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科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地位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由西方传入的近代科技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近年来，学术界较多地侧重在对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的评判上，而对近代科技在中国发展的实际则少见有人研究。近代科技在中国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到底如何？如果这一些具体问题得不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仅仅用“唯科学主义”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来对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进程进行概括性评判，必然限制了其史学诠释的能力。
一、近代科技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关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已经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注：早在30年代，顾毓琇就把从洋务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发达史”分为坚甲利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4 个时期（见顾毓琇：《中国科学化问题》1936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第40—47页）；40年代后期，卢于道把自“五四”时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的进展”分为译述、研究和反省3 个阶段（卢于道：《三十年来中国科学的发展》见《民主与科学杂志》第1 卷第1期1945年）；今人董光璧把1952—1991 年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启蒙、形成和发展3 个时期（见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杨振宁着眼于中西比较，把1400—2000年中国的科学发展分为科学落后于西方、抗拒引入西方思想、急速引进现代科学、开始加入科技竞争4 个时期（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见《科学》第47卷第1期1995年）； 海外学者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提出1840—1895 年的科学与自强、1895—1927年的中央政权空白、1927—1937年的南京年、1937—1945年的战争4个时期， 从化学入手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变化（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 Chemistryin China,1840—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笔者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及现代化进程角度，根据近代科技在中国发展的具体表现，把它概括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引进、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倡扬、科学研究及科学中国化探索三个重要阶段。
1.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引进时期。
这一时期从时间上讲大体从明末至1895年，从内容上看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末清初，紧步殖民主义者后尘，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联翩来华。其时正值中国实学思潮兴起，由于救治国家内部状况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明末清初的中国迫切需要火枪和火炮的制造技术，需要修改历法的天文学知识。而传教士们经多方试探，深谙中国社会内部状况，并投其所好，从而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并进入内地传教的途径，西方近代科技开始在中国传播。近代天文学、地理学、人身解剖学、运动力学和机械力学的基本原理、几何光学知识以及各式火炮和炮制技术等“西方在17世纪初年及其以前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在明末传入了中国。”（注：参见童鹰：《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7页。）
入清以后，满清贵族为维护统治，采取文化高压措施，实学思潮沉落，考据学盛行，科技传播失去了生存土壤。直至鸦片战争失败，内忧外患的境况再次唤起一批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再度兴起。为谋求救亡和矫治社会弊病，提倡学习西方，由此推动着中国跨入近代科技时代。但在1895年之前，由于传统观念和文化视野的限制，特别是“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和指导，这第二阶段的科技引进仍处于自然知识和器物技术的学习时期。洋务人士引进了大量新式机器和技术，开办了一批军事和民用工厂，同时组织人员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对西方科技知识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介绍。
2.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倡扬时期。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事业破产，中国社会受到更强烈的震动，随着维新志士“改革中体，以用西学”的新理论模式提出，进一步学习西方科学的障碍被解除，科技知识背后方法的重要性也随之展现。由于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等的努力，近代科学方法论的三大支柱，即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中，前两者在戊戌时期都得到了重视和传播，从而使中国近代科技有了一个明晰的发展框架。（注：详见拙文：《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三形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更为猛烈的文化冲击力，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为良好的文化氛围。随着中国科学社等一批科学共同体的产生，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首次在中国出现，并成为推动近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力量。这些科学家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一道，利用《科学》和《新青年》这两个主要阵地，在进一步倡导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同时，首次广泛地开展对科学精神的探讨和弘扬。任鸿隽在1916年《科学》第一期开篇即赫然而发“科学精神论”，认为有一个“不可学而又不可不学”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精神”。他解释说：“真理之特征”就是“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因为科学精神必须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崇实”和“贵确”。