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禀赋与理性境界——关于理性行为动机的马斯洛与马歇尔之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禀赋论文,马歇尔论文,动机论文,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1-0093-08
由斯密创始、马歇尔拓其大形、弗里德曼等人再次全面综合而一脉传承的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行为人动机自利而非利他作为最可靠的理论基石加以坚守，并由此制定出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般行为分析范式。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自利动机假定和“最大化”分析范式首次联袂显露出理论雏形。①主流经济学这一基础理论假设和逻辑推演范式遭遇到来自不同理论方向的质疑与冲撞：(1)哈耶克的情感性利他理论。哈耶克发现，在朝夕相处与共、面面相熟甚至相濡以沫的小范围熟人社会，存在着以人与人亲密情感为基础的利他动机的可能。这种利他动机有利于这个小范围社会共同体的繁衍和发展。但是，他又同时认为，基于亲密情感的利他动机不可能扩展到一般生人社会。(2)拉姆塞的家族血缘性利他理论。②拉姆塞认为，人类自利动机不仅惠涉行为人自身，而且会扩及他的后代和亲族。行为自利对象的“我”，不是只含行为人单寡一人的“小我”，而且还包含其无限繁衍的后代子孙的“大我”。拉姆塞设计构造了一个包含行为人无限后代子孙福利效用的时间贴现目标效用函数，来取代经济学家此前所一直采用的只含行为人单寡一人福利的“极端自利”的目标效用函数。(3)桑塔费学派的基因性强互惠利他理论。桑塔费学派从基因遗传变异和物种性状演化角度，证实了人类利他动机存在的生命物质基础。一个生物种群如果出现了具有正义、利他行为偏好的基因变异个体，这个生物种群会比其他种群繁衍生息得更好。因为具有正义和利他行为偏好个体的存在会对种群内的暴力、掠夺等影响种群繁衍的极端自利行为形成抑制。(4)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动机理论。马斯洛是挑战马歇尔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没有在马歇尔坚守的理性动机自利这个一般理论假定前止步，而是跨越过现成理论定式的藩篱，深入到人类心理动机的幽微玄妙之处，探究人类心理动机形成和动变的真实场景。因为马斯洛面对的不是一般抽象理论问题，这类问题要求在保持与现成理论逻辑自洽和概念圆融的同时拓展新的理论解释域，而是面对在解决企业行为管理问题过程中所直接遇到的大量鲜活的人类个体心灵。马斯洛由此获得了一个划时代的惊人发现：人类心灵深部并不是一片僵寂的海，而是在欲求与满足循环中不断向上翻跃滚动的流。人类心理欲望对象随被满足程度逐级升华递迁，形成从基本生存需求开始，经过安全需求、被爱和被尊重需求，一直到达爱他人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演变序列。
在对待人类行为理性动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马斯洛和马歇尔出现了根本性分野。马歇尔注重的是人类心理动机中的“动物”性，而马斯洛更加强调人类心理动机中的“天使”性。马歇尔看到的是一个匮乏贫穷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眼露贪婪的人；而马斯洛看到的是一个衣食富足、财货充裕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中因自身完“达”而求“兼济天下”的人。马歇尔看到的是人类逐利竞争过程不带眼泪也没有怜悯的精明与理性，马斯洛则看到人类实现自身全面能力和自由本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善意和爱。马歇尔看到的是每个人以自身为目的而将他人作为工具、手段的对抗性生存境域，而马斯洛看到每个人自我实现和自由全面发展与所有人自我实现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马斯洛的研究揭示：当人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开始实现自身最深层的自由本质与潜能，人类就会越来越献身于其他人的幸福。此时，人类个体自我实现与他人自我实现之间圆融统一，并不矛盾。今天，经济学家需要在马歇尔经济自利理性动机和马斯洛自我实现理性动机之间重新进行一次梳理，面对新的财富世界和随着财富时代到来不断涌现的追求自我实现的“新经济人”，重新校准经济学研究的视线。
一、消费需求满足与心理动机
由于大部分物质财富都具有稀缺性和竞争性的属性，不能像空气那样无限获取和众人共享，一个人占有和消费的财富越多，其他人可能消费的财富就越少。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上，人和他人总是处于“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状态。因此，经济学把财富占有和消费上的“自利”而不是“利他”作为经济行为人的理性动机，并且把利润和消费效用最大化作为实现自利的手段，并不失为一种聪明而正当的理论规划。但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越来越多地占有和消费财富吗？随着拥有和消费的财富数量增加，人们感到的幸福快乐也同样增加吗？对此，马斯洛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他通过大量研究证实：财富消费动机因为消费满足程度的提高而逐渐递减。马斯洛勾画出动机与行为不断升迁演进的辩证逻辑链：生存消费动机→创造与获得生存消费品的行为→生存消费动机满足→更高层级动机的出现……循环上升，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格心理境界。
