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的认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认识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源于解释学的“视域”概念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这一概念，但多数是在解释学和现象学意义上使用的。实际上，这一概念有着更为一般的认识论意义，它不仅涉及认识的广度、深度和创新性，而且有助于理解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内在联系。所以，笔者认为很值得深入探讨“视域”自身的功能和演变的特点。
一、“视域”的认知功能
“视域”(horizon)概念的本意是：“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文本的意义是在某个视域中被确定的。要获得对于历史的理解，必须得到一个历史的视域，通过历史存在者本身和过去传统的视域来进行解释，而不能只通过当代的尺度和偏见来进行解释。(参见布尔、余纪元编著，第447页)视域的变化与解释学循环密切相关。文本的读者和作者的视域在阅读和解释的过程中会发生融合。解释学和现象学的“视域”概念关注文本的意义，也注意到了视域的动态特征，但对视域在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功能关注不够。
从认识论角度看，所谓“视域”也可以称之为视界、视野、眼界；它不是指眼睛所看到的范围，而是指思考所涉及的范围，既包括认识对象，也包括与认识对象有关的知识、经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背景因素。视域可以看作心灵的窗口。认识主体通过它来选择认识对象，并将认识对象置于一定的背景之上，考察对象与背景事物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从中发现对象的属性和意义。“属性”是认识对象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呈现出来的性质，而“意义”是认识对象对于周围其他事物的作用、价值和影响程度的体现。两者都要以视域的存在为前提。视域的这种认知功能是人们长期认识活动积淀的结果，在每一项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前就已存在，并且成为认识活动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
同一个认识对象本身的呈现形态具有某种客观性，但不同认识主体对这个认识对象的属性和意义可能作出差别很大的判断。具体说来，视域决定了在看待一个认识对象的时候能够“想到什么”，或者说，将认识对象同哪些相关事物联系起来，置于怎样的背景上进行思考。显然，视域开阔的人会将认识对象同更多的背景事物联系起来思考问题，从而发现认识对象更多的属性和意义。马克思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视域的不同会影响人们的相互理解。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和心理特征的不同，使得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视域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人想要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视域也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可能只是由于某些方面有共同的知识结构、价值标准、思想方法，因而其部分视域相同，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共识。有些时候，人们即使表述了同样的观点看法，也有可能出于不同的视域，对其内涵和意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时候基于不完全的理解，甚至包含将错就错的成分，只能看实效如何。
视域决定着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完全是就认识对象本身而言的，而是反映了在一定视域中对于认识对象属性和意义的解读程度。认识的深度表明将认识对象与背景事物相联系的深刻程度，这要求视域具有相当抽象和一般性的层次结构。认识的广度表明将认识对象与背景事物相联系的广泛程度，这要求视域具有相当大的思维空间，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很强的联想能力。视域的存在使视域之外的事物被遮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想不到”。而视域在思维过程中又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觉调整。视域的变化可能成为一个解蔽的过程。由于引入了新的要素，原有视域中的思想冲突得到合理解释，就会有“想通了”的感觉。新的要素的引进也会带来创造性的联想和灵感，发现事物之间新的联系。这就是视域特有的认知功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通过逻辑推理和科学实验获得的认识成果是确定的，并不会因人们后来视域的扩展而有所改变。然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创新性往往取决于视域的扩展，后来者只有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中考察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超越前人。
以往认识论研究中对视域问题缺乏足够重视，是因为源于西方的认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是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过程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不断“显微”或“拆零”的过程，这里认识对象在空间尺度上不断缩小，并且要与背景分离，相对独立地加以研究，视域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总的趋势在不断缩小。尽管这一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视域的某种扩展，比如引入其他学科的新的概念、原理、方法，发现与其他学科领域的新联系，但这种扩展并不多见，并且受制于严格的逻辑推理需要，视域本身的变化并未成为认识活动的重要因素。视域的变化经常受到非逻辑的认知因素如潜意识、情感、意向性、直觉的影响，这在逻辑分析的认知框架里是很少考虑的。
二、“视域”演变的特点
