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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是一位最早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当人们追忆起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财政金融发展历程时，自然会想起红色金融奠基人毛泽民的丰功伟绩。是他第一个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建完整的金融体系，被誉为“中国红色金融鼻祖”。他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培育的金融队伍，为新中国财政金融事业奠定了基础。
从无到有建奇功
1931年1月，中央调毛泽民赴上海印刷厂工作，4月顾顺章叛变，党通知他立即隐蔽，并转往香港。后组织上派他去检查白区到苏区的交通线，接着留下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同年10月下旬，毛泽民奉命来到江西瑞金县叶坪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7日，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他被委派筹建国家银行。接受任务后，毛泽民一面静下心来研读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一面调查中央苏区财政金融的基础。他了解到：1928年10月开办了江西东固平民银行；1930年2 月举办了福建永定信用合作社；同年11月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从而创立了中央苏区初期的金融管理机构。
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 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央政府任命毛泽民为首任行长，行址设在瑞金叶坪村的一幢小楼房里。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只有5人，除行长毛泽民外， 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调来的会计曹菊如以及记帐、出纳、杂务各1人。 工作人员少，条件艰苦，毛泽民并不在乎，只是他看见自己所掌握的仅是一些红军作战缴获来的银料，如银元、银饰、银壶、银盘、银碗筷、银元宝、银镯链等，他不禁愁眉苦脸，觉得苏区底子薄，办国家银行困难重重。
毛泽东看出了大弟的心思，笑着对他说：“润莲呀！希钧当你的家，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军民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梭镖叉，担子不轻哩！”毛泽民不高兴地说：“大哥，就这点家当办银行，叫我怎么搞法？你还开玩笑。”毛泽东告诉他：创业艰难，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同时吸收群众存款，贷款给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做到有计划地调剂苏区金融。并说：“事情总是从无到有的嘛！”
毛泽民受到“从无到有”的启发，深入红军各部队，在所缴获的战利品中，将有关经济书籍、帐册、表格收集起来，给银行工作人员办培训班。不久，毛泽民又在老乡烧田契时，捡来了一本字迹模糊的《经济学》，使他学到了不少金融理论。于是，他结合实际制订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着手进行了各职能机构的组建。银行人员逐渐增至50人，分设二处六科，即业务处、总务处和国库科、会计科、总务科、发行科、营业科、出纳科、保管科等。在体制上，总行下辖2个省分行、1个瑞金直属支行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即福建省分行、江西省分行和福建白砂、南阳，江西兴国、瑞金兑换处以及白砂、南阳、瑞金、兴国、会昌收买金银处，还在各县苏政府和各军经理机关设立了几十个代兑处，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
毛泽民根据银行简章，确定办行宗旨：一是摧毁反动的金融体系，废除高利贷剥削，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二是打击奸商的破坏活动，防止金银外流；三是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自己的造币厂，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四是开办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扩大银行股金；五是为经济效益好的厂、矿、合作社发放贷款，扶植各项建设事业；六是改善经营管理，从宏观调剂资金余缺；七是办理兑换业务，管理现金，并代理金库；八是组织信用社，帮助工农群众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九是保障贸易，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为革命战争服务。