(一)消费负效用和消费上界
经济学家发现随着消费数量增加边际消费效用会递减。但是有一点始终被经济学家隐而不宣：消费边际效用持续下降的最后归向如何？是无限趋近零点——但始终保持正值，还是会穿过零值线进入负值区间？经济学家似乎盲信了一条并没有经过严格论证和实证检验的理论：边际消费效用永远为正。因为至今尚未见有研究文献将边际消费效用曲线追踪至负值区间。③消费边际效用是永远为正还是可能为负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理论问题。如果消费边际效用总是正值，意味着个人消费具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在什么消费水平上，继续增加消费总能获得新的正效用流。反之，如果消费边际效用可能为负值，则表明个人物质消费存在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的消费就将产生负效用流。由前一立场出发，可以把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赚钱的深层动机始终归结为消费动机。而从后一立场出发，则需要在消费之外为那些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消费上限而仍然还在拼命工作的企业家们寻找新的心理动机解释。正因为消费超过一定临界点已经不能带来享受和快乐，所以，许多富人的日常消费支出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不再增加，而是停留在相同消费水平和支出模式上，并不随着他们拥有财富的不断扩张而改变。甚至有不少富人终生保持节俭素朴的生活方式。因为对他们而言，消费增量的边际效用已经接近于零。对于这些物质消费已经充分满足的富人，需要在消费效用之外寻求对他们工作动机的新的心理效用解释。
(二)结果效用和过程效用
马歇尔关于经济人的行为理性逻辑是，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获得更多金钱财富，进而实现更多消费效用满足。这种完全基于行为结果而与行为过程无关的动机与效用理论，不仅受到马斯洛主义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以费尔(Bruno S.Frey)为代表的过程效用理论学派的猛力颠覆。④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和财富收入增加，越来越容易观察到以下两种边际下降现象：(1)财富和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量下降，财富和收入越多的人，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2)消费的边际效用下降，消费越多的人，从消费获得的快乐越小。当富人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增加消费所能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为零。当金钱不能给人们带来消费快乐时，什么又是激励那些腰缠万贯却无暇甚至倦于消费的富人仍然每天工作不止的心理动机呢？人们的快乐又来自哪里呢？过程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工作和劳动的动机，不仅源于作为工作劳动报酬支付的金钱财富的“结果效用”(outcome utility)，同时源于工作和劳动过程的价值和快乐的“过程效用”(procedural utility)。就是说，人们不是把工作和劳动作为单纯获取金钱财富的工具手段，而是同时把工作和劳动作为本身具有价值和能够带来快乐的目的。工作劳动过程的自主自决感、胜任与成就感、被他人尊重和关爱感，是吸引许多人忘我投入工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效用与快乐之源。过程效用理论与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类本质和潜能实现的目的性活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沦为纯粹谋生手段，从而使人从人的类本质异化疏离的思想恰好有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之效。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过程，是人类本质的自由的实现，“即自我实现、主观的客观化，因而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表现就是劳动——而这一点亚当·斯密是没有想到的”。⑤但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始终是使人厌恶的，始终是一种外来强制的劳动，相反地，不劳动才是‘自由和幸福’”。⑥到了社会生产力充分发达、物质财富十分丰富的社会高级发展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⑦恩格斯在评论18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家傅立叶时，也说：“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⑧德国经济学家戈森经过对劳动过程的缜密思考后，把一个连续劳动过程截成前后不同的两段，认为前一段是具有新鲜愉悦快乐体验的正效用劳动，而后一段则是只有紧张枯燥痛苦感觉的负效用劳动。