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庆丰[1]2004年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及贡献测算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与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论文先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了整体的回顾，就经济增长理论各派的主要观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及其理论模型作了简要介绍。 基于对技术进步过程复杂性的认识，对技术进步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包括技术成果供应、需求的运行机理和系统结构模型，技术进步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技术转化的动力机理及实现条件。从宏观和微观，内因与外因把握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运行规则、动力来源、实现条件。 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形式和测算方法作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包括由生产函数而来的增长速度方程；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之后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指标分类测算法作了介绍。并对上述各方法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论文最后利用索洛余值法就我国20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了中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并提出改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对策。
胡晓琳[2]2016年在《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收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有效的解决环境污染与资源紧缺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环境问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据环保部测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大约占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至8%左右,并且出现了逐年上升的态势。因而,中国的环境治理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理当以近期的雾霾问题为契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环境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摒弃过去依靠增加资金与物质资源投入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为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就是生产率的提高。鉴于此,生产率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生产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结论。然而,由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现有文献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诸如仅考虑劳动、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忽视了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环境要素;不能处理投入与产出变量同时存在径向与非径向特征的情况;缺乏对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际差异的深入研究,尚未准确刻画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演化的长期发展趋势;假设经济个体独立存在,忽略了经济单元在地理经济关系中的空间关联性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于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随着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问题的日渐突出,我国不但要重视协调投入要素节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平衡。环境污染程度的相对降低与资源、能源的相对节约是生态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的重要标志,也应该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研究课题。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解决资源供求危机、构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要求。因而,克服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对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鉴于此,本文研究的总目标是: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把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到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中,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视角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问题。测算我国不同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析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甄别出影响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为制定有助于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这有助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并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本研究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最终实现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平衡的迫切需要与内在要求。全文共包括六个章节,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本部分内容采用非参数混合径向EBM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中国29个省份2002—2013年的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发现:(1)评价方法的选择对中国省际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具有显着影响,与其他方法相比,基于非期望产出的EBM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适用于处理"径向而不可分"与"非径向而可分"同时存在的情况,对我国环境生产率的评价更符合实际情况。(2)从全国总体特征来看,2002—2013年基于非期望产出的EBM模型测算的中国省际环境效率处于0.77～0.82之间;其中,2002年平均环境效率值最高,而2008—2013年的环境效率值比2002—2007年更低,这表明中国多数省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在下降;环境效率高的省份与环境效率低的省份分布表现出"高-高、低-低"的格局,也就是说基于非期望产出的EBM环境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与集聚特性。(3)从区域视角来看,叁大区域的环境效率差异比较明显。东部省份维持在0.93左右的高水平,中部省份环境效率多数处于0.76上下,而西部省份只有0.63左右。(4)2002—2013年间中国省份环境效率改进总体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分地区来看,尽管东、中、西部叁个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和全国大体一致,但不同区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仍然存在显着差异,东部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5)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来看,全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力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阻碍作用;我国29个省份的跨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时间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内容二: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判断本部分内容根据收敛假说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方法,分别采用δ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核密度估计方法以及马尔科夫链方法对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及其省际差距的动态演变趋势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存在显着的δ收敛趋势,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不会自动消失;全国与东、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的绝对β收敛,而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却不存在显着的绝对β收敛趋势;全国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显着的条件β收敛趋势,说明全国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向其自身的稳态水平收敛的趋势。