毛泽民牢记马克思关于“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的教导，大力组织存款，将没收、税收、捐款、罚款、盈利等款项聚集到金库，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如毛泽民给全总执行局刘少奇委员长的信说：“储蓄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约的零钱大家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同时加强现金（即银元）管理，严格要求各级政府和地方武装，必须将所得的现金完全汇交国库，金银币应兑换成苏维埃货币才能流通。并制订《现金出口条例》，控制金银币外流。此外毛泽民还主张苏维埃国家银行实行低息贷款，发展信用合作社和贫民借贷所，由群众自己集资，自己管理，千方百计扶助农、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民在就任国家银行行长期间，注意利用中央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他请示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在赣南会昌县铁山垅成立“中华苏维埃钨砂总公司”，并亲自兼任经理。毛泽民这一行动，却遭到“左”倾分子的指责。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也反对办钨矿，极力主张大量印纸币、印公债，用日夜开动印刷机来解决财政金融的需求。他对毛泽民说：“你在上海当过印刷厂厂长，你现在不印钞票，而去挖钨矿，不务正业。”毛泽民感到压力很大，去问大哥怎么办？毛泽东说：“发纸币，发公债券，银行都要变成纸行了。我看还是要靠金山、银山，才有靠山。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嘛！”毛泽民在大哥的支持下，坚持领导大家大挖钨矿，到1934年发展到3个矿场，共计5000余名职工，产值200多万块银元。由于赣南大量出口钨砂，卖给广东、香港，为中央苏区换进了大批急需的食盐、布疋、药品、煤油、火柴、电池、工业品和军用物资，繁荣了苏区经济，缓和了军民供给，沟通了赤区白区之间的贸易，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给中央苏区粮食合作社发展到457个，消费合作社发展到41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76个。 同时毛泽民还重点贷款给32个国营工矿企业发展生产，包括军需工业（兵工厂、被服厂等）、民用工业（印刷、造纸、纺织、熬盐等）、手工业（炼铁、制烟、缝纫、染布、制糖等），以便支援前线的军事斗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不足3年的时间内，毛泽民白手起家，建立起中央苏区财政金融体制，使中央苏区财政经济一度出现可喜的局面。中央政府项英副主席曾经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呕心沥血造货币
建立国家银行必须首先拥有自己的货币。然而当时有人觉得这项工作太艰巨了，对毛泽民说：“毛行长，我们自己制造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市面上不是已有现成的货币吗？可以把缴获的旧货币盖上苏维埃政府印章暂时流通，先将就几年吧！”毛泽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但那是缴获敌人的钞票，印刷机在他们那边，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呀！我们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人民自己的货币，万事开头难嘛，怕什么，将来连天下都是人民的啦。”于是毛泽民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批准。
但是，要印制统一的苏区纸币，没有造纸原料怎么办？毛泽民就亲自挑着箩筐，走家串户收破布、烂棉絮和烂麻袋，并发动职工上山砍毛竹、剥树皮，然后用铁锤、石碓捣成浆，在酸碱水中浸上7天7夜，用土法造出了白细质韧的造币用纸。为了寻找纸币设计者，毛泽民听说有个名叫华广的人会绘图案，但被打成了“AB团”分子，准备枪毙，便赶紧把他借用过来。经过反复考察，基本满意后便决定让华广设计。华广提出要在纸币上画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像，毛泽民说：“我大哥不会同意，应该画列宁的像。”对印票子的油墨和新机器，毛泽民也想方设法，通过白区识货的商人程虔生赴上海、香港购买，程先生是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生意人，不仅识货，还善交际，毛与程多次接触，建立了友谊，程在毛的教育和影响下，表示愿为工农革命效力。这样，到1932年7 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终于问世。 苏区群众看到市面上流通着的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等5种自己的票子， 异常兴奋，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毛泽民没有就此停步，他决心要造出国家银行统一的金融硬币来，以适应苏区经济的发展。于是，在瑞金杨溪的祠堂门口挂起了一块“中央造币厂”牌子。毛泽民首先请留学日本的中央政府办公厅文书黄亚光设计、绘制了几种图案，经过临时中央政府挑选，决定采用两个图案：一个是正面中间写有“壹圆”，上方排着扇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下方有“一九三一年”时间，北面是镰刀斧头的银元图案；另一个是正面中间写有“贰角”字样，上下方的字与银元一样，背面是谷麦穗的图形银毫子图案。两种图案确定后，毛泽民带领职工一面挥舞着凿子、锉刀，刻出了铜模；一面用100 多斤重的花岗岩条石作天碓，压成银元坯子。不几天，第一批银元试制成功，可以批量生产了。
当时国家银行金库里虽然堆放了100 多担在三次反“围剿”中缴获、没收敌人的各种各样银器，可造币厂土法铸币的速度缓慢，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要，大家束手无策，毛泽民也处在焦急之中。恰在这时，红军于1932年10月中旬在上杭敌军钟绍奎老巢缴获了一台铸造银毫子的新式铸币机，其中包括银板机、绞皮机、滚皮机、冲床和钢模。毛泽民为有这套“真家伙”高兴得忘记了吃饭、睡觉。他动员大家不分昼夜地拆洗、安装，并改造成既可铸银毫子，又可铸银元的两用铸币机，而且部署采用三班作业，人停机不停。就这样，一天最多可铸造银元和银毫一万个左右，造币厂职工也由几十人增至170人， 整个金融系统增加到200多人。1933年8月中旬，红军东征入闽解放沙县时，又缴获了一台铸币机。毛泽民提出用这台机器专门仿铸白区银元，流通到白区去购买物资和“对外”贸易，如铸造大清银元、光绪元宝、大头洋（指币面有袁世凯像）、小头洋（指币面有孙中山像）、拐仗（指币面有洋人拿着拐仗的全身像）。中央造币厂将缴获的两台铸币机同时使用，每天可以生产银元和银毫1.6万多块，大大改善了市场的需求。