随着劳动时间延续，劳动正效用会逐渐递减并最终进入劳动负效用区间。⑨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傅立叶、马克思、戈森视阈下具有正效用的快乐劳动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故意丢弃，仅仅保留劳动作为纯粹获得金钱收益的一种痛苦代价支付手段的理论意蕴。这种将劳动和工作过程全面“负效用”处理的主流经济学效用理论，既是早期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恶劣条件和“非人”本质的写照和侧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动机理论在人性理解方面的狭隘与偏失。
在实际劳动和工作过程中，任何人都体验到过一种真实而非虚幻的愉悦与快乐，也即劳动的正效用。这种愉悦与快乐的根源也许多样而且复杂，既可能是由肌体运动与放松带来的快乐，也可能是由各种新奇感觉带来的快乐，还可能是对自身能力确证和价值实现带来的快乐，等等。但是，主流经济学完全回避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把所有的价值与效用都归结于劳动和工作之结果而将它们与劳动和工作过程断离。对于生产力低下、物质产品匮乏的前工业化时代和那个时代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忍受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繁重枯燥的劳动操作的贫困人群而言，这种效用理论也许有合理之处。而对于当今这个财富爆炸式增长、消费品堆积如山的时代，以及那些财货丰厚的富人和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人群，这种理论就无疑显得失当与褊狭。对完全摆脱了生存困忧的经济行为人，工作过程的快乐是与工作报酬同样重要的动机与价值之源。对许多企业家、工程师、商人、爱岗敬业的工人而言，他们的工作就如同诗人写诗、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工作过程与付出劳动所得到的最终收益是同样重要的快乐之源。但是主流经济学在此却作了截然反向的理论断语：劳动只是获取收益的一种手段和痛苦代价。
(三)财富消费增长与心理动机飘移递进
马斯洛发现，基本物质生存需求满足是人由动物性存在向天使性存在转变的重要条件。设U是人的心理动机—效用欲望统合函数，M是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物质生存需求，N是人作为天使性存在的高层自我实现需求，λ是动物需求和天使需求在总需求统合值的偏重指数。人的心理动机一部分源自与动物自然本能相同的原始欲望，另一部分根涉人的天使性高层自我实现需求。即U(心理欲望值)是动物性需求M和天使性需求N的统合效用函数：
。当λ=1时，人沦为纯粹的野兽，人的欲望完全被动物式的物欲占有，即U=M；当λ=0时，人又升华为远离纯粹物欲的天使，即U=N。决定人的动物性和天使性的动机偏好指数λ，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相关：(1)λ由人的先天气质禀赋决定，是因人而异的随机变量。(2)λ由人的后天文化教育、价值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决定，即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逐渐形成。(3)λ是由人的财富禀赋和物质消费满足程度决定。如果暂且忽略先天禀赋差异和后天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则可以把人的效用动机偏好视为财富和物质消费满足程度的函数，即将λ看作是由人的经济活动内生的。设X是人的财富拥有和物质满足程度；显然，X越大，即拥有财富数量越多、物质消费满足水平越高，λ值就越小；相反，X越小，即拥有财富数量越少、物质消费满足水平越低，λ值就越高。不妨设λ=1/X(X≥1)；则有：
。当人们拥有的财富X不断增加，λ值就不断减小，即动物性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比例减少。特别当X→∞时，λ =1/X→0，即人完成动物式需求向天使性需求转变：
。这意味着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已经摆脱了基本物质生存需求的困扰。而对于衣食住行无任何来源和保障的穷人，其财富禀赋可以近似视为1，则其效用动机完全由动物性需求决定，即：
。
