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森林之死”的元小说特征_小说论文

安德森“森林之死”的元小说特征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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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0)05-0079-04

文学批评家们通常都极为关注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誉为20世纪美国作家之父和美国文学传统之先驱的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就是一位既不满足于对现实的表现,也不满足于自然主义作家所崇尚的宿命论主题的杰出的现代派小说家。安德森曾对当时美国短篇小说的倾向发出了感叹,他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故事必须围绕情节展开,必须具备道德价值,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或“造就良民”。安德森所追求的是某种“形式”(form),是一种更难以捉摸,也更难以得到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安德森在形式方面所作的大量尝试,特别是被视为同时代最具穿透力的短篇小说《林中之死》("Death in the Woods"),确立了他在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中的先导地位。尽管本文的讨论不会像安德森对待他的作品那样“晦涩和难以捉摸”,但在此必须强调一点,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所批评对象的不确定性的诠释。所谓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指形式主义批评观所理解的模棱两可。事实上,《林中之死》的形式所包含的本已存在的无限的可能性以及形式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含义,赋予了该小说以特殊的文学价值。

一、寓意的极致美

安德森的这篇小说花了他10年的心血。他写了又扔,扔了又写,最后终于在1926年把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妇在寒冬中死去的情景以及她一生的经历编成了故事。《林中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作者本人的生活回忆。通常认为安德森的母亲是格兰姆斯(Grimes)太太的原型:忠厚无私,默默无闻,过度劳累而早逝。作者本人在少年时代的偷窥经历也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他曾有一次从窗户中偷看少女在炉前脱衣服,后来又见过一位裸体少女躺在手术台上。安德森在《信札》(Letters)一书中写道:“除了艺术家的目的和女人的目的,别无其它目的。艺术家旨在通过生命、自然和事物的潜在形式来激活生命形式,如同女人通过她们的肉体来达到同一目的。”(Anderson,Letters,192)最后,安德森在伊利诺斯曾有过一次超现实的奇怪经历,这成了创作《林中之死》的最初动因。有一次他带着一群家犬在洒满月光的树林里行走,途中当他躺在雪地里沉思片刻时,惊奇地发现那群狗正围着他奔跑。

追溯故事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思考两个涉及到理解故事的神秘寓意的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我们注意到,故事发展的缓慢节奏不仅营造了神秘的气氛,而且逐步把故事引向高潮;更重要的是,安德森求得了一切自然事物最终的统一,并以死亡为终结。格兰姆斯太太是一位被自己所遇到的男人们误解、抛弃和歧视,甘愿忍受痛苦的女人。就像安德森笔下几十个女性形象那样,她在年轻时也激起了男人的情感和情欲。然而,她所受到的性摧残教育了她。她用自己的一切去服侍别人,却没有得到养份来滋养自己的灵魂。死亡仿佛使她变成了一尊雕塑,象征着理想化的极致美和魔幻般的精神升华。毫无疑问,以那位老妇变成了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作为高潮,故事在神秘月光的衬托下以其渐渐展示的美深深感动了读者。

如果这样去解释这篇小说的神秘吸引力,那么我们可以把《林中之死》归于心理类或寓意类小说。但这样做的结果反倒会使我们对作品寓意的确定性提出疑问。按照德里达(Jaca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任何人想在文字表达中找到单一和正确的寓意只会被束缚于“对”与“错”、“正确”与“不正确”的对立理解中,只会在接受某种理解的同时去否认或区分另一种理解。换句话说,文字表述不区分"A"和"B",而只区分"A"和"Not-A",强调"A"和"Not-A"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据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林中之死》的价值不在于寓意的魔力,那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把视线转向产生这种寓意的魔幻般的形式?神秘的寓意和魔幻般的形式并不对立,它们相互取代,相互掩盖,又相互依赖。

二、晦涩的简明性

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认为,艺术创造的外在形式甚至可以比艺术的表现内容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用来指《林中之死》尤为适合。阅读这篇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可以从多方面感受到形式的魔力,但它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安德森刻意追求的简明性同时体现在语言和情节中。从这一点来看,他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有着明显的相似。当我们谈及简明性,我们通常会有传统的解释:富有田园情趣的乡村生活,优美和永恒的自然形式,易读易懂的简洁话语,发自内心的忧郁情感,真挚的热情和超验的唤起。正如华兹华斯一样,安德森热爱自然,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以自然的面貌出现。故事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对话,甚至叙述人的语言也是非常直白和简明的。

