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邓小平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在缔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体系，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了精辟的阐述，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教育思想。列宁和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在此仅对他们关于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处的战略位置，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问题作一粗浅的比较研究。
一、社会要发展，教育应先行
十月革命的俄国，不仅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也极为落后。1923年初，列宁忍着巨大病痛翻阅了刚出版的《俄国识字状况》。该书将俄国分成三大区域——欧俄、北高加索、西伯利亚进行了统计，1920年最发达的欧俄地区每一千人口中识字人数也只有330人，而西伯利亚西部仅有218人，将近80%是文盲。这一资料像面镜子清晰地说明了俄国的文化状况，“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357页。）。列宁清楚地知道，“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更不可能“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将工作重点进行转移，由以前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主的革命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要进行文化建设，必须将“教育任务”“提到首位”（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405页。）。
旧中国的教育只为社会上层人士设立，绝大多数民众与之无缘。建国初期，我国的教育事业虽然有了相当快的发展，然而，“文革”期间教育战线成了重灾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交白卷的小丑被捧为英雄，出现了学校不办学、学生不上课、教师不教书的混乱局面，这使我国同发达国家在教育事业上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倒退，使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心急如焚的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不久，就“自告奋勇”来抓教育。他认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因为教育不仅是传播和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养和输送各种科技人才的园地，是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结合起来的纽带，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邓小平认为，社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键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不能将工作重点的转移单纯地看作只转到经济建设上，而应看作重点的转移也应包括转到教育上。他针对一些领导只抓经济，不真抓教育的实际，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因此，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他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到建国一百周年，经济建设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第718～719页。）。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我党从十二大以来，一直将教育列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二大将教育和科技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轨道上来。”党的十四大强调：“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
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列宁和邓小平虽处在不同时代，但俄中两国的国情极为相似，都是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这决定两人都肩负着如何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国家中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两人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根据本国国情，作出了相同的抉择：都主张将工作的重心由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来，都主张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都认为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关系到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都将教育的发展看作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看作是带动社会发展的龙头，都主张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二、齐抓共管、促进教育发展
俄、中两国都是穷国、大国，穷国、大国办教育难度大。列宁和邓小平主张各行各业都应支持教育事业。列宁指出，“我们应该吸收数百万有用的人才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页。）。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他在南巡讲话时又说：“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那么，怎样才能较好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呢？
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由执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和管理教育是办好教育的关键。列宁要求“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2页。）。邓小平根据我国实际，将党抓教育讲得更为具体深刻，他说：“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改进？等等。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当然，党对教育的领导并非是对教育工作的干涉，而是要服务；是抓头头，抓方针；是将教育工作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充分发挥党员教师教书育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搞好后勤保障，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素质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增加教育经费是搞好教育的基本保障
办好教育，光喊口号不行，必须增加经费，解决起码的物质保障问题，列宁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处在俄国经济非常紧张时刻的列宁，不仅要求将“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关一律撤销，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而且还指示计划部门的同志，“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它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据统计，俄国在内战最艰难的时期，教育经费仍在逐年增加，1918年为29.75亿卢布，1919年增为172.11亿卢布，1920年增至1143.66亿卢布。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经济。然而，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经济和教育的投资比例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教育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所以，很多领导都不愿把有限的资金投在教育上，这就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大声疾呼，“我们非要大力增加科教文卫的费用不可”（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国“六五”期间教科文卫费在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例由“五五”期间的11%提高到15.9%，并提出“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还要逐步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开支”（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第127页。）。
（二）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是教师搞好教学工作的前提
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教师在文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列宁在给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文化建设的擎天柱。他说：“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要让我们的擎天柱倒塌，否则，无产阶级是不会宽恕我们。”（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26页。）邓小平也认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因此，列宁和邓小平都主张提高教师的地位。
列宁针对旧俄时代教师地位低下，物质生活相当艰难的实际，尖锐地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邓小平针对“文革”期间轻视教师的劳动，侮辱教师的人格、甚至打骂教师等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还常有发生的情况，指出教师“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他们“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为此，他提出“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要造成尊师重教的风气，要采取各种形式反复宣传尊师重教的观点，“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为我国确立了尊师重教的方针，而且在实践中为提高教师的地位做了很多努力：不仅政治上为教师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主张将“文革”时的“老九”提到第一，而且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党员发展、后勤供应、医疗保健、劳逸结合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也给予了亲自的指导，还专门为教师设立了教师节。
（三）提高教师素质、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是办好教育的核心
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数量，而且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而要使教师教得好，必须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列宁要求“教师大军应该向自己提出巨大的教育任务”（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页。），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应“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邓小平针对我国教师队伍普遍素质不高、与现代科技发展水平相距太远、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实际，严肃地指出“教育战线任务愈来愈重，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他要求“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培训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07页。），为了搞好培训工作，“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甚至“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同时，他要求“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管的师范院校，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总之，要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总之，处在穷国大国中的列宁和邓小平都认识到要发展教育，单靠教育部门是不行的，必须各行各业都来支持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党和政府应为教育的发展多办实事，尽可能多地增加教育经费。由于教师在教育中处在主导地位，所以，列宁和邓小平都强调重教必须尊师，都主张不断改善教师的待遇，提高教师的素质。
三、面向未来，改革教育机制
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共产主义新人。1920年，列宁在对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演说中提出，俄国“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因此，“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样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可见，列宁要求俄国的教育不仅要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教育，而且要进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总之，最起码“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邓小平根据我国实际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1983年10月在为景山学校题词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的战略方针，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1985年3月对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教育应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三个面向”和“四有要求”是对列宁进行“现代教育”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教育不仅要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而且要面向开放的世界，面向21世纪，甚至更远的未来，要把近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要对学生进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也要进行遵纪守法和社会主义文化理想道德的教育，同时还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按“四有”标准培养高素质的新型人才。