既然个人财富消费增加的边际快乐曲线是逐渐递降并在超过一个特定消费临界点后进入负值区间的下落线，那么，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社会总快乐边际曲线会同样是逐渐递降趋零甚至为负的曲线吗？对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过多方面研究后发现：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财富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有大幅提高，但是人群心理测试报告显示的人类快乐指数却提高甚微，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下降。1957年，英国有52%的人感到自己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报告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只有36%；而此间英国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美国近几十年人均财富增加了2倍，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人的比例却由34%下降为30%。财富增加了，人类的幸福快乐程度并没有相应增加。那么，现代大规模工业生产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呢？人类追求财富和金钱背后的深层动机又是什么呢？物质匮乏时代人类生产劳动的动机清晰可见：拥有财富；满足消费需求，获得更高程度的消费快乐。但是，在当今时代，对许多中产阶级以上人群而言，消费已经不能增加更多的快乐，促使他们工作的动机又来自哪里呢？显然，财富与收入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动机存在。
二、财富时代变迁与理性动机演进
(一)物质财富匮乏时代与经济人的低端经济自利动机
马歇尔处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到来的前夜。电动机、内燃机虽然已经发明，但还未在生产中广泛应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仍然是粗笨的以煤为燃料的蒸汽机；第一辆福特汽车虽然已经驶下流水线，但只是作为科学技术发明的“实验品”，还没有广泛进入家庭。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社会生产力也仍然相当低下，物质生活资料普遍处于匮乏的状态。为了更多地获得和占有生活和生产资料，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上演了一场异常残酷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经济战争。资本家尽可能多地盘剥压榨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使用童工；劳动工人则通过抗议、罢工、损坏机器甚至武力暴动的方式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在那个时代，强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成为当时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生存竞争关系成为超越情感、血缘等各种关系的起支配作用的人际关系。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巧取豪夺，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马歇尔触目所及的当时的经济行为人：无论劳工、小商贩、流浪汉、失业者还是企业主、资本家，要么是受饥饿胁迫、为生存奔波、做“为稻粱谋”的人，要么是受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规律支配，拼命追求资本积累增殖的人。面对这个完全被生存和市场竞争法则支配的经济人世界，马歇尔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无奈地以无情笔触对人的行为动机理性下了断语：经济自利。他对经济行为人动机理性的理论规划反映的正是那个贫困和物质匮乏时代的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心理场景。马歇尔视阈中的经济人和以他的经济人为主角的经济学，是一种以贫困和匮乏为背景的经济人和经济学。然而，在他如此这般落笔挥就人性的同时，又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犹疑与惶恐。难道这就是“人”和“人的世界”吗？人的那些高尚情感——同情、怜悯、慈善、责任、正义——又在哪里呢？马歇尔笔下，也多处流露出对人的高尚理性的顾盼和追踪。但是最终，马歇尔也没有能够在人的现实动物性和人的潜在天使理性之间梳理清楚、明白个究竟。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坚持马歇尔为经济学制定的基本理论规划时，也没有仔细探寻他极其复杂且一路犹疑多虑的思维行程，理解他把捉人性时陷入的左右顾盼、进退维谷的理性苦衷。其实，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不仅为经济行为人的自利理性下了断语，还同时为经济行为人可能的利他性留下了多处伏笔。⑩但是，作为对大概率事件把捉的一种理论逻辑话语，马歇尔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二)物质财富丰裕时代与经济人的高端自我实现动机