然而,对朴素、单纯和简明性的理解不仅仅如此而已。如果把语言的简明性解释为比刻意和难以捉摸的表达更具有永恒意义和更易令人思考,这是毫不为过的。这并非是要把简明性神秘化。德里达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经典中指出,在写作中回避或隐藏自身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身”。写作的艺术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为了对存在进行最大的象征主义重组而作出的一种牺牲”。(Derrida,142-143)不管是原有的还是随着作者的情感和思维而来,都不可能避免动机和目的。这种所谓的简明性可以理解为是更为永恒和更具有哲理性的。通过简单的语言,作者激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赖特(Austin M.Wright)认为,这种手法具有“自然性”和较少雕琢的特点,同时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加强了“戏剧性效果”,“当读者难以品出个中味时,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带着冲击力扑向读者”。(Wright,263)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故事中的叙述人,便可对语言和情节的简明性有更深的理解。叙述人对故事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用复杂的语言和情节去讲述它。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格兰姆斯太太的简单动作,自然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本人。事实上,小说的中心不在格兰姆斯,而在叙述者本人,老妇人的死触动了这位不知名的叙述者去回忆他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显然他对事情的细节已模糊不清,没有确切的把握,他也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作品所采用的最明显的叙事手法是让读者感到叙事人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难以用确切的词语道出故事的真谛。故事情节及语言的简明性恰恰反映出叙事者的困惑,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外在的或显而易见的形式特性可以隐藏复杂的和有待挖掘的精神实质。然而,一旦把兴趣转向叙事者本人,我们就会发现《林中之死》耐人寻味的语言特点并非是小说的真正魅力所在,从而可以引出对该小说潜在形式的进一步发掘。

三、魔幻般的形式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不是最后死去的格里姆斯太太,而是看到死者身体的那位男孩,即后来的叙述人。这就突出了叙述人的意识过程。围绕想象展开的现实渐渐地“融合”,最后达到故事的结束,即自身“形式”的显现。这就是叙事者在故事末尾所说的“一件完整的事物有其自身的美”,更确切地说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安德森在他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所谓的形式:“我觉得所有从事艺术实践的人都以不惜追求秩序为开始。我们想把某种东西带进意识中来,这种东西总是存在着,可又总是捉摸不到……我深信就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深层的感觉问题。”(Anderson,Letters,387)

叙述人吸取了现实中的格里姆斯和她所象征的理想美的某些方面,他最后显露出自己是艺术家。这位一丝不挂躺在雪地里的女人在当时在场的男人们眼里成了“美丽的少女”。但毫无疑问,发现这个女人的身体并不是整个过程的结束,这种极致的美可以是一种幻觉。正如劳里(Jon J.Lawry)所指出的:“对于男人们和当时这位小男孩来说,发现这位女人的真实姓名反过来使他们已经亲眼目睹的极致美消失殆尽。”(Lawry,123)只有那位成熟的男人发现并且吸收了这位女人的两面性。读者被带入了几乎和叙述人相同的意识过程,和他一起去同另一种生命沟通。

正因为这种复杂性,意识秩序可以具有不同的模式。据形式主义批评家乔斯林(Sister M.Joselyn)的分析,《林中之死》经历了四种转化:格里姆斯太太经历了一种“变态”般的过程,从一位少女变成妇人、喂养者和受害者,然后又凝成“永恒的”少女“化身”;而那位叙述者则从少年到青年最后迈入老年;那群狗几乎转化成了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创造故事的故事”(story of creation of story)中,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事实”通过一个选择的过程被转化成了“艺术作品”。(Joselyn,256-57)不论整个过程是否以真理的显现,即美的显现而告终,也不论叙述人最终成为了艺术家这一事实,问题在于叙述人似乎无力道出真正的寓意,也难以说清楚他是如何知道这些细节的。然而人们也许会问,这位叙事人如何会这般欲说不能?叙事人“无力”的解释并不是作者的“无能”。显然,作者是要以此表明艺术不是记者的笔录,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记载,更不是想象出来的虚幻的东西。艺术产生于外在现实和内在感受的结合,这是领悟力和创造性的共同产物。叙事人道出这样的自白:“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安德森是要让读者看到,故事总是被编造出来的,同时也看到如何通过记忆的相互作用来创造艺术。

我们可以坚持认为,向最后的美转化必须也必定是一个“直线型”的过程。但如果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种直线效果在该小说中会受到削弱而不是得到加强,直至最后格里姆斯太太故事的真实性完全消失。故事的叙述人不知道,也不可能会知道这样的情形。这是理解《林中之死》的关键点。叙事人只是当时的目击者,故事的所有细节都是根据传闻或根据别人和自己的模糊经历所描述出来的。正如叙事人所说,这些传闻已经不具有“真实的色彩”,只是“完全不着边际”的“猜测”。安德森把故事建立在模糊和不确定的基础上,只有读到最后,格里姆斯太太故事的真实性才完全消失,展现出来的是故事的真正“寓意”:

The whole thing,the story of the old woman's death,was to me as I grew older like music heard from far off.The notes had to be picked up slowly one at a time.Something had to be understood...

...A thing so complete has its own beauty.