(2)2003—2013年间省际累积相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集中程度在降低,省际差距变大,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增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不同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着的差异性。(3)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流动性偏低,变动具有"粘性"特点,呈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难以实现绝对趋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转移都发生在相邻状态中,跨越式增长难以实现;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高生产率、中高生产率、中低生产率以及低生产率四种状态类型的集聚现象;各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显着,并且会持续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均衡发展。研究内容叁: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每个省份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与其他省份都有经济和社会上的往来。区域间的经济行为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空间交互作用,这种空间作用导致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前提假设不再成立。鉴于此,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把空间结构与空间效应纳入到研究框架中,对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2003—2013年间我国省际累积相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空间正相关现象;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空间地理分布中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显着的集聚性特征,并且区域流动性较低,各省份难以脱离其原来所在的集群。(2)空间地理因素对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区域间的开放程度逐步扩大,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性也随之增大,不同省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因而,出现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依赖的现象是必然的。(3)从全国整体来看,样本期间外商直接投资、政府环境规制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会降低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的促进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4)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这两种技术进步模式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自主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引进却有轻微的抑制作用,我国的技术引进具有一定程度的无效性;但自主创新因素的正向作用更大,因而,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总效应仍为正向,技术进步依然是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平衡、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优化外资引进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学引进先进技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调整政府环境规制措施,确保环境政策的连贯性;绿色消费策应供给侧改革,推动生态经济持续增长;制定差别化的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政策等。本研究为定量的评价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源环境代价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有助于更加客观的评估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质量,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平衡有所助益。
袁礼[3]2016年在《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世界技术变迁史表明,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后发国家则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及模仿实现技术升级。然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根据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研发的前沿技术是否与后发国家要素禀赋相适宜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正向“新常态”阶段迈进,在经济增长由高增速逐渐向6.5%-7%左右的中高速过渡的大背景下,如何完成由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转型是当前的重大挑战之一;如何增强要素供给结构与技术选择的适配性,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本文选择以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为题,在梳理并归结适宜性选择的相关理论和前沿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技术前沿面探析不同要素结构的后发国家进行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理,进而引入中间品种类扩张型技术进步模型演绎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的内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最后在中间品质量提升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下,推演后发国家在技术差距约束下从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变迁路径,及向世界技术前沿面的收敛机制。基于此,以不同要素结构国家的技术变迁史为主线,探究工业革命至今代表性后发国家或地区通过适宜性技术选择完成技术追赶的成功经验。再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要素结构的双重视角,以发达国家为对照组,检验后发国家的技术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特征;测算在不同技术吸收障碍条件下各国的前沿技术产出,横向对比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引进美国前沿技术后的经济增长;继而测度后发国家的引进技术产出,纵向对比其选择不同国家技术后的经济增长,甄别后发国家在不同阶段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测算技术选择的合意区间。最后,利用包含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质量提升型技术进步模型,基于中国数据数值模拟后发国家的技术变迁路径和技术追赶过程,探索后发国家完成适宜性技术转型的最优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本文基于中间品种类扩张型技术创新,建立数理模型演绎后发国家选择不同要素增进型技术的内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首先引入基于知识基础的CES型创新可能性边界,以稀缺要素科学家作为研发资源,演绎研发企业对研发资源的两阶段配置及其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从技术供给方的视角剖析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是该国自主创新效率系数,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要素结构的函数。后发国家的要素结构一方面通过改变不同要素增进型技术的创新价值,影响该国的适宜性技术选择;另一方面协同发达国家的要素结构改变技术选择,实现研发资源在两要素互补型机器研发部门之间,及部门内部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重新配置,从而作用于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和经济增长率。第二,本文基于技术前沿面视角,诠释不同要素结构的后发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技术效率两个层面考察引进技术与要素结构的适配性,权衡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方式,进行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理。以不同要素结构国家的技术变迁史为主线,探析工业革命至今,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不同要素结构的后发国家或地区适宜技术选择的经验,再以中国近代丝织业技术格局变迁的自然实验,对比上海、南京和杭州叁个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地区技术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特征,及其对丝织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检验上文对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机理的判断。