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外交实践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团论文,国教论文,年中论文,赴美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3—0081—05
清政府于1872年派遣赴美的教育使团，是中国历史上出使美国的第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官方使团。作为清政府首次主动开展的对美外交活动，这一事件在中美关系史上，不仅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而且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根据现代国家之间外交关系建立的惯例，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应始于1844 年，
其标志是当时美国政府派遣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 这项条约签定后，美国政府当即于1845年开始在中国正式派驻外交使团，从而建立起两国之间所谓的条约外交关系。但清政府在签定条约后的近30年中，一直没有派遣驻美外交使节，因而初期的中美外交只是一种美国主动、中国被动的单向不正常关系。1872年清政府派遣中国教育使团出使美国，虽然未能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在中美条约外交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但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一种对等的外交关系，使中方在外交事务上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公开使命尽管并非外交，但其成员以外交官身份在美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却具有实际的外交性质。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了解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而且也为中国政府通过驻外官员来处理有关国际事务提供了便利。同时，还加强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联系，为中国政府在美派驻正式外交使节奠定了基础。然而，对于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出使美国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使团成员在美期间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和这些活动对中美外交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学者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研究。本文对教育使团赴美期间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的探讨，就是为了填补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这一缺憾。
一
清政府于1872年派遣以教育为名的官方使团赴美的这一举措，可以说是由19世纪60、7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所促成的。当时，国内的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等人的领导下，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领袖开始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因而，他们极力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和引进机器生产的“富强”运动，并开办制造局、船政局以及其它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为此，急需选派人员出国留学，以培养大批具有各种专业技术的人才，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政府委派西方外交官开展的对外交往实践，也是促成派遣教育使团的重要因素，1867年，清政府任命美国驻华公使兼列强驻京使团团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 蒲安臣偕同礼部郎中孙家谷等20余人组成“中国使团”，代表清政府出使了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这次外交实践增强了清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使清政府意识到有必要选派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使团，来直接开展外交活动。另外，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和清政府的联系，以便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极力敦促清政府向列强各国派遣外交使团，扩大政府之间的接触。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当时被拐骗到古巴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华工人数日益增加，他们在这些国家普遍遭受到非人的虐待，因而急需清政府派遣外交官员进行调查，并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
除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外，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容闳个人所做的各种努力，也直接推动和促成了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的计划。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改良主义者，容闳自幼就在美国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里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来， 他又随其师布朗（Samuel R.Brown）赴美学习， 成为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的文科学生。186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回国投身曾国藩门下，被任命为四品衔江苏候补同知。为了用西方科技来改变中国社会，容闳除积极致力于兴办工矿企业外，又从1867年开始，多次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学童赴美学习的设想。他建议“挑选120名10到15 岁的学生留美学习15年，以此来改革中国的社会”（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版，第41页。）。在他的推动下，1870年10月，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朝廷，提出一项每年选派30名12到16岁的学生，赴美留学的四年计划。根据这项计划，这些学生将留美学习15年左右，“他们的课程主要集中于军事、航海、数学和机械等学科。”（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版， 第176页。）为实行这项计划， 清政府首先在上海设立了一所预备学校，由上海道台刘汉卿负责管理，为预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与此同时，容闳则先行赴美，在麻萨诸塞州水泉镇（Spring Field）附近的私人家庭中为中国学生安排住处， 又在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t）为使团建立总部。经过前后几年的筹划和准备，以陈兰彬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使团终于在1872年到达美国，成为历史上中国政府对美派遣的第一个官方外交使团。