为了培养既有共产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列宁和邓小平都要求对已有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对改革的思路作了明确的阐述。列宁针对旧俄时代用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塞满青年的头脑造成教育与生产劳动严重脱节的实际，要求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为发展社会生产服务。邓小平针对“文革”时期把生产劳动简单地理解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并将这种劳动当成“改造思想的大熔炉”，当成惩罚知识分子的手段，以及“文革”后许多人鉴于“文革”的教训，反对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际，引用了列宁一段话，阐述了必须正确理解和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使学生所学知识与将来社会所要从事的职业相适应。他说：“‘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教育与科技含量极高的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由经济发展对人的需求来引导教育的发展，使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既解决了以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矛盾，避免了片面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弊端，又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脱胎换骨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如何“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指明了“根本途径”（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为了使教育与现代生产相结合，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为现代生产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列宁和邓小平要求根据教育发展的趋势，不断改革教育管理机制。他们还结合本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建议。
（一）改变领导方式，确立服务意识
不论是在旧俄时代还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教育体制都采用行政命令式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十月革命后，在新建立的教育行政机关中官僚作风仍很严重，人民委员会和部务会议仍沉溺于“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提出真正的领导者应当是“能修正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的教学大纲，编写适用的教科书，切实地改进（即使改进很少）10个、100个和1000个教育专家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总之，从教育人才的选拔和具体工作的指导都应给予切实有力的帮助，都应感到能为教育工作“服务”而“自豪”（注：《列宁选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邓小平针对我国几十年来形成的高度计划、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教育行政体制中官僚作风仍很盛行的实际情况，曾尖锐指出，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他说：“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白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二）改革办学机制，提倡多种途径办学
十月革命后，俄国在改造旧的学校、旧的教育机制的过程中，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教育机制，但在新的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机构臃肿的现象，新的教育制度并不健全。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建议精减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总局、职业教育局等机构的编制，“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一律撤销，将节余出来的钱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国家预算的安排首先应“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358页）。列宁不仅主张“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而且主张国家应采取措施“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动员各种力量采取多种方式办学，大力发展综合技术教育。
邓小平关于改革教学机制的论述更为全面具体深刻，概括起来主要有：(1)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同时，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2)在不断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将“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3)合理安排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邓小平要求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4)根据需要调整高等学校的专业。我国高等院校文理科、理工科之间的比例极不协调。邓小平要求经过研究应对“高等院校的专业，哪些要存，哪些要分，哪些要增加，哪些要减少，哪些要取消，也要有一个统一规划”（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5)办好重点学校。邓小平要求抓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一直抓到中学、大学”（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加强重点中小学的建设”（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同时，他还对重点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重点大学在抓教学的同时“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6)多渠道筹资办学。邓小平认为我国人多国穷，单靠政府投资不可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改革政府包揽办学的办学体制，调动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办学。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同时，他要求“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三）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教材”（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列宁和邓小平特别重视教材内容的更新。十月革命前学校用的教材严重脱离实际。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求将旧教材的改造作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他认为改造旧教材并不是完全否定旧教材，而是要利用旧教材中一切有用的知识，用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丰富教材的内容。为了获取好的教材，列宁除主张用些可靠的人去编写教材外，还主张“发征稿启事”（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吸引优秀的人才来编写教材。邓小平针对我国各种教材普遍存在既不反映我国实际又脱离当代科技发展水平的情况，明确要求“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那么，教材建设从何抓起呢？邓小平认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因为这是基础，基础打不好，就影响以后的教学。
列宁和邓小平在抓教材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列宁主张应“废除以前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和强迫纪律”的方式，而“要用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301页。），使他们能把学到的知识融汇贯通，变成实际工作的指针。为此，他要求教师应密切“注意教育学一些问题的新提法”（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邓小平认为，“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当然教与学有相互作用。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其中也与老师善于不善于教学生、带学生有关”（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为了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邓小平除了建议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大学教师帮助中学教师，改善办学条件，不断充实和使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外，还要求“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家庭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学生的工作。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教学中，教师应认真研究和试验各种教学方法，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经常检查学习的情况和教学效果，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总之，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为使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变为现实，必须使亿万人民接受现代教育，现代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培养社会必需的大量人才，必须改革以往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树立新的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育模式的特点就是改变以往的机械教育方式，实行学用一致以提高人的能力素质为核心的创造性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
由于列宁和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不同，俄国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列宁和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必然具有不同的特色。俄国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期，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因而，列宁的教育思想中阶级性和政治色彩较浓。邓小平处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如何发展经济成为全国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在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如何为经济服务的论述较多。但不论是本世纪20年代的俄国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落后的教育科学文化严重制约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处在旧的教育模式向新的教育模式转轨时期的列宁和邓小平都对促进教育的发展作了许多非常精辟的论述。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他们的共同思想主要有：(1)应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各行各业齐抓共管，共同促进教育发展；(3)根据现代教育的要求，改革教育机制，调整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构建新的教育模式。
当然，邓小平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对列宁的教育思想作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和培养“四有”新人的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的提出，更是高屋建瓴地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发展蓝图。当前，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尊师重教的思想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的共识，党的十五大已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作为党的基本思想确定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列宁和邓小平的教育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和目标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切实做到党以教育为先，政府以办教育为本，校长、教师以从教为乐，那么，“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本文于1998年4月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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