（注：任鸿隽：《科学精神论》，见《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胡明复也认为：“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就是“求真”和“去伪存真”。“此精神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盲从。”（注：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见《科学》第2卷第7期1916年。）科学旗手陈独秀更指出欧美文化中，“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别是非，明真伪而已。”（注：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 第220页。）这种科学精神的揭示和倡扬，冲破了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压迫下的沉闷空气和精神枷锁，为科学进一步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科学研究及科学中国化的探索时期。
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条件；众多的留学生又开始陆续回国；再加上中国科学社出现以后，20年代初又出现了中华化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生物学会等一批专业科学性的共同体，由此代表着早期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发展体制的形成。正是在这些历史力量的推动下，近代科学第一次从以引进为主向独立研究方向发展，并在20—40年代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
20—40年代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但中国科学界已经感觉到，“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好像一枝荷兰瞿麦，栽在中国式的花园里，总显出他是舶来品，不是土产。”因此，要使科学在中国真正发展，必须实现“科学的中国化”。（注：《发刊旨趣》，《自然界》第1卷第1号1926年1月。 ）这一时期关于科学中国化问题主要有以下重要探索：第一，在科学著作的翻译和撰写中，开始提出“要用本国的文字语言、用我国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科学的理论和事实”，同时“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注：《发刊旨趣》，《自然界》第1卷第1号1926年1月。）第二， 开展科学名词审查活动。时人认识到科学中国化的第一条件是要“在文字语言上”，“从考订名词术语着手”（注：《发刊旨趣》，《自然界》第1卷第1号1926年1 月。）。认为只有“有了国语的科学或科学的国语，才可用以传播科学知识，使其普及于民间。”（注：见张其昀：《“科学”与“科学化”》，见《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 年。 ）科学名词审查工作虽然最早开始于1915年的博医会医学名词委员会召开的医学名词审查会，但更广泛深入的工作是20年代科学名词审查会做的。科学名词审查是一项科学中国化的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工作，大大促进了近代科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的国家科研体制开始建立。20年代之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英国皇家学会型，即民间分散型的科研体制，它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但这种体制由于没有借助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育成长。经过多年探索，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它在“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等方面的业绩，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官办集中型的国家科学体制的确立。第四，广泛开展科学社会化运动，这是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又一重要表现。1933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并在全国设立了10多个分会，会员人数从1933 年的367人发展到1937年的2179人。（注：《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报》第6号，第10 页。）他们提出“科学上的人本主义”“国本主义”等口号，要求科学关切社会人生实际，他们出版会刊《科学的中国》，并在全国出版了一批通俗科学杂志，宣传科学；他们面向社会开展科学化广播演讲、举办通俗科学展览会、创办民众学校及宣传国防和自卫知识等科普活动；面向学生开展设立中学毕业会考数理化奖金、举办大中小学科学讲演竞赛及科学化玩具巡回展览会等活动。
二、近代科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作用
近代科技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束了儒家经学体系，推动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
长期以来，儒家经学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这一经学体系随着近代文化的变革逐渐式微，但真正的终结是由于近代科学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了现代知识体系后完成的。
近代科学的发展推动现代知识体系形成并由此取代经学体系的过程，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洋务运动时期，第一次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科技书籍的翻译介绍、科技知识的传播、科学教育的开展，到戊戌时期科学方法的引进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并渗透进各个领域，成为人们认识和分析事物的一个新的范式。而这一阶段的教育体制更是变化急剧的一个领域。从1860年起，洋务派办起了方言馆、译学馆、船政学堂，到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近代教育的完整体系，从此新式学校大规模建立；1905年废除科举更是与传统教育体制彻底决裂的大举动。西学科技的知识体系开始初步确立。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文化变革更深入的开展，科学研究的开始并渗透进社会，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权威开始确立，陈独秀因而断言：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胡适也惊呼：“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由此最终形成了科学文化取代封建伦理文化的态势。而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开始采用美式“六、三、三、四”学制划分学校阶段，中等教育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大学则取消预科，集中精力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这更使中国传统教育知识体系的主干被斩绝。语文课中保留的些许文史诗词篇章，也只是作为读书写作的工具训练而存在。这样，一个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完全不同的、以驾驭自然力为归旨、以现代科学方法论为本原的现代知识体系，在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课程标准中，开始占了主干地位。从此，人们开始不仅运用进化论，而且运用物理学、生物学、天文不等各种现代型知识样式来论证现实世界。“科玄论战”中，不仅科学派领袖胡适通篇运用了那些令人敬畏的学科名称，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世界；而且玄学派头目张君劢同样努力在新兴学科中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资源，甚至把W ·斯坦利·杰方思（W.Stanley Jevons）的《科学的原则》一书作为理解科学方法的权威来引证。（注：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这其中的内在意蕴象征着：现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即社会理念合理性的知识学基础，已经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经学思想传统，而转换为以近代科学为代表的现代型知识，这标志着传统经学体系的终结和现代知识体系的正式形成。