廉洁奉公好管家
毛泽民对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金融事业感情至深，十分珍惜。他从不铺张浪费，以身作则抵制腐败。他常对银行职工说：“中央苏区现存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一定要严格地管理好。”他在兼任闽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财政部长期间，带头严格执行财经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次，省委领导下到黎川县，县委书记方志纯请每个领导同志吃了一碗米粉肉，报帐时，毛泽民执意不答应，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率先艰苦奋斗。他对方志纯说：“要从你的伙食尾子费里扣除这笔请客的钱。”又有一次，闽赣省委开会至深夜，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开玩笑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笑着给他一个软钉子：“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一唱空城计吧！”毛泽民手握金融大权，却如此严格控制支出，在苏区迅速传为佳话，群众称他为“头脑清醒、帐目清楚、心地清白”的“财神爷”。
毛泽民对执行银行规章制度是这样认真负责，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他坚持廉洁自律，不搞任何特殊，就连他哥哥毛泽东来视察和弟弟毛泽覃来访，也从不用公费请客，而是用平常群众的伙食标准相待，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看不过去，提他的意见，笑着对他说：“毛行长，我看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同志加兄弟也无可非议，更何况你哥哥毛泽东同志还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呢！”而毛泽民却笑呵呵地回答：“公私分明本是共产党人的品德，革命友情比兄弟情份更为重要，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这样，在毛泽民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任何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
毛泽民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携带的行李总是一双草鞋，一项斗笠，背上的小被子还包着衣服、笔墨、帐簿和算盘，当时有的群众笑着说：“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他工作认真负责，作风踏实，每到一地就先检查该地区的财政金融工作，仔细询问收入、支出、储存款情况。他还跟同志们拉家常说：“以前我在韶山家乡干过田房帐目，管过小学伙食帐，后来当过安源消费合作社主任，现在来到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又是管家的。无论是持家，还是为国理财，我们大家都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民的生活始终是艰苦朴实的。为了响应中央政府“压缩行政经费，支援战争经费”的节俭号召，他带头每月只领取二、三毛钱的伙食尾子和津贴费，每天节约2两米，吃两餐干饭，坚持和大家同甘共苦。 毛泽民肠胃不好，消化不良，常吃稀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吃得很简单，穿得很朴素。他的一双旧毡筒，穿了好几年不肯换新的，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只旧皮箱，一个藤条包，一床被子，衣服、书籍、用具全装在里面。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10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组成第十五大队（运输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负责整个红军长征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毛泽民率领大家，带着国家银行金银珠宝和印钞机等贵重物资200多担，每人七、八十斤， 踏上长征路，一面与敌人作战，一面筹粮筹款，每到一地，毛泽民领导银行职工，发行纸币，让红军购买生活必需品，离开时连夜用银元兑回所发纸币。1935年1月15日，红军到达遵义城， 中共中央在此召开重要会议，红军在此休整，毛泽民又发行银币券在遵义地区流通，离开时，用银元兑换收回。10月红军到达陕北，11月国家银行在瓦窑堡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因毛泽民积劳成疾，由林伯渠任行长。
1938年春，党中央安排毛泽民去苏联养病和学习。冬天到了新疆迪化，因交通线断绝，又奉中央指示，化名周彬，在新疆当财政厅厅长，他任劳任怨地工作，对统一新疆财政金融起了重大作用。1942年7月， 盛世才暴露了反革命真面目，疯狂镇压进步力量，于9 月下令逮捕革命同志，将毛泽民投进新疆第二监狱。1943年9月27日深夜， 毛泽民遭到特务分子杀害，为革命壮烈牺牲，时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