I shall not try to emphasize the point.I am only explaining why I was dissatisfied then and have been ever since.I speak of that only that you may understand why I have been impelled to try to tell the simple story over again.(Anderson,"Death in the Woods")

故事似乎在一幅静止不动的画面中结束——那位女人苍老而疲倦,然而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年轻,她静静地躺在雪地里。狗正围着她奔跑,象征着所有依赖她喂养的活着的生灵。这种情景以其极致的美而触发了叙述人的想象。故事的根本所在并不是其象征意义,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故事的需要。故事的产生过程不仅体现了故事自身的功能,而且成为了最终目的。

四、自身创造的隐喻

安德森笔下看似睡态的死亡使人想起雪莱(Percy B.Shelley)的《麦布女王》("Queen Mab");各种形象的组合犹如是把音乐主题编织成为美妙的富有诗意的织品,这种要素可能来自惠特曼(Walt Whitman),甚至来自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荒野故事。除此之外,与世隔绝和偏癖执迷使人联想到欧文(Washington Irving)、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和艾伦·坡(Edga Allan Poe)的作品。但安德森有其独到之处。安德森不愿意顺应美国短篇小说的方向,他发展了小说的现代模式,赋予这种文学体裁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这种评价有助于我们对安德森另眼相看,从而有可能真正进入安德森的世界。事实上,安德森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所作的实验和创新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被视为是最早创造现代小说样式的开拓者之一,人物和情节不再作为描写的主题。尽管安德森也采用通常的素材作为故事的源泉,他热衷于带有自我意识地去使用技巧、语言、感性认识和想象。读者得到的不是生动的描写,而是“模式”,“刻意创造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带有讽刺意义的荒唐”。(Kennedy,59)在安德森研究中颇有见解的肯尼迪(Thomas Kennedy)发现了作者所追求的比仅仅使用技巧更为有意义的探索——把小说作为自身创造的隐喻。小说的自身过程是最终存在主义的表达,即小说最终的目的。换句话说,小说本身就是关于其自身产生的过程。“创造小说的过程”被用来隐喻“人类认同性”(human identity)的创造。不管认同性是心理上的还是思虑的,这种隐喻被认为是该小说主题的核心。

《林中之死》当然可以被视为是最杰出的现代派小说之一,更确切地说,它是元小说(metafiction),即“关于小说的小说”的代表作。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隐喻空间让读者去探索;它所等待和迎合的是成熟的读者。有些艺术要很长时间才能为人所接受或理解,可到头来还是存在争议。事实上,安德森给我们提供的这一现代文学样式的杰出典范对读者乃至评论家们仍然是个谜。区分文学和生活之间界限的传统误区是影响对《林中之死》的理解的主要障碍。肯尼迪竭力提出生活是不可能创造艺术的,这两者是分隔的。《林中之死》是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所讲述的,读者必须辨认出叙事人和真正的作者,并对他们加以区分,真正起作用的是叙事者而不是故事的真实情节。正如肯尼迪所阐述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由一位虚构的人物来叙述的”。当读者开始把叙事人认作是确有其人,“他便脱离了虚构小说的范围——这是一个‘中间地带’,是文字赖以存在于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地方。”(Kennedy,61)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而成了外来者或旁观者。他看到了艺术创造的全过程。

通过接受肯尼迪的分析,我们会相信艺术和现实是相互独立的:艺术是人所创造的;现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千世界。如果混淆不清,就等于没有分清什么是感性的和什么是被感知的对象,或什么是描述和什么是被描述的对象。虽然小说是真实生活的人为“重组”,是真实和想象的融合,是“半人半羊”,是根据作者的审美标准来安排秩序的,但小说并不保证其描述的内容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反映。肯尼迪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他忽视了现实的意义和其对人为的想象和重组所起的最有影响力的作用,但他曾反复使用“事实”这个词,这说明他意识到事实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元小说”与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它不是纯粹的技术性产物,它的生命在于现实生活,《林中之死》最终是关于生活的小说而不是“小说的小说”,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似乎只有小说本身在“说话”。文学艺术的现实主题总是存在着,不管它是被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故事中的精神升华被认为是“死”后的最后“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美”也可以以“死”而告终,或变成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可以存在下去,但也可以因为死去的是位老妇这一事实而荡然无存。事实上,不管极致的美是否在死后仍然存在,不管这是事实或是理念,这女人的身体和她的一生都在让读者作出判断。这决不是叙事人的感悟或是作者的想象所能左右的或道出的。现实和外在世界总是在说着话,在讲述着。在这里我们不想去简单地否认小说作为一种隐喻有着自身创造的价值,也不否认叙述人的微弱和笨拙的表达反而把故事推向了表达的高潮。但如果我们理解到拙笨不仅仅是叙事人的困惑,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困惑,那么故事从事实发展到神秘,从回忆发展到想象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

至此我们有理由对“元小说”的艺术和写实因素都给予注意。如果按照超验的分析认为《林中之死》所包含的真正故事是叙事者一生所寻求的故事,即艺术家的想象如何才能感觉到纷乱的因素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如何才能发现遥远的事情那种相关联的本质,如何才能听到联结它们的“乐声”,那么这种分析源自这样的认识:虽然我们把美的形象归咎于事实,归咎于现实人的意识,这种形象能实现自我的超越,把人类带入想象之中。笔者觉得,《林中之死》的真正隐喻是人不可能区分想象和现实。在这个故事中,只有含糊性在说话。

收稿日期:20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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