第二，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学术界的成长，这是推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由于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需要，近代中国存在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向科技领域进军的文化迁移现象。主要表现为：其一，中国留学生在晚清时期主要是去日本，且以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而随着国内社会变革的需要以及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大批中国留学生长途跋涉转向欧美学习自然科学。到1930年，国民政府甚至规定每次所遣留学生名额中，理、农、工（包括建筑）、医至少应占总数的70%。这些学习科技的留学生回国后涉足于教育、科研机构及工业领域，成为中国科技学术界的主力军。我们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所统计的数百名科学家中可以看到，80%以上是留学回国人员，并在国外获得各类学位。（注：《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1—6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其二，大学教育上也逐步向科技领域倾斜和转移。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就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注：《教育部公报》第1 年第5期。）1931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确定教育设施趋向案》又提出：“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17页。）1933年开始，国民政府更直接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 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 据统计， 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000人，而农、 工、 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但到1937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 而理工科则为15200人。（注：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3、443页。）其三，科学技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大量兴起。笔者统计，近代中国各类科学技术团体多达710个， 其中1911年之前仅92个，而民国时期包括解放区33个共达到618个。 （注：据《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团体》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团体（增补）》，上海科普出版社。）在科技研究机构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是当时两个最大的研究机构，其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另外还有政府创办的实业部北平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等，私人创办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塘沽黄海化学国语研究所、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等。而对各类研究的资助也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上，如22个专业中，文科获资助仅41项，而理、工、农、医等获资助达到694项之多。 （注：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第10页，表一。）
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科技学术力量，这不仅是教育后代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承担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的主力军，也是社会现代化变革酝酿的温床，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第三，科学技术及其方法渗入社会各领域，促进了社会科学化的开始。
由于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近代科技知识体系的形成，特别是近代文化和学术向科技领域的转移，科技人员进入社会各界，科技知识和方法也就自然地渗入社会各领域，进而推动了社会科学化的发展。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化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工业技术的推进上。中国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就是起始于先进机器和技术的引进和使用。早在19世纪后期，我国第一批民族机器工业就是通过引进技术和先进机器嫁接到原有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中演变而成。到20世纪，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如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即以工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为宗旨，并在工业原料分析、机械设计与制造、电工电子、胶体与制革、纤维、化工药品、塑料、热工等方面取得许多成果，获得中国专利达80种左右，占同期专利的1/4。又如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也做了大量应用性的课题研究， 其工程研究所办的钢铁试验场、与中央大学合办的陶瓷试验场、与棉业统制合办的棉纺织染实验馆等，推进了钢铁、棉纺、陶瓷、玻璃等行业新技术的研制与应用，促进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各省也纷纷成立工业研究机构，其中还有一些是私人创建的，如福建省研究院、矿冶研究所、中国科学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