科学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来临是人类从物质贫穷时代向财富充裕时代跨越的重要因素。马斯洛正好处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生产高歌猛进的20世纪下半期。这个时期，宇宙飞船、摩天大楼、远洋巨轮、超音速飞机等各种现代化“奇迹”接踵进入人们的视野；汽车、电脑、化妆品、时装等各种生活消费品源源不断地从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在马斯洛时代的美国和西欧，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的队伍也逐渐扩大。整个欧美几乎都被科学万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物质消费主义等乐观、骄狂、奢靡的情绪所弥漫浸染。面对奔涌而来的财富，困扰欧美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已经不是贫困、匮乏和饥饿，而是商品堆积如山、严重过剩。高消费、超前消费乃至炫耀和挥霍财富，成为这个新财富时代的社会美德。先前时代被作为美德的俭朴、节约、储蓄等行为，则被视为有害无益的失德行为。因为，在这个财富每年以5%—8%的比率快速增长的时代，只有更多更快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消费掉，整个社会生产系统才会重新获得活力。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财富如此丰裕的时代。人类几千年以来一直面对的是经济贫困和物质匮乏，今天却要为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体系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消费而困扰。财富除了填饱人类口腹还会给人类心灵带来什么改变吗？这个丰裕社会的人群还会像先前贫困社会的人群那样贪婪地、无休无止地聚敛和占有财富、并为此而毫不留情地掠夺和压榨他的同类吗？人们在衣食丰足之后，会不会对他人有更多同情、怜悯、责任和慈善之心？当物质财富已经不成为问题的时候，促使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又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来自哪里？马斯洛发出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理论诘问。在与企业家、部门经理、工程师、研究员等等这些财富时代的社会精英的大量访谈和心理测试过程中，马斯洛有一个重要发现：这是一些与先前时代完全不同的“新人”。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摆脱了金钱财富的压迫，因为他们拥有的金钱财富已经足够维持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水准；他们在心灵上也摆脱了唯利是图的物欲，因为金钱财富和消费的增加已经不能给他们增加快乐。对财富“爆炸”时代的这些社会白领精英而言，自我实现成为他们快乐的最重要的源泉和工作与生活的主要心理动机。
马斯洛关于人的高层行为心理动机的重要发现，揭示了人的口腹和心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财富消费增加、口腹之欲满足会使人心灵发生蜕变。人不仅如爱尔维修所说是特定自然环境的产物，也不仅如卢梭所说是特定文化教育的产物，人还是随财富和消费而改变的灵物。这种现象两千年以前的中国古人已有所发现。《管子·牧民》中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果家无过夜米、身无蔽体衣，人们又如何能顾得了“礼义廉耻”。文明、礼仪、道义此时都只不过是奢侈而实际无用的装饰。“不为五斗米折腰”毕竟只是少见的奇人轶事。对多数人而言，“有恒产”方才能“有恒心”。在衣食丰足之后，人类又将走向哪里呢？两千多年前身为低层贵族的孔子，也描画了人类物质生活安定之后心灵的归向：“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的心灵和物质生活条件具有无法切割的关联。马斯洛对这种关联作了大量案例研究和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发现随着需求满足程度的递升，人类心灵会进入一种高层心理境界——自我实现，这种心理境界会给人带来超越任何物质享受的“巅峰快乐”。马斯洛描述这种“巅峰快乐”的体验道：“人身上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如果适当地运用它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像幻想中的天堂一样美好”(11)；“强烈的奇妙和敬畏的感觉，极度的幸福，以及在宏伟宇宙面前全然抛开畏惧和防备。在这样的瞬间，善与恶、自由意志和险恶命运都被超越了，天地中的万事万物刹那间都融会为一个整体”(12)；“高级需求的满足能引起更加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13)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贸易、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进入财富与消费快速增长的工业化时代，欧美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甚至正在进入财富与消费滞胀(接近饱和)的后工业化时代。在欧洲许多国家，优越的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使人的基本生存与工作的关联几近断离，即使失去工作的人也能过上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正常物质生活。(14)而大量食利者阶层和承继了巨额遗产的富人后代的出现，则使“不劳者不得食”不再成为普遍有效的社会定律。