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若干关系（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专门为此作出决定，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任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会长马立三同志近几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工作进行思考，并在今年4月云南省第八次民族理论研讨会上，就《正确处理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若干关系》做了专题发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引起与会者和有关领导的关注。本刊从本期起连续刊载此文，以飨读者。并希望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就此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为顺利完成“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推进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发展做贡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的民族地区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的十余年时间中，社会经济成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现在，民族贫困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已经有了商品经济的意识，要求发展生产力、要求脱贫、要求进步、要求发展、要求参与现代生活、要求汇入市场经济的愿望十分迫切，这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1994年，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深层次之中，国家推出了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企业等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对我国双轨制经济体制震荡的程度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经济进入了最为激烈的变革之中。在这一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由于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等种种原因，刚刚起步的民族地区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地方出现了经济滑坡、财政拮据，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学生辍学比重增大等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已出现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更大，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也将会丧失，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导致经济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重视。在这改革的时期，在民族工作中，我认为要处理好有关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具有全局性，且又较为突出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旦处理不好，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成败，也会影响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一、正确处理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关系
改革与开放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潮流，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旋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走的是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路子。通过我国这十多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工业化的历程，都证明了改革与开放不失为落后国家获得经济超速发展，或者说跳跃式发展的一条成功的路子。在我国凡是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地方，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内地和边疆的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也大多是沿江、沿边地区，这些地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较之落后地区要快得多，反映在经济中主要表现为：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发展较快，而且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产值、利润、上交税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大。如：全国的“百强县”，私营企业的纳税额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60%；在深圳、福建、广州等地，“三资企业”创造的产值已占总产值的30%——65%；据国家工商部门提供的数字，1993年，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户数占全国总数的69.3%，而西部地区仅占11.3%，西部九省（除西藏）总计仅2.1万户，只占广东省的52.3%。从从业人员和注册资金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65%和77%，而西部地区仅分别占13%和8.4%，个体工商户东部占全国总数的49.4%，西部占20.1%；1993年，我国地方实际利用外资389.6亿美元，其中广东、福建、江苏、山东、上海、辽宁和海南7省市占82.67%，而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贵州、云南和四川11个省（自治区），占不到3%。目前，全国的“三资企业”有70%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在我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三资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发展越快，所占的比重越大；越是落后的地方，“三资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越是发展不起来，所有制结构越是单一。
目前，在改革开放中，一方面发达地区已有了能够较快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各种成熟条件，并能够利用开放的时机，紧紧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面落后地区正遭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将可能被错过。面对落后地区这一现状，唯一的出路仍是改革开放，且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进行。
根据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改革开放的难度要比发达地区的大，主要表现为：
1、思想不够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落后地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干部群众，担心“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制度，致使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和经营保障而难以发展，失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发展机会，各种生产要素流向了发达地区。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示范，姓社姓资的思想包袱，在落后地区虽然不再是思想障碍，思想解放仍不够，尤其是对于如何发展经济缺办法，少点子。
2、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倾斜。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由内地向边疆逐渐推移的。由于改革开放的滞后，边疆落后地区的资金、人才纷纷流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失去了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先发性效益，同时也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滞后，又使改革一直处于被动之中，限制了落后地区引进外资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至今在许多民族落后地区仍然是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