第叁,通过建立技术选择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适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再利用叁方程标准化系统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测算后发国家的要素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并以发达国家为对照组,评价后发国家的技术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特征。基于此,利用反事实分析测算前沿技术产出,横向对比不同技术吸收障碍条件下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采用前沿技术后的经济增长。最后,测度后发国家的引进技术产出,纵向对比后发国家在引进不同国家技术后的经济增长,甄别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测算技术选择的合意区间,发现后发国家在进行适宜技术选择时,资本与劳动要素结构和技术水平均存在门槛效应。当技术输出国的资本劳动投入比和技术水平恰好处于技术门槛区间时,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可实现产出增量的最大化。第四,测算后发国家的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要素技术效率,以发达国家为对照,甄别其技术选择的适宜性,发现后发国家根据本国非技能劳动丰裕而技能劳动相对稀缺的要素结构选择了适宜性技术,利用非技能劳动的技术效率高于发达国家,但利用技能劳动的技术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并基于此,测算不同国家的适宜性技术产出与该国初始劳均GDP呈反向关系,表明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并根据本国要素禀赋对发达国家前沿技术进行充分吸收后,可使本国劳均产出大幅提升。最后,将一国的产出增量分解成技术进步效应和适宜性技术选择效应,对比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适宜性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五,本文建立包含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质量提升型技术进步模型,演绎研发企业依据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预期利润分配研发资源和选择技术变迁路径,而创新利润受制于创新步长及创新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的内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数据数值模拟后发国家的技术变迁路径和技术追赶过程,结果发现: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步长对技术变迁路径的作用效应表现出非一致性,其中自主创新步长对创新增速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而模仿创新步长仅存在水平效应,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同时,并非提高创新步长就可以实现技术追赶,创新步长对技术进步往往表现出非线性门槛效应,当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步长的比值跨越这一门槛值,技术水平开始稳步提升。因此,只有识别出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步长合意比值,后发国家才能实现适宜性技术转型的最优路径。
严鑫[4]2011年在《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文中指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劳动、资本、自然资源乃至国家的产权制度等等都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而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却越来越重要,地位越来越突出。本文选取东部发达省份浙江和中部省份江西作对比,从技术进步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本文首先分析了技术进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其次,对国内外测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相关理论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就业人员数作为解释变量,通过浙江、江西198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两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分析对比的结果来看：(1)两省近30年来,技术进步贡献率是在逐年上升的,反映出技术进步对两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按时间叁个阶段划分,江西现阶段的技术贡献相当于浙江第二阶段末、第叁阶段初时的状态,反映出江西的技术进步贡献和浙江还存在差距；再次,通过R&D资金投入、R&D人员投入和产业结构叁方面对浙江、江西两省技术进步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主要结论是：(1)江西R&D资金投入的总量和强度都相对浙江低；(2)江西R&D人员投入的总量和强度都相对浙江低；(3)江西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明显低于浙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浙江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江西,并且浙江的技术进步水平也明显高于江西。现阶段,江西省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处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之下,而浙江省正处于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阶段。通过对两省的区域科技投入与产业结构优化分析,本文得出了科技投入和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使江西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实现在中部地区的崛起,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大力推进江西省科技、教育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力军；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加强产学研相结合,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四点政策建议。
张国庆[5]2012年在《基于回弹效应的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由于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面临着日益枯竭的危险，而新能源的应用范围和供应量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在短时间内，传统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由此可知，实行节能减排的意义重大。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制造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是一国经济实力的象征，节能减排从制造业入手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技术进步是先进生产力的表现，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载体，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同时还是提高生产力、节约资源的有效方式。所以，本文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能源消费的影响，以发现重要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这里，技术进步是指广义技术进步，包括纯技术进步、结构性技术进步及规模性技术进步。首先，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应用回弹效应理论分析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技术进步对经济扩张的作用机理及经济扩张对回弹效应的作用机理。根据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强度，将制造业28个行业分为高、中、低耗能叁类行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技术进步外生增长模型，并以1993-2010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消费、工业总产值、固定资本存量及职工人数为基础数据，对1993-2010年间，我国制造业叁类行业广义技术进步率变动进行测算，并从纯技术进步、结构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性技术进步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计算结果，并以1993-2010年的制造业的能源消费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回弹效应进行测算，并对中国制造业高、中、低耗能叁类行业的回弹效应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对我国制造业节能工作提出具体的策略和建议。