在财富和消费增加带给人们快乐的增量下降的同时，财富和消费作为激励人们工作的内在心理动机的强度也似乎明显减退了。许多人在有了一些工资积蓄之后，就开始停止工作，选择去海滨、森林度假，或者去高山、沙漠探险，或者从事所喜爱的其他艺术、体育活动。即使那些很少歇息下来的“工作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并不完全是为了金钱。工作本身的意义、工作过程的快乐以及工作可能带来的成功和自我实现价值，似乎正在替代金钱财富成为人们从事工作越来越重要的心理动机。而那些已经掌握了巨额金钱财富的富人，也正在从他们曾经乐此不疲的创造和占有财富的竞赛，转向慈善和利他性的捐献财富的竞赛。美国著名富豪慈善家、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1889年就捐出了所有的个人财产，共计3.5亿美元。美国最大的两个富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已经宣称要在有生之年将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美国成年人口中还有近一半人每年志愿捐献出他们的业余时间。如果按平均工资每小时10美元计算的话，每年捐赠时间的价值约为2000亿美元左右。从这些日趋流行的公益慈善行为可以发现，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人收益最大化和家族后代消费效用时间贴现值最大化的理性动机假定，在许多热心慈善和公益的企业家和普通人身上，如果不是全部失灵的话，也至少是部分失去了效验。在当今这个财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裕的时代，无疑需要在财富之外，寻找能够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目标与心理动机所在。对这些完全摆脱了物质贫困并且以各自不同的天赋大量创造财富的时代精英而言，公众利益、社会责任以及工作过程的快乐和自我实现价值，可能就是他们工作的更加重要的内在动力。而这正是马斯洛揭示人的高层自我实现心理动机存在的意义。主流经济学难道不应该从马斯洛那里吸取一些新的智慧与灵感，对根源于一百多年前的那个贫困时代的经济人理性动机假定作一次修订吗？
三、理性动机假定与人类高层理性成长
经济学关于动机自利的理论假定，今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唯利是图”动机与行为的理论辩护词。人们在坚守这一理论假定的同时，把自私自利行为当成“天经地义”的合理行为，而把利他行为当成了非理性的愚蠢行为。一个原本基于逻辑合理性与自洽性的——“假定如此”的理论前设，在经济学人反复地强调和重复下，似乎变成了“人人自利”的——“事实如此”的真值判断，而且有进一步演变成“人人应当自利”的——“应当如此”的道德律令的理论趋势。经过从假定判断语句到实证判断语句再到规范判断语句的经济学元语句转换，经济自利似乎正在演变成经济世界中的行为规范。唯利是图者因为经济学这一原理论教旨而变得大胆自信，试图对唯利是图行为进行批评的人则因为经济学这一理论而变得胆怯畏缩。经济学的自利理性假定，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巨亨在通过各种复杂的金融交易手段和充满陷阱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个人牟取巨利，并最终酿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自我安慰语，也是美国安然财务欺诈案主谋肯尼斯和美国最大金融欺诈案主谋麦道夫所信奉不疑的行为哲学。置身在这样一个完全自利的经济世界中，面对处处企图最大化自身利益——也即最小化他人利益的同类，人们会不会有重新回到达尔文眼中的丛林莽原而禁不住苍凉和骨寒的感觉呢？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理论体系，固然不应该做出“利己”或者“利他”的简单规范判断。但是，面对复杂、多样、动变的人性动机，经济学是始终不改地坚守人性动机中的原始自利性，还是同时也追随人性的升华，瞩望人性动机中不断显露的崇高——利他性，这是经济学当今面临的一项重要抉择。
1.人类社会正在跨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商品极大丰富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已经是不同于往昔时代的具有新的需求动机和人格禀赋的“新人”。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人行为动机的理论规划，不能始终定格于亚当·斯密和马歇尔那个物质匮乏时代的旧人和往事，局限于对经济行为人曾有历史心境的一种静态刻画，而应该着眼于当今和未来，对经济行为人最新行为动机演变升华的路径和轨迹进行动态把握和追踪。
2.经济学的自利动机理论假定，只是一种对现实经济行为的素描与写生，而不是一种关于理想经济行为的设计与勾画；也即是对行为动机“实际如何”的一种大致近似的理论模仿，而不是关于行为动机“应当如何”的一种行为伦理建构。在这里，现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合理的存在也不代表高尚。经济学的自利动机理性假定，不应包含“经济行为人应当自利”的行为规范意蕴。
3.经济行为人的心理动机并非是单一的、不变的，而是复合的、变化的。人们在无法完全摆脱物欲诱惑和动物式贪婪的同时，并不会完全放弃对天使般崇高的追寻和瞩望。只要主、客观条件具备，人们内心会自然涌生出同情和利他的善意。大量经验事实证明了马斯洛主义的一项重要原理：随着财富和消费满足程度提高，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利他动机会明显增强。