工业经济领域的科学化发展，是与整个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紧密相连的。早在1898年，清政府就颁布过《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以专利方式鼓励发明创造；1906年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对各类发明分别给以五等商勋的奖励。（注：《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1912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制定了第一个专利法令《暂行工艺奖励章程》13条；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鼓励兴办新工业，后曾于1931、1933、1934年三次核准奖励共24项；1931年又颁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并于1933—1936年核准奖励共70项；1934年还颁布了《工业奖励法》，又于1935—1936年核准70项奖励案。（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5），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13页。）后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更对工业技术引进和开发、人才的招揽和奖励等进行了统筹管理。这一切都推动了工业经济走上技术化的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化还表现在社会管理的科学化进程上。早在20年代初，地质科学家丁文江就极力主张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注：胡适：《丁文江这个人》，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68年第2页。）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逐步向统一发展，为“专家治国论”提供了外在条件。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提出使“专家治国论”的推行成为可能。胡适就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为重要的技术”，应该“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以实现“专家政治”。三十年代出现过一个“学者从政派”，影响深远。当时，教育部常务次长、留英科学家钱昌照递交了一份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包括教育文化、财政金融、矿产资源、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专家知识分子，由此演绎出一场“专家治国”的思潮。此后又有许多人从中央研究院步出，走上仕途。在1933年时，国民政府中央一万两千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超过十分之一。显示了科技专家向管理领域的渗透倾向，推动了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发展。
第四，科技发展推动了社会观念的整体变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冲破了以往所谓“华夷之辨”及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旧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旧道德旧伦理；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被作为一种新文化价值系统和信仰权威被接受，从而冲破了儒家经学体系，而且在此后科学又被作为知识层面上的“真”被接受，从而确立了现代知识体系。随着科技本土化、科技社会化的发展，科技学术界的成长以及科学向社会内部的渗透，科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早在20年代初，胡适就已注意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2—3页。）到30年代，科学的境况更为改观。当时的一位学者伍启元说：“科学虽是受过一度的反对，但现在已深深地走入中国所有青年的脑海中”，所以，“科学在中国可算成功了。”（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况》1934年出版。）正是这种科学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确立，社会观念完成了一次重大转换，从而向社会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近代科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局限性
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其内在的缺陷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近代中国科学本土化并未完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前，倡导者们极力引进西方科学，通常被称为中西科学间的融通，而实际上这种融通并不存在，准确地说只是西方科学的移译和介绍。20年代以后，科学本土化的努力虽已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未完成。1931年，蔡元培曾尖锐地指出，各高校科学教育大多使用外文原版书，所举证明学理的实例都取材于国外，用来教中国学生，不仅“隔膜惝恍”，而且学生“将来出而应世，也不能充分应用。”（注：蔡元培：《国化教科书问题》，《申报》1931 年4月27日。）1933年，任鸿隽曾完成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社资助课题《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调查发现，“国内之高级中学除生物学一科外，科学教科书采用英文课本者皆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学一年级之物理、化学、生物、算学等几完全采用外国教本。”其结论是：“不特阻碍学生之学习科学，而且防害其充实国语之机会。”（注：戴安邦：《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应注意之数点及问题》， 《科学教育》第1 卷第1期1934年3月。）笔者曾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在1911—1949年我国出版的3859种科学书籍中，50%以上是翻译出版的书，而其余国人自行编撰的书则大多属于介绍性质，真正根据中国实际事例自撰的科学著作很少。（注：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同时，中国近代科学学科发展结构不合理，20年代开始以后的第一代科学研究者的成绩大多偏重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上。由于特殊原因，为了考察地质、发展矿务及农业的需要，这两个学科的本土化做得较好，而其他学科的发展并不理想，理论科学始终不发达，工程技术科学更是滞后。同时，科学技术真正在中国实际中的运用也很有限。这一切说明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科学仍然主要属于翻译和介绍的科学，远不是本土化的科学。
第二，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现象严重。