刘海英[6]2005年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共分为四篇。第一篇,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叁个不同层面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理论和评价理论及方法。第二篇,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呈上升趋势,但和经济规模的扩张相比,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幅相对较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第叁篇,从投入产出、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贸易结构几方面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形成机理。首先构造了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效率、人力资本“均化”的测度模型,并测算出了科技进步、物质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转轨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资本投入效率不高,中国人力资本的分配不均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的结论。接着又分别构造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贸易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模型,得出结论如下:产业结构变动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第叁产业发展不足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非国有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获得了显着改善;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虽不断上升,但是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增加值率却在下降。第四篇,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成因,并提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对策建议。最后进行了全文研究结论总结和未来的研究展望。
李翠[7]2004年在《科技进步对上海市经济增长作用的测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日趋一体化的21世纪，经济实力竞争日益表现为先进科技竞争的今天，研究科技进步的作用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相结合的生产函数法就上海市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的作用做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力求在理论上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在实践中为上海市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提供可参考的依据，同时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些启示作用。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实证及对策研究叁个部分。 一、理论研究 主要包括科技进步的相关概念界定和科技进步发生机理研究。科技进步涵盖了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而在与实际产业经济相结合和发挥作用时，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本文研究所用的是广义的科技进步概念。 二、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在我国科技进步具有先进性和示范性的上海市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采用以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函数法对上海市科技进步的影响进行了测度。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上海市1988-2003年的经济增长中，资金投入的贡献率最大，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次之，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最小。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还可以有一个较大的增长空间。 叁、对策研究 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实际为立足点，提出了强化上海市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策方案。研究认为：强化上海市科技进步贡献率不仅是技术、产业和社会经济水平的问题，还是涵盖企业、政府、政策的系统性问题；要真正强化其效应，就既要从政策上诱导与扶持，又要强化企业行为，优化与之相关的制度环境。
陈翠萍[8]2016年在《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文中指出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了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选择。2009年以来,中央和福建省陆续出台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项规划政策,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且成为现阶段推动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因此,了解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程度,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研究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以及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通过选取合适的指标和构建相应模型,利用相关样本数据和借助DEAP2.1、Matlab、Eviews等多种数据分析工具,科学、合理地评价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情况,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以及分析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从研究背景及意义入手,分析和总结了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其次,介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以及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模型和方法。再次,分析了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和选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评价指标,在样本选取和数据处理的基础上,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评价了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各子产业的技术进步情况。接着,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模型,测算了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各子产业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后,在确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提出促进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的相关对策建议,为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郭佳[9]2015年在《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文中提出2000-2012年是煤炭工业发展的“黄金期”。在此期间,煤炭工业经济效益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装备水平提升,煤矿安全和矿区生态方面也得到发展。但我国煤炭工业仍与煤炭工业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和技术装备方面存在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我国煤炭工业效率低下和煤炭价格居高不下。2012年下半年以来,煤炭工业发展隐患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催化下集中爆发,煤炭市场下行压力增大,出现煤炭价格下降、煤炭全社会库存量居高不下。煤炭市场急转直下现象的出现,表面上是由于产能过剩和进口煤炭冲击造成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煤炭工业发展方式粗放和煤炭市场结构不合理。因此,依靠创新驱动煤炭工业发展、向集约化模式转变是煤炭工业应对当前发展困境的最优策略,也符合创新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另外,加大科技进步在煤炭工业发展中的贡献,具有现实基础和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进步能够推动煤炭工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发展的产业基础坚实和政策环境相对宽松。因此,利用索洛余值法,以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为实证分析,深入分析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作用机理及存在问题,可进一步坚定依靠创新驱动煤炭工业发展信心,也可为煤炭工业集约化发展提供科技进步视角下的政策建议。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产业成长理论、技术扩散理论、系统论、灰色系统理论和博弈论等理论与方法,在梳理国内外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现状;揭示了科技进步推动煤炭工业发展的作用机制;选定带有缓冲算子的增速方程法作为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方法并分别计算了1990-2012年、1997-2013年中美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然后通过上述计算结果对比分析,明确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针对科技进步这个概念内涵明确而外延广泛的特点,结合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定义和系统论理论,选定从采煤技术装备、管理体制方法、研发投入和产学研创新体系建设四方面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发展历程。