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看来，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的行动符合他们进一步开放中国门户的愿望，所以对此计划从一开始就给予热情欢迎和积极支持。1871年12月，当清政府尚在酝酿派遣教育使团的计划时，西方商人在华开办的《北华捷报》就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这项计划“尽管被一再拖延并长期讨论，但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72年11月15日。）第二年2 月，该报又再次报道这一计划，并作了这样的评论：“士大夫闭关自守的原则已经被打破，这一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努力，将会在物质上有助于开放中国，并使其在对外交往中获利。”（注：《北华捷报》1872年2月22日。）当这项计划开始实行后， 致力于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外交官对此格外关注。1873年1月15日， 美国当时的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 ）在给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费西（Hamilton Fish）的信中，要求美国政府积极支持这项计划，并指出：“这些学童[在美国]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所得到的友善待遇，已使那些推动这项计划的人深感欣慰。”（注：《镂斐迪致费西》（1873 年1月15日）， 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3》（U.S.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3），华盛顿1874年版，第140—141页。）镂斐迪还在信中附上了教育使团负责人陈兰彬和容闳致康乃迪克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B.G.Northrop）的一封公开感谢信。使团的官员们在信中声称，“[美国]公众对教育使团的诚挚欢迎使我们深感愉快”（注：《陈兰彬、容闳致诺斯拉普》（1872年10月8日）， 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2》（U.S. 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2）， 华盛顿1873年版，第142—143页。）。
二
中国教育使团抵美后，除安排和照顾中国学童的学习和生活外，主要是以清政府外交官员的身分，展开与美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活动。他们首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加强和美国公众的联系，以此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使团初到哈特福特之际，就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种友好态度，为他们与当地人民开展文化交往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各种交往活动中，使团人员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开展与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接触。陈兰彬作为使团的特使，主要负责和当地地方官绅的礼仪往来。容闳以他对美国社会的熟悉和了解，积极活跃于社会各阶层之中， 和他们建立广泛的联系。 使团的另一位成员郑衡生（TsengHeng—Cheng），也曾留美学习， 并毕业于纽约州克林顿市的汉密尔顿学院，则主要致力于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除此之外，每逢节假日，尤其是中国的春节和其它重要节日，使团还要举办中国式的宴会，来招待当地的各界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使团举办的中国式宴会在当地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874年2月18日， 《哈特福德日报》（Hartford Courant ）曾作过这样的报道：“市长以及城里的许多绅士和女士们，都参加了这次中国使团的宴会，他们受到了使团成员非常礼貌而有耐心的接待。”（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4年2月18日。）
为了扩大对外交往的活动范围，容闳和陈兰彬很快就把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哈特福特的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扩大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中间。在这方面，容闳所做的工作尤其重要。他利用他所具有的美国公民身分和留美学习的经历，赢得了美国社会对他的接受和好感，并且很快就和华盛顿许多重要的美国政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此，他经常前往华盛顿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出席外交界的各种招待会，并经常和美国政府官员讨论中美两国政府关心的各种有关问题。他还利用在美国参议院为中国妇女教育状况作证的机会，说服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为中国妇女设立了一项教育基金。
教育使团驻美期间开展的外交活动，除了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外，还非常重视收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情报，并及时报告清政府。还积极与美国军火商联系，为中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陈兰彬就向总理衙门秘密报告了日本购买8000到10000 支美国罗明顿公司生产的滑膛步枪，并已从纽约港把这批枪支用两艘军舰运往日本的情况。作为使团的主要对外联络人，陈兰彬不仅重视收集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和军事情报，而且对工商业方面的信息也很感兴趣。在考察了美国的蒸汽运输发展情况后，陈兰彬对中国发展蒸汽运输事业提出过自己的建议。他指出：“中国的商业汽船航行公司和江南制造局才刚刚起步，派人到海外学习新技术的事也仅为传闻，现时尚无有关计划实施。”所以，关于中国应当自己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要在一两年之后才有可能”（注：《陈兰彬致刘汉卿》（1873年8月20日）， 引自《中美关系史料》第三辑.台北1968年版，第1060页。）。