卢于道于1934年这样论述当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说：科学家“能贡献于社会者不多”，“对于社会事业其认识不足者也比比皆是。纯粹科学家多在试验室中，目的多在个人成名，……对于本国直接之贡献过少。”而“社会上各领袖会想到这般科学家对于中国，究竟有什么用处？这种怀疑似乎是很普遍，试看许多专门科学事业，皆以洋顾问为上，本国人则居极其少数”。（注：卢于道：《科学与社会》，《科学画报》第2卷第5期1934年。）胡先骕也说：“吾国社会虽贫穷，然大企业家与绅富阶级尚大有人在。……惜捐资以扶助科学研究事业者尚不多见，盖社会对于科学之认识尚不真确尔。”（注：胡先骕：《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科学画报》第2卷第2期1934年。）秉志在谈到科学发展之障碍时也深有感触地说：“欧美日本对于科学家所贡献者皆能利用之事实甚多，……而吾国科学之贡献，视人既极微少，而人民复加以漠视。”（注：秉志：《吾国科学发展之障碍》，《科学画报》第2卷第7期1934年。）由于这种脱节，科学研究受到很大影响，经费不足是最大难题。胡先骕说：“吾人吾国每年用于科学研究之款项大约四百万元，不及美国用于工业研究两日之款项”，“而所有国内六七生物研究机关之经费不到25万元，如此欲求伟大之收获不啻以豚蹄而祝满车。”（注：胡先骕《中国亟应举办之生物调查与研究事业》，《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1936。）如此状况下，不仅科学本身难以有大发展，对社会之贡献自然也就很少。与此同时，科学与教育也相脱节，时人指出：“研究教育者，多未精研科学，以致不能教授科学；而教授科学者，又多不喜研究教育或不能与教育接近发生兴趣，因此科学与教育两者，无法沟通，此为吾国一般之现象”。（注：周厚枢：《介绍科学教育季刊》，《科学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这是科学与社会相脱节的又一表现。 科学发展与社会之需求本是紧密相连的，科学发展必须要有社会需求作为动力；而科学又必须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近代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对科学认识不足，也就缺乏对科学发展的推动力量；而科学界又未能主动为社会服务并创造社会需求。这种普遍而又长期存在的脱节，自然严重约束了科技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第三，社会民众科学素养低下，科技意识仍然极其薄弱。
由于中国文化内部特别是民众观念中原本缺乏科学，因此民众科技意识的确立决非简单之事。时人曾论，由于传统的影响，“今之一般学者，于进习专门学科时，常群趋于文、哲、艺术、政治、法律方面而视科学为畏途，其原因固非尽出于升官发财之想，乃自幼缺乏科学观念，少受科学训练。”（注：张国维：《普及科学教育应先扩大科学宣传及训练》，《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7期1933年。）因而，即使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人们已经看到科学的重要性，但读书的趋向仍是“重文哲，轻科学”，文哲“像热包子刚刚出笼受人欢迎”，而科学则“像一副鬼脸子受人冷视”。（注：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第27页。）每次中学毕业考试，“成绩皆以理科为最劣”，1938年的一次招生考试，数理化三科每科分数均在四十分以上的不到四分之一。（注：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第25页。）与此同时，虽然科学的观念对旧的思想观念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广大民众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很少，这也导致民众的科学素养极其低下。且不说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及动物园、植物园等普及科学的场所很少，就是接受科技的主渠道——教育也远不能满足需要。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所发表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所载，“全国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等受过高等教育之学生，1932年度约四万人，即每一万人中仅有一人受过高等教育；曾受过中等教育者约六十五万人，即七百人中仅一人。全国人口即以四万五千万而言，尚有四万四千余万未曾受中等及中等以上之教育。只受小学教育者，恐怕许多通俗科学读物尚不能了解，其未受过教育及不识字者更无论矣。”（注：卢于道：《中国之科学化运动》，《科学画报》第3卷第24期1935年。 ）这种状况下，民众的科技意识也就可想而知了。再从中国工业情况来看，缺少技术训练和人才缺乏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梁潜翰在分析中国工业内在症结时，对1934年375家中国工厂总理司理人员进行了分析， 发现无专门学识者占75%之多，普通大学毕业者仅占8%，工程师兼任的占11%。 而普通工人的状况更为堪忧，“大多来自农家”，“于工作不能驾轻就熟”，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技术训练。（注：梁潜翰：《中国工业内在的症结》，《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1934年。）
第四，思想界唯科学主义发展反过来又限制着科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即尽管中国科学的组织和制度还不健全，科学研究的成就还很有限；也尽管中国近代还有数亿文盲对科学一无所知，但“科学”这个抽象笼统的“词”，却已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以两条线发展展示着两个典型特点：一是从康有为早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用“几何公理”论证一切，甚至把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主观世界设计为一个一个的几何公式，机械地勾画于于人们面前，到胡适宣扬实验主义，这一条线表现出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方法万能论”特点。二是开始于严复运用赫胥黎的《天演论》贩运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界中的进化规律百分之百地搬用到人类社会之中，到后来陈独秀确立科学的绝对权威，这一条线表现出了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这一唯科学主义的又一特点。唯科学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很复杂，在早期由于唯科学主义迅速地提高了科学的社会声望，有助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成长。然而，唯科学主义对中国科学事业又有着消极影响，中国科学家们后来未能及时与唯科学主义运动相分离，而唯科学主义对科学又抱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期望，科学家大多信奉“科学救国论”。30年代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在讨论“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这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太危急了，等不及新发明”、“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目前救亡图存的需要了”、“中国的科学教育方针，应该注重基本训练，而以促进物质进步为重要目的”、“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等等。（注：顾毓琇：《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独立评论》第33号1933年1月。）这样， 尽管科学家们有的也在追求“学术的独立”，而且认为中国的学术也在“慢慢地趋向独立”。（注：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工作》，见《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1936年。）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功利主义影响，中国科学在近代很难真正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必要的自主性，很难抵御来自社会的干扰；同时还导致了“学”与“术”相脱节的现象，重“术”不重“学”，以致理论科学不发达。这一切都限制了科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