3、经济落后。落后是贫困地区经济不发展的本质，也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不上去的终结原因。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市场十分狭小，缺乏资金、技术以及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限制了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形成与发展。
4、商品经济观念不强。在解放前，我国的商品经济十分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在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有的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商品经济意识十分薄弱。解放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养成了人们极大的依赖思想，人们难以用商品经济的思想去思维，去发展适合市场的个体、私营经济和其它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
5、软硬基础差。落后地区落后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基础设施落后，人员素质差、办事效率低。这些因素使得投资效益不理想，不仅公有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各种渠道的非公有资金也由于这个因素，不愿投入或不敢投入，多种经济成份都难以形成气候，最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目前落后地区改革开放与发达地区相比，可以享有后发性效益，表现为：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地区已取得的经验，减少盲目性，很多重大决策中，不必再“摸着石头过河”，减少了改革的“成本支出”；二是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市场优势已显现，落后地区可以扬长避短，选择那些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以己之长，避己之短的产业进行发展；三是可以利用发达地区的市场和基础设施，以及技术、资金、人才。
可见落后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既要充分估计到自己的难处，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找准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最关键的一步，我认为，民族贫困地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必 是既能够促使其自身潜能最大发挥，又能充分地借助外部力量使其获得发展的改革手段和措施，根据目前我国许多比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做出的研究结论：越是落后的地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越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越低，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益也越低。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落后地区要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加快步伐把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和加大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做为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途径，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潜力，把许多潜在的资源利用起来，变为现实的经济资源，这是落后地区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然后通过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逐步积累起走向工业化的资金和各种条件。
那么，在落后地区要加大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办法在哪？虽然目前国家加大了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力度，以及增加了对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也主要投入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上，落后地区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只有通过资产存量的调整来实现，具体办法有：
1、对现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可采取拍卖、转让、租赁、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革等，使生产要素向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有能力经营管理的能人转移。
2、对荒山、荒地、荒水、荒草原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进行拍卖、转让、租赁，并允许继承和再转让，允许和鼓励各级、各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经济实体进行成片开发，大办“绿色企业”。
3、允许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有租赁和转让权，使其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分离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个体、私营、乡镇企业转移。
4、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走“三结合，一体化”的路子。
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地方政府可以扔掉一些历史包袱，并把获得的资金集中起来，找准优势资源，选好带头产业，扶持一些新兴产业，兴办一些民间没有能力兴办的起点高、投资大、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同时改善基础设施和经营管理好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开放是引进和嫁接外部先进生产力要素的重要途径，根据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和我国沿海地区，以及一些由后进变为先进的地区所走过的路子看，无一不是成功地与外部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资金进行引进和嫁接，如何进行引进和嫁接，成功的经验就是走开放的道路，也就是我国现在走的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路子。
走开放的路子有着时机和时效的问题，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我国沿海开放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级别，大约只有十年的光景，如果不能及时抓住这十年的时间，开放的机遇就会丧失。能否抓得住时机，关键又是投资环境是否理想。如果我们从投资环境去考察，落后地区的硬投资环境无疑是十分落后的；从软环境去看，在开放的十多年中，落后地区至今仍受着来自中央区域政策的不平等性制约，到现在为止，大多数落后地区不享有对外贸易权和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有些地区还不是对外开放的地区。
对于开放，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改善投资环境，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族地区之所以落后，除了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必须强调：一是国家长期以来对其的投入不够，但是民族地区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大的。在几十年的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民族地区向国家输送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支援了国家的建设；二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对沿海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使这些地方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先发性效益，使得国内外，包括落后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大量流向这里，而且同时享有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因此，民族地区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国家仍然应加大对其资金和政策的投入，这不仅关系到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关系到全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向共同富裕。