替清政府采购军火的工作，主要由容闳负责。为了了解有关军火的行情，容闳与美国的军火商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这件事，陈兰彬的信中有这样的报告：“此地制造的‘格林机枪’，精巧坚固，质量胜于法国所造。我们极力促使制造商把这种枪支出售给中国政府，但他们仍犹豫未有所决。目前容闳正设法与他们签定合同，并邀请他们今秋携带枪支样品前往中国洽谈。但尚不知我们能否达此目的，因而此项计划仍需保密。”（注：《陈兰彬致刘汉卿》（1873年8月20日）， 引自《中美关系史料》第三辑.台北1968年版，第1060页。）1873年8月初，容闳终于和格林公司的代表达成该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协议。8月12 日，格林公司的一位代表携带着一批枪支样品随同容闳来到中国。不久，中国政府就向格林公司购买了价值10万美元的枪支。这批武器于1874年下半年运抵中国，它们在左宗棠1876年抗击沙俄入侵中国新疆的战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教育使团另一方面的工作，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负责对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在美的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教育使团赴美之初，陈兰彬就向清政府报告了中国侨民在美国的状况和潜在的问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旧金山地区约有十万中国人。许多广东商人的资产已达数十百万。但这些居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行为难以管束，他们出入总是携带刀枪。这儿有戏院和七十多家中国餐馆，还有成百家妓院和鸦片馆。因此可以想见此处风气之恶劣。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无人能对这些中国人加以拘束。”（注：《陈兰彬致刘汉卿》（1873年8月20日）， 引自《中美关系史料》第三辑.台北1968年版，第1060页。）与此同时，陈兰彬也很注意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思想倾向和变化，并对中国学生过分西化的倾向深感担忧。他极力反对中国留学生穿西服，剪西式头发，接触西方宗教和学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还把中国学生的西化倾向作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汇报给朝廷。
教育使团对中国侨民的监督，曾因王长富（译音）事件引起中美外交官员之间的一些争议，其起因是美国报纸关于一个流亡美国的中国人的报道。1873年10 月， 《哈特福特日报》转载了《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个曾留学美国， 自称革命家的王长富。此人“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互助社，意在唤醒民众。互助社表面上传播美国社会习俗，其根本目的则是要推翻清政府。后来王长富计划泄露，遭清政府追捕，于是逃亡美国”（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3年12月7日。）。在6月的一篇报道中，该报又以“一个中国诈骗犯”为题，声言王在美国的行骗活动，说“他在全国到处旅行，欺骗旅馆的接待员和其他一些人，自称是中国政府一个特别使团的官员”（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4年6月15日。）。同年9月，有关王长富的报道以及他的照片再次出现在《哈特福特日报》上，报道中特别指出，“此间的中国官员已经宣布[他]是一个骗子”（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4年9月8日。）。美国报纸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教育使团的关注，并及时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作了报告，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1874年9 月28日，恭亲王亲自写信给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威尔斯·威廉（Wells Williams），要求引渡王长富。恭亲王在信中表示， 他对王长富自称中国特使在国外招摇撞骗的行为深感忧虑，因而要求“[美国政府]立刻逮捕王长富，并把他送回中国受审，以免他流窜到其它地方继续行骗”（注：《恭亲王致威廉》（1874年9月28日），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4 》（U.S. Dept.of
State,"Foreign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1874），华盛顿1875年版，第203页。）。但恭亲王的要求遭到美国驻华代办威廉的婉言拒绝。他在给恭亲王的回信中强调，“像这样一个轻浮疯狂之辈，不可能在美国制造任何麻烦。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他逮捕并加以惩罚。”（注：《威廉致恭亲王》（1874年9月30日），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4》（U.S.Dept. of
State,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4），华盛顿1875年版，第203—204页。）这个事件引起的风波虽然不了了之，但教育使团为清政府在海外收集信息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对于这一点，威廉在给美国国务卿费西的报告中，特别提请他注意“哈特福特的中国教育使团为恭亲王在美国收集信息所做的工作”（注：《威廉致费西》（1874年10月2日），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4》（U.S.Dept. of State,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4），华盛顿1875年版，第202页。）。
三
教育使团出使美国期间，不仅在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外交性质的活动，而且还组织调查团，代表清政府前往拉丁美洲国家调查中国劳工在古巴和秘鲁遭受虐待的情况。从1850年开始，就有大批中国劳工被拐骗和贩卖到美洲国家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们当中，很多所谓的“合同移民”，其实都是被拐骗绑架、强迫运送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的苦力劳工。他们在那儿从事极其繁重的农业劳动，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早在1870年初，美国和中国通商口岸的一些报纸，就报道过有关中国侨民在古巴和秘鲁遭受残酷迫害的消息。但是，当时清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往来，因而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些在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国劳工问题。1873年，西班牙政府向中国清朝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签订一项条约和贸易合同，中国政府趁势提出由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组织一个调停委员会，来处理中国侨民在西班牙殖民地遭受的非人待遇问题。1873年8月，调停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 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古巴，实地了解中国侨民在当地的情况。清政府随即和西班牙特使弗兰西斯科·奥廷（Francisco Otin）商定，把签订贸易条约的谈判推迟到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之后。1873年9月22日， 总理衙门决定让当时在美国的中国教育使团来进行这项调查，并邀请中国海关的两名外籍税司马福臣（A.Macpherson）和吴秉文（A.Huber ）参加调查委员会工作，由陈兰彬具体负责。
