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学说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7)06-0065-04
现代性批判主要是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事业”，但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德法年鉴》时期，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为什么把黑格尔哲学批判与现代性批判联系在一起呢？黑格尔哲学是理性形而上学的完成者，而理性形而上学与抽象劳动（其结果即资本霸业）在西方历史中先后形成是有其内在关联的。理性形而上学和抽象劳动互为因果，共同开创了所谓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共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开辟了马克思早就预言了的世界历史。然而，这一理性解放现实的宏愿，却是人间没有现实感的梦幻。现代化愈是全面深入，人类愈发陷入生存和思想危机而不能自拔。但是，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中找到了人的理性实在性，从而形成了一种纯粹理论态度的生活理想，就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错误。而且由此人类获得了真实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在于，西方思想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把理性实体化、绝对化，导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在现实生活中全面展开，产生现实实践活动之异化。因而，理性形而上学批判和抽象劳动批判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即生活实践批判这一整体问题的两个维度。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存在论批判
现代性批判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批判。但是，关于抽象劳动（异化劳动）问题，一直以来是人道主义的理解：主体创造的产物，反过来支配、控制主体本身；即主体的异化。这个主体是一种人本主义应然逻辑设定的先在实体，对于这个永恒本体来说，现实的异化是不应该的。人本主义，作为关于人的本质、价值的理论，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族中的一员。人本主义源于西方认识论传统。因而，人本主义逻辑的落脚点是把劳动异化的起因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其实，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对于理性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理解已经超出了认识论范围。虽然康德批判哲学未曾直接论及现实异化问题，但是由于理性形而上学和异化劳动是同一个现代性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所以，康德批判哲学“人是因为理性迷误（无知）犯错，还是因为自由（生存实践活动）犯错”的追问，已经启示后人，关于现实异化的理解应该超出认识论而达到存在论的视野。更何况，马克思明确讲的异化是生存实践活动的异化，即人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异化。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分野表现为，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还是人的活动的异化，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是止乎于认识论视野、不是建基于一种人本主义学说，而是一种存在论批判。马克思的异化观是超出认识论的存在论。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并不诉诸于人本主义应然逻辑
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为弥塞亚主义、千禧年论，也是不少西方学者所持的态度。比如英国学者格鲁内尔就认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的弥塞亚特点。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是，为什么要改变世界，如果不借助于某些标准或理想（这是当前世界所缺少的），就不能给出答案。的确，因为对现实不满，才会有改变世界的行动。这就是现实和理想和解的问题。黑格尔历史哲学就是为了平息不满足，黑格尔认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远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而是充满着有待和解的不和谐。理性是世界的本质，所有的现实都是从神圣的原始基础中流溢出来的，太一从自身释放出杂多，它离开自身，但又再次回归自身。即精神（理性）的本性就在于从自身释放自身，以便再度发现自身。黑格尔把这一发现看作是回到对自我的认识和自我认识。现实—理想、客体—主体、实体—主体统一于太一，即绝对。绝对则是精神的自我运动，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经历自在状态——自身异化——自在自为这样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那么，实证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也像黑格尔那样对历史进程模式进行如下逻辑描绘：人类尚未被异化的本真态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被异化的非本真态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扬弃异化的复归本真态时代（共产主义社会）。其实，马克思在分析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学说时，早就指明了其共同的空想主义性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政治及其他性质的共产主义虽然“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1]在此，马克思认为能否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至关重要，这关涉到是抽象地解释还是历史地解释社会历史的原则问题。因为，只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才能历史地理解异化劳动，从而避免把异化劳动当作理性迷误的产物；也才能够理解“共产主义是向人自身的复归”究竟何指。后者正是把马克思学说归结为人本主义，甚至是黑格尔主义的根据。在此不能否认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似的表述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诚然，如果马克思也是从人本主义应然逻辑出发谈论“经济事实”，当然就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甚至是“经济学领域中的黑格尔主义”。然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系统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把异化劳动批判和黑格尔哲学批判放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逻辑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批判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如下一段话非常重要：
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2]。
上述这段话里蕴涵了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抽象性质的揭露。传统哲学就是致力于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的抽象的对立统一，无论是作为本质的人的实体即主体，还是作为纯粹的自然界的人，都是把作为人的人当作历史运动的启动的主体，以为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是把“内在的东西”外化，以为主体的活动就是客观化。作为先在主体的人，以建立内在于人类本性的意识为基础的理想的社会为目的。然而，这样的“人”只是逻辑设定的人，作为主体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精神劳动所无条件创造出来的抽象世界。这样的“人”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当人们的社会在他看来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本性”也是与这种“外界的强制”相适应的。[3]意识的内在性问题是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包括人本主义异化理论，都是坚执于意识的内在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揭示了现实的人与他的世界的关系不是意识的内在性与设定客体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世界并不是诸存在者之总体，人并不是这样一种现成给予的世界中的一员。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将自然的诸条件当作固定的被给予的条件，而是当作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才给予的条件来把握的。即当作所谓物质生活条件来理解的。这样，现实的人就不是作为先在的理性主体而面对世界的，人并不是这种先在的意识主体。