二、正确处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当前，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任何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都是客观存在的，旧的不平衡消除了，还会产生新的不平衡。近年来，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和尽快解决，就会使我国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国家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1993年，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土地面积占全国的64.3%，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8.5%，淡水面积占全国的24.5%，草原面积占全国的75%，森林面积占全国的43.9%，森林覆盖率占全国的70.9%，林木蓄积量占全国的55.9%，水力资源蕴藏量是44568万千瓦。民族地区是我国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全国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那里，没有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全国的繁荣富强。
与全国相比，近年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了一大截，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见下表：
资源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49—1994》、《中国统计年鉴1994》
民族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同时，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在加剧，在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发展较快的主要是坝区、交通沿线、大中城市，广大的山区、交通偏僻的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却十分缓慢。如云南，在民族自治地方的79个县中，有34个县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全省水平，近年来经济发展差距与全省也在拉大，见下表：
资源来源：《关于云南贫困民族地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问题的研究》
目前，经济差距的拉大已引发出了民族心理的不平衡，并随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断得到强化。
从我国解放以来经济发展过程分析，造成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
我国是一个山多、高原多、沙漠多的国家，山地面积占国土的33.3%，高原面积占国土的26.04%，沙漠面积占国土的16%左右。大多数民族生活在西部高原的高寒山区和沙漠地区，以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在民族八省区中，除广西是沿海地区外，都是内陆地区；除贵州、青海、宁夏外，又都是边疆地区。高山、边疆、贫穷，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少、边、穷三位一体的特征。民族地区山区的面积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海拔高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山高坡陡、河流切割，地质地貌十分复杂，一方面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成为全国资源的最富集的地区；另一方面又使得生态极其脆弱，气候多变，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在云南的怒江、东川等地几乎年年都有泥石流和旱涝灾害发生，1984年，由于泥石流的缘故，怒江州城被迫搬迁，碧江县撤销建制。由于民族地区地理地貌气候的特征，很难进行大规模开发，规模经济效益差；自然资源一旦开发不当，极易造成灾害，而且无法修补；高山河谷深切，交通发展十分困难，限制了与外界的交往，使得环境非常封闭；由于自然环境、交通落后、市场发育不全等因素的限制，同样资源开发的难度和成本比沿海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长期以来，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转换不成经济资源，贫困面貌难以改变。
2、民族地区的历史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历史沿续下来的。早在明末清初时，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解放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近代工商业，而西部民族地区只有少部分进入到封建地主制经济，大多处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末期，这一历史差异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消除的，必须靠长期艰苦的努力才会缩小。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宜的。虽然，民族地区占有全国国土面积的64.3%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全国大部分财富集在中东部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忙于国内外矛盾，无遐顾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近代外国列强也曾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创过一些近代工矿企业，如新疆的塔城金矿、吉林的天宝山公利公司、贵州铜仁的英法水银公司、云南的滇越铁路等等，这些移植的新的生产力是以掠夺中国的资源为目的的，在庞大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与前封建社会形态并存的多层次生产方式中，其力量也是十分微弱的，并未给民族地区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可能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全国民族八省区中，除省会城市和自治区所在地等一些城市中有一些现代工业外，没有任何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城市和一些交通要道附近，以及较发达的集镇，商业和手工作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偏僻的边远地区，商品活动十分落后，人们在市场上的需求主要是一些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交换还只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单交换形式，农业基本上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社会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均十分落后，在民族贫困地区除了原始农业外，其它行业的发展几乎为零。
3、思想意识特性
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封建与前封建并存的多层次社会形态中，除农牧渔外，其它行业被视为旁门左道，视商业活动为耻，直到今日在一些少数民族乡村还没有集市，人们不会赶集，羞于交换。在前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地区的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还未从农业中分化出来，阶级分化不明显，原始共产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加上自然环境的隔绝，人们的社会交往十分有限，与外界的交往大多是被动的，再加上封建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广大的少数民族不愿与外界接触，这样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封闭状态，一些历史机遇被错过了。
4、国家的宏观政策
（一）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
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分配方式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间国民收入差异的大小基本上反映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另外国民收入高的地方积累率也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越快、发展后劲也越大。
