产的推广，饲养方法的改进和蚕茧质量的标准化，机器缫丝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手工缫丝迅速为机器缫丝所代替。到1913年时76%的生丝为机制丝，机器缫丝厂的数目达到4,701家（威廉W·洛克伍德：《日本工业化的基础》载巴里E ·萨布编《经济增长的经验：经济史中的实例研究》，纽约·兰德姆出版社，1963年，第292-293页）。大正3 年日本生丝产量达到14,216,000公斤，超过中国，占世界全部生丝产量的41%（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最大的生丝进口国——美国的一半消费由日本供给，日本从而越居世界生丝出口国的首位。
传统工业的发展满足了国内人民生活的需要，出口换回大量外汇以购买近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并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资本，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使日本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不但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隆，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在本世纪30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深受大量失业之苦时（失业率：1935年美国为20.1%、英国为14.7%、德国为11.6%、瑞典为15.1%、加拿大为14.2%），日本失业人口最少，失业率只有4.6%（《日本100年》，第31页）。
中国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后，在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与日本相同的结构。关于这一点在本文开始时已有说明，但在这种二元结构中，传统工业的发展与日本比较起来，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的手工业产值虽然由1887年的554,249,640元（根据张仲礼：《19世纪80 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王玉茹、赵津译，刊《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年增刊第1集中的估算，折合为1933年币值）增加为1933年的1,359,374,000元（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64-69页），增加了近1.5倍，但由于前后的统计口径不同， 可比性很差。因为1933年中国手工业产值近14亿元中，三个主要的部门分别为磨粉业245,976,000元，碾米业192,434,000元。棉织业154,346,000 元（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卷2期，1947年）。前二者在1887年手工业产值中根本没有包括，而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磨粉和碾米那时无疑是存在的。如果按1933年的统计类别计入，1887年中国手工业的产值将增加为9-10亿元（1933年币值）。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33年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三大行业中，虽然有一小部分系工场手工业或个体手工业，但绝大部分系农民家庭为自己吃饭、穿衣所从事的家庭副业，其产品不是商品，也不拿到市场上出售。而作为19世纪后半期传统手工业支柱的丝织、制茶、制糖和陶瓷业其变化情况如下：
表1 中国丝织、制茶、制糖和陶瓷业的产值 单位：1933年元
丝织制茶制糖陶瓷
1887年
8194788032162340 2511306013217400
1933年
9134900024841000 2200500031832000
资料来源：1887年：张仲礼前引书；1933年：巫宝三前引书上册，第64-69页（各业均包括机械、手工两种生产）。
从表1不难看出，除陶瓷业生产在50年间有较大发展外， 丝织业产值略有增长，茶、糖两业产值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程度不同的下降。
1880年华丝出口为日丝的5倍还多，但由于丝厂设备简陋， 不思改良，经营保守，成本无法降低，在其后20余年间出口增长缓慢。而日丝的出口则猛烈增加，到20世纪10年代末与华丝相等，进而在世界市场上称雄，排斥华丝，至30年代则4-6倍于中国。
19世纪后半期作为中国出口大宗的茶叶亦由于不思改良，受到印度、锡兰等国的排挤，到20世纪10年代也明显下降，其占世界全部出口量的比重由19世纪70-80年代的80%以上，降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不足10%。从本世纪10年代后，甚至每年均有数百万元的茶叶进口。
表2 中日生丝出口量（1880-1935年） 单位：公担
1880 1890 1905 1915
1920
19251930
1935
中 国 49321 48240 63551 86538 63088 101616 91582 46143
日 本 8840 12762 46190 120050 105649 265169 336000 290580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1947 年， 第319-320页。
表3 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出量（1873-1936年） 单位：千磅
年份 总 计
中 国
印 度
锡 兰
荷属东印度 其它
1873 233488 215701 --- ---
--- 17787
1883 302123 264976 --- ---
--- 37147
1893 495315 24277711561782296 6034 48591
1903 675958 2236702095521492272133372176
1910 750273 2081602564391820703381369845
1920 657922 40787 287525184873
10200842729
1930 921070 92540 362049243107
18047342856
1936 82198 312706218068
153393
资料来源：《中行月刊》11卷4期，第12页； 吴觉农：《茶叶全书》下册，第119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中国传统产品的丝、茶之所以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除了生产成本、质量方面的问题外，还由于这时世界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一些国际性大公司在丝茶领域已建立起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定向垄断系统，从而大大减少了流通的中间环节。而中国的丝茶市场仍然大体上保持着近代化以前的模式，生产者的产品在出售后，要经过各级市场上商人层层加价才能出口到国外，流通过程中的虚费，削弱了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由于在世界市场上遭到排斥，中国丝茶的生产受到严重打击，为换取外汇，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豆、豆饼、芝麻、花生、棉花、猪鬃、桐油和一些矿产品的出口增加，取代丝茶相继占居主要地位。这些附加价值很低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取代附加价值很高的丝绸的出口，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里特别值得研究和注意的是中日两国农民兼业行为的不同。众所周知，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中国一位经济史学家形容这种结合的坚韧性为“剪不断，撕不开”。日本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曾有大量棉纺纱的手工工场出现，而中国直至近代机器纱厂出现以前，纺纱始终是家内劳动，没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工场产生。日本丝织业中，茧、缫、织三者的分离比中国早得多，中国则在农民家庭内紧紧抱在一起。在日本，近代纺织业的发展很快就打垮了农民家庭的纺纱织布，而中国则不然，农民自己纺纱始终没有绝迹，农民家庭织的商品布虽然为近代工厂的产品所代替，但自己穿的衣服仍然主要来源于家内织的布。另一方面，近代面粉厂的建立也无法取代农村的土磨。据巫宝三等估算，1933年全国面粉产量中，机制粉仅占10.8%（前引书下册，第128-130页）。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估算，1936年全国面粉总产量中，机器面粉厂产量占18.4%，机器磨坊及小厂所产占2.2%， 土磨坊产量占25.7%，农家自磨占53.7%（见该书第111页）。
日本的传统工业中虽然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家内劳动，但这种兼业行为是一种商品经济。而中国的家庭纺纱、碾米、磨粉则是为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本文所讨论的时限内，日本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比例，虽然各阶段不尽相同，但一般兼业农户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而中国农户的兼业比例则远远大于此数。
总之，在中日两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由于日本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改造和发展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从而，一方面它吸收了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发挥了成本低，资金回收快的优势，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这种完整合理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使日本发挥了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则由于在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同时，传统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没有相应地得到发展，而且有的行业反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丧失有利地位而衰落下去。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不能被工业吸收，大工业的发展又不能依靠工业自身的发展积累起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这种内部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虽然中日两国经济近代化同时起步，起始条件又大致相同，而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