（三）现代性批判关键在于瓦解意识的内在性
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当然还是以意识的存在为前提的，意识的优先存在问题不容回避：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在确认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是历史的前提时，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同时承认了意识的存在，但是意识的存在，注定要受到感性交往——语言的“纠缠”。也就是说，意识的存在特性并不是它的内在性、纯粹性，而是它的“物质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需要才产生语言和意识，所以语言和意识的物质性就是其感性存在。意识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即意识不能离开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而存在。意识的根基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因此，意识的本质在于感性。这就从根本上拒斥了意识的内在性。这一触动传统哲学根基的观点，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马克思说得分明，人的感性活动之所以能够创造或设定对象，并不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以为的创造者是某种先在的意识主体，而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是对象世界中的存在，而不是创造对象世界的主体。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意识，并把人的理性意识绝对化，这是以往传统思想界的共识。这一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它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为己任，结果，在观念上造成了感性和理性的分离，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意识主体无条件的自主创造的神话。因此，现代批判关键在于瓦解意识的内在性这一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要偏执于理性形而上学批判纬度，而忽略现实劳动异化批判即资本批判维度，因为二者构成了现代性批判之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理性形而上学起源于古希腊精神，异化劳动及其产物——资本形成于近代。前者是后者的文化精神根基，后者是前者在现实中的实践表现。因此，更不能把前者单纯归结为现代性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把后者归结为现代性问题的所谓的物质的方面，从而把后者当作更为根本的方面。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这二者是有机整体，就是因为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本质理解，超越了人本主义抽象逻辑，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视野。就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维度，甚至当今所有当代西方批判理论都尚未企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意义之深远，更进一步体现在后期巨著《资本论》中，这是本文尚未涉及的。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指归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任何进步，同时都伴随着一种退步；文明选择代替自然选择是一种进步，同时又是一种退步。由血婚制到个体婚制的过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个体婚制到一夫一妻制的过渡是文明选择的结果。前者要归功于母性对种族优生的觉醒，这是人类学的事实；后者要归功于男性对私人财产的继承意识，这是经济学的事实。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是一种文明进步，但是，它伴随着自然的强制。所谓的文明社会，人们遵从的是外部强制：“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4]
财富的增加是血族关系崩溃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财富又成了新的奴役力量，在西欧随着古代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财富作为抽象的物成为主词，创造财富的人反而成了宾词。人的创造物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异化劳动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支配作用。但是，异化劳动有其特殊的产生根源，是以人的感性生命中分离出某种人格化的抽象理性本质力量为前提的。感性生命之异化，造就了理性主体与抽象客体的抽象对立。理性获得了无条件的创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权力，这样，感性生命在抽象劳动中失去了自己。这种超感性力量又有其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双重来源，因而，异化劳动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既然是人类所创造的产物，人类总会有能力支配它。因为，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作为人的人，他所具有的主体性，既是他的能动性又是他的能动性的限制。人的存在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具有主体性，但主体性并非主体自身。人并非是某种先在主体，也并不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因为人还是自然存在物，文明选择不可能完全代替自然选择。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赫拉克利特），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1]。人对自身行为的普遍反省就是扬弃异化之行的起点。然而，这个迟来的起点，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而且还是逻辑上的迟来。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既在自己的能力中又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自己，对自身行为的深刻反思，除了个别具有前瞻性的少数思想家，现实的人类个体反思意识就只能像猫头鹰那样在黄昏中才能起飞了。早在18世纪中叶，正当欧洲第三等级中最激进的部分聚集力量向封建旧制度发起总进攻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卢梭就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危机。时至今日，人类依然像飞蛾扑火一样热衷于现代性的实验。然而，毕竟多数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卢梭等人并非杞人忧天。因此，人在历史性的生存活动中，也就无时不在纠正着自己行为的错误。当抽象劳动泯灭人性之际，正是人类意识到自身危机之时。
但是，人类克服异化的历史性事业，可否设想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彻底完成？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不就成了传统形而上学之虚假承诺吗？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在感性实践活动的每一历史过程中都在实施并完成着这一“克服”工作。人类的自我解放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生活实践问题。设想有朝一日，人类能够完全克服异化，达至共产主义“理想国”，这正是理性神话。异化之为异化，正是源自人类自以为具有超感性的理性主体无条件的创造能力，无视自身之感性存在，揪自己头发离地的狂妄实践。资本主义兴起于欧洲是有其历史过程，人类个体参与其形成，体验其成果，也在反思其后果。人类个体在理智上对资本主义并非完全唱赞歌，资本主义也并非完全应该是被否定的东西。就连有机体之活力也是依靠营养与菌类同时供给，我们如何做到要好的方面而不要坏的方面。“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使辩证运动终结。”[2]扬弃异化的可能性及程度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本身给出的课题，是历史性的事业，不是站在历史过程之外所能设定的理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任何人都不能超出自己的时代”这句话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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