长期以来，通过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民族地区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分配格局之中。一方面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了巨额的财政补贴和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工业品低价调拨，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明的和暗的投入；另一方面又通过不合理的比价，通过计划调拨使大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原材料流入发达地区，通过发达地区的加工增值，又以较高的增值返销到不发达地区，这样民族地区大量的利益通过这一进一出的不合理比价流向了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计划调拨的工业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持其获得廉价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一种手段。通过计划价格从民族地区调出的农产品和原材料，与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提供的计划价格工业品两下相比，民族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支援是巨大的。财政补贴是一种明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而在不合理的商品价格比价下进行的商品交换则是一种暗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
从财政预算角度看，一是从1950年至1993年，民族自治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累计是2782.21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7.5%。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学校、卫生、通讯、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林业、有色金属、冶金、煤炭、石油等一些原材料工业。这些产业产品的价格远低于价值，这些产业创造的净产值，通过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流向了发达地区。因此，民族地区对国家投资的受益程度与国家固定资产投入的相关系数不是很大。二是解放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了巨额财政补贴，有人计算过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包干，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实行定额补助制度，补助数在1980年至1987年期间，每年递增10%，1988年以后改为定额补助，1980年至1991年12年共补助800多亿元。民族地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状况是与国家产业布局相联系的。建国以来，国家以资源和技术经济的空间逆向梯度分布为基础，在东中西部之间建立了一种按照资源（农产品与采掘、能源及材料工业）——加工制造业（如棉花、羊毛、汽车、电子等加工业）进行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这样的分工格局在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就形成了一种“产品互补”型的区际贸易关系。落后的民族地区每年向发达地区调入大量的木材、煤炭、原油、电能、建筑材料、基础化工原料、原毛、皮革和烟叶等。如80年代仅云南省每年计划内指令上调60万立方左右木材，其中调往省外的达30万立方；发达地区则把大量的机械设备和轻纺工业产品运往民族地区。有人估算过，民族地区通过向发达地区输出的原材料和从发达地区输入的产成品，一来一去两项相加，每年达到近千亿元。通过这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国家又把发达地区上交的国民收入通过财政预算，以补贴的形式返还一部分给民族地区。
长期以来，这样的国民收入分配形式必将使民族地区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不可能与发达地区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拉大经济发展差距成了必然。
（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时间上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相适应，其战略目标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时采取的战略措施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完成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恰当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注重综合平衡等。在这五年动工的694个大型工业项目中，472个（占66%）设在内地，222个（占34%）建在沿海地区；基建投资比例沿海与内地分别为46.7%和53.3%。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以资源导向为主，围绕发展重工业服务的，但由于民族地区面积太大的原因，分散到各民族地区的投资微乎其微。
2、“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提出了“超英赶美”、“以钢为纲”，接着又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种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这一时期的战略措施是：全民大办钢铁，要求在1958年内钢产量翻一番；大办人民公社，大幅度地取消合作工业企业和合作商业；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否定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这个时期，国家的投资仍以重工业为主，民族地区的投资仍然是资源型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损伤，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降低。
3、六十年代调整时期（1961—1962年）。1960年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战略目标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首先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相应的战略措施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克服“一平二调”；大力减少积累资金，强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精减职工，缩减城市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运用经济杠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扩大自留地，开放农贸市场；注重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这一时期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
4、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5年）。这一时期在经济建设中突出备战和备荒，强调“三线”建设；在经济工作上，仍然强调高速度，“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在经济关系上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人民生活方面，冻结工资，关闭市场，实行平均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个时期，重点开展“大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和晋南新辟了一系列工业基地，民族地区的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0年间，相继建成近2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许多沿海地区的企业和科研单位内迁。
5、“五五”时期（1976——1980年）。这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仍是急于求成、贪多求多，突出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从这个时期开始，国家的投资重点开始转移，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争原料的矛盾开始显露。