在这段时期内,煤炭工业开始深化市场化改革并逐步建立产学研创新体系;采煤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先后经历炮采、普采和综放开采;劳动者素质大幅提升,但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却呈现出总额连年上升而比重下降的趋势。(2)构建识别煤炭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选择的博弈模型。煤炭企业的行为集合有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利用纳什均衡构建煤炭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博弈模型发现,该模型符合“智猪模型”。通过该模型可将企业按创新成功率区分为领先企业和跟随企业。领先企业应从事自主创新,跟随企业应“搭便车”选择模仿创新。(3)揭示科技进步推动煤炭工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科技进步对煤炭工业发展的作用过程为以煤炭企业为主体、政府和中介结构参与的科技进步系统,在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下,通过人力资本累积、研发活动管理体制变革达到煤炭企业间的技术扩散、人才流动、科学管理决策技术等隐形“知识”的传播的目的。这一过程将会导致煤炭企业的采煤工艺装备水平、安全生产、生产要素效率及其替代性的优化;最终引起煤炭工业增长转变,提高煤炭安全、产业集中度,实现工业长期增长。(4)核算1990-2012年我国煤炭工业资本存量。选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作用投资序列;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1990-2012年我国煤炭工业折旧率;利用折旧率和投资增长率确定基期资本存量;最后利用永续盘存法核算1990-2012年全国及15个主要产煤省份的资本存量。(5)测算中美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中美煤炭工业产出弹性系数,用非参数局部线性法来估算主要产煤省份的产出弹性系数,采用带有缓冲算子的增速方程法分别测算中美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1990-2012年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平均贡献率为20.67%。在科技进步水平和煤炭工业规模的综合作用下,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呈现出先高后低的态势。此期间,主要产煤省份科技进步贡献率变动与全国水平变动规律类似,但具有地域特点,即没有被重点建设煤炭基地覆盖的东北部产煤省份的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普遍高于中部地区特别是西南部地区。1997-2013年美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平均贡献率为95.07%。分阶段的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波动不大。(6)对比分析中美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并探究差距产生原因。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远低于美国煤炭工业,特别是中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这种差距更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是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受工业规模影响较大且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而后者是根本原因。(7)归纳总结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存在问题。在梳理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历程的基础上,使之与美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在研发投入、管理体制方法、采煤技术装备和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存在问题。本文所形成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叁点:(1)通过分析科技进步推动煤炭工业发展的作用方式、作用效果和作用特点,提出以煤炭企业为主体、政府和中介机构为参与方,采用人力资本累积、研发活动和管理体制变革为作用路径的作用机制模型,以揭示科技进步推动煤炭工业发展原理。(2)在核算我国及主要产煤省份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利用最小二乘法和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法分别拟合出资本、劳动产出弹性系数,然后采用增速方程法测算1990-2012年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并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波动做出分析。(3)选定美国作为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分析的对比国家,沿用增速方程法计算1997-2013年美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通过中美煤炭工业实证对比分析,归纳我国煤炭工业存在问题,印证了依靠创新驱动煤炭工业发展、转向集约化发展模式是煤炭工业应对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孙凯[10]2006年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选题是基于以下背景：一是由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探讨的持续性；二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紧迫性；叁是理论界对陕西现象的关注性。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等理论意义外，还有利于解释“陕西现象”和破解“陕西发展之谜”，对科技创新丰体进行准确定位和角色转换等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理论及测度方法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即主要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比较分析，重点分析了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以科技资源相对充裕的陕西省为例，对其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回答了陕西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弱相关的原因。最后，以陕西为例给出了实现科技经济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数理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归纳法等方法。 本文共分为七章，丰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首先，指出本文选题背景及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对“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叁，本文研究思路及总体结构；最后，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马克思、熊彼特等代表性的科技进步理论；其次，梳理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经过了否认技术进步的古典增长理论，外牛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最后，综述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方法。 第叁章，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瓦动关系分析。首先，分析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几种主要观点，即手段目的论、对立统一论、供求论；其次，分析了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作用；再次，分析了经济增长促进科技进步的内在机制，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对科技进步的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技术供给，经济发展增加了对技术需求；最后，指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及贡献测算研究[D]. 易庆丰. 中南大学. 2004
[2].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收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胡晓琳.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3]. 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 袁礼.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D]. 严鑫. 南昌大学. 2011
[5]. 基于回弹效应的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影响研究[D]. 张国庆.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2
[6].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D]. 刘海英. 吉林大学. 2005
[7]. 科技进步对上海市经济增长作用的测算研究[D]. 李翠. 上海海事大学. 2004
[8]. 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D]. 陈翠萍. 福州大学. 2016
[9]. 我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D]. 郭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5
[10].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D]. 孙凯. 西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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