教育使团代表中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华工问题所作的调查工作，进一步体现了它的外交实践价值。在清政府总理衙门与西班牙政府交涉有关华工在西班牙殖民地遭受恶劣待遇问题期间，教育使团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争取主动，李鸿章曾写信给陈兰彬，向他询问中国劳工在拉丁美洲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的建议。陈兰彬在1873年8月20日的回信中，提出了几种清政府可以采取的行动， 并谈到使用武力的可能后果。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彻底清除那些人贩集团，并说服英、美政府来干预这种交易，下策才是通过战争进行制止。因为秘鲁尽管是个小国，而且西班牙在古巴也穷于应付内乱，但我还是担心，他们虽然无力使其国内安宁，但还是能给我国带来麻烦。”（注：《陈兰彬致总理衙门》（1873年8月20日）， 引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80页。）为了为谈判提供必要的证据，李鸿章于1873年10 月1日任命陈兰彬为特使，和容闳分别率领调查委员会前往古巴和秘鲁。接受这一任命之后，陈兰彬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向他通报了即将展开的调查工作，以取得美国政府的谅解，并立刻着手组织调查委员会。
1874年3月17日，陈兰彬率领的调查委员会到达古巴。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调查委员会收集了大批关于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劳工提供的176份证明书、85份请愿书和1665个签名。 经陈兰彬等人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华工“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居十之八，船上数月打伤、自尽、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至买入糖寮者，人数较众，尤为凌虐不堪，其工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做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现时折本、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注：陈委员（兰彬）、马税司（福臣）、吴税司（秉文）致总理衙门呈送《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申呈，同治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引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580页。）1874年夏， 陈兰彬带领的调查委员会完成在古巴的调查，并把调查收集的材料汇编成长达14卷的调查报告后，于1874年冬天回到美国。此时，容闳已完成和美国格林公司的武器交易，从北京赶回美国。于是，容闳又带领调查团前往秘鲁进行同样的调查，并很快完成了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调查报告，其中还附有华工被鞭打的照片。
1875年初，陈兰彬带着关于华工在古巴和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报告回到北京，参加清政府和西班牙的谈判。调查团收集的大量材料，使西班牙政府和秘鲁政府在道义上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关于这一点，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Seward ）在给美国国务卿埃瓦特（William Evarts ）的信中指出：“关于中国人在古巴遭受苦难的大量信息已报告给政府，并在帝国各处传布，其结果必将严重损害西方人的好名声。”（注：《西华致埃瓦特》（1878年1月10日）， 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8》（U.S. 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1878），华盛顿1879年版，第97页。）结果，西班牙和秘鲁政府在舆论上的不利处境，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地位。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两国政府在达成的协议中，都明确规定要制止对华工实行的合同苦力劳役，并给予被迫害致伤的华工合理赔偿。同时还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在古巴和秘鲁设立领事馆。在和秘鲁达成的协议中，秘鲁还同意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教育使团为此所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教育使团的使命，以陈兰彬1875年离美回国参加与西班牙的条约谈判而告一段落。但使团从1872年以来在美所展开的活动本身，已经证明它具有清政府外交代表的性质。教育使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使美国的官方使团，其外交实践表明，清政府在外交现实的压力下，已经开始重视被美国政府通过条约强加的外交关系，并主动采取行动来改变自身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教育使团在了解经济和军事情报、采购军火、掌握中国侨民在美国的情况，以及调查华工在拉丁美洲所受迫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显示了教育使团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海外侨民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教育使团建立的外交关系基础上，清政府于1875年正式决定在美国设立常驻使节，并任命陈兰彬为首任驻美公使。中美外交关系的这一重要进展，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建立条约外交关系之初，哈佛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西方主动和中方被动”的不合理现象。由派遣教育使团进而发展到对美派驻常任使节，可以说是教育使团外交实践的具体成果。这一发展虽然没有真正改变当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与列强的不平等地位，但至少为中美之间在19世纪末建立一种表面上平等正式的外交关系打开了局面，并为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教育使团在拉丁美洲进行的调查活动，也为清政府通过外交人员处理国际事务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