6、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旧的发展战略开始转变，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1）从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更注重经济效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2）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变为把经济效益作为中心任务，从过去片面强调重工业为重点，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转变为农业为基础、农轻重按比例发展；（3）从过去单纯依靠新建项目的处延或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为依靠技术改造的内涵和扩大再生产为主；（4）从过去物力资源开发为主，转变为物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并以智力开发为主；（5）从过去的闭关自守转变为对外开放。在战略措施方面，国家对东部地区进行了资金、技术、政策倾斜，使东部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发展战略，虽然民族地区在这一时期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拉大了。
7、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3年至今）。1994年，市场经济机制在财政、计划、税收、金融、外贸、企业等方面开始运行，过去给予民族地区的“民贸三照顾”政策随之消失，刚刚起步的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在财政大包干时地方发展起来的一些价高利大的企业“好处”又减弱了。例如云南，由于烟草工业的崛起，从一个长期吃财政补贴省变为了全国的财政大省，近年来经济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在民族地区十分突出，但是由于新税收制度的运行，税收大部分转移到中央，在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未能有效合理地实施之前，经济建设的速度受到了很大影响，正在建设的许多工程不得不停下来，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再次拉大。
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和调整，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投资和工业布局也在不断地调整。在“六五”以前，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大多数年代速度超过了沿海，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很多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这个时期在民族地区建立的工业主要是为沿海、为战备服务的，整个工业结构以原材料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而这些工业的经济效益很低，原材料工业的加工又主要分布在沿海，产业链被割断，产品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运到沿海，产品附加价值低，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以原材料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技术含量低，整体结构层次低；军工产品基本上是全封闭的，对地方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作用。
（三）对外开放政策
由于沿海地区投资环境好于内地和民族地区，为了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的优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国家率先开放了沿海城市。1979年以前，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继而开辟了深圳为特区，1980年，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相继建立。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又决定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形成了有重点、多层次、点面结合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新格局。到1991年，国家已批准对外开放市县达747个，占全国市县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个，其中上海浦东开发区是全国最大的开发区，近年国家对其投资达到400亿元；经济特区5个；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92年，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中央批准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从而形成了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的东西南北中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这时民族地区除拉萨外，所有的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都成为了开放城市，享有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与周边国家接壤的所有民族地区一跃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末梢成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进入九十年代，民族地区的区府所在地和省会城市，以及沿江、沿边的一些城市，虽然也享有部份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和边境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上受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约束远比沿海地区大，再加上历史和经济基础的原因，与沿海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难度远大于沿海发达地区。其实所谓的开放就是能够享有国家给予的一些对外开放的特殊优惠政策。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骤来看，对外开放的许多优惠政策是随对外开放步骤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但直到今日，民族地区还未有一个地方享有特区政策，除广西北海外，对外开放的步伐晚于沿海地区十多年，这一时差使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进程晚了不止是十多年，是比十多年更长的时间。
1993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389.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277.7亿美元，外资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受资国。通过十多年的努力，1993年民族八省区进出口总额达到57亿美元，占全国的6.2%，利用外资11.9亿美元，占全国的2.5%。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以及三资企业的户数，内蒙古分别是全国的第24、25位；贵州分别是26、27位；云南分别是第22、22位；青海分别是第29、29位；宁夏分别是第28、28位；新疆分别是25、26位；西藏的三资企业是全国的第30位。三资企业除广西逾千家外，七省区均不足千家，广东、江苏、福建、山东这些沿海城市已逾万家。
由于国家采取的由东向西逐步开放的这一步骤，沿海发达地区的先发性效益十分明显，全国70%的三资企业集中在沿海地区，80%的外商投资额也集中在沿海地区，同时内地大量的资金、人才、生产资料也流向了沿海地区，促进了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外向经济的发展，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边远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差距。
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可以缩小的，从有利条件来看：
（1）党和国家已经对地区之间的差距给予了重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讲到：“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需要一个过程。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一是要逐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三是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四是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五是加强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鼓励向中西部地区投资。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和中央实力的加强，国家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将会逐步增加。”从去年开始国家已增加了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以后还会增加这一力度。最近，国家外经贸部计划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包括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多边双边受援项目，除有特殊需要外，今后将全部安排在中西部地区；从宽、从速审批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对外经营权，在外经贸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制度上尽量给予照顾和放宽；在国家对外援助项目安排上，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同等优先”原则；适当扩大中西部地区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权限，鼓励吸引外资共同开发，允许出口一定量的资源型产品以偿还外债；对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与沿海地区平等。民族地区应积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摸清区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争取得到国家的支持。