“视域”的演变包括扩展、收缩、转移和融合。“视域”的扩展指将原来未曾考虑的因素纳入思考范围，发现其与原有认识对象之间新的联系。中国有句俗语“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观察对象事物时退后一步，就可以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发现其新的意义和价值。“视域”的收缩是指将一些原来考虑过的相关因素排斥在视域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收缩思考范围。“视域”的转移是指由原来的视域转向新的视域。“视域”的融合是指将原有视域同新的视域融合在一起，这里新的视域可能是引入的前人的视域，也可能是同时代他人的视域。视域的融合在思想空间上也是一种扩展。
“视域”的演变同人们的经历和知识积累密切相关。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逐渐丰富，人们的视域应该不断开阔。然而经历和知识积累并不必然导致视域的扩展，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经历和知识背景与认识对象联系起来，真正改变认识活动的进程与结果。
视域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自觉克服扩展的障碍。很多因素会导致视域的僵化。比如对传统观念的迷信和对权威学说的盲从，习惯于用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固守老经验、老办法等等，都会使视域僵化甚至收缩。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知情意相贯通，“情”和“意”对“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视域上。进入视域的往往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事情，对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则往往视而不见。意向性会划定视域和强化视域，而情感和心态会影响视域的扩展。所谓心胸狭隘、眼界狭隘、气度狭隘，主要表现为在视域的演变上停滞不前，怀疑和排斥不相容的意见。
由此看来，要自觉实现视域的扩展，必须善于发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并有意识地加以超越。超越思维局限性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对认识成果中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之处进行追问。比如有人突然做出了反常的举动，很可能是另有隐情。我们时常疑惑某些事情本不该发生却竟然发生了，或本该发生却竟然没有发生。这就很可能是观察的视域有问题，需要我们扩展视域，发现原来没有想到的因素。有的理论体系内部存在矛盾，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很可能是因为有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需要调整研究视域，寻找更深更广的解释框架。为了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主动搜索视域之外的相关因素，会带来视域的扩展。
超越思维的局限性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是主动训练自己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中观察和思考问题，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往开了想”。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往往起到自觉引导视域扩展的作用，“胸怀天下”为志士仁人提供了一个极开阔的视域。将人们的日常思考和行为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意义和价值判断，不仅会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而且有助于丰富的联想和创造。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经常谈到以“平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样的视域中，个人的一时得失和烦恼都变得很渺小，而国家、民族的意义和价值则可以得到充分彰显。
视域的扩展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是训练出来的。同样在一个单位或团队中工作，人们的视域可能差别很大，这里主观能动性起了很大作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范围可能会限制其视域，但对外界知识和信息的了解会有助于不断突破这种限制。视域的实际扩展需要一定的外界刺激，包括对关键信息的了解、他人的点拨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启发，“茅塞顿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视域的扩展并不是任意的。扩展后的视域应该与对象事物有必然联系，确实能够发现其新的意义和价值。视域的随意扩展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反而会显得不着边际甚至滑稽。所谓“大话”、“空话”，往往是在不着边际的视域中谈论一个事物或行为的意义，在认知方面并无实际价值。
还应注意，有些时候视域是有必要自觉收缩的，如儒家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而有些时候，视域则是需要自觉转移的。停留在过时的、落后的、不健康的视域中，无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自闭症和抑郁症患者的视域肯定是成问题的。视域本身的演化也有一个类似新陈代谢的过程，良性的视域扩展应该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可持续的。
三、“视域”与对象的匹配
视域作为认识对象的背景，与对象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匹配。这不仅是指视域中的背景事物与对象事物要有具体联系，而且指视域的思想空间尺度与对象的尺度也要有一个适合不同需要的恰当对应关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看待对象事物需要怎样一个视域，是由长期的经验习得确定的，其认识结果基本上也是平凡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庸见”。“庸见”也有其一定价值，这就是从生活实际需要出发，避免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然而，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所需要的视域，就比日常生活的视域大得多。如果在一个足够大的视域中看一件小事或一个普通人物，那么这件小事或这个普通人物也可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或文学艺术的思考素材。