4.经济学家在判明和承认人的经济自利动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洞察和发掘人的更高层级的心理动机，并为这种高层心理动机的涌现和张扬探明方向和路径，而不应当始终不变地坚守人的低层动机理性，拒绝为人类不断彰显的高层心理动机(如自我实现、利他、社会公益与责任等)留出理论通路。
5.规模愈益庞大的企业家、职业经理、工程师等中产和中产以上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中枢和主要推动者，特别是执行创新职能的企业家，更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力量。经济学家应该以他们的实际心理动机作为经济人行为动机理论的主要现实模本，而不应该将视线完全局限在仅仅为生存需求满足而工作的那些人的心理动机上。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该将那些已经摆脱了口腹之欲，主要追求工作快乐、成功快乐、过程快乐、自我实现快乐的人的心理动机，而不仅仅是那些追求占有和消费快乐的人的心理动机，更多地写入自己的动机理论中。
6.人毕竟是从动物进化演变而来，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类自身之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生存竞争；同时，现代工业社会物质产品尽管已经相当丰富，但局部和相对的稀缺始终都还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总会带有动物般的趋利性和排他行为倾向，经济学的自利动机假定也总有一定程度的合宜性。但是人又不完全是动物，人类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率的生产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物质生存需求。而且人类还同时受到宗教、文化、社会情感的影响和支配。人性深处的原始动物本性总是和人的高尚社会本性混杂在一起。任何理论都是从特定角度对对象的一种摹写和显像，观察视角变换必然带来理论镜像的更新。无论对经济人行为动机如何假设与规定，都只是展现人性动机的一个侧影，而无法勾勒人性动机的全貌。经济学家需要心知肚明的是，自己是在什么角度对对象进行观察，在所得到的显像背后被遮蔽和舍象的东西又是什么，基于客观对象的惊鸿一瞥式的单面侧影所建立的理论假定能够被允许的合理限度又有多大，不同理论假定和逻辑规约之间又如何能够互换和共容。
注释：
①马歇尔说，“大部分劳动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的欲望；这种利益在世界的现状下一般表现为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他又称“最大化”分析范式为“最大限度满足的抽象原理”，说“供求均衡的位置是最大满足的位置，即有关双方的总满足一直增加到该位置的确立而后止”。
②Ramsey,Frank,"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Economic Journal,1928(12),pp.543—559.
③[德]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第9、11页，陈秀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④Bruno S.Frey and Alois Stutzer,Beyond Outcome:Measuring Procedural Utility,Oxford Economic Paper,June 15,2004.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33—7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⑨[德]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第42页。
⑩马歇尔说：“经济动机不完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除金钱以外的影响。”“当我们说一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为金钱所激发时，并不是说，在他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经济学原理》，第42-43页)
(11)(12)[美]爱德华·霍夫曼：《马斯洛传》，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3)[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115页，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4)见《参考消息》，2010-08-09：“英国每年有10万户家庭领取比平均薪金更高的福利金，多达30899英镑；有70万户家庭领取超过15000英镑的年福利金；有至少1200万符合工作年龄的家庭每周领取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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