（2）民族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
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的开放，我国的开放就不是真正的开放，沿海地区的开放就不可能深化。
我国八个民族省区，有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内蒙古五个省区与外国接壤。接壤的国家有：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全国有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民族地区就占了1.9万公里，占全国的86%。民族地区还有海岸线1600多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十分之一。这一区位优势使民族地区成为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最便捷通道。目前，沿海地区开放的国际空间主要是环太平洋地区，若要发展与欧洲或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采取沿边界向西（南）开放则更为有利。内地的商品货物如先运到沿海，再出海绕道去印度洋或欧洲，从全球经济流向看无疑是一种迂回运输。从西南、西北运出就可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运力。如果云南的通道顺利修通，从四川出发经广州到新加坡绕过马六甲海峡再到南亚或中东，海上运输绕了一个很大的“V”字，这个行程少说有上万公里，要是经缅甸仰光港出海，只需3000多公里就可到达。民族地区接近数以十亿多人口的中东、东南亚、南亚，以及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际市场。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的国际市场主要是环太平洋地区，这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产品要求的档次也高，且竞争十分激烈。民族地区接近的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中低档商品也能接受，这为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工业，提供了市场，并与民族地区有着互补的关系。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经济正处于恢复和调整时期，大量需要中国的轻纺工业品和各种日用品，其提供的一些重工业品，正是民族地区所需要的。其它毗邻国家，都比中国相对落后，大量需要中国的工业品，市场潜力十分可观，为民族地区发展国际贸易提供了条件。目前，中国的商品在缅甸北部地区占市场销售量的80%——90%，曼得勒以南依次递减，在仰光一带还占有20%。在越南、老挝，中国的产品也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通过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产品还可以进入东亚、南亚、中东。民族地区毗邻的国家和地区，资源十分丰富，为民族地区发展加工业和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3）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改善
民族地区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不是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民族八省区大多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一个基本上能够适宜工农业发展的交通、通讯、文化、卫生、娱乐等设施，以及一批适应现代化工农业生产的人才和科研技术部门，这个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与沿海相比虽有差距，但有了很大的改善，并有其特色。现在民族地区沿海开放市县有7个：北海、梧州、合浦、仓梧、玉林、钦州、防城；陆地边境开放市县有11个：满洲里、二连浩特、珲春、塔城、博乐、伊宁、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开放省会城市7个：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昆明、贵阳、南宁、银川；边境经济合作区3个；满洲里、二连浩特、珲春；农村经济改革试验区2个：内蒙古镶黄旗、广西玉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广西桂林市。在国家级陆地边境口岸中，民族地区占40%，还拥有地方口岸近200个。有两个国际机场：昆明、乌鲁木齐；两个特殊机场：桂林、南宁。经过建国以来的建设，陆边地区的交通条件已大有改观，有经过内蒙古满洲里通往俄罗斯的宾洲铁路；有经过内蒙古二连浩特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集二铁路；有通往新疆阿拉山口连接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欧亚大陆桥的北疆铁路；有经过广西凭祥通往越南的湘桂铁路；有从云南河口到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还有通往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数十条公路，数十个渡口，上百条通道，以及连接中朝的铁路、公路等。还有澜沧江等国际河流。广西北海市（含防城）为东部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现已建成北海港、防城港和钦州港三个深水良港，有万吨级码头10多个，是大西南的重要出海通道。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内外投资提供了物质基础，为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
（4）民族地区是我国资源最富集的地方
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些介绍，此外，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的草原面积居全国第一、二、三、四位；全国最大的石油保有储量是新疆；煤保有储量最大的依次是内蒙古、宁夏、新疆、贵州；云南被称之为“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等，云南的铅锌储量居全国第一，铜、锡居第二位，磷矿质量和磷、硫储量以及在地理位置上的搭配是独一无二的。青海的钾盐，西藏的硼砂、铬铁矿，新疆的白云母，宁夏的石膏，贵州的汞都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民族地区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盛产各种水果，此外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如：桂林的山水，云南的滇池风景区、西双版纳等，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拉萨的布达拉宫都闻名于世，民族地区还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5）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走向现代生活的意识日趋强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已不满足于贫困、封闭的现实，要求走出山门、走向市场经济的意识已经产生，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
有了条件还需要努力，需要付诸实施。民族地区目前面临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各方面的冲击，在要求国家政策倾斜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条件，制定一条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使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二是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不同的区情，决定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带领各族人民致富，因此政府必须加快步伐转变职能。三是必须有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