一个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片段，如果在电视屏幕上播映出来，当事者本人看到后会有另一种感觉，这是因为电视镜头为观众预设了一个比日常生活大得多的视域，使观众能从中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在小说中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在画面中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在舞台上表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都会有这样的效果。鲁迅写“一件小事”，是把文中的人物行为放到了社会伦理文化的大背景上；黄仁宇写作《万历十五年》，是把当时的人物命运放到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上；马克斯·韦伯研究新教伦理，是将新教伦理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上。开阔的视域会使平凡的小事变得不平凡，使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在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显现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出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需要而扩展视域，首先是在学者和文学艺术家头脑中完成的，然后要通过媒介的特定表现方式影响读者和观众，使之在阅读和欣赏时不自觉地扩展自己的视域，这样才能够带来作者、读者、观众视域的融合，发挥思想的影响力和文学艺术的魅力。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果在一个狭窄的视域中看待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则重大的事件和人物也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的效果。所谓把人“看扁了”，就是这种状况。上个世纪70年代初曾出现过“批判”现代物理学中相对论的闹剧，实际上是因为搞“批判”的人的科学知识视域本身就局限在近代经典力学范围内，根本没有读懂相对论，而应声附和者的知识视域更为狭窄。
视域与对象的不适当匹配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当面对复杂事物时，需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加以考察，因而视域本身也应有其内在的立体层次结构；然而这种立体的层次结构很可能被不自觉地化简，使得对复杂对象的认识“肤浅化”，变成没有特性的固定套路。比如讲一件事情，常有“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的说法。其实，“坏事”和“好事”本来应分别针对视域的不同层次和场合而言；如果不加区分，笼统地讲“既是坏事也是好事”，除了心理安慰之外，不具有更多的价值。
四、“视域”作为直觉与逻辑的中介
“视域”的认识论意义的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是作为直觉和逻辑的中介，可以起到整合两类思维过程、实现优势互补的作用。考察视域的这种作用，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也有助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思想沟通。
直觉和逻辑一直被看作两类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彼此不具有通约性。直觉是不通过逻辑推理而直接洞察事物本质的思维活动。在没有充分了解对象事物细节的情况下，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说直觉思维同样可以洞察事物本质，它是否可以取代逻辑思维？如果说不能取代，直觉思维的特殊价值又在哪里？在逻辑分析的认知框架里，这类问题往往争论不休，然而从“视域”概念出发，却可以给出解决这类问题的一条新思路。
直觉和逻辑虽然都可以指向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但两者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既不是互相排斥的，也不能互相取代。逻辑思维追求严格性、精确性，分析的过程伴随着视域的不断收缩。可是，当认识对象的信息难以充分获得、性质和发展趋势难以准确把握、意义和价值难以确切判断的时候，不具备逻辑分析推理的充足条件，这时就必须采用直觉思维。直觉思维的价值在于，在人们的认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对象事物所有细节之前，就能够把握对象事物的某些本质特征并用于决策，这就避免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悲剧。直觉思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视域扩展的作用。在不同的视域中，对象事物与相关背景事物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呈现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关系的本质特征作为直觉认知的素材，储存在人们的经验和知识积累之中，并且在对未知事物进行解释和判断时会被挑选出来，迅速组成解释未知事物本质特征的观念模型。直觉思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化视域的能力，包括视域的扩展、收缩、转移和融合。只有迅速地将对象事物置于一个合适的视域之内，充分调动以往视域中的思想资源，才能够有效发挥直觉思维的作用，尽快接近对事物本质特征的认识。
直觉思维伴随着视域的不断扩展，能够带来创造性的设想，也可能带来偏见和谬误。直觉思维的视域常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只是考察了事物的某些方面、某些条件下的属性、某些时段的情形，这样就难免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其成果中甚至可能隐含逻辑矛盾，但常常被情绪化的意向性掩盖。要发现直觉思维成果的内在矛盾，必须进行逻辑的审视和追问，由此可以提供直觉视域扩展的动力和方向，以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应该看到，直觉思维的认知结果确实是通过非逻辑推理的途径得出的，但其结果不应该是反逻辑的。有些直觉思维成果看上去不合逻辑，很可能是由于视域不当，遮蔽了某些关键因素。对直觉思维的成果进行逻辑追问，既是直觉思维深化的需要，也是观念创新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其中有些内容包含内在矛盾，或缺乏明晰的适用范围。老子讲的一些格言，如“柔弱胜刚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能争”等等，看上去很有道理，也有例证，但并不普遍适用，原因就在于其适用范围或前提条件被屏蔽在视域之外，这是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普遍特点。理解和运用这类格言，需要自己补上视域外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视域的扩展。看上去这是一个领悟的过程，实际上却需要通过逻辑追问发现问题和思维的局限性。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只具有文化遗产的价值，很少有能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原因就在于以往缺少这种逻辑追问。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传统隔阂，使得很多人认为以逻辑分析为主线的科学方法无法用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因而遮蔽了其应有的现代价值，这其实也是视域的狭隘所致。
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实际上有一套对应于直觉思维机制的概念范畴体系。中国传统哲学将对象事物与相关背景事物之间的关系，看作以对象事物为核心向周围伸展的“象”，每个“象”都是一定关系的集合体。这里的“象”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现象”，而是一个兼具“形象”和“象征”含义的范畴。“形象”具有感性特征，而“象征”具有抽象特征，意味着由眼前的“象”能够看出与之相关的另外的“象”的本质特征，如由中医的“脉象”体察人体内的“脏象”，由生活中的某些迹象体察人的心理活动和人际关系变化趋势。这些“象”及其关系就是直觉思维的认知素材。(参见王树人，第2-4页)
中国传统哲学通过“取象比类”揭示对象事物的本质特征。所谓“取象比类”，是指选择某个已知的“象”，用来比喻眼前未知的“象”。这两个“象”可能形态上相去甚远，但通过深入体验可以发现它们在某个本质特征上有共性，所以可比。因而可以将已知的“象”的本质特征，用于构建未知的“象”的本质特征的观念模型。最初构建的观念模型可能不精确、不全面、不深刻，会被迅速地加以修正和调整，这里其实隐含逻辑思维的作用，就是用来克服观念模型中的缺陷和内在矛盾，使思路顺畅，只不过这些运作是瞬间完成的。最终完成的观念模型应该自身没有矛盾冲突，并且能融入更大视域的知识体系，获得对眼前事物本质特征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全面理解，这就是所谓“立象以尽意”，从而达到“意会而难言”的境界。
显然，如果没有“视域”的概念，就很难理解“象”的含义。因为“象”必然存在于一定视域之中，“取象比类”必然要以视域的扩展为前提。视域的变化展现了直觉与逻辑的内在联系。“取象比类”过程中合适的“象”的选择，需要借助逻辑思维的隐性作用；而直觉思维成果中偏见和谬误的消除，需要借助逻辑思维的显性作用，两者的表现形态都是实现视域的扩展。
视域作为直觉与逻辑的中介，展现了两种思维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直觉思维的机制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成果基本上都是靠直觉思维获得的。简单地从逻辑分析的判断标准出发，很可能对其作出误读和贬义评价。以视域为中介整合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可以提出一种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成果的新的认知模式，其中包含以下四个不断循环往复的环节：
1.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直觉思维成果进行逻辑追问，发现其中存在的矛盾；
2.通过扩展视域引入新的相关要素，进行新的解释以消除逻辑矛盾；
3.在扩展后的新视域中考察这些认识成果，发现其新的意义和价值；
4.在此基础上运用直觉思维开展新的研究，获得新的认识成果。
例如，“中庸之道”是儒家基本观念之一，很多学者作过解读，但着眼点大都集中于“中”。那么，“庸”是什么？张岱年先生指出，汉宋儒者对“庸”的理解，一为“庸者用也”，二为“庸”者常也。(参见张岱年，第175页)可是为什么孔子要强调“中庸”而不直接讲“中用”呢？如果说“庸”指平常，为什么要把“庸”上升到“道”的层次而与“中”并用呢？这就是对“中庸之道”理解的逻辑追问。
要消除这种逻辑矛盾，必须扩展视域，引进新的相关因素，这就是不能仅从智力层面解读“中”和“庸”，而是要考虑到实践活动中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中”涉及智力因素，因为对“中”的把握要靠理性，无过无不及，避免偏向极端；而“庸”涉及非智力因素，“庸”的“平常”、“不易”指的是人们走上“中道”之后应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这里需要毅力、恒心、耐力等非智力因素的保证。人们一时选择“中道”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这才是正心和修身的关键，才是“中庸之道”的完整含义。其实《中庸》篇本来就在很多地方强调循道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要笃行，意在说明毅力和恒心的必要性。问题是出在人们非要在智力层面解读“庸”的含义，由此造成矛盾重重。
以这个新的视域看待“中庸之道”，可以发现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新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学者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是一回事，其实两者是有重要差别的，差别就在于“中”后边的这个“庸”。“实践智慧”是一种理性选择(参见唐热风)，与非智力因素关系不大。可是，一个人如果缺乏非智力因素的保障，很可能找到“中道”却走不到头，即使有实践智慧也未必成功，而“中庸之道”的引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实例表明，如果运用这种新的认知模式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成果，有可能使很多古老的思想命题呈现新的面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展现新的意义和价值。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主要的工作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意在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但其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哲学发展的贡献却相对薄弱。然而，通过揭示“视域”的认识论意义，整合直觉与逻辑，用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可以使中国哲学逐渐成为现代哲学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对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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